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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迈阿密约有十万名古巴难民，每个月都有更多人抵达，许多人来到纽约。美国正计划在入侵时利用这些难民，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的秘密基地训练。虽然接下来入侵古巴应该是国家机密，但在迈阿密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的：“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更早地被人预知。”[13]在纽约，支持和反对革命的拉丁美洲人小心翼翼地各自选择不同的酒吧、餐厅和戏院。不小心进入敌人的范围是危险的，常常发生暴乱，警方也时常小心地等到一切结束后才抵达现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同样小心避免参与这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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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在纽约只待了五个月，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他们住在靠近第五大道上的韦伯斯特饭店，就在曼哈顿市中心。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员工经常受到来自古巴难民以及反卡斯特罗组织的歇斯底里的压力。来自反革命的“古萨诺斯”（虫，革命分子使用的名称）电话谩骂每天都会发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照例会回答：“说给你妈听吧，混蛋！”他们也必须确定身上总是带着可以充当武器的东西。某一天，梅塞德斯接到一个电话威胁她和罗德里戈，来电的人说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她几点钟带孩子出去散步——通常在附近的中央公园。梅塞德斯有一个朋友住在纽约市另一头的牙买加，这个电话的内容她没有对丈夫露出丝毫消息，只借口整天待在旅馆很无聊，想去找朋友住一阵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时正在修改《恶时辰》——他最邪恶的一本书，也许这样评价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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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塞德斯离开旅馆之后，在越发紧张的情势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办公室，晚上睡在那里的沙发上。3月13日，他在华盛顿参加了一场历史性的记者会，由约翰·肯尼迪宣布成立“进步联盟”。[14]这预言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者数十年之后，美国开始使用人权、民主、合作这些语言；不过，美国会再度回到这个政策——1964年在巴西——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回归，且更加强烈。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肯尼迪的演讲“值得称为旧约先知”，但认为“进步联盟”只是个“为了阻挡古巴革命的新风潮所用的紧急补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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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纽约办公室里的内部紧张介于旧式强硬派古巴共产党和马塞提所招募的新拉丁美洲左派之间。“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我被当成马塞提的人。”[16]情况很快糟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考虑自己的立场，最后他决定脱身。一天午夜，独自在办公室里，他收到来自一个加勒比海口音的直接威胁，宣布：“准备好，混蛋，你的时间到了，我们要来找你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报机上留了言：“如果我离开前没有把这个关掉，那是因为我被杀了。”来自哈瓦那的信息回复：“好的，伙伴，我们会送花的。”接着在惊慌之下，他一点钟离开大楼时忘了把机器关掉。[17]他害怕地溜回旅馆，在雨中经过圣派屈克大教堂的灰色庞然大物，害怕自己的脚步声，甚至穿着身上的衣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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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冲动的马塞提由于来自共产党员愈增的压力而辞职。4月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寄了一封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通知他马塞提辞职的消息，说自己也决定起而追随；他已经递出辞呈，告知会做到4月底，告诉门多萨他考虑去墨西哥。4月17日“猪湾入侵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卡斯特罗才刚宣布革命如今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早就怀疑正是如此；入侵事件发生之后，卡斯特罗本人要求马塞提继续坚守岗位，参加反革命囚犯的现场直播采访。马塞提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决定继续工作，直到入侵后的危机结束。[18]事实上，他从那时就宣称自己当时真正想做的是从纽约回到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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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猪湾得到伟大胜利的那一天，卡斯特罗亲自指挥岛上的防御以及逮捕入侵者，普利尼奥·门多萨发现，神秘的波哥大的电信公司第一次拒绝传送他的电报，便马上怀疑美国对哥伦比亚单位施压，切断了对古巴的通信。他打电话给纽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等一下，第五大道上有一家公共电报公司，就在办公室隔壁。”因此，在反革命入侵者传奇挫败的那一天，古巴人宣称是“拉丁美洲领土上第一个对抗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两位朋友很骄傲地智取中央情报局。不过不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旅馆，手写了封信给马塞提——他几乎很少这么做（他甚至在信上写下日期）——简略写下他的牢骚，他如何反对莫斯科式的派系主义，万一正统共产党路线胜出的话，他对于革命未来的恐惧。他把信留在旅馆房间里，等待他知道的不可避免的辞职的那一刻。还好他待到“猪湾事件”之后，如果他就在那之前离开，永远会被冠上不顾大局、只求自保的名声。