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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某一天，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何塞·丰特·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朋友坐在加拉加斯的“豪华咖啡馆”喝着酒，他看看手表说：“他妈的，我快错过飞机了！”普利尼奥问他要去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去结婚。”丰特·卡斯特罗回忆道：“这使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有女朋友。”[11]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向梅塞德斯·巴尔查求婚以来，已经超过十二年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自从他第一次决定要娶她为妻算起来已经超过十六年。此时的他刚满三十一岁，她二十五岁。除了通信内容之外，他们其实并不太认识对方。另外，普利尼奥·门多萨很清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昆塔那的恋情——她甚至写信问他是否有可能在委内瑞拉找到工作——他的妹妹索蕾妲见过这位西班牙演员，并且两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的确，就在他抵达加拉加斯后不久，她曾经问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能放弃这样的女人？梅塞德斯会搬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她丈夫的世界——的确，她对丈夫的世界，了解远远不及身边这些新朋友。对于自己身为这个外向但也非常注重隐私，甚至守口如瓶的男人生命中的女人，要到很多年后，她才终于对此角色感到完全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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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家人已经将近三年没有见到贾布了，就算是在那之前，自从1951年年底他短暂地和他们一起住在卡塔赫纳后回到巴兰基亚以来，他们也只见过他一两次。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塔赫纳家人的处境变得很差，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但即使如此还是很困难。不过，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房子终于在1957年8月2日卖掉了。[12]由于房租收入变得微不足道，随着建筑物慢慢残破，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决定以七千比索卖给一对贫穷的农人夫妇，他们刚刚赢得当地的乐透奖。这笔钱帮助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完成他在卡塔赫纳的皮耶·玻帕所盖的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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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衷心地想确定贾布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也许她在父亲死前如此向他保证过——然而，她渐渐地被身为十一个孩子母亲的生活弄得筋疲力尽，而她挂念着排行比较前面几个女孩子的教育问题，似乎是因为不希望她们落入苏克雷“当地乡巴佬”的魔掌，帮助她们走向独立的未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妲，从圣塔玛尔坦毕业之后，她在卡塔赫纳的慈幼会修女学校教低年级学生，贾布在1958年回家之前的几年，她突然决定成为修女，离家前往梅德茵。当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都反对艾妲的决定——正如同他们反对她和拉法叶·佩雷斯之间的感情，苏克雷一位想要娶她的男孩——但这次没有用。无论如何，这家人很快就要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于教育自由放任的态度付出惨痛的代价，如今处于青春期的库奇（阿夫列多）开始误入歧途，成为毒品的受害者，最终断送了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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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最小的妹妹莉妲则卷入一场闹剧，差点演变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唯一的情人是我的丈夫阿方索·托瑞斯。我1953年11月从辛瑟回到卡塔赫纳，12月在邻居的妹妹家认识他，悲剧从此开始，因为除了古斯塔沃以外，没有人喜欢他。”[13]她认识阿方索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家人非常反对他们在一起。阿方索虽然英俊过人，但暗肤色却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尽管面临极大的阻挠，莉妲和阿方索还是秘密地交往了四年。有一次，她对于这样的情况非常难过，把头发全部剪掉以示抗议父母的态度——他们甚至不让那年轻人进到屋内。他们永远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结婚（如同艾妲一般，玛歌在苏克雷也有她自己的拉法叶·布耶诺，等她决定反抗父母时，他已经把另一个女孩的肚子搞大，玛歌从此不再接受爱情）。如今，莉妲的大哥贾布会来拯救她，她在学校读过他写的故事（她最喜欢《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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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休了四天假。飞到巴兰基亚，住在七十二街和四十七号公路路口的旧阿罕布拉旅馆，只带着一个空行李箱。“加拉加斯的衣服很贵[14]，”他说。后来，梅塞德斯坚持是他“突然出现”在她家，不过他大概事先联系过她，而这只是长期以来有人问到他们的求爱过程和婚姻时，他们惯常摊出的滑稽版本。她告诉我，她总是栩栩如生地记得自己躺在药店楼上房间里的床上，一个妹妹大叫：“贾布来了！”[15]不过，她不肯说自己是兴奋还是只有惊讶。当天晚上，路易斯·安立奎从谢纳加坐飞机过来，加上贾布、福恩马佑尔和巴尔加斯，他们到“洞穴”共度朝圣般的单身汉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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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21日早上11点，订婚不到三年之后，这对新人在7月20日大道上的永援圣母教堂结婚。