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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发现，一旦和这个擅长讥讽的哥伦比亚人开始聊天，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他的声音、自信的笑容、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特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直率的年轻西班牙女人开始亲近，很快就十分亲密。这也许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接下来的年代里，最有名的拉丁美洲小说是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于196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拉丁美洲移民漫步巴黎的故事，他被一群波希米亚朋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围绕，主要着墨在拉丁区。那漫无目标的主角奥利维拉已经不再年轻、没有工作，也没有兴趣找工作，他在书里寻找自我、寻找世界、他的灵感、他忧郁的缪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类似嬉皮的诞生，称为“女巫师”、“女魔法师”。科塔萨尔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这样的浪漫，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们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来：“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加夫列尔，虽然一开始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之间慢慢地发展起来。几星期后，我们开始稳定下来，我想是4月的时候。一开始，加夫列尔有足够的钱请女生喝饮料、一杯热巧克力，或是看电影。后来他的报社关门，他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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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塔奇雅的三个星期之后，波哥大的《独立报》就关门大吉了；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一次关闭了将近一年，对于一段新的感情是灾难性的处境。报社没有寄来欠他的钱，反而寄来一张回哥伦比亚的单程机票。机票送到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后把机票拿去换钱。他这么做是来自想要更深入认识欧洲的欲望，想完成新小说的欲望，还是因为坠入爱河？他的《恶时辰》已经写了三个月，他打算继续写。因此，由于诸多原因，他完全没有打算离开巴黎。在波哥大，他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写作，如今，他再度一意孤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生活注定会很辛苦。还因为身边有了塔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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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于1993年3月在巴黎见到塔奇雅·昆塔那，我们漫步于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漫步的街道。六个月后，在墨西哥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我鼓起勇气问他：“那么关于塔奇雅呢？”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故事来龙去脉的人则更少，我猜他一定希望我放过这一段。他也同样的深呼一口气，仿佛看着棺材慢慢打开：“嗯，是发生过。”我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吗？”他说：“不行。”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告诉我，脸上表情像个治丧的人一般，决心把棺材盖子重新盖上，“每个人都有三个生活：公开生活、私人生活，以及秘密的生活。”自然的，公开生活摊开来给所有人看，我只要去找资料查访就好了；至于私人生活我则偶尔被允许一窥，显然应该由我自己揣摩出其他部分；而秘密生活，“不，绝对不行！”他暗示道，如果存在什么地方，会是在他的书里，我可以从那里开始。“总而言之，别担心，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因此，对于塔奇雅·昆塔那这个人，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目中的地位，得在1956年以及之后，通过在他的书中寻找才能得知。不过，塔奇雅本人倒很乐意诉说她这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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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加夫列尔的时候，我正要搬进阿萨路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不记得原来住在哪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在巴黎住过多少旅社和公寓。我甚至和比奥莱塔·帕拉同住过一个房间。这个新住处靠近蒙帕纳斯，在“伤兵院”和圣贾曼德佩之间，靠近圆顶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圆顶餐厅以及精英咖啡馆，距离卢森堡花园、蒙帕纳斯的剧院、电影院、爵士酒吧都只有几步之遥。我们有时候会去他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间，但大多睡在阿萨路。那是一栋别墅改造的房子，我住在旧厨房里，很小，像女佣的房间一样，佣人房，外面有一片小小的露台院子。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水果箱，想象一下，以前有十二个人坐在那张床上。房东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为所欲为。最棒的是露天的小院子，他常常坐在那里等我！通常手撑着头。