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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有这么多共同的兴趣和才能,很快发展出亲密以及互利的关系。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益处是无限的。富恩特斯不只在事业发展上领先他许多年,而且是居于母国的墨西哥人,在先前的十年间,他和世界上诸多领域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之间发展出非凡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渴望加入的。富恩特斯可以带他进入许多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之处,他在知识上的慷慨也无人能及。除此之外,富恩特斯的拉丁美洲意识比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成熟,因此得以带领和培养这位仍然生涩、不稳定的哥伦比亚人,在广阔的拉丁美洲文学戏剧界里担任要角;比起其他人,富恩特斯可以预见这样的角色,也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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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开始与洛卜多·贾瓦尔登一起投入《黄金斗鸡》的剧本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声称自己和富恩特斯花了漫长的五个月和导演争论剧本内容,却毫无进展。最后,电影在1964年6月17日和7月24日之间拍摄,内景地点是著名的丘鲁布斯科片厂,外景则选在克雷塔罗,由明星伊格纳希欧·洛佩斯·塔尔索和露恰·薇雅主演。这部90分钟的电影在1964年12月18日首映时,无论在票房收入和评论上都彻底失败。鲁尔福的作品是充满仪式、含蓄的神话,充满想象空间与暗示性,但一点儿也不明确,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改编登上大银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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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人都坚持继续这个类型,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这是“释放我的鬼魅的安全阀”——对于电影工作,两人都没法完全适应[38]。不过,也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坚持下去:当时的文学界无钱可赚,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而电影可以直接对广大的拉丁美洲群众意识做出诉求。况且,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这般相对压抑的社会里,电影对性别和裸露提供崭新的观点,使用美丽的女演员、年轻外向的前卫导演,以鲜少而特许的管道一窥光鲜与文化的未来。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也鼓励热烈而空洞的无稽之谈,尤其是在墨西哥。当时,熟知潮流、跟上流行、“搞清楚状况”,或者更好的,让“时尚”也成为必要,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都发现自己受到这些文化标记及其公关机器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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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他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对阿莱霍·卡彭铁尔最近的小说《光明世纪》的推崇开始让自己思索热带以及文学巴洛克风格之间的关系——此举无疑是追随富恩特斯。他提醒普利尼奥前一年欧洲一些翻译作品的成功:《光明世纪》、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及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等,这名单包括当时尚未得知为“文学爆炸”的前三部小说。[39]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四本,也是最有名的一本,会是由自己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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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贾布和梅塞德斯有机会搬到适合他们的新家[40],他告诉普利尼奥“是栋好房子,有院子、书房、客房、电话,满足了所有布尔乔亚生活所需要的舒适感,坐落在一个非常传统而安静的区域,满是有名的寡头政治支持者”。这点有些夸张,的确,这房子距离这个地区很近,但中间隔了一条大马路,不过无疑仍是一座令人愉快、安静、舒服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满是纸张的洞穴”。房子里只有零星的家具,但比这家人之前住过的地方都还要宽敞,虽然身无长物,但总是充满音乐,尤其是巴托尔克以及披头士的音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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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阵阵的社交旋涡之中,冒充波希米亚人之后,即使有了新得的安全感以及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越来越不快乐。他这个时期的照片非常惨不忍睹:浑身散发出紧张和压力,有人说看见他在派对上差点挥拳。他当时写的是自己一点儿也不在乎的东西,除了偶尔写写《族长的秋天》,但又觉得毫无进展。他是个小布尔乔亚剧作家,也是个广告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些成功的作家并没有革命的经历,却被古巴革命猛献殷勤,他自己则被冷落一旁。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是深具影响力的乌拉圭文学评论家。后来不仅是对于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逐渐扩大的“文学爆炸”中许多作家,都为其在宣传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于1964年1月访问墨西哥,在墨西哥学院教书,非常担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理状态:“受尽折磨的灵魂,栖息于最惨烈的地狱中: 文学的贫乏。如果和他谈到早期的作品,或是赞美(例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用西班牙宗教法庭里最敏锐的刑具折磨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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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硬撑着。1964年年底,他重写了第一个原著剧本《牛仔》,原本由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所拍摄,如今由二十二岁的奥图罗·利普斯坦执导,重新命名为“大限难逃”(Tiempo de morir)[43]。