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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婚礼之前，虽然在他到达加拉加斯之后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和新闻抗争，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狂热地投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上。门多萨建议他的朋友参加一个由《民族报》发起、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赞助的短篇故事比赛，他几乎一鼓作气地写下第四个马孔多故事《周二的午休》。普利尼奥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篇故事写于1958年复活节的那一个礼拜（如果他朋友说的是实话，但再一次，很可能早就有普利尼奥没看过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来自他从小就记得的事件，先是听到有人大叫“那小偷的母亲来了”，接着见到一名可怜的妇人走过阿拉卡塔卡上校的房子[27]。这个短篇故事所描述的是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坐火车抵达马孔多，被迫在镇民敌意的眼光下走过街道，才能拜访她儿子所埋葬的墓地，他在企图抢劫时被射杀。这虽然是少数设于阿拉卡塔卡——马孔多的故事之一，但风格上谨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时期新写实主义的美学特色。他常常说自己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最引人入胜、“最亲密”，可能是因为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神奇地融入了自己和母亲归乡的经验，1950年在正午的炎热中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上[28]。虽然有这些可取之处，但文章并没有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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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灵感而言，这一篇以及其他马孔多—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写出作者“奇妙”的童年记忆，许多是怀旧的；而背景设在“镇上”（苏克雷）的故事则驱走他痛苦的青春期记忆。然而，不论背景是马孔多还是“镇上”，这些故事并不是专注在管理两个地区的冷血官方——虽然马孔多的神父永远没有“镇上”的神父冷酷，其他官方也是如此（马孔多甚至没有市长）——而是专注在平凡的人们身上，以贴近的观察、温暖的颜色描绘他们在严苛困境中试着过活，在总是逆境的情况下以最大的勇气、礼仪、尊严、荣誉生活着。如果这听起来很多愁善感，不可能是“现实的”，那么，是这个作者的天才使他有办法说服最多疑的读者认同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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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碰巧可以利用5月下旬和整个6月写他的故事，因为再一次，如同1948年和1956年，不受欢迎的不幸却为他带来文学上的好运。佩雷斯·希梅内斯不久前才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颁为美国之友，5月13日，就他在下台不到四个月之内，共和党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前往委内瑞拉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友好访问。尼克松的车子被困在离开机场的路上，被丢石头、吐口水，差点丧命。这个事件受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道，认为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降到冰点的历史征兆，而针对这次被羞辱的挫败检讨，也引致三年后“进步联盟”的成立。如同其他报社老板，拉米雷斯·麦奎格决定写一篇特别的社论悲叹尼克松的遭遇，其实就是在为这个事件道歉。关于这个事件，门多萨则参与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对着老板尖叫“去吃屎吧！”当场辞职走人。下楼梯时，他遇到迟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转头和他一起走出去，两人都丢了工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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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失业的记者回到圣伯纳迪诺，接了梅塞德斯去喝一杯，到当地餐厅“巴别拉寒舍”吃饭，一面做事后分析，一面庆祝。后来证明，梅塞德斯不但为人较安静，而且还有黑色幽默感，他们一边告诉她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被炒鱿鱼，她一边放声大笑。这多出来的时间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延长他的蜜月期，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这对新婚夫妇因而有更多时间相处在一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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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随身带着一大捆贾布写给她的信到加拉加斯，总共六百五十页。几个星期后，他要求她把这些信销毁，因为，根据她的回忆：“它们有可能会落入他人手中。”他自己的版本则是，每次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她总是说，“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从巴黎写给我的信说你永远不会这么做。”当他确定她不愿意销毁时——根据他们的个性，一定是经过非常谨慎而困难的讨论——他建议从她手中买下这批信件，最后他们同意象征性的一百委内瑞拉银币，之后她就这些信件全数销毁。[31]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实在非常有意思（甚至如果不是真的也一样）。首先最主要的，这显示他含蓄地保证一辈子都会和她维持婚姻关系，对她而言永远不会有所谓的“贾布”时期可以回顾，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距离存在，因此也永远不需要借由看旧信件来怀旧。其次，也许私底下，这些信件是给他自己的，一段他的确曾经抛弃她的时期的纪念品，他和塔奇雅的恋情、和“妞妞”之间的露水姻缘。无疑，他的良心要求销毁这些证据（可能因为他没有排除再度和塔奇雅恢复联系，他和梅塞德斯结婚前正好是他和塔奇雅认识两周年）。最后，不论乍看之下有多么不可能，也有可能是当这个年轻人在飞机上吹嘘着未来的功绩时，其实他知道自己将来会出名，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直觉，因此应该提前销毁生命中所有的证据，为未来的学生、评论、传记作者建立一个现成的形象。