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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和2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后来门多萨回到加拉加斯，他大部分的家人如今居住在那里。在先前的几周里，这两位新朋友的时间多花在门多萨在索邦最喜欢出没逗留之处，苏夫罗街（或雅典古卫城）上的“卡普拉德咖啡座”，这是一家便宜、友善的希腊餐厅，就在医学院路的尽头。如果让此时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形容他，他们也许会无情地说他并不讨人喜欢，也许普利尼奥·门多萨也是如此，或更有甚之。况且，少数哥伦比亚人听到他们的名字时会以漠不关心回应，他在哥伦比亚四处以“普利尼奥”闻名，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贾布”闻名。许多人认为门多萨很不老实、偏离正道，门多萨被认为是所出身博亚卡高地的典型产物。但没有人否认他是个杰出的记者与雄辩家。他是个无法预测的人、多愁善感，但也很有意思、会自我解嘲（真正的自我解嘲，非常罕见）、既热心又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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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两位朋友坐在学院路的咖啡座读着《世界报》（La Monde），这才发现，由于审查制度和直接感到的威胁，愤世嫉俗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终于把《观察家报》关门大吉（《时代报》已经在几个月前关门）。门多萨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个事件轻描淡写：“‘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只是像斗牛士被牛角抵到之后一样。其实事情可严重多了。”[5]报纸在前一个月已经被处以六十万比索的罚金，如今完全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收到支票，到了2月初，他已无法负担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租，善心的拉瓜夫人让他暂时欠着。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本之一，她后来慢慢地把他的房间一层一层地往楼上搬，直到最后他住在七楼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她假装忘记他的存在。[6]朋友来访的时候发现他戴着手套、披着哥伦比亚人的厚披巾、戴着毛毡帽在阁楼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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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观察家报》的坏消息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生活得很拮据，门多萨很讶异他从哥伦比亚带来的家当这么少。门多萨把他介绍给尼古拉斯·纪廉以及另一名共产党活跃分子、富有的委内瑞拉小说家兼记者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他和其父于1943年共同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加拉加斯《民族报》。就在门多萨前往委内瑞拉之前，他们在居亚斯路的酒吧巧遇，奥特罗·西尔瓦邀请他到雷阿勒市场旁的知名餐馆“猪蹄”用餐。许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为朋友，奥特罗·西尔瓦并没有记得这位苍白、消瘦不堪的年轻哥伦比亚人，一面认真地听着他以共产党的观点分析法国和拉丁美洲的情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下这天佑的免费一餐。[7]奥特罗·西尔瓦和纪廉刚听说在2月25日第二十次苏维埃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出人意表地指责斯大林以及个人崇拜。他们对于这新宣告的共存政策非常不安，认为它是失败主义者，并焦虑地揣测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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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巴黎时期，纪廉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逸闻主角之一： “当时，庇隆统治阿根廷、欧德里亚统治秘鲁、罗哈斯·皮尼利亚统治我的国家、索摩萨、巴蒂斯塔、特鲁希尤、佩雷斯·希梅内斯、史托斯纳尔——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都是独裁者。尼古拉斯·纪廉习惯早上五点起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报纸，然后他会打开窗户大叫，如此一来，两家住满拉丁美洲人的旅馆里都可以听得到他，仿佛他是在卡马圭的阳台上。某日，他打开自己的窗户大叫：‘他下台了！’每一个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多米尼加人、秘鲁人——都以为下台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独裁者。我听到他的话，心里想着：‘去他的，罗哈斯·皮尼利亚下台了！’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下台的是庇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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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5日，《观察家报》关门六星期后，一家新的报社《独立报》（El Independiente）成立，直接取代《观察家报》。有两个月的时间由前自由党总统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担任编辑，他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前任秘书长。在相当困难而焦虑的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得以松一口气。