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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下榻的阁楼听得到索邦的钟声，他坐在此处写信给梅塞德斯·巴尔查，他相识甚浅的未婚妻从床头柜上方一张裱框照片里凝视着他。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他第一次登上朋友阁楼房间时的景象，“我走到墙边去看他未婚妻的照片，挂在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孩，一头长长的飘逸直发。‘是那神圣的鳄鱼，’他说。”[11]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欧洲之后，梅塞德斯开始写信给他，每星期至少两次，通常是三次。他也很认真地回信。[12]寄给她的信通常经由他的父母转交；他的弟弟海梅当时十五岁，记得在巴兰基亚时有时候帮他送信给梅塞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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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和梅塞德斯第一次见面时那偏远的河畔小镇，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也不浪漫，最后的书名是《恶时辰》。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本命运多舛的小说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背景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一起居住于小镇的时间，而是设定在几年后，当代都市化的时期，主要聚焦在“暴力事件”对于当地的影响。这是因为“暴力事件”影响着海内外所有哥伦比亚人的思维——他自己再次成为一位间接的受害者——离开波哥大之前，他最近的新闻报道把自己反政府的立场更鲜明而尖锐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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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所描写的小镇几乎就是苏克雷。的确，地形上的细节非常精确，读者几乎可以自己画一张当地地图，所有的注意力着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广场，以及周遭的房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苏克雷成为许多短暂、令人不安的小说背景：《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都直接地表达着其暴力充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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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才有人开始注意这个河边小镇原有的身份，的确，大多数的读者持续但徒劳地试图使这些相当不同的描述和气氛符合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在未来的年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接受采访时，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苏克雷，就像他几乎从来不曾提到自己的父亲，这两个事实必然密不可分。在某个场合中他曾经提道：“这是一个村落，这里没有魔法，也就是为什么我写到它时总是带有新闻性的文学意味。”[13]然而可以说，他用来在批判写实主义占有一席地位的真正的苏克雷——对抗他的父亲、对抗哥伦比亚保守主义，启发他创造受苦已久的角色，使人回忆起德·西卡的《风烛泪》或《偷自行车的人》——在社会背景上和阿拉卡塔卡并非如此不同，的确，如他的弟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作证，在某些方面苏克雷更具异国情调也更浪漫。一如往常，信者眼中出魔法。不同的是，贾布住在苏克雷时，并不是以婴儿到十岁的孩子立场体验此处，如同他体验阿拉卡塔卡一般；也不是和所爱的外公上校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那里住过，因为他被送去读书——虽然被送去读书是个特权，然而，当时他无疑解读成再次被家人排挤在外。除此之外，他住在阿拉卡塔卡的年代是令人振奋的经济热潮时期，苏克雷时期则是见证“暴力事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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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在他离开波哥大之后、前往欧洲之前出版。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共产党朋友曾经评论说，虽然这本书很杰出，但对他们的品位而言，书中充满太多神话和诗。加西亚·马尔克斯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他们当时同意共产党员的批评，他发展出一种罪恶感情结，因为《枯枝败叶》这本小说“既无谴责也没有揭发什么”。[14]也就是说，这本书并没有遵从共产党针对投身社会文学的概念，唾弃资本主义的镇压，刻画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对于大部分的共产主义者，小说形式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工具；电影是20世纪唯一真正的大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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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恶时辰》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意在“揭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个敏锐的叙事者，拐弯抹角地批判政治和意识形态。