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作品,这部作品的源头来自一个影像、一个记忆,来自一桩过去经历过的事件。他曾经回到哥伦比亚的公寓找到以前的门房,曾经是杀手的他在织着毛线。[44]在剧本里,一名男子因为被挑衅进而杀人,坐了十八年的牢,虽然死者的儿子发誓要杀了他,他仍然回到家乡,他也开始织毛线。小儿子改变心意,但其他儿子不断挑衅老人——历史重演——直到最后,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角开枪杀了大儿子,而小儿子在主角没有抵抗的情形下把他杀死了。这显然是重写他外公在巴兰卡斯的经历,他当时也是被一名年轻男子挑衅,只不过,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枪杀了他的对手,他只入狱一年而不是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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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剧本的几个星期后,这部电影于1965年7月7日到10日之间在丘鲁布斯科和帕兹跨罗拍摄,由豪尔斯·马丁内斯·欧尤斯、马尔嘉·洛佩斯以及安立奎·罗恰主演,卡洛斯·富恩特斯改编对白,摄影工作则由伟大的亚历克斯·菲利普斯负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维森德·罗侯负责字幕。电影长达九十分钟,1966年8月11日于墨西哥城的综艺电影院首映。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参与的电影被公认失败,虽然年轻导演生涩的电影拍摄天分也显而易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利普斯坦互相责怪对方。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投入的是他参与电影拍摄时典型会出现的优缺点:他的情节完美得足以媲美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对话对电影而言则说教意味太浓。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幻灭的清醒看到,对他而言,就算没有人读,但写剧本没有写文学故事来得有成就感:首先,写剧本和为大众阅读而写完全不同;其次,写剧本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政治和道德的完整性,甚至自我认同,因为到最后,制片和导演不可避免地仅仅把自己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一个商品而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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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在许多方面,这个终极幻灭的新年代开始之时,几乎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界最具历史性的时刻,1964年10月下旬,朋友中许多墨西哥的著名人物参与拍摄他的故事《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这个故事描述某镇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决定在当地的撞球间卖象牙撞球赚钱,结果却为自己、他长久受苦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新生儿带来灾难。[46]电影在墨西哥城和库奥特拉拍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参与剪辑,并扮演村外电影院的收票员;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总是觉得难为情,因此表演上格外受到拘束。路易斯·布纽尔扮演神父的角色,胡安·鲁尔福、阿贝尔·奎萨达、卡洛斯·蒙希维斯饰演玩儿骨牌的人,路易斯·维森饰演撞球间老板,何塞·路易斯·库耶瓦斯和艾米里欧·加西亚·里耶拉饰演打撞球的人,马莉亚·路易莎·门多萨饰演餐馆歌手,画家丽欧诺拉·卡林顿则饰演穿着丧服上教堂的人;主演的是胡立安·帕斯托、罗希欧·萨卡翁以及葛拉谢拉·安立奎兹。《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长九十分钟,于1965年9月9日首映,显然是那个年代较优秀的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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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以上及其他的发展,就在他开始在这一行完全地安稳下来,终于开始好好赚钱之时,电影却开始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失去魅力。这就是重点吗?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看见自己继续在墨西哥电影业工作,拥有差强人意的成功。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的天分之所在,写剧本所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有限,而且无论如何,剧作从来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再次觉得受困。而且,拉丁美洲文学的世界改变得很快,讽刺的是,甚至变得比电影还要更加光鲜亮丽。差不多就在此时,随着电影对他丧失吸引力,他开始认为电影就是他和文学之间问题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因为他为不同的媒介写文稿,虽然的确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年前,电影占据了他对于小说的构思方式,他需要回到自己的文学根源。许多年后再回头看,他回忆道:“我一直认为,借由惊人的视觉力量,电影是最佳的表达工具。我在《百年孤独》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这个不确定感牵制。有过度的欲望想提供角色、布景、对话和行动当时最细枝末节的视觉效果,沉迷于指出镜头观点以及架构。不过,真正在电影业工作过之后,我不只了解到可以做到的,还有做不到的。我看到影像超越其他叙事元素的力量当然是优点,但也是一种限制,这对我而言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小说本身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事实。”[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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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玛雅考古遗迹奇琴伊察有一场盛大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路易斯·库耶维斯以及威廉·史泰龙都有出席,这是一场真正喧闹的聚会,原本广为宣传的知识似乎被各式各样的喧闹抢尽风头。