普利尼奥·门多萨月底前往加拉加斯时，他很满意这位新朋友得以重新站起来，生活无虞。加西亚·马尔克斯近三个月来的第一篇文章于3月18日出现在报纸上。他寄出的这篇报道分成十七部分——最后重印放在书里时将近一百页。这桩审判中的被告被控在最近的间谍丑闻中，即越南处于法国统治下的最后几个月里，把法国政府的机密送到共产党的手里。1956年3月12日，《独立报》在头版宣布“《独立报》特派员前往采访本世纪最轰动的审判”。（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以夸张闻名）讽刺的是，纵然他在这一系列报道上投注了相当多的心血，《独立报》却在4月15日关门，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机会追踪报道审判的高潮，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他对于新闻报道最杰出的贡献，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故事结尾，让他的读者非常的沮丧。不过再一次的，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遇见了在他后来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这场司法审判的明星是前任内政部部长、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位淡然的年轻人、穿着淡蓝色西装，让审判过程多了一丝电影的味道。”[10]由于众所周知的对越南殖民地战争的反对立场，密特朗自己在本案中也受到嫌疑。不过目前，密特朗和法庭里的人物正进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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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下榻的阁楼听得到索邦的钟声，他坐在此处写信给梅塞德斯·巴尔查，他相识甚浅的未婚妻从床头柜上方一张裱框照片里凝视着他。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他第一次登上朋友阁楼房间时的景象，“我走到墙边去看他未婚妻的照片，挂在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孩，一头长长的飘逸直发。‘是那神圣的鳄鱼，’他说。”[11]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欧洲之后，梅塞德斯开始写信给他，每星期至少两次，通常是三次。他也很认真地回信。[12]寄给她的信通常经由他的父母转交；他的弟弟海梅当时十五岁，记得在巴兰基亚时有时候帮他送信给梅塞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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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和梅塞德斯第一次见面时那偏远的河畔小镇，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也不浪漫，最后的书名是《恶时辰》。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本命运多舛的小说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背景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一起居住于小镇的时间，而是设定在几年后，当代都市化的时期，主要聚焦在“暴力事件”对于当地的影响。这是因为“暴力事件”影响着海内外所有哥伦比亚人的思维——他自己再次成为一位间接的受害者——离开波哥大之前，他最近的新闻报道把自己反政府的立场更鲜明而尖锐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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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所描写的小镇几乎就是苏克雷。的确，地形上的细节非常精确，读者几乎可以自己画一张当地地图，所有的注意力着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广场，以及周遭的房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苏克雷成为许多短暂、令人不安的小说背景：《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都直接地表达着其暴力充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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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才有人开始注意这个河边小镇原有的身份，的确，大多数的读者持续但徒劳地试图使这些相当不同的描述和气氛符合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在未来的年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接受采访时，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苏克雷，就像他几乎从来不曾提到自己的父亲，这两个事实必然密不可分。在某个场合中他曾经提道：“这是一个村落，这里没有魔法，也就是为什么我写到它时总是带有新闻性的文学意味。”[13]然而可以说，他用来在批判写实主义占有一席地位的真正的苏克雷——对抗他的父亲、对抗哥伦比亚保守主义，启发他创造受苦已久的角色，使人回忆起德·西卡的《风烛泪》或《偷自行车的人》——在社会背景上和阿拉卡塔卡并非如此不同，的确，如他的弟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作证，在某些方面苏克雷更具异国情调也更浪漫。一如往常，信者眼中出魔法。不同的是，贾布住在苏克雷时，并不是以婴儿到十岁的孩子立场体验此处，如同他体验阿拉卡塔卡一般；也不是和所爱的外公上校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那里住过，因为他被送去读书——虽然被送去读书是个特权，然而，当时他无疑解读成再次被家人排挤在外。除此之外，他住在阿拉卡塔卡的年代是令人振奋的经济热潮时期，苏克雷时期则是见证“暴力事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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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在他离开波哥大之后、前往欧洲之前出版。