他真是把我弄得很心烦，但我很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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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塔奇雅不久之后，这位哥伦比亚人发现自己原本的创作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至少有重要的进展，如今却渐渐地离他而去。许多年后，他成为世界上技巧方面最有自信的“专业”作家，总是知道要写些什么，也必定完成。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每一件工作似乎中断后又变成另一件，写作是痛苦的经历，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达到预期发展的过程。因此是在这个时候，书中一位配角开始渐渐发展出自主的故事内容，最后要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环境。此故事为一位羞怯胆小却又顽固不已的老上校、逃离马孔多的难民，来自充满过度成熟的香蕉气味的地方，他在“千日战争”中服役，事件发生的五十年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待着积欠他的抚恤金。原来的小说如今已搁置一旁，这本来是一部冷漠、残酷的作品，需要勇气和某些疏离，但作者发现自己意外地在热情和艰难的时刻，活出自己版本的波希米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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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陪同母亲的旅程所带来的怀旧心情是催生《枯枝败叶》的力量，在类似的情绪下，感伤的情绪（怀念不可能活在当下）是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西班牙文直译《上校没人写信给他》）从《恶时辰》这本无止境延迟和延期的小说之中独立出来的力量。再一次地，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一位女性；以一种绝望、萦绕不去的方式，这本关于上校的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在巴黎和塔奇雅亲身经历的投射。他们的恋情在意料之外、令人兴奋、热情、完全不在预期之内，然而，他们很快开始缺钱。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被贫穷制约，接着很快受到悲剧的威胁。因此，这也不是第一次，这部仍然在进行中的第一本小说被一条旧条纹领带捆起来，塞到法兰德斯旅社摇摇欲坠衣柜的最里层；而饥饿的上校与他不幸、饱受折磨的妻子之间澎湃激烈、令人着迷、绝望的故事则在1956年5月或6月初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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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下榻的旅社所积欠的房租令人忧心地不断累积，然而也许显而易见，就算他付不出钱，或者说自己付不出钱，他还是保住了那个房间。几星期之后，他和塔奇雅开始连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他以前也在波哥大、卡塔赫纳、巴兰基亚经历过类似困境，仿佛他必须要挨饿才能为抓住这份职业提供一个合理性。因为生活得挨饿，他的家人不能怪他没有追求法律学位，塔奇雅不能抱怨他没有工作养她，因为他自己为了写书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辛苦。没错，他的法文还很生涩，工作也不好找，但事实是，他并没有真的在找工作。卖机票的钱用完之后，他收集空瓶子和旧报纸，在附近的店家换取几分钱。有时候，他说自己从肉店“借”一根骨头让塔奇雅熬汤。[18]有一天，他在地铁站向路人索讨车钱——又少了最后五分钱——反而被赏他钱的法国人羞辱了一顿。他写信向哥伦比亚的朋友求助，发觉自己满怀希望的等待，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如同他的外公在那许多年前等待抚恤金，如同他新书里的上校一般。也许，这样的反讽反而成为支撑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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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层面上，他和塔奇雅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修成正果。他们认识三个星期后他就丢了工作；几个月后发生了另一场灾难：“一天晚上，我们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有很奇怪的感觉，我就是知道。怀孕之后，虽然一面工作一面呕吐，我还是出去照顾小孩儿、打扫。我回来时他什么也没做，我却必须开始做饭。他说我很霸道，叫我‘将军’。同时，他在写他的文章和‘上校’——当然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感情。他一面写我一面读那小说，我很喜欢。但我们九个月间不断地吵架，不停地吵。很辛苦、很累，我们互相把对方逼疯，我们只是在斗嘴吗？不是，是真的很激烈地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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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塔奇雅回忆，“他也很热情，他的内心很温柔，我们互相倾诉一切。男人很天真，所以我教他一些事，关于女人的事，给他的小说很多材料。我的印象是加夫列尔有过的女人很少，当然，当时他还没有和女人同居过。我们虽然经常吵架，但也有美好的时光。我们以前会谈小婴儿的事，他会长什么样子，帮他想名字。加夫列尔告诉我无数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的家人、巴兰基亚、塞培达等迷人的故事。实在很棒，我很喜爱。加夫列尔也常常唱歌，特别是艾斯克隆那的瓦伽娜多——像《空中之屋》。他也唱昆比亚音乐，像《我的漂亮女孩》。他的声音很美。当然，虽然我们每天都吵架，但晚上对彼此的了解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加夫列尔常常在埃尔南·维耶科位于葛内果路家里无尽的派对中唱歌。维耶科非常有魅力、蓝眼、浓眉、很吸引人。他是唯一有房子、有钱、有车子的人——他非常喜爱MG跑车。加夫列尔总是在那里唱着歌、弹吉他，他舞也跳得很棒。我们也有法国朋友住在榭鲁毕尼路，河的另一边，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所有布拉松的歌曲。我第一次去共产党的‘人道节’也是加夫列尔带我去的，同行的有他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在那一方面，我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我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听着男人谈论政治。