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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之后，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段感情结束了。我一直威胁要离开，终于真的走了，就这样离开，先到维耶科他家去疗养，然后到马德里。我很难过，筋疲力竭。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一直能够掌握，但这场怀孕伤害我很深。1956年12月，我从奥斯特利兹火车站离开巴黎，加夫列尔安排一群朋友带我到车站。虽然我的身体已经从手术后康复，但内心仍然非常脆弱。当然，我们抵达车站时已经迟到了，行李必须仓促抛上车，我急忙上车，甚至没有时间一一说再见。我有八个行李箱，加夫列尔总说是十六个。火车开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双手捂着脸贴着窗户哭泣。接着，车子开始移动时，我瞪着窗外的加夫列尔，表情感伤的加夫列尔，他开始起步跟上，又被抛在车后。其实，他在1956年真的伤了我的心，他就是无法面对。当然，我不可能嫁给他，对此我从来没有一丝丝的后悔。他太不可靠了，有这样的父亲我不能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对不对？然而在某种层面上，我却错得一塌糊涂，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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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是位勇敢、幸运、有毅力、勇于冒险的女性，愚蠢或聪明得足以在这些特质成为女性的“权利”之前就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虽然她的故事是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不难想象并非出自她的选择。经历过一段重要的感情之后——她在这段感情里也发现自己为文学这个职业“牺牲”——很难想象她会忍受任何对她而言无法接受的事。也许，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强烈的联系，但在她怀孕之后变调，对事物要求太多——要不就是结婚，要不就是结束。这并不是她第一段认真的感情——不过，这却是双方第一次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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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堕胎的尝试，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不太高兴，海岸区的传统并不认为孩子会是问题。在他的家庭里，包括他的外婆特兰基利娜、母亲路易莎，她们都接纳许多和她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孩子，他也许因而对于孩子的死亡感到非常不安。如果他和别的女人生小孩儿，梅塞德斯会很不好受，但拉丁美洲人对此比较习惯，不如欧洲人一般地严厉批判。至于他很快回去迎娶梅塞德斯，他也许会想：那又如何？她之前也不过是个孩子。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拉丁美洲男子而言，在巴黎谱出恋曲本来就是意料中之事，若是没有的话，他的朋友反而会很失望。如果塔奇雅把孩子生下来，也许他终究还是会离开她。在他选择梅塞德斯时，他似乎也刻意选择了一个和他来自相同背景的女人，她能够完全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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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离开了，但他还有他的小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本小说非常的独特，所设定的时空背景正是他写作的时间，1956年年底，欧洲处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境之中。详细情节早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之前就已经形成，时间是10月，主角是一位上校，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住在马孔多，七十五岁的他在哥伦比亚森林深处一个令人窒息的河边小镇腐朽、凋零，上校等他参加“千日战争”之役的抚恤金已经等了五十六年，没有其他谋生方式。上次收到国家发放抚恤金之机构的来信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然而他仍然每天满怀希望的去邮局查询。因此，他的人生就是在等待永远没有出现的消息。他和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奥古斯丁，他是个裁缝，年初时因发放秘密的政治宣传册而被政府杀害。[19]本来是奥古斯丁在照顾两个老人家，他遇害之后留下他的冠军斗鸡，值一笔不少的钱。上校忍受无数的侮辱，只因为不愿意把这只鸡卖掉。对他和儿子的朋友而言（朋友名为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这只斗鸡成为尊严和抵抗的象征，也是回忆奥古斯丁的纪念品。上校的妻子比较务实、体弱多病的她需要治疗，并不同意他的作为，时常催促他把公鸡卖掉。小说结束时，上校仍然在顽固地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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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本小说有多重的灵感：第一，由于他总是先有视觉灵感才开始创作——这是他许多年前的记忆，他在巴兰基亚鱼市场看到的一名男子，“带着些许沉默的焦虑”等待着一艘船。[20]第二，属于比较个人方面的，是他自己的外公等待“千日战争”抚恤金的回忆。但就体型上而言，主角的雏形是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父亲，也是一位上校，他比较瘦，因而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象中挨饿的主角。[21]第三，很明显的灵感来源还有“暴力事件”期间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第四，就艺术灵感而言，有来自德·西卡的《风烛泪》、柴伐蒂尼所写的剧本，关于另一名男子与他另一个珍藏的物品（他的狗），在同代的普遍的冷漠之中，在战后的罗马过着沉默、如耶稣苦难之路的生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承认的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来自第五点，也是最直接的一点——他和塔奇雅当时所经历的戏剧性人生，以苏伊士运河危机作为政治处境的背景，在他们的生活和小说里俯拾皆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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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与小说中，两位女性都忍受他所诠释为同居男性的自私或软弱，这个男人必须顺服自己，他有比她还重要的历史任务。两位女性都照顾这个男人（在小说里老夫妻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在真实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塔奇雅最后厌倦了照顾加夫列尔），她负责家里所有必要的重要工作，发挥母性天分，做着所有的实务工作，他则无益地卖力于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世界里，毫无希望地迟滞着，以斗鸡象征他的勇气、独立、最后的胜利。