[16]“洞穴”的成员几乎全体出席，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记得贾布看起来似乎因为那一刻的庄严而感到迷茫，穿着暗灰色西装的他比往常更为清瘦，领带极为罕见的工整。新娘姗姗来迟得令人忧心，但穿着令人惊艳的蓝色长礼服，戴着面纱。喜宴地点则选择在她父亲坐落于街道另一头的药店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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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这对新人前往卡塔赫纳拜访梅塞德斯的婆家。对路易莎而言，自己的儿子离开这么久，出现的时候已经结婚，这种感觉一定很奇怪。阿方索借此机会安排去美丽华冰激凌店见女朋友的大哥。第二天早上莉妲上学时，路易莎对她说：“贾布昨天和阿方索谈过了，他今天会和你的父亲谈，所以今天会决定你的事情。”莉妲后来听说大哥对父亲说：“该是你开始把那些商品卖掉的时候了。”阿方索终于可以进到屋子里。为了表示他是认真的，他说自己准备再等一年，等莉妲读完高中。而为了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严苛古板，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他不赞成长时间订婚，这对情侣应该马上成婚。结果这起婚事在三个月内就完成，莉妲因而高中没有毕业，反倒生了五个小孩儿，接着在当地的政府机构工作，支撑家计二十五年。阿方索·托瑞斯则渐渐成为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中的男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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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里年纪最小的是伊尤，四十年后，他回忆起贾布闪电般的造访：“他才刚结婚，和梅塞德斯一起来卡塔赫纳度蜜月，或是说再见，或者两者都有，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们：两个都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在皮耶·玻帕的大房子里，我在那里度过青春期。他们不停地说话、抽烟。他们抽得很凶：在大厅、厨房里、餐桌上，甚至在床上，上面他们有自己的烟灰缸和三包香烟。他很瘦，她也是。他很紧张，有着细细的胡髭，她长得很像索菲亚·罗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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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亲朋好友而言，这对新婚夫妇太早离开，他们经由马拉开波飞往加拉加斯。她幼时朋友后来告诉我，在苏克雷下午的阳光下，这小女孩儿曾经靠在露台墙边说：“喔，我想去环游世界，住在大城市里，住遍不同的旅馆。”如今她出发了。在她过去拥有的人生里，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梦想会成真。他们在飞机上聊天时，贾布告诉梅塞德斯一些自己的梦想：他会出版一本名为《家》的小说；他会写另一本关于独裁者的小说；四十岁的时候他会写出毕生杰作。她后来仔细回想：“贾布出生的时候眼睛张得开开的……他总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就算是我们的婚姻也一样。我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对他的父亲说：‘我知道自己要和谁结婚。’当时我们只不过刚认识而已。”[20]如今，她嫁给了这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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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着结婚的现实、新的责任而改变，此刻坦然地计划未来。自然地，这不只是夫婿试图让妻子印象深刻，他也在创始一个新的年代、新的计划。即使是他心爱的文学，属于他自己的领域，都是这新方程式的一部分。他再也不能只是随随便便的活着，左手进右手出，一切都必须经过计划、组织——包括写作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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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多萨全家都出现在加拉加斯机场，包括如今垂垂老矣的前国防部部长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他渐渐地知道自己在哥伦比亚的政治抱负已经随着时间烟消云散。在哥伦比亚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保守党，在委内瑞拉显然永远地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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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嘈杂、外向，也许过于自信，甚至专横的新家人，梅塞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二妹索蕾妲无疑暗中，也许甚至负面地拿她和见过世面的塔奇雅比较。二十年后，在一本时髦波哥大杂志的文章里，最小的妹妹康斯薇洛无意地揭露了梅塞德斯觉得如此不安的原因。回忆起许多年前她抵达之时，康斯薇洛写道：“她有着海岸区女性典型的体型，苗条但骨架较大，肤色黝黑，较高而不是较矮，凤眼，丰唇微笑，严肃同时也带点嘲弄。那是梅塞德斯·巴尔查第一次出国，她抵达加拉加斯时，看起来似乎是个羞怯、安静的平凡人，穿的窄裙似乎比流行的要大一号，短发，那头永远的卷发对她没有好处。”[21]简而言之：她可能有非洲血统、过时、一点儿也不显眼。毫不令人意外，梅塞德斯后来告诉我，她在加拉加斯“花了太多时间”和门多萨一家人在一起，这些时间“不合乎我的品位，一点儿也不有趣——坦白说，我很想离开门多萨一家人”。只是，刚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必须和他们一起用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圣伯纳迪诺的罗莱马大厦安排了一间小公寓，里面几乎没有家具或家庭用品[22]，此等糗事被这对新婚夫妻讲了好几年。普利尼奥·门多萨从来没有离开加西亚·巴尔查家，即使在蜜月期间也一样[2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三十年后告诉我这个故事时，还对此哈哈大笑。门多萨自己的回忆录《冰与火焰》含蓄地证实了这个故事。