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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梅塞德斯是个优秀的中学生，她想在大学修习微生物学，但似乎由于她一直迫切地希望嫁给贾布，最后只好将计划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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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46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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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Juan Ruiz，Arcipreste de Hita，《真爱之书》（El libro de buen amor，14世纪），对于西班牙文化及心理学极具影响。“疯狂爱情”之论述曾在他最后一本小说《苦妓追忆录》的第一页提及，并且毫无疑问的，在最后一页影射“真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七十七岁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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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墨西哥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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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Claudia Dreifus，“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他提到梅塞德斯说他最好去，否则他后半辈子会一直怪她，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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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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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1954年摄于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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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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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部 旅居海外：欧洲及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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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九章 探索欧洲：罗马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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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维安卡航空公司的班机“哥伦比亚人”是罗克希德超级星座号客机之一，由以古怪闻名的百万富翁霍华·休斯所设计，当时每周有一个航班飞往欧洲，途中停靠几个加勒比海城市，包括百慕大、亚速尔群岛，再飞到里斯本、马德里和巴黎。后来，对于第一次离开旧世界之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表示，他很意外这样壮观的飞行机器是由休斯先生设计的：“他的电影糟透了！”[1]至于他自己，虽然带着前所未有的宿醉，不过至少还清醒得足以写一封短信给梅塞德斯，在蒙特哥湾寄出。对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能否进一步发展，这是他破釜沉舟的努力。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做的动机来自“后悔”没有让她知道自己要离开，但从其中所有隐含的意义看来，也许他只是没有勇气要求她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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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终于抵达巴黎，降落时扩音器传出警讯，飞机起落架可能有问题，乘客得有最坏的打算。不过他们最后安全降落，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旧世界，[2]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十周年纪念时期。他没有时间观光。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日内瓦，于下午抵达，此时距离他离开巴兰基亚已两天。对于在巴黎短暂的停留，他向读者提及的只有法国人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的兴趣高于在日内瓦所发生的事。他于7月17日抵达日内瓦，发现瑞士人也同样如此，对于在日内瓦所发生的事，热衷程度远不如环法自行车赛。事实上根据他的观察，唯一对日内瓦发生的事有兴趣的，似乎只有被派往当地报道的记者。他狡猾地向读者暗示，除了哥伦比亚记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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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奔入沿途找到的第一家旅馆，换下衣服，开始准备经由美国电缆送出的第一篇“反高潮”报道，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只能无奈地接受使用航空挂号邮件的现状。那年夏天，下雪的瑞士竟然热浪来袭，他因而感到非常失望。他后来回忆另一件令他失望的事情是：“透过火车窗所见到的草地和我在阿拉卡塔卡透过火车窗见到的草地一模一样。”[4]他没有丝毫外语能力，也没有在异国街道上寻找方向的经验，但幸运地巧遇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德国神父，在对方协助下奔回联合国大楼。如释重负的是，他见到一些拉丁美洲媒体团的成员，包括高傲的、代表《时代报》的卡恰克人赫尔曼·阿西涅加斯，他们的出现都是为了报道“四巨头”代表的谈判——苏联的尼古拉·布尔加宁、英国的安东尼·艾登、美国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克）和法国的埃德格·富尔。总共加起来共有来自世界各地大约两千名记者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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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巨头”是冷战期间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政治家们，他们借由谈判各自掌控了对于战败城市柏林的部分控制权，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并且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如果世界要走出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的破坏所带来的全球核灾难的阴影，要在不熟悉又令人惧怕的新时代存活下来，那么，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们各自分别会面，而非经由统筹组织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随后迅速崛起的华沙条约组织。