她坚信在最后会以悲剧收场，他则维持不屈服的乐观。上校儿子的死和小说主要的情节过了九个月时，妻子对上校说：“我们是儿子的孤儿。”此话足以当成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之间恋情的墓志铭。那公鸡（小说、作者的自尊）是个人认同集体价值的象征，让生活得以继续，可平息仿佛纪念碑一般的罪恶感及哀伤（流产，儿子的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信条可能一直都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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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某种散文体，虽然无可否认归属于“写实主义”，但具有如同诗一般的功能。中心主题的等待、希望、气候现象、身体的功能（尤其是排泄，或者在不幸的上校身上，无法排泄）、政治和贫穷、生与死、孤独和休戚与共、天命和宿命，都不可能切割。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对白不是他的强项，但他借由笔下厌倦人生的角色所传达的幽默，轻微的调整不同，借以凸显差别，是他成熟作品里最重要的特色。如同塞万提斯的独特，那毋庸置疑的幽默在这个优美的短篇小说中得到明确的表现，正如上校自己一般，不论多么短暂的描绘，都成为20世纪小说里最难忘的人物。最后一个段落是所有文学里最完美的一段之一，似乎集中、进而释放整本书所引领出来的主题和影像。疲累不堪的老人想办法睡着了，但他恼怒的妻子无法控制地、用力地把他摇醒。既然他终于决定不要卖掉斗鸡，而是帮它准备上场，她想知道他们现在要靠什么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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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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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花了七十五年 —— 他七十五年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来到这一刻。他感觉纯净、清明、无敌，那一刻他回答：“狗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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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感受到这释放的感觉，在完美融合的结局和释放、解脱感之间不言而明的对比，找不到什么美学的乐趣；一种提升的意识、抗拒、反抗。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如此重要的尊严，如今已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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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成为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巨作，如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其中完整的张力、谨慎安排的情节节奏，以及杰出的结局几近完美。作者本人后来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有我“从新闻学来的紧凑、简洁和直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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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说的结局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总是有另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二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本奇特、令人不安的故事《雪地上的血迹》，也可以称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修正版。如果前一部作品是他对于当时情境的诠释版本，无疑的是为自己辩驳，那么，后面这一本同样清楚的是自我批评，并且对塔奇雅迟来的辩白。他是改变了心意，还是尝试抚慰许多年前的情人？在后者的故事里，一对年轻的哥伦比亚情侣到马德里度蜜月，然后开车到巴黎。他们离开西班牙首都时，那年轻女子妮娜·妲贡德收到一束红色玫瑰花，刺伤了她的手指，一路流血流到巴黎。她一度说： “想一想，雪地里的血迹一路从马德里到巴黎，可以写出一首好歌。”自然，失去这么多她自己的血之后，作者一定记得塔奇雅走了相反的方向，在寒冬之中一路从巴黎回到马德里。这一切是在驱魔吗？在故事里，这对年轻的情侣抵达巴黎时，熟悉法国的妮娜已经怀孕两个月，住进同一家医院——“一家大型、晦暗的医院”，就在当费尔—罗什罗大道旁，1956年塔奇雅治疗出血之处，她当时极有可能在此死去，但实际上死去的是她未出生的婴儿。妮娜未受教育的丈夫这次到欧洲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哥伦比亚，他在巴黎的雪中手舞足蹈，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看到雪时一样。结果，在冰冷、充满敌意的巴黎，比利·桑伽兹·阿维拉完全无法面对危机，而妮娜在医院中死去，他甚至没有在她死前见到最后一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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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离开了。圣诞节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法兰德斯旅社，全部的时间都住在那里，他后来称之为“1956年悲伤的秋季”[26]结束时，大多数的朋友把塔奇雅的问题与她戏剧性的离去怪在他的身上。然而，这本小说已经在最后阶段，他已经找到方法为发生的事提供正当性，至少对他自己而言（他认为不和其他男人谈自己的感情问题是一种荣誉），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虽然有个唠叨的女人，小说尾声斗鸡的存活也是小说本身的存活；最后，小说就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的几星期之后完成，他把日期定为“1957年1月”。小孩儿没有诞生，诞生的只有小说。塔奇雅说，在那几个月那样的情形之下他居然还能完成小说，他很“幸运”。很难同意这和运气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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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没有塔奇雅买食物、讨价还价、煮便宜的餐点，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勉强度日，就像老上校在小说第一页刮他的咖啡壶一样。他后来告诉朋友何塞·丰特·卡斯特罗，自己曾经在冰冷的阁楼上躲了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只喝自来水，只为了躲避旅社的经理。