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普利尼奥原本承诺要守口如瓶，但到头来却告诉全世界梅塞德斯第一次尝试下厨的灾难——梅塞德斯承认自己连颗蛋都不会煮，是贾布教她的[24]——以及她到加拉加斯之后一句话也没说的事实：“我见到梅塞德斯三天后告诉我妹妹，‘贾布娶了个哑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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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梅塞德斯说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1991年，我问她认为维系他们之间感情的是什么？她说：“我觉得问题在于肌肤相亲的效应，你不认为吗？没有这一点的话，什么也没有。”[26]但那只是开始，她很快就进入他的内心，不过和他真正认识她之前那些年的挫折有所不同，这个男人以为自己绝对能生活于自给自足中，自从外公在他十岁过世之后就不再指望任何人，但她如今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她为他的生活带来冷静、秩序。渐渐地，随着她越来越有自信——或者，随着她找到方法把内在的自信转化成外在的表达——她开始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诸多衍生的杂事中加诸传奇性的秩序感，她整理他的文章、新闻剪报、文件、故事、《家》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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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婚礼之前，虽然在他到达加拉加斯之后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和新闻抗争，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狂热地投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上。门多萨建议他的朋友参加一个由《民族报》发起、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赞助的短篇故事比赛，他几乎一鼓作气地写下第四个马孔多故事《周二的午休》。普利尼奥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篇故事写于1958年复活节的那一个礼拜（如果他朋友说的是实话，但再一次，很可能早就有普利尼奥没看过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来自他从小就记得的事件，先是听到有人大叫“那小偷的母亲来了”，接着见到一名可怜的妇人走过阿拉卡塔卡上校的房子[27]。这个短篇故事所描述的是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坐火车抵达马孔多，被迫在镇民敌意的眼光下走过街道，才能拜访她儿子所埋葬的墓地，他在企图抢劫时被射杀。这虽然是少数设于阿拉卡塔卡——马孔多的故事之一，但风格上谨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时期新写实主义的美学特色。他常常说自己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最引人入胜、“最亲密”，可能是因为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神奇地融入了自己和母亲归乡的经验，1950年在正午的炎热中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上[28]。虽然有这些可取之处，但文章并没有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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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灵感而言，这一篇以及其他马孔多—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写出作者“奇妙”的童年记忆，许多是怀旧的；而背景设在“镇上”（苏克雷）的故事则驱走他痛苦的青春期记忆。然而，不论背景是马孔多还是“镇上”，这些故事并不是专注在管理两个地区的冷血官方——虽然马孔多的神父永远没有“镇上”的神父冷酷，其他官方也是如此（马孔多甚至没有市长）——而是专注在平凡的人们身上，以贴近的观察、温暖的颜色描绘他们在严苛困境中试着过活，在总是逆境的情况下以最大的勇气、礼仪、尊严、荣誉生活着。如果这听起来很多愁善感，不可能是“现实的”，那么，是这个作者的天才使他有办法说服最多疑的读者认同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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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碰巧可以利用5月下旬和整个6月写他的故事，因为再一次，如同1948年和1956年，不受欢迎的不幸却为他带来文学上的好运。佩雷斯·希梅内斯不久前才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颁为美国之友，5月13日，就他在下台不到四个月之内，共和党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前往委内瑞拉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友好访问。尼克松的车子被困在离开机场的路上，被丢石头、吐口水，差点丧命。这个事件受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道，认为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降到冰点的历史征兆，而针对这次被羞辱的挫败检讨，也引致三年后“进步联盟”的成立。如同其他报社老板，拉米雷斯·麦奎格决定写一篇特别的社论悲叹尼克松的遭遇，其实就是在为这个事件道歉。关于这个事件，门多萨则参与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对着老板尖叫“去吃屎吧！”当场辞职走人。下楼梯时，他遇到迟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转头和他一起走出去，两人都丢了工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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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失业的记者回到圣伯纳迪诺，接了梅塞德斯去喝一杯，到当地餐厅“巴别拉寒舍”吃饭，一面做事后分析，一面庆祝。后来证明，梅塞德斯不但为人较安静，而且还有黑色幽默感，他们一边告诉她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被炒鱿鱼，她一边放声大笑。