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共产党朋友曾经评论说，虽然这本书很杰出，但对他们的品位而言，书中充满太多神话和诗。加西亚·马尔克斯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他们当时同意共产党员的批评，他发展出一种罪恶感情结，因为《枯枝败叶》这本小说“既无谴责也没有揭发什么”。[14]也就是说，这本书并没有遵从共产党针对投身社会文学的概念，唾弃资本主义的镇压，刻画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对于大部分的共产主义者，小说形式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工具；电影是20世纪唯一真正的大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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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恶时辰》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意在“揭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个敏锐的叙事者，拐弯抹角地批判政治和意识形态。例如，他甚至没有明示自己所描述进行压制的政权是个保守党政府——不过当然，这一点对任何哥伦比亚读者都显而易见。在他所质疑的那段期间，虽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警察、军队、准军事组织所谋杀，其中许多是以可以想象的最野蛮、残酷的方式对待，但这本小说里却只有两件死亡事件：一件平民“荣誉犯罪”，预测了后来《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中心事件，另一件则是较可预测、由政府所犯下的政治犯罪——虽然乍见之下比较是无能的结果而非设计使然。事实上，小说的目的是要在没有明白的陈述之下表达出一点，书中所描绘的权力结构一定不可避免地、重复地制造出这样压制的行动；明白地说，如果市长想要生存的话，就得让一些对手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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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冷静，对于权力本质的了解，使得小说家超越把浅薄的宣传变成道德教化或参与此宣传的欲望，虽然他对保守党的心态深感遗憾，但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自传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市长这个角色是由他的黑人情人“妮格罗曼塔”的警察老公所启发，但赫尔曼·巴尔加斯记得他先前曾经提供另一个解释：“其实，《恶时辰》中的市长，来自苏克雷附近的一个小镇，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表示。他是妻子梅塞德斯的一个亲戚，是个真正的罪犯。他想杀掉梅塞德斯的父亲，因此身上总是带着一把枪。有时只是为了惹恼她，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她，这家伙是来自她的家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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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已经尽力，但这小说仿佛顽固地拒绝有所进展，他也开始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自己所重现的哥伦比亚最沮丧的时期，在他笔下那不再着迷的世界里漫无目地挥舞着双手；随着时序由冬日进入春季，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少见到巴黎。不过，他偶尔也会出门见一见这个世界。“第四共和国”、无精打采时期的法国也是令人沮丧的状况，皮耶·孟戴斯·法朗斯这位理想派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曾经试图劝法国人以喝牛奶代替葡萄酒而名噪一时，他最近被迫下台，由埃德格·富尔取代，但也没有太久。法国在越南被击溃，在阿尔及利亚也力不从心。然而，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巴黎却处于最唤起人记忆的时刻，就在如今的欧洲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变它之前，从烟熏蓝到太空时代的银色。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便宜的学生餐厅吃饭，如“卡普拉德咖啡座”和“雅典古卫城”；为了偶尔启迪才智，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觉得需要漫步到索邦或卢浮宫一带，在闪闪发光的巴黎镜子上观看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街道大学上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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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出乎意料之外，他的生活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一位葡萄牙记者为巴西的报纸采访法国间谍案的审判过程，3月的一个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葡萄牙记者一起出去时，因缘际会地认识了一位年轻女性—— 二十六岁的西班牙演员塔奇雅，她正要首度发表诗作。将近四十年后，回忆起加夫列尔（她总是这么叫他）拒绝去听她的发布会：“‘诗的发布会，’他轻蔑地说，‘真是无聊！’我假设他痛恨诗。他在圣贾曼德佩大道上、靠近教堂的马毕雍咖啡馆等着，我们在发布会结束后去找他。[16]他骨瘦如柴、看起来像个阿尔及利亚人，卷发加上胡须，我一向不喜欢有胡须的男人。我也不喜欢粗犷的男人，我总是有着西班牙种族及文化的偏见，认为拉丁美洲男人比较低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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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的本名是玛丽亚·龚瑟希翁·昆塔那，1929年1月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吉布兹哥亚省的内瓦。