[19]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是，马塞提也很快就永远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随后回到阿根廷，在1964年死于毫无希望的革命征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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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普利尼奥·门多萨飞到哈瓦那和马塞提讨论情势。消息传来，“他们”——笨蛋强硬派终于在新社长西班牙人费南多·雷伏耶塔领导下接收了拉丁美洲通讯社，此时门多萨正和马塞提及他的妻子龚其塔·杜莫耶斯午餐。5月下旬，门多萨再次坐着泛美航空的班机从哈瓦那回家到纽约；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侦讯之后，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在机场接他。梅塞德斯以她神色自若的方式微笑着说：“所以， ‘那群笨蛋’接收了通讯社吗，教父？”“是的，教母，没错。”他告诉她自己已经向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社长递出辞呈，另外一份寄给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她则告诉他贾布自己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只等他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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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问题绝口不提——包括后来和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之间的讨论，他是一位正统的共产党员；在没有提到细节的情形下，他只是表示觉得强硬派共产党员是“反革命分子”。[21]然而1961年的这些事件对他人生的阴影超过十年之久，显然因为他不断地认为古巴革命是“有要领的”强硬派（当时应以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为代表）和较为直觉式的革命浪漫派（以卡斯特罗本人为代表）这两派之间无止境的斗争。二十五年后门多萨表示，紧接在1957年东欧旅程之后，他自己在古巴的经验对于远离社会主义有决定性的影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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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多萨留在纽约几天，等待关于朋友欠薪以及机票的消息。他白天和梅塞德斯以及罗德里戈在中央公园散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在办公室收拾细软。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一起在第五大道、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闲晃，讨论发生的事、古巴的未来，以及他们自己不确定的计划。困在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他们两人都将要开始遭逢困境。5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阿尔瓦罗·塞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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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槽糕至极的危机持续一个月之后，这星期才终于开始有进展，拉丁美洲通讯社一些不错的年轻人都滚蛋了，递上夸张的辞职信。尽管我们可以看见眼前的狗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情况会变得这么令人无法抵挡，我以为自己在纽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我留下来最后的希望今晚已经消失殆尽，我6月1日要去墨西哥，走陆路，目标是横穿混乱的南方。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但我在尝试从哥伦比亚抢救一些美金，希望能让我在墨西哥住一段时间，让我一边找工作。谁知道他妈的要做些什么，因为身为记者我已经投降了，也许该找个知性的工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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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门多萨离开纽约之后，马塞提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情况又改善了。他和多尔蒂科斯总统谈过，被告知原来他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属意的名单上。他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延迟到墨西哥的行程，但此时这位哥伦比亚人已经订好计划，只等着他的遣散费，而拉丁美洲通讯社并不急着照办。他想说服他们给他一些遣散费加上他和家人去墨西哥的机票，所以不情愿地拒绝了马塞提的恳求。他在一封信里向门多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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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马塞提：不论我们试着做什么，他要求私下的帮忙一开始会变成某种巨大复杂的任务，我会深陷其中，直到同志看到番石榴成熟了决定要吃，如同他们对拉丁美洲通讯社所做的。而且，如果马塞提仍然深陷其中，而且有危险，正如你告诉我他的情况，我会推翻自己计划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但我的印象是总统找到了方法协助他，他已经不这么急着需要帮助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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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表示：“我在自己应该无微不至地管理的办公室里已经成了陌生人。幸运的是，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切就会结束了。”[25]他担心拉丁美洲办公室不会支付他家人的回程机票，而自己名下只有两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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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没办法飞回哥伦比亚，因此他们由陆路前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们尝试寻找协助回家（虽然门多萨自己相信在墨西哥长期滞留一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渴望的心愿，也许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的动态和动机遭到误解，那是因为他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想回到哥伦比亚以及一大群家人身边）。