例如，他甚至没有明示自己所描述进行压制的政权是个保守党政府——不过当然，这一点对任何哥伦比亚读者都显而易见。在他所质疑的那段期间，虽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警察、军队、准军事组织所谋杀，其中许多是以可以想象的最野蛮、残酷的方式对待，但这本小说里却只有两件死亡事件：一件平民“荣誉犯罪”，预测了后来《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中心事件，另一件则是较可预测、由政府所犯下的政治犯罪——虽然乍见之下比较是无能的结果而非设计使然。事实上，小说的目的是要在没有明白的陈述之下表达出一点，书中所描绘的权力结构一定不可避免地、重复地制造出这样压制的行动；明白地说，如果市长想要生存的话，就得让一些对手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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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冷静，对于权力本质的了解，使得小说家超越把浅薄的宣传变成道德教化或参与此宣传的欲望，虽然他对保守党的心态深感遗憾，但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自传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市长这个角色是由他的黑人情人“妮格罗曼塔”的警察老公所启发，但赫尔曼·巴尔加斯记得他先前曾经提供另一个解释：“其实，《恶时辰》中的市长，来自苏克雷附近的一个小镇，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表示。他是妻子梅塞德斯的一个亲戚，是个真正的罪犯。他想杀掉梅塞德斯的父亲，因此身上总是带着一把枪。有时只是为了惹恼她，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她，这家伙是来自她的家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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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已经尽力，但这小说仿佛顽固地拒绝有所进展，他也开始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自己所重现的哥伦比亚最沮丧的时期，在他笔下那不再着迷的世界里漫无目地挥舞着双手；随着时序由冬日进入春季，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少见到巴黎。不过，他偶尔也会出门见一见这个世界。“第四共和国”、无精打采时期的法国也是令人沮丧的状况，皮耶·孟戴斯·法朗斯这位理想派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曾经试图劝法国人以喝牛奶代替葡萄酒而名噪一时，他最近被迫下台，由埃德格·富尔取代，但也没有太久。法国在越南被击溃，在阿尔及利亚也力不从心。然而，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巴黎却处于最唤起人记忆的时刻，就在如今的欧洲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变它之前，从烟熏蓝到太空时代的银色。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便宜的学生餐厅吃饭，如“卡普拉德咖啡座”和“雅典古卫城”；为了偶尔启迪才智，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觉得需要漫步到索邦或卢浮宫一带，在闪闪发光的巴黎镜子上观看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街道大学上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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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出乎意料之外，他的生活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一位葡萄牙记者为巴西的报纸采访法国间谍案的审判过程，3月的一个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葡萄牙记者一起出去时，因缘际会地认识了一位年轻女性—— 二十六岁的西班牙演员塔奇雅，她正要首度发表诗作。将近四十年后，回忆起加夫列尔（她总是这么叫他）拒绝去听她的发布会：“‘诗的发布会，’他轻蔑地说，‘真是无聊！’我假设他痛恨诗。他在圣贾曼德佩大道上、靠近教堂的马毕雍咖啡馆等着，我们在发布会结束后去找他。[16]他骨瘦如柴、看起来像个阿尔及利亚人，卷发加上胡须，我一向不喜欢有胡须的男人。我也不喜欢粗犷的男人，我总是有着西班牙种族及文化的偏见，认为拉丁美洲男人比较低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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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的本名是玛丽亚·龚瑟希翁·昆塔那，1929年1月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吉布兹哥亚省的内瓦。她是天主教家庭的三姐妹之一，在内战后支持佛朗哥政权。她的父亲喜好诗，在她小时候经常读诗给她听，并不知道这会决定她的未来。1952年，她在毕尔包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西班牙诗人布拉斯·奥特罗，她当时在此做保姆，这是佛朗哥时期少数西班牙女性能够独立工作的机会之一。奥特罗比她年长十三岁，帮她取了一个接近“龚奇塔”（小贝壳之意，暗指女性性器官）的新名字：“塔奇雅”，并且色诱她。在那之后不久，她就跑到马德里去学戏剧——虽然当时必须要满二十五岁才能在没有父母许可下离家成为演员，她和这名男子在马德里开始了一段热烈但注定不幸的恋情。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但非常反复无常，并且是个无法自制的登徒子。塔奇雅这名字出现在他一些最为人知的诗里。奥特罗疯狂而无法预测的个性让她吃尽苦头，为了离开他——虽然要完全地离开他是很多年后的事——她逃离西班牙：“我在1952年年末生活在巴黎，做了六个月类似保姆的工作。