接下来，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法国和英国失去大部分的影响力，冷战聚焦在美苏之间的关系上。但此时“四巨头”的会面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道曙光——经常有人猜测“东西方关系解冻”的可能性——迎接的是欢声雷动和西方报业与电视媒体的大力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份电报想必让花钱雇他横跨大西洋的老板很失望，也让报纸的读者十分不安。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日内瓦对于会议漠不关心”，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什么推销报纸的好点子。后来的标题也同样泼读者冷水——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作品——包括《鲜艳的四巨头》《我的好客户艾克》《四个快乐的好朋友》，以及《真正的巴别塔》。上一次的“四巨头”会议于前一年1月在柏林举行，不用说，此次吸引全世界目光焦点是因为世人确实深深恐惧核灾难，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真正的关键所在。由于前十八个月在波哥大的记者生涯带给他的政治教育，他把这次的会议贬低为好莱坞式的聚会，由社会主义专栏作家报道。终于，在这许多年后，他有机会亲眼透过高层政治的窥视镜观看—— 也许也很渴望这么做——但他从来没有被欢声雷动的景象所欺骗，更别说对于国际媒体报道政治新闻的神秘角色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的报道具有娱乐性，虽然报道内容是关于“艾克”、布尔加宁、艾登和富尔，更别提他们的妻子——他们个个小心翼翼地润饰着自己的形象，如电影明星一般，而世界媒体也参与润饰——这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新闻采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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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悟到他这一行在资料收集和文化上的困难，他开始寻找立足之地。大部分的报道还是刻意的肤浅、幽默——好像既然他无法严肃地报道这些故事，他也就拒绝严肃地看待它们。很快他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欧洲的这段期间，他永远无法进行使他在哥伦比亚成名的那种直接性的调查报道，因此也不会有任何卓越的成就。不过，他渐渐地学习如何善加利用自己的处境，如何让他的资料看起来具有原创性，如何寻找“另一个角度的新闻”；[5]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形象地塑造自己的报道，让家乡的读者印象深刻。几乎是同一时间，他越来越意识到在“进步”的国家里，某些程度上所有的新闻都是编造出来的。因此，他也开始进行自己的新闻“烹饪艺术”。远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新闻学”成形之前，他那些波哥大的报道就显示了有资料根据的想象力量，不只是使其报道具备完整性的资料，更以其文学性带出了作为专业专长的部分风味；如今，当他最需要的时候，这些专业知识会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的忙。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既明确也带暗示性地，他的报道关于自己的部分相当于他应该报道的事件；从一开始他就明白地指出，新闻报道的对象不是那些有钱有名的人，而是由跟随他们的记者把他们变成的“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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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使他印象深刻的部分比他愿意透露出来的要多——包括他紧张和恐惧的程度也一样。他在波哥大也许成为了一个人人畏惧的记者，但在那样的形象之下他仍有着胆怯和扭捏的个性。虽然有“岸边人”的“开玩笑”，但在欧洲的前几个星期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很深的影响，如同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很恰当的，在《观察家报》的文章中经常提及的经验显示出来。令人好奇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欧洲时明显欠缺的正是拉丁美洲意识。他满足于自己海岸区文化的认同感——而不是哥伦比亚文化，他尚未将此文化意识转变成完整的拉丁美洲“洲际民族主义”。他在日内瓦、罗马和巴黎最重要的发现并不是“欧洲”，而是“拉丁美洲”。[7]然而，他的内心仍然有所犹豫，必须等回到拉丁美洲本身才能理解他在欧洲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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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日内瓦之前，也许出乎意料但显然令他很愉快的是，他收到一封来自梅塞德斯的信。这无疑改变了他的整个前景——讽刺的是，虽然他既高兴又如释重负，但这也许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下决心善加利用自己在欧洲的经验，以及如今相比于从前只能算是暂时的自由。把自己和她绑在一起之后让他更有自信可以走得更远、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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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日内瓦的兴奋之后，“四巨头”的戏码还在上演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到了意大利，预定在9月初采访威尼斯第十六届电影艺术展览，它更为世人熟悉的名字则是“威尼斯影展”。这无疑是他的主意，而不是他在《观察家报》老板的意思。他后来告诉朋友，自己急着去意大利是因为报社打电报指示他赶快到罗马，万一教皇死于打嗝[8]，那么他就可以预先准备。不过私底下，意大利始终是他个人的头号目的地。波哥大电影俱乐部的朋友给了他一张清单，列上所有该做的事。不过除此之外，他很想去罗马拜访有名的电影城“奇内其达”，他最心仪的剧作家塞萨·柴伐蒂尼大部分的作品完成之处。他另一个秘密的抱负是到东欧，希望可以比较铁幕下东西两边隐藏在“四巨头”浮夸语言下的两个世界。他知道自己心中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此刻他想亲眼目睹、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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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7月31日抵达意大利首都，此处和日内瓦一样炎热。一位搬运工带他从车站到附近国家大道上的旅馆；许多年后，他在回忆中习惯性地赋予其神话般的价值：“那是一栋非常古老的建筑，以多样材料重建，每一层楼都是不同的旅馆。窗户非常靠近罗马竞技场，不但可以看见数千只猫在露台的阳光下打盹儿，更可以闻到发酵的尿骚味。”[9]至于“永恒的城市”本身，此时这位哥伦比亚特派记者只寄了两篇稿子回去，一篇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冈道夫寓邸的假期，他在那里参加了教皇的公开接见活动。这两篇报道中都含有恰如其分的敬意以安抚他的天主教读者，又有足够的暗讽娱乐那些相比之下没那么恭敬虔诚的读者，毕竟后者的立场是自由党左边偏中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不着痕迹地暗示着教皇不应试图加入好莱坞的名人之列，借由告知新闻媒体自己的身高和鞋子尺寸而进入这个如今政治人物也被吸引进去的圈子：他的读者受邀省思，这位可敬的人物毕竟只是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