这多出来的时间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延长他的蜜月期，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这对新婚夫妇因而有更多时间相处在一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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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随身带着一大捆贾布写给她的信到加拉加斯，总共六百五十页。几个星期后，他要求她把这些信销毁，因为，根据她的回忆：“它们有可能会落入他人手中。”他自己的版本则是，每次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她总是说，“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从巴黎写给我的信说你永远不会这么做。”当他确定她不愿意销毁时——根据他们的个性，一定是经过非常谨慎而困难的讨论——他建议从她手中买下这批信件，最后他们同意象征性的一百委内瑞拉银币，之后她就这些信件全数销毁。[31]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实在非常有意思（甚至如果不是真的也一样）。首先最主要的，这显示他含蓄地保证一辈子都会和她维持婚姻关系，对她而言永远不会有所谓的“贾布”时期可以回顾，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距离存在，因此也永远不需要借由看旧信件来怀旧。其次，也许私底下，这些信件是给他自己的，一段他的确曾经抛弃她的时期的纪念品，他和塔奇雅的恋情、和“妞妞”之间的露水姻缘。无疑，他的良心要求销毁这些证据（可能因为他没有排除再度和塔奇雅恢复联系，他和梅塞德斯结婚前正好是他和塔奇雅认识两周年）。最后，不论乍看之下有多么不可能，也有可能是当这个年轻人在飞机上吹嘘着未来的功绩时，其实他知道自己将来会出名，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直觉，因此应该提前销毁生命中所有的证据，为未来的学生、评论、传记作者建立一个现成的形象。不论哪一个才是真相，这个行为都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深植的直觉，不要紧紧抓住过去不放，也不要收集纪念品或定情物——即使是来自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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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尼奥·门多萨再度被国内顶尖的新闻杂志《精英》（Elite）邀请。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未来最重要的委内瑞拉朋友西蒙·阿贝尔托·康萨尔维，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经由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集团之一卡普里列斯集团的所有人米格尔·安赫尔·卡普里列斯，门多萨成功地在同一家机构帮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6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卡普里列斯杂志中最轻佻的《委内瑞拉影像》（Venezuela Gráfica）总编辑，这本杂志素以“委内瑞拉色情照片”而广为人知，尤其是诸多穿着清凉的“名角”[32]。他刚帮《精英》杂志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匈牙利前总理纳吉的死刑（1958年6月28日），但帮新杂志则写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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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哥伦比亚的好消息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突然刊登在6月号的《传奇》（Mito），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55年前往欧洲之后，这本文学评论杂志曾经刊登过《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一份小说的稿子，但巴尔加斯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手给编辑凯坦·杜兰[3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刊登于文学杂志上这件事，再一次地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几乎总是悄悄地刊登，因此只有几百个人会读到。不过总比没有好，当时他一定是这么想。当时，畅销书这样的概念并不在他的期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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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一次，另一种政治力量正要介入，进而对他的命运做出极端的改变。1956年初在巴黎，尼古拉斯·纪廉告诉他一个叫卡斯特罗的年轻律师是古巴唯一的希望，他是7月26日运动的领袖，自此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一直注意这个男人的功绩，包括他在墨西哥的准备，搭乘格拉玛号游艇，史诗般但灾难性地前往古巴的旅程，以及在古巴马埃斯特拉山脉的游击战。卡斯特罗很快地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直觉中的另一个焦点人物。经由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的过程，委内瑞拉正摸索着走向新的民主秩序，但委内瑞拉不是他的国家，随着时间的逝去，对他的吸引也逐渐淡化；无论如何，他借由写作参与报道、编辑的能力已经不再。卡斯特罗的奋斗无疑具有代表拉美大陆之意，更别说抱负，也许古巴真的会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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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在加拉加斯采访过卡斯特罗的妹妹艾玛，《我的哥哥菲德尔》于1958年4月18日刊登在《时代》杂志，他在该年年中也以持续的热情注意着古巴的发展。虽然卡斯特罗尚未宣布自己的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在他长久的记者生涯中，他第一次能够对一位政治人物表现出无限的热情，对他的革命运动有着明显的乐观。他提到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食物是意大利面，他自己是烹饪此料理的高手，接着注记：“在马埃斯特拉山，菲德尔仍然在煮意大利面。