不论哪一个才是真相，这个行为都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深植的直觉，不要紧紧抓住过去不放，也不要收集纪念品或定情物——即使是来自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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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尼奥·门多萨再度被国内顶尖的新闻杂志《精英》（Elite）邀请。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未来最重要的委内瑞拉朋友西蒙·阿贝尔托·康萨尔维，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经由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集团之一卡普里列斯集团的所有人米格尔·安赫尔·卡普里列斯，门多萨成功地在同一家机构帮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6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卡普里列斯杂志中最轻佻的《委内瑞拉影像》（Venezuela Gráfica）总编辑，这本杂志素以“委内瑞拉色情照片”而广为人知，尤其是诸多穿着清凉的“名角”[32]。他刚帮《精英》杂志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匈牙利前总理纳吉的死刑（1958年6月28日），但帮新杂志则写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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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哥伦比亚的好消息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突然刊登在6月号的《传奇》（Mito），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55年前往欧洲之后，这本文学评论杂志曾经刊登过《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一份小说的稿子，但巴尔加斯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手给编辑凯坦·杜兰[3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刊登于文学杂志上这件事，再一次地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几乎总是悄悄地刊登，因此只有几百个人会读到。不过总比没有好，当时他一定是这么想。当时，畅销书这样的概念并不在他的期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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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一次，另一种政治力量正要介入，进而对他的命运做出极端的改变。1956年初在巴黎，尼古拉斯·纪廉告诉他一个叫卡斯特罗的年轻律师是古巴唯一的希望，他是7月26日运动的领袖，自此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一直注意这个男人的功绩，包括他在墨西哥的准备，搭乘格拉玛号游艇，史诗般但灾难性地前往古巴的旅程，以及在古巴马埃斯特拉山脉的游击战。卡斯特罗很快地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直觉中的另一个焦点人物。经由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的过程，委内瑞拉正摸索着走向新的民主秩序，但委内瑞拉不是他的国家，随着时间的逝去，对他的吸引也逐渐淡化；无论如何，他借由写作参与报道、编辑的能力已经不再。卡斯特罗的奋斗无疑具有代表拉美大陆之意，更别说抱负，也许古巴真的会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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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在加拉加斯采访过卡斯特罗的妹妹艾玛，《我的哥哥菲德尔》于1958年4月18日刊登在《时代》杂志，他在该年年中也以持续的热情注意着古巴的发展。虽然卡斯特罗尚未宣布自己的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在他长久的记者生涯中，他第一次能够对一位政治人物表现出无限的热情，对他的革命运动有着明显的乐观。他提到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食物是意大利面，他自己是烹饪此料理的高手，接着注记：“在马埃斯特拉山，菲德尔仍然在煮意大利面。‘他是个好人，一个简单的人，’他的妹妹说，‘他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最重要的是，他很会聆听。’她说他可以听上好几个小时，以同样的兴趣聆听各式的对话。关心身边同伴的问题，加上坚不可摧的意志，似乎是他人格的核心特质。”[34]四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出几乎同样的话——更别说吃着由卡斯特罗在他自己的厨房里所煮的意大利面——并不奇怪：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少数他能够相信的人物之一。如今，发现卡斯特罗曾经参与“波哥大大暴动”，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对于这位年轻古巴人史诗般的冒险投以浓厚兴趣之外，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多了一层传记体上的巧合之处。的确，在他和艾玛·卡斯特罗善意的访问之后，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在加拉加斯的成员开始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情报，然后他再提供给他所任职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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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除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去了由卡普里列斯家族举办的新年派对，凌晨三点回到自己住的大楼时，电梯坏了。他们两人都喝了很多，因此每爬一层楼就要坐下来休息，才能爬到六楼。他们终于打开门进公寓时，听到城里传来喧哗声，人声、汽车喇叭、教堂钟声、工厂的汽笛鸣叫声交织一片。难道是委内瑞拉又一次的革命吗？他们的公寓里没有收音机，只好赶快再跑下六楼去查明发生了什么事。管理员是名葡萄牙女子，告诉他们不是委内瑞拉，而是古巴的巴蒂斯塔下台了！[35]当天稍后，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他的游击队进入哈瓦那，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启新页；自从拉丁美洲被发现以来的第一次，全世界都会直接地受到此地政治事件的撼动。