她是天主教家庭的三姐妹之一，在内战后支持佛朗哥政权。她的父亲喜好诗，在她小时候经常读诗给她听，并不知道这会决定她的未来。1952年，她在毕尔包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西班牙诗人布拉斯·奥特罗，她当时在此做保姆，这是佛朗哥时期少数西班牙女性能够独立工作的机会之一。奥特罗比她年长十三岁，帮她取了一个接近“龚奇塔”（小贝壳之意，暗指女性性器官）的新名字：“塔奇雅”，并且色诱她。在那之后不久，她就跑到马德里去学戏剧——虽然当时必须要满二十五岁才能在没有父母许可下离家成为演员，她和这名男子在马德里开始了一段热烈但注定不幸的恋情。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但非常反复无常，并且是个无法自制的登徒子。塔奇雅这名字出现在他一些最为人知的诗里。奥特罗疯狂而无法预测的个性让她吃尽苦头，为了离开他——虽然要完全地离开他是很多年后的事——她逃离西班牙：“我在1952年年末生活在巴黎，做了六个月类似保姆的工作。这个城市让我眩惑不已，接着在1953年8月1日，我又回到那里定居。我没有生活需要的技能，只能去上戏剧课试着挤进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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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好冒险、吸引人、好奇、勇于尝试新的体验。虽然她自己的最爱是戏剧，在战后存在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期始于巴黎的新浪潮电影中，像她这样的女性被认为特别迷人：纤细、暗肤色的左岸人、通常身着黑色衣料、留着后来因珍·茜宝而开始闻名的小男生伏贴短发、具有源源不绝的活力。不过在感情上，此时的她并没有归属。身为外国人，她进入法国戏剧圈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她并不打算回西班牙，也没有打算寻找长期恋情。她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一段“狂野的恋曲”，从那之后，再没有任何人与事物如此吸引她，或激发她的想象力。如今在这里，她向眼前这不讨人喜欢的哥伦比亚人诉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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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我第一眼就不喜欢加夫列尔，他似乎很专横、傲慢，但又很害羞，并不怎么吸引人。我喜欢詹姆士·梅森那一型——布拉斯看起来很像他——就是英国绅士那一型，不是像泰隆·鲍华那种漂亮、年轻的拉丁情人。而且，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年纪大一点儿的男人，加夫列尔和我差不多年纪。他很快开始吹嘘自己的工作，似乎认为自己是个记者，而非作家。朋友十点钟离开酒吧，我们继续聊天，随后在巴黎街头漫步。加夫列尔说了一些法国人的坏话……虽然后来法国人也报了一箭之仇，因为他们太理性，无法接受他的魔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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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发现，一旦和这个擅长讥讽的哥伦比亚人开始聊天，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他的声音、自信的笑容、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特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直率的年轻西班牙女人开始亲近，很快就十分亲密。这也许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接下来的年代里，最有名的拉丁美洲小说是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于196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拉丁美洲移民漫步巴黎的故事，他被一群波希米亚朋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围绕，主要着墨在拉丁区。那漫无目标的主角奥利维拉已经不再年轻、没有工作，也没有兴趣找工作，他在书里寻找自我、寻找世界、他的灵感、他忧郁的缪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类似嬉皮的诞生，称为“女巫师”、“女魔法师”。科塔萨尔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这样的浪漫，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们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来：“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加夫列尔，虽然一开始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之间慢慢地发展起来。几星期后，我们开始稳定下来，我想是4月的时候。一开始，加夫列尔有足够的钱请女生喝饮料、一杯热巧克力，或是看电影。后来他的报社关门，他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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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塔奇雅的三个星期之后，波哥大的《独立报》就关门大吉了；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一次关闭了将近一年，对于一段新的感情是灾难性的处境。报社没有寄来欠他的钱，反而寄来一张回哥伦比亚的单程机票。机票送到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后把机票拿去换钱。他这么做是来自想要更深入认识欧洲的欲望，想完成新小说的欲望，还是因为坠入爱河？他的《恶时辰》已经写了三个月，他打算继续写。因此，由于诸多原因，他完全没有打算离开巴黎。