这个城市让我眩惑不已，接着在1953年8月1日，我又回到那里定居。我没有生活需要的技能，只能去上戏剧课试着挤进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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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好冒险、吸引人、好奇、勇于尝试新的体验。虽然她自己的最爱是戏剧，在战后存在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期始于巴黎的新浪潮电影中，像她这样的女性被认为特别迷人：纤细、暗肤色的左岸人、通常身着黑色衣料、留着后来因珍·茜宝而开始闻名的小男生伏贴短发、具有源源不绝的活力。不过在感情上，此时的她并没有归属。身为外国人，她进入法国戏剧圈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她并不打算回西班牙，也没有打算寻找长期恋情。她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一段“狂野的恋曲”，从那之后，再没有任何人与事物如此吸引她，或激发她的想象力。如今在这里，她向眼前这不讨人喜欢的哥伦比亚人诉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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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我第一眼就不喜欢加夫列尔，他似乎很专横、傲慢，但又很害羞，并不怎么吸引人。我喜欢詹姆士·梅森那一型——布拉斯看起来很像他——就是英国绅士那一型，不是像泰隆·鲍华那种漂亮、年轻的拉丁情人。而且，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年纪大一点儿的男人，加夫列尔和我差不多年纪。他很快开始吹嘘自己的工作，似乎认为自己是个记者，而非作家。朋友十点钟离开酒吧，我们继续聊天，随后在巴黎街头漫步。加夫列尔说了一些法国人的坏话……虽然后来法国人也报了一箭之仇，因为他们太理性，无法接受他的魔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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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发现，一旦和这个擅长讥讽的哥伦比亚人开始聊天，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他的声音、自信的笑容、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特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直率的年轻西班牙女人开始亲近，很快就十分亲密。这也许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接下来的年代里，最有名的拉丁美洲小说是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于196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拉丁美洲移民漫步巴黎的故事，他被一群波希米亚朋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围绕，主要着墨在拉丁区。那漫无目标的主角奥利维拉已经不再年轻、没有工作，也没有兴趣找工作，他在书里寻找自我、寻找世界、他的灵感、他忧郁的缪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类似嬉皮的诞生，称为“女巫师”、“女魔法师”。科塔萨尔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这样的浪漫，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们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来：“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加夫列尔，虽然一开始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之间慢慢地发展起来。几星期后，我们开始稳定下来，我想是4月的时候。一开始，加夫列尔有足够的钱请女生喝饮料、一杯热巧克力，或是看电影。后来他的报社关门，他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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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塔奇雅的三个星期之后，波哥大的《独立报》就关门大吉了；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一次关闭了将近一年，对于一段新的感情是灾难性的处境。报社没有寄来欠他的钱，反而寄来一张回哥伦比亚的单程机票。机票送到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后把机票拿去换钱。他这么做是来自想要更深入认识欧洲的欲望，想完成新小说的欲望，还是因为坠入爱河？他的《恶时辰》已经写了三个月，他打算继续写。因此，由于诸多原因，他完全没有打算离开巴黎。在波哥大，他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写作，如今，他再度一意孤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生活注定会很辛苦。还因为身边有了塔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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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于1993年3月在巴黎见到塔奇雅·昆塔那，我们漫步于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漫步的街道。六个月后，在墨西哥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我鼓起勇气问他：“那么关于塔奇雅呢？”