也许，拉丁美洲孤独和失败的时期终于结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臆测着。当天稍后，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一起庆祝这个消息，在门多萨家族于“丽山”的露台上畅饮冰啤酒，看着汽车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上鸣着喇叭，车窗外飘着古巴国旗。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两个朋友在各自的办公室里追踪媒体电报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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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1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整理他在《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办公室的办公桌，整理完了正准备回家，此时一位古巴革命分子出现，表示飞机在麦奎蒂亚机场等着带领有兴趣的记者前往岛上观察巴蒂斯塔罪犯的审判，史称“真相行动”。问他有兴趣吗？他必须当场决定，因为飞机当天晚上就要离开，连回家打包的时间都没有。反正梅塞德斯已经回巴兰基亚一阵子和家人度假，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给普利尼奥·门多萨——在行李箱里放两件衬衫，马上去机场，菲德尔邀请我们去古巴。他们两个当晚就出发，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穿着身上的衣服，没有护照，从巴蒂斯塔军队接收来的双引擎飞机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尿骚味”。[36]他们上飞机时，媒体和电视摄影机记录着整起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惊恐地看见坐在驾驶舱的是一位有名的电台主持人，没人知道这位流亡的古巴人是个飞行员。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见他对航空公司抱怨飞机超载，乘客和行李堆在走道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颤抖的声音问驾驶员，他是否认为他们有办法飞到目的地，驾驶员告诉他安心信任“处女号”。飞机在热带风暴中起飞，半夜还必须在途中的卡马圭紧急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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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19日早上抵达哈瓦那，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总理的三天后，古巴仍然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之中。四处都是红旗，蓄胡的游击队员肩上扛着来复枪，混杂在似梦般眼神、戴着草帽的农夫，以及无法忘怀的喜悦之中。两位朋友首先注意到的是，巴蒂斯塔的空军如今也允许蓄胡，表示自己也是革命分子。没多久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发现自己来到总统府，他回忆到，这里一片混乱——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国记者都混在一起。门多萨记得他们依序进入媒体室时，见到卡密罗·西安富耶格斯和切·格瓦拉在说话，他很清楚地听到西安富耶格斯说：“我们应该枪毙那些混蛋！”[37]几分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传奇的西班牙将军阿贝尔托·巴尤时，听到头顶上直升机的声音，是卡斯特罗搭机过来，向建筑物前沿着使命大道聚集的百万民众解释“真相行动”的宗旨意义[38]。卡斯特罗进入这个大房间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中断他的采访；新领袖准备他的演讲时，他们之间只隔了三个人。他开始说话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觉背上有一把手枪抵着他，总统随扈错把他当成偷偷混入的间谍。幸运的是，他有机会及时解释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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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两位哥伦比亚人前往“体育场”，目睹被控为战犯的巴蒂斯塔支持者的受审，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天一夜。“真相行动”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革命只审判、处决战犯，而非所有的“巴蒂斯塔支持者”，像部分美国媒体已经指称的那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出席了赫苏斯·索萨·布朗哥上校的审判，他是巴蒂斯塔军队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之一，被控谋杀没有武装的农民。台上有一个像拳击台的地方，以探照灯照明，被告戴着手铐站着。两位哥伦比亚人坐在前排，同时，群众吃着临时的餐点、喝着啤酒，一面围观吃喝着，而索萨·布朗哥脸上带着轻蔑、讥讽和恐怖的神情，试图为自己辩护。索萨最后终于被判有罪时，普利尼奥·门多萨手拿麦克风对着这位被定罪的人，让他可以回应判决，但索萨拒绝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这个事件改变了他对于《族长的秋天》的想法，他如今设想一场最近被推翻的独裁者的审判，由尸体旁的独白陈述。当局问他和门多萨晚上是否有意与其他记者一同去探视被定罪囚犯的牢房，但被他们回绝；第二天早上，索萨·布朗哥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双胞胎女儿去饭店请求外国媒体签署陈情书请求特赦，他们全都签了名。那位母亲前一天晚上给女儿吃了药，让她们保持清醒，“她们才会永远记得这个晚上”[39]。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签名似乎是基于同情这家人，以及毕生反对死刑的态度，而不是出自于关心程序的正义。如同索萨·布朗哥所抗议的，审判的确实像“马戏团”，但也不算血腥，他的罪行并没有疑问。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表示，虽然有一些不合规则，但他们相信处刑是公正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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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这两位朋友飞回加拉加斯。普利尼奥·门多萨已经被他在委内瑞拉所见愈演愈烈的仇外情绪所激怒，决定回到波哥大。他在2月底离开，开始为《彩印》和《街道》（La Calle）等杂志做特约撰稿工作，一面等待来自古巴的消息。门多萨一直都比他年长的朋友容易受影响，也比较冲动，乌托邦的喜悦说服门多萨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为新革命尽力，两人都认为这个现象的规模和重要性将会遍及整个拉丁美洲。