当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要邀请在国际上尚未出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想到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不过,这些参与的人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时,富恩特斯在他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做客,遇见了智利小说家何塞·多诺索,他推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并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丧气、忧郁的人,饱受写作瓶颈的折磨,如同埃内斯托·萨巴托、胡安·鲁尔福……威廉·史泰龙遇见永恒的瓶颈一般的传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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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结束之后,后来证明两位来客的拜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文学以及生活上的彻底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6月,利普斯坦正在帕兹跨罗和米乔肯拍摄《大限难逃》,一位年轻的智利裔美国人路易斯·哈尔斯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1961年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短暂地碰过面,哈尔斯现在正在准备一本书,对过去两个世代拉丁美洲重要的小说家进行评论性质的采访,以回应后来称为“文学爆炸”的风靡现象。[49]他原本计划采访九位作家,包括经过严格挑选但仍众口一致的选择:来自上一个世代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裘安·吉马连斯·罗萨、胡安·卡洛斯·欧内堤,以及胡安·鲁尔福;和来自“文学爆炸”世代的胡里奥·科塔萨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其中独特的例外,可想而知,当然是由富恩特斯所推荐。[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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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把他包括在十大重要作家名单上的哈尔斯来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必是一大鼓励。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一开始就称哥伦比亚文学是“伤兵名单”,但在当时这首次严肃的重要采访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发展出后来所拥有的轻浮名人态度,这次采访因而至今仍保有最非比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接受公开采访,对于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分析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哈尔斯如此形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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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结实,但脚步轻盈,有粗短的胡髭、花菜一样的鼻子、牙齿很多填补的地方。他穿着开襟运动衫、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肩膀上挂着一件笨重的夹克……换成另一个男人也许就因这样艰苦的人生而挫败,但这却提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丰富的个人经验,形成他作品的核心。他已经住在墨西哥许多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回家——他说如果需要他的话他会放下一切——但目前他和哥伦比亚对彼此都没有用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政治观点在那里不受欢迎,而他对于这个议题有很强烈的感受。同时——如果海外的生活可以是很大的考验,也有弥补之处——他就像是个努力擦亮宝石的珠宝商,已经写了几本书,每一本都是发自内心不计酬劳的作品,如同牡蛎里的珍珠,他开始为自己奠定不可动摇的名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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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采访的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削弱哈尔斯认为他不屈不挠、生命力强的看法:“我有很坚定的政治理念,但我的文学理念则根据我所理解的而有所改变。”哈尔斯注意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也带着一股浓浓的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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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加夫列尔拉紧皮带,从走廊的黑暗转弯处出现,眼中闪烁着光亮。他让自己不声不响地进到房间里,有点不安,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但同时似乎也兴奋地搓揉着双手……他成功地被自己的思维吓到。如今,夜晚充满芳香、惊喜,他躺在床上,如同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一般,把香烟按熄。他说话速度很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纸做的彩带一样弯曲又再平顺,跟着它们从这一头进去,从那一头出来,却在抓住它们之前就失手了。随性的语调带着深层的逆流,仿佛刻意的疏忽。他有办法可以偷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同试着偷听隔壁房间的对话。但重要的是没有说出口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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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的是像这样,还是经由自己所参与的这些精彩丰富的事件所驱策,一面说一面成为这样的人?谁知道?哈尔斯所使用的采访标题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或失去的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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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出现于镁光灯之下的几个星期后,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公务探访。1962年起,巴塞罗那的出版人卡门·巴尔塞斯开始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主要是有前提地帮他与出版社协商翻译,然而目前为止,他的小说连原文出版都有困难。前往纽约之后,巴尔塞斯于7月5日星期一抵达墨西哥,她在纽约和“哈波与罗”出版社的罗杰·克莱恩协商一纸合约,以四本长篇一千美元的代价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英文版。[53]她是个有野心的国际出版人,而他是位有前途的年轻作家,拼命想成功。她向旗下的新作家自我介绍,解释合约内容,等着他的反应。“这合约一文不值。”他如此回答。