毫不意外，纽约的管理阶层说他已经辞职了，不是被炒鱿鱼——显然他被认为，如果不是反革命的“虫”的话，那么就是逃兵——他们并没有被授权允许给他机票去墨西哥。后来，共产党告诉在哈瓦那问起他的朋友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转投反革命阵营了。”[26]6月中旬，对于从拉丁美洲通讯社能拿到费用已经断念，对革命也是，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坐上往新奥尔良的灰狗巴士，门多萨从波哥大又寄了一百五十美元到此地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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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十八个月大的孩子，那十四天的旅程对他们而言非常的吃力，至少可以这么说，频繁的停靠，如同这对夫妻后来所说，没完没了的“厚纸板汉堡”、“木屑热狗”、塑胶桶的可口可乐。最后，他们开始吃罗德里戈的加工婴儿食品，特别是炖水果。他们经过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南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以及密西西比州。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带他走过福克纳的国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后来十年间人权改革发生之前，如同当时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般，这对年轻夫妻震慑于遍布美国南部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在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他们在蒙哥马利失去了一个晚上的睡眠，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房间出租给“肮脏的墨西哥人”。等他们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非常渴望“真正的食物”，他们用掉门多萨寄到哥伦比亚领事馆的一百五十美元里的一部分，在一家高级法式餐厅“旧广场”饱餐一顿。不过，他们很失望地看到送来的牛排上放了一大颗水蜜桃。[27]198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他们伟大的探险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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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趟英雄式的旅途尾声，我们再次面对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棉花田里完美无瑕的巴特农神殿，农人在路旁旅舍的屋檐下午休，黑人的工厂残破不堪，盖文·斯蒂文森大叔的白人子嗣和他们穿着薄纱的偷懒女人星期天上教堂祷告，约克纳帕塔法郡可怕的世界从巴士车窗经过我们的眼帘，就如同小说大师创作的一样真实，一般生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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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趟旅程之后的第一封信里告诉门多萨：“我们安全地抵达了。这趟非常有意思的旅程一方面证明福克纳和其他人对于自己的环境说的是实话，另一方面，罗德里戈是个非常灵活的小家伙，可以适应任何紧急情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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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漫长而难以忘怀的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到了边界的拉雷多，在这全世界充满最强烈对比的前哨，他们找到一个肮脏、污秽的小镇，不过，他们在此却觉得人生突然又是真实的了。一间便宜的餐厅提供了美味的一餐，梅塞德斯发现墨西哥人知道烹饪米的秘诀以及其他一切，认为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她也许可以过得下去。他们坐上火车，于1961年6月下旬抵达墨西哥城。在那里，他们遇到的是一座巨大但仍然可以适应的城市，大道上排列着花朵——在那个时代——非常遥远的天空通常是透明、亮丽的蓝色，仍然可以看到火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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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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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E. González Bermejo，Ahora doscientos años de soledad…，《 凯旋 》，1971年11月（收录于Rentería主编的García Márquez habla de García Márquez en 33 grandes reportajes，p.50）；及Angel Augier，GM en La Habana，Mensajes，1970年9月10日（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哈瓦那），1 ：17。阿罗尔托·华尔之后成了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古巴革命之间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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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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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六年后，不屈不挠的华许因为在所谓的“污秽战役”中英勇反抗，被阿根廷军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凌虐致死。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odolfo Walsh，el escritor que se le adelantó a la CIA，《 抉择 》，第124期，1977年7月25日至8月1日。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cuerdos de periodista，《观察家报》，198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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