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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Triunfo lírico en Ginebra，《观察家报》，195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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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Roma en verano，《观察家报》，1982年6月6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这个女孩归类为波格塞公园的“悲伤妓女”（sad whores）；这词在五十多年后，登上他最后一本小说的标题（译按：《苦妓追忆录》，出版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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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1982年11月14日，《观察家报》的La penumbra del escritor de cine，他在里面详细描述了对剧作家的欣赏，其中提到的剧作家几乎均不具名，唯独塞萨·柴伐蒂尼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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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埃利希奥·加西亚引述，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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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埃利希奥·加西亚引述，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432。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多年之后，反倒不是对费里尼，而是针对柴伐蒂尼评论道：“在拉丁美洲，艺术一定要有‘视觉’（vision），因为我们的现实常会让人产生幻觉，且本身就是幻觉的产物。难道都没人怀疑拉美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最可能的来源就是《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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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基耶尔莫·安古罗，1991年的访谈。并参见基耶尔莫·安古罗，En busca del Gabo perdido，in Mera，ed.，Aracataca-Estocolmo，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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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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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laude Couffon发表于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Couffon他第一个晚上就直奔法兰德斯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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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章 饥寒交迫的巴黎时期：波希米亚人 195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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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法国首都之时，谁知道他在寻找些什么？任何认识他的人都可以猜得到，对这位哥伦比亚的海岸人而言，意大利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同质性比较高。这北方笛卡儿的国度在他眼中相比之下冷淡、自信、具有殖民气息，也更吹毛求疵。从一开始他大致的态度是：欧洲可以教导他的，他大多已经在书上或他处学到，好像他是来这里看着它腐烂——可以说像水煮卷心菜的味道，而非总是触动他心弦和感官的热带番石榴。然而，他毕竟还是来到此处，巴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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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法国文化协会青年旅社搬到一家比较便宜的旅社，此处较受拉丁美洲游客的欢迎。拉丁区里由拉瓜夫妇所经营，位于居亚斯路十六号的法兰德斯旅社。此地正对面是相比之下更为富丽堂皇的圣米歇尔大饭店，也受到拉丁美洲人的喜爱。[2]其中一位长期住客是颇具影响力的非裔古巴诗人、共产党员尼古拉斯·纪廉，他是一大群独裁者时期流亡海外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作家群中还包括：秘鲁的欧德里亚（1948—1956）、尼加拉瓜的索摩萨（1936—1956）、危地马拉的卡斯帝尤·阿尔马斯（1954—1957）、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尤（1930—1961）、古巴的巴蒂斯塔（1952—1958）、委内瑞拉的裴雷兹·希门内兹（1952—1958），最后，甚至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1953—1957）。整个拉丁区在文化上由相邻的索邦支配，虽然邻近地区的耸然巨物万神殿才是最雄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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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立刻就联系上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他们在1948年4月的暴动前于波哥大短暂相识。门多萨是个严肃、有些做作的年轻人，在父亲的政治挫败及凯坦被暗杀之后几个月的放逐期间，他对世界的观感受到重创，倾向极端社会主义，同样正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麾下。他在波哥大的媒体上读过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的出版报道，“从他的照片和标题上认为他必然是个很糟糕的小说家”。[3]1955年的圣诞夜，他和两位哥伦比亚朋友在拉丁区的“巴黎人马克杯酒吧”与穿着粗呢大衣、从冬日的午后进到酒吧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相遇。他们一开始聊到文学、生活和新闻业时，门多萨和他的朋友对这位新人的第一印象是傲慢、自满，仿佛最近在波哥大的十八个月把他变成了典型的卡恰克人。他声称自己认为欧洲毫无赞赏之处，其实他似乎只对自己有兴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只有在谈到第二本的故事情节时才变得活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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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普利尼奥·门多萨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自己未来最要好的朋友，虽然并不是最经常联系的，但他后来比谁都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且比起其他人较不受限于一般自由判断和品位的顾虑。