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明白地向古巴的联系人表示，如果他们找到恰当的职务给他做的话，自己也可能准备为新政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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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则以非常悲观的态度谈论着哈瓦那的“杀戮”，一批批地处决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巴蒂斯塔支持者”，而新的革命政府继续坚持它只是在审判、处决罪证确凿的战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被新政府说服古巴革命具有正当性，相信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反应是不公正的。一位阿根廷记者豪尔斯·里卡多·马塞提在“体育场”的事件中接受采访，宣称美国对于古巴事件的报道“再次显示需要拉丁美洲媒体的力量来保护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41]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报道新闻这个议题向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切重点，最后，新政府邀请马塞提在哈瓦那成立他所推荐的那种新闻机构，后来称为拉丁美洲通讯社，一旦对这个不可或缺的革命工具达成共识，马塞提开始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寻找同仁以及撰稿人，在拉丁美洲所有主要城市设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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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就在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和纽约十一天，受到美国政府刻意的冷落之后不久，一位叫罗德里戈·苏阿瑞兹的墨西哥人来到波哥大，醉醺醺的他带着一行李箱的钞票。此时的基耶尔莫·安古罗娶了意大利人，带她回波哥大，和基耶尔莫·安古罗谈过之后，苏阿瑞兹提议普利尼奥·门多萨应该负责设立波哥大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门多萨接受了，同时也表示自己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是个杰出的记者，并且热心支持革命，只等着对方提出邀请。“现在就去找他！”是当场的回答。[42]这场革命真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都是口头承诺，没有支票、没有收据，那个时代的革命就是这样。”[43]几天后，加拿大皇家银行通知门多萨有一万美元汇到他的名下。他打电报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他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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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需要下决定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想为古巴工作的欲望，克服了他不愿意回到波哥大的心情。虽然委内瑞拉有问题也有踌躇，但政治进展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但古巴则更进一步——其实是好几步。根据门多萨的版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5月上旬抵达波哥大时，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门多萨把他们从机场接到车上时，贾布才庆祝这个消息：“古巴！太棒了！”[44]担任记者十二年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做自己想要做的那种工作，没有审查制度、没有妥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位于七号公路——第七街，在十七街和十八街之间的坦帕咖啡座对面——光是这一点就觉得是在革命；而且，其实距离他十五年前第一次到波哥大，要去锡帕基拉之前所住的宿舍颇为接近。[45]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波哥大已经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卡恰克人堡垒。如今，这个城市是1948年4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学习革命重要一课之处，他和普利尼奥要在此散播革命的种子。他马上开始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太多需要即兴发挥。没多久，七号公路的办公室就成为哥伦比亚左派的聚会之处。其中的员工包括梅塞德斯的弟弟爱德华多，他们参与了拉丁美洲20世纪历史上最骚乱、热情、但结果也最悲惨的开始。当时，世界各地的革新主义者都以最热烈和热情的注意力锁定古巴的发展，拉丁美洲的年轻人开始把“古巴实战经验”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各处成立游击队运动。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常常在办公室附近的街上安排支持古巴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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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以上如火如荼的活动，但哥伦比亚一如往常地证明它置身于大陆规则之外。在革新主义人士的眼中，哥伦比亚的发展并不如古巴或委内瑞拉一样有希望。哥伦比亚教会谴责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之后，罗哈斯·皮尼利亚在1957年3月开始动摇，自由党领袖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领导的公民运动号召全面罢工。独裁者于5月10日辞职，属意由加夫列尔·巴利斯·高尔迪尤将军所领导的五人执政团接手，勉强答应恢复民主。7月20日，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岸的滨海休闲地希切斯，耶拉斯和流亡的保守党领袖劳雷亚诺·戈麦斯策划“国家阵线”，未来保守党和自由党将以双头政府组织轮替，以避免政治混乱——其实指的就是左倾——以及恢复军事统治的危险。执政团于10月宣布全民公投，1957年12月1日，公民投票通过这个计划。