当时，我对政治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想法，不过我的直觉是要支持进步的思想。在我看起来，加夫列尔是个值得赞赏、专注、有原则的人，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政治道德这方面，我的印象中他是个非常正直、严肃、值得尊敬的人。当时在我的眼里，他和其他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自己曾经说，仿佛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想共产党员也有好坏之分。’加夫列尔看我一眼，有点严厉地回答：‘不，女士，只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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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在怀孕的过程中他非常平和讲理，这一点儿应该可以这么说。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想，关于生小孩儿这件事他很乐观其成。‘他很自满’，如他们这里的人说：只要我想要的，他都可以忍受。是我自己不想要的。他知道我对孩子的事很认真，所以他知道我希望他娶我。对于这件事，他很大方也很软弱，他只是放手让我决定。我不认为他像我一样对这件事那么的害怕。也许，从他拉丁美洲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并非不寻常或值得震惊，据我所知，他也许还觉得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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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巴黎北部找到一位男护士，他放进一根探针。我记得似乎是加夫列尔找到他的。因为第一次掉出来了，他必须再做一次，实在是太糟糕了，但还是没有用。这完全是我的决定，不是他的。当然，到那时，虽然可能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和上帝已经疏远，但等到我们经历这些时，我已经怀孕四个半月了，非常的绝望。这是一段很痛苦、很痛苦的时期。后来我出血，他非常的害怕，差点昏倒——加夫列尔看到血时，嗯，你知道……我在皇家港产科医院住了八天，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晚上到探病时间的时候，加夫列尔总是第一个到医院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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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之后，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段感情结束了。我一直威胁要离开，终于真的走了，就这样离开，先到维耶科他家去疗养，然后到马德里。我很难过，筋疲力竭。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一直能够掌握，但这场怀孕伤害我很深。1956年12月，我从奥斯特利兹火车站离开巴黎，加夫列尔安排一群朋友带我到车站。虽然我的身体已经从手术后康复，但内心仍然非常脆弱。当然，我们抵达车站时已经迟到了，行李必须仓促抛上车，我急忙上车，甚至没有时间一一说再见。我有八个行李箱，加夫列尔总说是十六个。火车开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双手捂着脸贴着窗户哭泣。接着，车子开始移动时，我瞪着窗外的加夫列尔，表情感伤的加夫列尔，他开始起步跟上，又被抛在车后。其实，他在1956年真的伤了我的心，他就是无法面对。当然，我不可能嫁给他，对此我从来没有一丝丝的后悔。他太不可靠了，有这样的父亲我不能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对不对？然而在某种层面上，我却错得一塌糊涂，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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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是位勇敢、幸运、有毅力、勇于冒险的女性，愚蠢或聪明得足以在这些特质成为女性的“权利”之前就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虽然她的故事是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不难想象并非出自她的选择。经历过一段重要的感情之后——她在这段感情里也发现自己为文学这个职业“牺牲”——很难想象她会忍受任何对她而言无法接受的事。也许，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强烈的联系，但在她怀孕之后变调，对事物要求太多——要不就是结婚，要不就是结束。这并不是她第一段认真的感情——不过，这却是双方第一次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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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堕胎的尝试，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不太高兴，海岸区的传统并不认为孩子会是问题。在他的家庭里，包括他的外婆特兰基利娜、母亲路易莎，她们都接纳许多和她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孩子，他也许因而对于孩子的死亡感到非常不安。如果他和别的女人生小孩儿，梅塞德斯会很不好受，但拉丁美洲人对此比较习惯，不如欧洲人一般地严厉批判。至于他很快回去迎娶梅塞德斯，他也许会想：那又如何？她之前也不过是个孩子。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拉丁美洲男子而言，在巴黎谱出恋曲本来就是意料中之事，若是没有的话，他的朋友反而会很失望。如果塔奇雅把孩子生下来，也许他终究还是会离开她。在他选择梅塞德斯时，他似乎也刻意选择了一个和他来自相同背景的女人，她能够完全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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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离开了，但他还有他的小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本小说非常的独特，所设定的时空背景正是他写作的时间，1956年年底，欧洲处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境之中。