讽刺的是，他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和发展最可靠的证人之一。虽然第一印象是负面的，但门多萨仍邀请这个新人参加圣诞节的晚餐派对，这是由来自安堤安基亚的哥伦比亚建筑师埃尔南·维耶科与其蓝眼睛的美国妻子在位于塞纳河畔葛内果路的公寓举办的。这里聚集了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和放逐者，他们吃着烤猪、菊芭色拉、大量的波尔多红酒。加西亚·马尔克斯拿起一把吉他，唱着由朋友艾斯克隆那所做的瓦伽娜多乐曲，改变了那些哥伦比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女主人仍向普利尼奥抱怨，那个新来的是个“可怕的家伙”，不只看起来以为自己很重要，而且还用鞋底踩熄烟蒂。[4]三天后，在冬日的第一场雪之后，两人再次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来自热带的孩子高兴地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在卢森堡广场上跳舞，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粗呢大衣上闪闪发亮的雪花一般，门多萨对他的保留态度也消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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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和2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后来门多萨回到加拉加斯，他大部分的家人如今居住在那里。在先前的几周里，这两位新朋友的时间多花在门多萨在索邦最喜欢出没逗留之处，苏夫罗街（或雅典古卫城）上的“卡普拉德咖啡座”，这是一家便宜、友善的希腊餐厅，就在医学院路的尽头。如果让此时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形容他，他们也许会无情地说他并不讨人喜欢，也许普利尼奥·门多萨也是如此，或更有甚之。况且，少数哥伦比亚人听到他们的名字时会以漠不关心回应，他在哥伦比亚四处以“普利尼奥”闻名，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贾布”闻名。许多人认为门多萨很不老实、偏离正道，门多萨被认为是所出身博亚卡高地的典型产物。但没有人否认他是个杰出的记者与雄辩家。他是个无法预测的人、多愁善感，但也很有意思、会自我解嘲（真正的自我解嘲，非常罕见）、既热心又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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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两位朋友坐在学院路的咖啡座读着《世界报》（La Monde），这才发现，由于审查制度和直接感到的威胁，愤世嫉俗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终于把《观察家报》关门大吉（《时代报》已经在几个月前关门）。门多萨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个事件轻描淡写：“‘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只是像斗牛士被牛角抵到之后一样。其实事情可严重多了。”[5]报纸在前一个月已经被处以六十万比索的罚金，如今完全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收到支票，到了2月初，他已无法负担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租，善心的拉瓜夫人让他暂时欠着。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本之一，她后来慢慢地把他的房间一层一层地往楼上搬，直到最后他住在七楼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她假装忘记他的存在。[6]朋友来访的时候发现他戴着手套、披着哥伦比亚人的厚披巾、戴着毛毡帽在阁楼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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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观察家报》的坏消息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生活得很拮据，门多萨很讶异他从哥伦比亚带来的家当这么少。门多萨把他介绍给尼古拉斯·纪廉以及另一名共产党活跃分子、富有的委内瑞拉小说家兼记者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他和其父于1943年共同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加拉加斯《民族报》。就在门多萨前往委内瑞拉之前，他们在居亚斯路的酒吧巧遇，奥特罗·西尔瓦邀请他到雷阿勒市场旁的知名餐馆“猪蹄”用餐。许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为朋友，奥特罗·西尔瓦并没有记得这位苍白、消瘦不堪的年轻哥伦比亚人，一面认真地听着他以共产党的观点分析法国和拉丁美洲的情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下这天佑的免费一餐。[7]奥特罗·西尔瓦和纪廉刚听说在2月25日第二十次苏维埃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出人意表地指责斯大林以及个人崇拜。他们对于这新宣告的共存政策非常不安，认为它是失败主义者，并焦虑地揣测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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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巴黎时期，纪廉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逸闻主角之一： “当时，庇隆统治阿根廷、欧德里亚统治秘鲁、罗哈斯·皮尼利亚统治我的国家、索摩萨、巴蒂斯塔、特鲁希尤、佩雷斯·希梅内斯、史托斯纳尔——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都是独裁者。尼古拉斯·纪廉习惯早上五点起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报纸，然后他会打开窗户大叫，如此一来，两家住满拉丁美洲人的旅馆里都可以听得到他，仿佛他是在卡马圭的阳台上。某日，他打开自己的窗户大叫：‘他下台了！’每一个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多米尼加人、秘鲁人——都以为下台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独裁者。我听到他的话，心里想着：‘去他的，罗哈斯·皮尼利亚下台了！’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下台的是庇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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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5日，《观察家报》关门六星期后，一家新的报社《独立报》（El Independiente）成立，直接取代《观察家报》。