他的弟弟古斯塔沃回忆道：“我们在巴兰基亚喝酒的时候，我记得贾布告诉过我一个秘密：‘《百年孤独》出版之后，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没有人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才走到那里。没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已经沦落到在巴黎吃垃圾堆里的食物，’他告诉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帮过我忙的朋友的派对，派对结束之后，女主人请我帮她把垃圾拿到街上去，我饿到当场就从里面捡东西来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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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他也有未解决的困难。有些朋友认为是他抛弃塔奇雅，因而和他渐行渐远，不再对他亲切大方。他在一家拉丁美洲俱乐部“休息站”找到一份唱歌的工作，他和塔奇雅曾在那里度过几个夜晚，她自己曾经也偶尔在那段时间找到工作。他大多不是唱瓦伽娜多，而是唱墨西哥传统音乐，和一位委内瑞拉画家兼雕刻家赫苏斯·拉法叶·索托唱二重唱，他是动态艺术的先锋之一。他一个晚上赚一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八美元），到处吃人家的饭。他尝试回到《恶时辰》的写作上，然而，和老上校在一起这几个月之后，《恶时辰》对他已经失去魅力。巴兰基亚“洞穴”的朋友成立了“帮助贾布朋友社团”，他们集资凑了一张百元大钞，在“罗登书店”苦思用什么方法寄给他们的朋友最好。豪尔斯·罗登利用他在共产党的经验，解释自己如何学到用明信片寄送秘密信息。他们按照这个方法，同时寄了一封信解释这个做法。当然，明信片比信早到，而愤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盼望的不仅是祝福，嗤之以鼻地大骂：“混蛋！”把明信片丢进了废纸篓。当天下午，解释的信件寄达，幸运的他在旅社的垃圾堆里翻出了那张明信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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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没有方法可以换钱。当时在罗马寻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摄影师基耶尔莫·安古罗回忆道：“有人介绍他一位叫‘妞妞’的朋友，她刚从罗马来，而且刚领到薪水，身上应该有很多钱。所以他去见她——那时是冬天，他包得很紧——‘妞妞’打开门，迎面而来的是暖气房倾泻出来的一阵暖风，‘妞妞’没穿衣服，她并不漂亮，但身材绝妙，不需要挑逗她就会脱掉衣服。所以，‘妞妞’坐下来——根据贾布的说法，让他很不舒服的是她继续好像穿得端端正正一般——跷起二郎腿，开始谈起她所认识的哥伦比亚和哥伦比亚人。他开始告诉她自己的问题，她点点头，走过房间到一个小小的钱柜旁。他了解到她想和他上床，但他却想吃饭。结果，他离开去吃东西，吃得太多，因为消化不良生了一个星期病。”[29]无疑，这则二手逸闻在传诵的过程中被许多人加油添醋。是“妞妞”带了一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回罗马给安古罗读。虽然安古罗说得非常谨慎，塔奇雅回到马德里之后，“妞妞”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似乎有过一段短命桃花。这无疑对于受伤的自我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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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仍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巴黎时，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只能仰赖机票换来的现金、偶尔来自朋友的接济、些微的储蓄过活，也没有钱回哥伦比亚。不过，如今他会说法文，对巴黎很熟，有不同的朋友和点头之交，包括一两位法国人、来自几个国家的拉丁美洲人，以及几位阿拉伯人。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常常被误认是阿拉伯人——这个年代不只有苏伊士运河事件，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不止一次，他在例常的安全搜查中被带去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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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正要离开电影院，一个警察在街上抓住我，在我脸上吐口水，一边揍我，一边把我押到警车上。车上都是安静的阿尔及利亚人，也是在附近的咖啡馆被抓起来痛打、吐口水。他们和逮捕我的警察一样，以为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那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挤在警察局附近沙丁鱼罐头般的牢房里，穿着衬衫的警察谈论他们的孩子，吃蘸过葡萄酒的面包。为了惹恼他们，那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我整晚不睡地唱着布拉松的歌曲，对抗法律与秩序的凌辱以及愚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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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他在里面交了几位新朋友，阿赫梅·铁巴是位医生，针对这场冲突提供他身为阿尔及利亚人的观点，甚至让他参与了几次代表阿尔及利亚利益的颠覆活动。[31]不过在经济上，情况越来越糟，一个冷酷的夜晚，他看见一个男人穿过圣米歇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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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处境，直到某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在卢森堡花园旁，整天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地方睡觉……我走过圣米歇尔桥，感觉自己在雾中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可以清楚地听到另一头传来的脚步声。我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雾中，在同一个人行道上，和我一样的速度，我清楚地看见他的格纹外套、红黑方格，那一刻，我们在桥中央经过对方时，我看见他凌乱的头发，土耳其人的胡子，白天饥饿、晚上无眠的悲伤表情，我看见他的眼中满是泪水。我的血顿时凝结，因为那个男人的长相真的酷似在回家路上的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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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谈到那些日子时，他会宣告：“我也知道等待信件、饥饿、行乞的滋味；我就是这样在巴黎写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的体内有一点点儿的我，一模一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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