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故事来龙去脉的人则更少，我猜他一定希望我放过这一段。他也同样的深呼一口气，仿佛看着棺材慢慢打开：“嗯，是发生过。”我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吗？”他说：“不行。”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告诉我，脸上表情像个治丧的人一般，决心把棺材盖子重新盖上，“每个人都有三个生活：公开生活、私人生活，以及秘密的生活。”自然的，公开生活摊开来给所有人看，我只要去找资料查访就好了；至于私人生活我则偶尔被允许一窥，显然应该由我自己揣摩出其他部分；而秘密生活，“不，绝对不行！”他暗示道，如果存在什么地方，会是在他的书里，我可以从那里开始。“总而言之，别担心，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因此，对于塔奇雅·昆塔那这个人，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目中的地位，得在1956年以及之后，通过在他的书中寻找才能得知。不过，塔奇雅本人倒很乐意诉说她这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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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加夫列尔的时候，我正要搬进阿萨路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不记得原来住在哪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在巴黎住过多少旅社和公寓。我甚至和比奥莱塔·帕拉同住过一个房间。这个新住处靠近蒙帕纳斯，在“伤兵院”和圣贾曼德佩之间，靠近圆顶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圆顶餐厅以及精英咖啡馆，距离卢森堡花园、蒙帕纳斯的剧院、电影院、爵士酒吧都只有几步之遥。我们有时候会去他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间，但大多睡在阿萨路。那是一栋别墅改造的房子，我住在旧厨房里，很小，像女佣的房间一样，佣人房，外面有一片小小的露台院子。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水果箱，想象一下，以前有十二个人坐在那张床上。房东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为所欲为。最棒的是露天的小院子，他常常坐在那里等我！通常手撑着头。他真是把我弄得很心烦，但我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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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塔奇雅不久之后，这位哥伦比亚人发现自己原本的创作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至少有重要的进展，如今却渐渐地离他而去。许多年后，他成为世界上技巧方面最有自信的“专业”作家，总是知道要写些什么，也必定完成。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每一件工作似乎中断后又变成另一件，写作是痛苦的经历，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达到预期发展的过程。因此是在这个时候，书中一位配角开始渐渐发展出自主的故事内容，最后要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环境。此故事为一位羞怯胆小却又顽固不已的老上校、逃离马孔多的难民，来自充满过度成熟的香蕉气味的地方，他在“千日战争”中服役，事件发生的五十年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待着积欠他的抚恤金。原来的小说如今已搁置一旁，这本来是一部冷漠、残酷的作品，需要勇气和某些疏离，但作者发现自己意外地在热情和艰难的时刻，活出自己版本的波希米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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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陪同母亲的旅程所带来的怀旧心情是催生《枯枝败叶》的力量，在类似的情绪下，感伤的情绪（怀念不可能活在当下）是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西班牙文直译《上校没人写信给他》）从《恶时辰》这本无止境延迟和延期的小说之中独立出来的力量。再一次地，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一位女性；以一种绝望、萦绕不去的方式，这本关于上校的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在巴黎和塔奇雅亲身经历的投射。他们的恋情在意料之外、令人兴奋、热情、完全不在预期之内，然而，他们很快开始缺钱。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被贫穷制约，接着很快受到悲剧的威胁。因此，这也不是第一次，这部仍然在进行中的第一本小说被一条旧条纹领带捆起来，塞到法兰德斯旅社摇摇欲坠衣柜的最里层；而饥饿的上校与他不幸、饱受折磨的妻子之间澎湃激烈、令人着迷、绝望的故事则在1956年5月或6月初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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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下榻的旅社所积欠的房租令人忧心地不断累积，然而也许显而易见，就算他付不出钱，或者说自己付不出钱，他还是保住了那个房间。几星期之后，他和塔奇雅开始连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他以前也在波哥大、卡塔赫纳、巴兰基亚经历过类似困境，仿佛他必须要挨饿才能为抓住这份职业提供一个合理性。因为生活得挨饿，他的家人不能怪他没有追求法律学位，塔奇雅不能抱怨他没有工作养她，因为他自己为了写书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辛苦。