‘他是个好人，一个简单的人，’他的妹妹说，‘他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最重要的是，他很会聆听。’她说他可以听上好几个小时，以同样的兴趣聆听各式的对话。关心身边同伴的问题，加上坚不可摧的意志，似乎是他人格的核心特质。”[34]四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出几乎同样的话——更别说吃着由卡斯特罗在他自己的厨房里所煮的意大利面——并不奇怪：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少数他能够相信的人物之一。如今，发现卡斯特罗曾经参与“波哥大大暴动”，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对于这位年轻古巴人史诗般的冒险投以浓厚兴趣之外，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多了一层传记体上的巧合之处。的确，在他和艾玛·卡斯特罗善意的访问之后，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在加拉加斯的成员开始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情报，然后他再提供给他所任职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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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除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去了由卡普里列斯家族举办的新年派对，凌晨三点回到自己住的大楼时，电梯坏了。他们两人都喝了很多，因此每爬一层楼就要坐下来休息，才能爬到六楼。他们终于打开门进公寓时，听到城里传来喧哗声，人声、汽车喇叭、教堂钟声、工厂的汽笛鸣叫声交织一片。难道是委内瑞拉又一次的革命吗？他们的公寓里没有收音机，只好赶快再跑下六楼去查明发生了什么事。管理员是名葡萄牙女子，告诉他们不是委内瑞拉，而是古巴的巴蒂斯塔下台了！[35]当天稍后，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他的游击队进入哈瓦那，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启新页；自从拉丁美洲被发现以来的第一次，全世界都会直接地受到此地政治事件的撼动。也许，拉丁美洲孤独和失败的时期终于结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臆测着。当天稍后，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一起庆祝这个消息，在门多萨家族于“丽山”的露台上畅饮冰啤酒，看着汽车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上鸣着喇叭，车窗外飘着古巴国旗。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两个朋友在各自的办公室里追踪媒体电报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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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1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整理他在《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办公室的办公桌，整理完了正准备回家，此时一位古巴革命分子出现，表示飞机在麦奎蒂亚机场等着带领有兴趣的记者前往岛上观察巴蒂斯塔罪犯的审判，史称“真相行动”。问他有兴趣吗？他必须当场决定，因为飞机当天晚上就要离开，连回家打包的时间都没有。反正梅塞德斯已经回巴兰基亚一阵子和家人度假，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给普利尼奥·门多萨——在行李箱里放两件衬衫，马上去机场，菲德尔邀请我们去古巴。他们两个当晚就出发，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穿着身上的衣服，没有护照，从巴蒂斯塔军队接收来的双引擎飞机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尿骚味”。[36]他们上飞机时，媒体和电视摄影机记录着整起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惊恐地看见坐在驾驶舱的是一位有名的电台主持人，没人知道这位流亡的古巴人是个飞行员。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见他对航空公司抱怨飞机超载，乘客和行李堆在走道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颤抖的声音问驾驶员，他是否认为他们有办法飞到目的地，驾驶员告诉他安心信任“处女号”。飞机在热带风暴中起飞，半夜还必须在途中的卡马圭紧急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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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19日早上抵达哈瓦那，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总理的三天后，古巴仍然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之中。四处都是红旗，蓄胡的游击队员肩上扛着来复枪，混杂在似梦般眼神、戴着草帽的农夫，以及无法忘怀的喜悦之中。两位朋友首先注意到的是，巴蒂斯塔的空军如今也允许蓄胡，表示自己也是革命分子。没多久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发现自己来到总统府，他回忆到，这里一片混乱——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国记者都混在一起。门多萨记得他们依序进入媒体室时，见到卡密罗·西安富耶格斯和切·格瓦拉在说话，他很清楚地听到西安富耶格斯说：“我们应该枪毙那些混蛋！”[37]几分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传奇的西班牙将军阿贝尔托·巴尤时，听到头顶上直升机的声音，是卡斯特罗搭机过来，向建筑物前沿着使命大道聚集的百万民众解释“真相行动”的宗旨意义[38]。卡斯特罗进入这个大房间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中断他的采访；新领袖准备他的演讲时，他们之间只隔了三个人。他开始说话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觉背上有一把手枪抵着他，总统随扈错把他当成偷偷混入的间谍。幸运的是，他有机会及时解释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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