一轮诡异初选似的投票决定自由党和保守党最受欢迎的参选人之后，耶拉斯在1958年的选举中同额竞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在3月的婚礼之后回到委内瑞拉，自由党领袖很快地在1958年8月以哥伦比亚下一个“民选”总统的姿态接受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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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他结婚当天刊登于加拉加斯的文章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确而有力地总结哥伦比亚最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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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9日，原本低调的百万富翁、保守党总理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下令解散国会，经过没有选举的八年九个月十一天之后，哥伦比亚人再度回到投票所，重新选出国会。此解散国会的法令于某星期六的三点三十五分生效，开启连续三个的独裁政权，使得国内二十万人死于非命，以及历史上最糟的社会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毫不留情地军事追杀自由党，毁损了我们国家的选举事实。[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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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评论还不止于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自由党在1946年失去政权终究归咎于耶拉斯·卡马尔哥，并且鄙视他居然成为参选人，因为他其实是保守党，果不其然地从二十年前曾经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同一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中招募自由党参选人。由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于1959年2月13日所成立的新政党“解放革命运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虽造成一时的骚动，不过，对于两个政治恐龙之间的争斗终究没有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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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也不乐意回到惨淡的波哥大，更甭提哥伦比亚政治带给他的挫折感。不过，对于波哥大人的背信弃义，如今他有妻子分享他的感受，以及他身为“海岸人”的抗拒。梅塞德斯已经怀孕好几个月，剪了短发，常常穿长裤，此举使波哥大的邻居非常震惊，特别是对怀孕女性对于古巴高跟鞋的偏好以及她丈夫俗气的衬衫。[47]普利尼奥·门多萨还是单身汉，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家，贾布忙的时候则由他带梅塞德斯去电影院。他和他的朋友都有着相同深蓝色的雨衣，他们的朋友总是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由同一个母亲所打扮的两个男孩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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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7年所写，关于访问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文章于1959年7月27日至9月28日间刊登于《彩印》杂志，系列标题是《铁幕下的九十天》。也许重要的是他没有重复匈牙利的文章，这也许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予卡达如此好的评语之后，他却处决了纳吉。因此，他针对这个议题另外写了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未令他的读者想到他和卡达之间的交情，而且可以注意到，他怪罪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匈牙利人：“即使是我们这些原则上相信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人，也必须认清这位苏维埃总理已经开始令人起疑地看似斯大林。”[49]有趣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强调的一点是处决纳吉是“愚蠢的政治行为”；面对也许原则上该受谴责的极权政策时，他不是最后一次采取如此实际的立场。写下这篇文章的人此时明确地相信在特殊的情境下有“对”与“错”，冷血地把政治置于道德之上，最后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般“无可取代”的领袖，这一点，也许我们不该觉得意外。讽刺的是，比起他两年前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之前写的稿子，东欧这一系列文章在1959年时反而比较具有实质意义，因为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拉丁美洲激烈的左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一再地引起辩论，甚至有人为它不惜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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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梅塞德斯生下他们的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这不幸的婴儿生为卡恰克人，但他的受洗却使他注定有个光明的未来。不出所料，他的教父是普利尼奥·门多萨，教母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妻子苏珊娜·莉娜瑞斯，如今住在波哥大，但婴儿由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施洗，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在国家大学时同为法律系学生的激进派神父。托雷斯于1947年年底离开大学，他不幸的女友选择了僻静的修道院，他则于1955年成为神父，接着在天主教鲁汉大学研读社会学，和其他大学旧友正好同时都在欧洲，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门多萨、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回到哥伦比亚之后，他回到国家大学教授社会学，他们全体首度重逢。等到1959年这群人再度碰面的时候，托雷斯神父在波哥大的边缘社区非常活跃，越来越疏离传统的教会体系[50]。毫无疑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托雷斯担任施洗仪式的主祭神父是因为感情因素——但他也是他和梅塞德斯唯一认识的神父。起初，托雷斯拒绝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教父，不只因为他并不是信徒，更由于众所皆知他并不虔诚。婴儿受洗时，托雷斯吟诵着：“相信圣灵现在降临于这婴孩身上的人应该跪下。”在场的四位都站立不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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