在波哥大，他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写作，如今，他再度一意孤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生活注定会很辛苦。还因为身边有了塔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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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于1993年3月在巴黎见到塔奇雅·昆塔那，我们漫步于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漫步的街道。六个月后，在墨西哥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我鼓起勇气问他：“那么关于塔奇雅呢？”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故事来龙去脉的人则更少，我猜他一定希望我放过这一段。他也同样的深呼一口气，仿佛看着棺材慢慢打开：“嗯，是发生过。”我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吗？”他说：“不行。”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告诉我，脸上表情像个治丧的人一般，决心把棺材盖子重新盖上，“每个人都有三个生活：公开生活、私人生活，以及秘密的生活。”自然的，公开生活摊开来给所有人看，我只要去找资料查访就好了；至于私人生活我则偶尔被允许一窥，显然应该由我自己揣摩出其他部分；而秘密生活，“不，绝对不行！”他暗示道，如果存在什么地方，会是在他的书里，我可以从那里开始。“总而言之，别担心，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因此，对于塔奇雅·昆塔那这个人，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目中的地位，得在1956年以及之后，通过在他的书中寻找才能得知。不过，塔奇雅本人倒很乐意诉说她这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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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加夫列尔的时候，我正要搬进阿萨路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不记得原来住在哪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在巴黎住过多少旅社和公寓。我甚至和比奥莱塔·帕拉同住过一个房间。这个新住处靠近蒙帕纳斯，在“伤兵院”和圣贾曼德佩之间，靠近圆顶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圆顶餐厅以及精英咖啡馆，距离卢森堡花园、蒙帕纳斯的剧院、电影院、爵士酒吧都只有几步之遥。我们有时候会去他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间，但大多睡在阿萨路。那是一栋别墅改造的房子，我住在旧厨房里，很小，像女佣的房间一样，佣人房，外面有一片小小的露台院子。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水果箱，想象一下，以前有十二个人坐在那张床上。房东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为所欲为。最棒的是露天的小院子，他常常坐在那里等我！通常手撑着头。他真是把我弄得很心烦，但我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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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塔奇雅不久之后，这位哥伦比亚人发现自己原本的创作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至少有重要的进展，如今却渐渐地离他而去。许多年后，他成为世界上技巧方面最有自信的“专业”作家，总是知道要写些什么，也必定完成。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每一件工作似乎中断后又变成另一件，写作是痛苦的经历，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达到预期发展的过程。因此是在这个时候，书中一位配角开始渐渐发展出自主的故事内容，最后要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环境。此故事为一位羞怯胆小却又顽固不已的老上校、逃离马孔多的难民，来自充满过度成熟的香蕉气味的地方，他在“千日战争”中服役，事件发生的五十年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待着积欠他的抚恤金。原来的小说如今已搁置一旁，这本来是一部冷漠、残酷的作品，需要勇气和某些疏离，但作者发现自己意外地在热情和艰难的时刻，活出自己版本的波希米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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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陪同母亲的旅程所带来的怀旧心情是催生《枯枝败叶》的力量，在类似的情绪下，感伤的情绪（怀念不可能活在当下）是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西班牙文直译《上校没人写信给他》）从《恶时辰》这本无止境延迟和延期的小说之中独立出来的力量。再一次地，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一位女性；以一种绝望、萦绕不去的方式，这本关于上校的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在巴黎和塔奇雅亲身经历的投射。他们的恋情在意料之外、令人兴奋、热情、完全不在预期之内，然而，他们很快开始缺钱。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被贫穷制约，接着很快受到悲剧的威胁。因此，这也不是第一次，这部仍然在进行中的第一本小说被一条旧条纹领带捆起来，塞到法兰德斯旅社摇摇欲坠衣柜的最里层；而饥饿的上校与他不幸、饱受折磨的妻子之间澎湃激烈、令人着迷、绝望的故事则在1956年5月或6月初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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