详细情节早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之前就已经形成，时间是10月，主角是一位上校，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住在马孔多，七十五岁的他在哥伦比亚森林深处一个令人窒息的河边小镇腐朽、凋零，上校等他参加“千日战争”之役的抚恤金已经等了五十六年，没有其他谋生方式。上次收到国家发放抚恤金之机构的来信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然而他仍然每天满怀希望的去邮局查询。因此，他的人生就是在等待永远没有出现的消息。他和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奥古斯丁，他是个裁缝，年初时因发放秘密的政治宣传册而被政府杀害。[19]本来是奥古斯丁在照顾两个老人家，他遇害之后留下他的冠军斗鸡，值一笔不少的钱。上校忍受无数的侮辱，只因为不愿意把这只鸡卖掉。对他和儿子的朋友而言（朋友名为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这只斗鸡成为尊严和抵抗的象征，也是回忆奥古斯丁的纪念品。上校的妻子比较务实、体弱多病的她需要治疗，并不同意他的作为，时常催促他把公鸡卖掉。小说结束时，上校仍然在顽固地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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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本小说有多重的灵感：第一，由于他总是先有视觉灵感才开始创作——这是他许多年前的记忆，他在巴兰基亚鱼市场看到的一名男子，“带着些许沉默的焦虑”等待着一艘船。[20]第二，属于比较个人方面的，是他自己的外公等待“千日战争”抚恤金的回忆。但就体型上而言，主角的雏形是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父亲，也是一位上校，他比较瘦，因而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象中挨饿的主角。[21]第三，很明显的灵感来源还有“暴力事件”期间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第四，就艺术灵感而言，有来自德·西卡的《风烛泪》、柴伐蒂尼所写的剧本，关于另一名男子与他另一个珍藏的物品（他的狗），在同代的普遍的冷漠之中，在战后的罗马过着沉默、如耶稣苦难之路的生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承认的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来自第五点，也是最直接的一点——他和塔奇雅当时所经历的戏剧性人生，以苏伊士运河危机作为政治处境的背景，在他们的生活和小说里俯拾皆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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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与小说中，两位女性都忍受他所诠释为同居男性的自私或软弱，这个男人必须顺服自己，他有比她还重要的历史任务。两位女性都照顾这个男人（在小说里老夫妻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在真实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塔奇雅最后厌倦了照顾加夫列尔），她负责家里所有必要的重要工作，发挥母性天分，做着所有的实务工作，他则无益地卖力于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世界里，毫无希望地迟滞着，以斗鸡象征他的勇气、独立、最后的胜利。她坚信在最后会以悲剧收场，他则维持不屈服的乐观。上校儿子的死和小说主要的情节过了九个月时，妻子对上校说：“我们是儿子的孤儿。”此话足以当成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之间恋情的墓志铭。那公鸡（小说、作者的自尊）是个人认同集体价值的象征，让生活得以继续，可平息仿佛纪念碑一般的罪恶感及哀伤（流产，儿子的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信条可能一直都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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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某种散文体，虽然无可否认归属于“写实主义”，但具有如同诗一般的功能。中心主题的等待、希望、气候现象、身体的功能（尤其是排泄，或者在不幸的上校身上，无法排泄）、政治和贫穷、生与死、孤独和休戚与共、天命和宿命，都不可能切割。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对白不是他的强项，但他借由笔下厌倦人生的角色所传达的幽默，轻微的调整不同，借以凸显差别，是他成熟作品里最重要的特色。如同塞万提斯的独特，那毋庸置疑的幽默在这个优美的短篇小说中得到明确的表现，正如上校自己一般，不论多么短暂的描绘，都成为20世纪小说里最难忘的人物。最后一个段落是所有文学里最完美的一段之一，似乎集中、进而释放整本书所引领出来的主题和影像。疲累不堪的老人想办法睡着了，但他恼怒的妻子无法控制地、用力地把他摇醒。既然他终于决定不要卖掉斗鸡，而是帮它准备上场，她想知道他们现在要靠什么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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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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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花了七十五年 —— 他七十五年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来到这一刻。他感觉纯净、清明、无敌，那一刻他回答：“狗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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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感受到这释放的感觉，在完美融合的结局和释放、解脱感之间不言而明的对比，找不到什么美学的乐趣；一种提升的意识、抗拒、反抗。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如此重要的尊严，如今已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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