有两个月的时间由前自由党总统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担任编辑，他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前任秘书长。在相当困难而焦虑的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得以松一口气。普利尼奥·门多萨月底前往加拉加斯时，他很满意这位新朋友得以重新站起来，生活无虞。加西亚·马尔克斯近三个月来的第一篇文章于3月18日出现在报纸上。他寄出的这篇报道分成十七部分——最后重印放在书里时将近一百页。这桩审判中的被告被控在最近的间谍丑闻中，即越南处于法国统治下的最后几个月里，把法国政府的机密送到共产党的手里。1956年3月12日，《独立报》在头版宣布“《独立报》特派员前往采访本世纪最轰动的审判”。（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以夸张闻名）讽刺的是，纵然他在这一系列报道上投注了相当多的心血，《独立报》却在4月15日关门，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机会追踪报道审判的高潮，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他对于新闻报道最杰出的贡献，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故事结尾，让他的读者非常的沮丧。不过再一次的，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遇见了在他后来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这场司法审判的明星是前任内政部部长、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位淡然的年轻人、穿着淡蓝色西装，让审判过程多了一丝电影的味道。”[10]由于众所周知的对越南殖民地战争的反对立场，密特朗自己在本案中也受到嫌疑。不过目前，密特朗和法庭里的人物正进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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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下榻的阁楼听得到索邦的钟声，他坐在此处写信给梅塞德斯·巴尔查，他相识甚浅的未婚妻从床头柜上方一张裱框照片里凝视着他。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他第一次登上朋友阁楼房间时的景象，“我走到墙边去看他未婚妻的照片，挂在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孩，一头长长的飘逸直发。‘是那神圣的鳄鱼，’他说。”[11]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欧洲之后，梅塞德斯开始写信给他，每星期至少两次，通常是三次。他也很认真地回信。[12]寄给她的信通常经由他的父母转交；他的弟弟海梅当时十五岁，记得在巴兰基亚时有时候帮他送信给梅塞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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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和梅塞德斯第一次见面时那偏远的河畔小镇，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也不浪漫，最后的书名是《恶时辰》。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本命运多舛的小说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背景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一起居住于小镇的时间，而是设定在几年后，当代都市化的时期，主要聚焦在“暴力事件”对于当地的影响。这是因为“暴力事件”影响着海内外所有哥伦比亚人的思维——他自己再次成为一位间接的受害者——离开波哥大之前，他最近的新闻报道把自己反政府的立场更鲜明而尖锐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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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所描写的小镇几乎就是苏克雷。的确，地形上的细节非常精确，读者几乎可以自己画一张当地地图，所有的注意力着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广场，以及周遭的房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苏克雷成为许多短暂、令人不安的小说背景：《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都直接地表达着其暴力充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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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才有人开始注意这个河边小镇原有的身份，的确，大多数的读者持续但徒劳地试图使这些相当不同的描述和气氛符合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在未来的年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接受采访时，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苏克雷，就像他几乎从来不曾提到自己的父亲，这两个事实必然密不可分。在某个场合中他曾经提道：“这是一个村落，这里没有魔法，也就是为什么我写到它时总是带有新闻性的文学意味。”[13]然而可以说，他用来在批判写实主义占有一席地位的真正的苏克雷——对抗他的父亲、对抗哥伦比亚保守主义，启发他创造受苦已久的角色，使人回忆起德·西卡的《风烛泪》或《偷自行车的人》——在社会背景上和阿拉卡塔卡并非如此不同，的确，如他的弟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作证，在某些方面苏克雷更具异国情调也更浪漫。一如往常，信者眼中出魔法。不同的是，贾布住在苏克雷时，并不是以婴儿到十岁的孩子立场体验此处，如同他体验阿拉卡塔卡一般；也不是和所爱的外公上校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那里住过，因为他被送去读书——虽然被送去读书是个特权，然而，当时他无疑解读成再次被家人排挤在外。除此之外，他住在阿拉卡塔卡的年代是令人振奋的经济热潮时期，苏克雷时期则是见证“暴力事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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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在他离开波哥大之后、前往欧洲之前出版。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共产党朋友曾经评论说，虽然这本书很杰出，但对他们的品位而言，书中充满太多神话和诗。加西亚·马尔克斯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他们当时同意共产党员的批评，他发展出一种罪恶感情结，因为《枯枝败叶》这本小说“既无谴责也没有揭发什么”。[14]也就是说，这本书并没有遵从共产党针对投身社会文学的概念，唾弃资本主义的镇压，刻画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对于大部分的共产主义者，小说形式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工具；电影是20世纪唯一真正的大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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