兴高采烈的巴尔塞斯有着圆润的体态和面孔,她与其先生路易斯·帕罗马瑞斯本来就对这个哥伦比亚人那股令人好奇、混杂着羞怯、冷淡、傲慢的个性感到不安。他们一定非常的错愕,这个几乎没人听说过的作家居然如此高估自己的价值,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开始:“我觉得他非常不讨人喜欢,脾气坏,不过,关于他的合约他说对了。”[54]幸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振奋起来,拿出三天有详细解说的旅游行程以及派对,于1965年7月7日到达高潮,签下第二份戏谑的合约,如同上校在他的故事里一般,并由路易斯·维森在场见证,他授权巴尔塞斯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代表他本人处理大西洋两岸所有的语言版本。如今,他自己的短篇故事开始编织魔法;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格兰德大妈”,而且是长期的。她马上和“年代”协商新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及《恶时辰》,很快和费尔特伊纳里协商意大利文的翻译权。她也许认为他应该为自己的幸运感恩,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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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突如其来的远方访客以及他们的好消息之后,由于离家到帕兹跨罗拍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在接下来的周末里带着一家人到阿卡波可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往阿卡波可的路是墨西哥最曲折、最具考验性的道路,可怕的弯道蜿蜒曲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很喜欢开车,很乐意开着娇小的白色欧宝汽车蜿蜒在墨西哥不断变换的景致中。他常常说,开车这种技术立刻就自然上手,却需要专注力,可以取代他思考小说过剩的专注力。[55]不过,那一天他还没有开多远,“不知从何而来”,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这个句子之后,虽然看不见但很明白的是整部小说,仿佛从天庭直接聆听书写——下载——而来。强而有力、如魔法般无可抗拒。这个句子的秘密配方是其观点,最重要的,它的语调:“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队……”加西亚·马尔克斯仿佛受到催眠一般,把车停在路边,转头,往墨西哥城的方向开去。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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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干预故事的发展似乎很可惜,但传记作者被迫指出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如同许多其他故事一般),而前述不可能是真的,至少不像叙事者所声称的如此神奇。不同的版本也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的是第一个句子,或是一个祖父带着小男孩儿去寻找冰的影像(或者的确,发现其他的东西)。[56]不论事实是什么,神秘、更别说神奇的东西、确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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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中断的经典版本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听到脑袋里的那一个句子马上回头,断然取消这趟家族旅行,开车回墨西哥城,一到家马上开始写小说。其他的版本说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一面开车一面思索着它的含义,一到阿卡波可之后就写下许多笔记,回到首都的家里之后就开始正式写这本小说。[57]这当然是许多不同版本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然而,在所有假期被打断的版本里,两个男孩和长久受苦、不知道自己还要受苦多久的梅塞德斯,必须吞下他们的失望,等待另一个旅程开启——漫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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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México,《观察家报》,1983年6月23日。其中他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抵达的日子(1961年7月2日),因为翌日有位朋友致电告知他海明威之死。但是,1961年6月30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一封信中,证明这个大家最爱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说——他在海明威去世当天抵达墨西哥城——是假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参见Breves nostalgias sobre Juan Rulfo,《观察家报》,1980年12月7日。文中提及他再度搞错了自己在墨西哥期间大部分的日期和时间。再好的记性也有出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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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章与之后两章取材自与下列人士的访谈: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阿尔瓦罗·穆蒂斯(墨西哥城,1992、1994)、马利亚·路易莎·埃利欧(墨西哥城,1992)、卡洛斯·蒙希维斯(墨西哥城,1992)、法兰西斯科·波鲁瓦(“帕可”)(巴塞罗那,1992)、卡门·巴尔塞斯(巴塞罗那,1991、1992、2000)、Berta Navarro(墨西哥城,1992)、玛丽亚·路易莎·门多萨(“La China”)(墨西哥城,1994)、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城,1992)、詹姆斯·帕布华斯(墨西哥城,1992)、贡萨罗·加西亚·巴尔查(墨西哥城,1992、1994;巴黎,2004)、Berta(“La Chaneca”)、埃尔南德兹(墨西哥城,1993)、Aline Mackissack Maldonado(墨西哥城,1993)、Tulio Aguilera Garramuño(匹兹堡,1993)、马奴耶·巴尔巴恰诺(墨西哥城,1994)、Margo Glantz(墨西哥城,1994)、Augusto(“Tito”)Monterroso与Barbara Jacobs(墨西哥城,1994)、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墨西哥城,1994)、豪尔斯·桑切兹(墨西哥城,1994)、Juan及Virginia Reinoso(墨西哥城,1994)、路易斯·库德耶尔(墨西哥城,1994)、维森德和阿尔碧塔·罗侯(墨西哥城,1994)、南希·维森(墨西哥城,1994)、伊格纳希欧·杜兰(“纳丘”)(墨西哥城,1994,伦敦,2005)、Guillermo Sheridan(瓜达拉哈拉及墨西哥城,1997),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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