没错，他的法文还很生涩，工作也不好找，但事实是，他并没有真的在找工作。卖机票的钱用完之后，他收集空瓶子和旧报纸，在附近的店家换取几分钱。有时候，他说自己从肉店“借”一根骨头让塔奇雅熬汤。[18]有一天，他在地铁站向路人索讨车钱——又少了最后五分钱——反而被赏他钱的法国人羞辱了一顿。他写信向哥伦比亚的朋友求助，发觉自己满怀希望的等待，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如同他的外公在那许多年前等待抚恤金，如同他新书里的上校一般。也许，这样的反讽反而成为支撑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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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层面上，他和塔奇雅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修成正果。他们认识三个星期后他就丢了工作；几个月后发生了另一场灾难：“一天晚上，我们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有很奇怪的感觉，我就是知道。怀孕之后，虽然一面工作一面呕吐，我还是出去照顾小孩儿、打扫。我回来时他什么也没做，我却必须开始做饭。他说我很霸道，叫我‘将军’。同时，他在写他的文章和‘上校’——当然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感情。他一面写我一面读那小说，我很喜欢。但我们九个月间不断地吵架，不停地吵。很辛苦、很累，我们互相把对方逼疯，我们只是在斗嘴吗？不是，是真的很激烈地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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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塔奇雅回忆，“他也很热情，他的内心很温柔，我们互相倾诉一切。男人很天真，所以我教他一些事，关于女人的事，给他的小说很多材料。我的印象是加夫列尔有过的女人很少，当然，当时他还没有和女人同居过。我们虽然经常吵架，但也有美好的时光。我们以前会谈小婴儿的事，他会长什么样子，帮他想名字。加夫列尔告诉我无数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的家人、巴兰基亚、塞培达等迷人的故事。实在很棒，我很喜爱。加夫列尔也常常唱歌，特别是艾斯克隆那的瓦伽娜多——像《空中之屋》。他也唱昆比亚音乐，像《我的漂亮女孩》。他的声音很美。当然，虽然我们每天都吵架，但晚上对彼此的了解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加夫列尔常常在埃尔南·维耶科位于葛内果路家里无尽的派对中唱歌。维耶科非常有魅力、蓝眼、浓眉、很吸引人。他是唯一有房子、有钱、有车子的人——他非常喜爱MG跑车。加夫列尔总是在那里唱着歌、弹吉他，他舞也跳得很棒。我们也有法国朋友住在榭鲁毕尼路，河的另一边，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所有布拉松的歌曲。我第一次去共产党的‘人道节’也是加夫列尔带我去的，同行的有他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在那一方面，我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我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听着男人谈论政治。当时，我对政治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想法，不过我的直觉是要支持进步的思想。在我看起来，加夫列尔是个值得赞赏、专注、有原则的人，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政治道德这方面，我的印象中他是个非常正直、严肃、值得尊敬的人。当时在我的眼里，他和其他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自己曾经说，仿佛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想共产党员也有好坏之分。’加夫列尔看我一眼，有点严厉地回答：‘不，女士，只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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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在怀孕的过程中他非常平和讲理，这一点儿应该可以这么说。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想，关于生小孩儿这件事他很乐观其成。‘他很自满’，如他们这里的人说：只要我想要的，他都可以忍受。是我自己不想要的。他知道我对孩子的事很认真，所以他知道我希望他娶我。对于这件事，他很大方也很软弱，他只是放手让我决定。我不认为他像我一样对这件事那么的害怕。也许，从他拉丁美洲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并非不寻常或值得震惊，据我所知，他也许还觉得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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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巴黎北部找到一位男护士，他放进一根探针。我记得似乎是加夫列尔找到他的。因为第一次掉出来了，他必须再做一次，实在是太糟糕了，但还是没有用。这完全是我的决定，不是他的。当然，到那时，虽然可能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和上帝已经疏远，但等到我们经历这些时，我已经怀孕四个半月了，非常的绝望。这是一段很痛苦、很痛苦的时期。后来我出血，他非常的害怕，差点昏倒——加夫列尔看到血时，嗯，你知道……我在皇家港产科医院住了八天，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晚上到探病时间的时候，加夫列尔总是第一个到医院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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