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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赫伯特先生并没有解决问题;他榨干本已贫穷的小镇,让自己更富有,继续他的旅程。不过,他这么做之前得先像个好莱坞电影明星一般,在居民的心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景象,留下的却只有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不满,以及几乎无法表达的渴望。因此,同名角色——赫伯特先生、实际上是完全同一个角色——后来在《百年孤独》中把香蕉公司带到马孔多,也造成类似的影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理清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哥伦比亚的看法,把这个国家的问题归因于破产的政治体制、保守的统治阶级,以及中古的国家教会。《虚度年华的海洋》终于介绍了伟大的拉丁美洲产物,亦即美国帝国主义,就在卡斯特罗开始攻击巴蒂斯塔以及古巴统治阶级,接着又对付曾经支持、赞助他们的美国帝国主义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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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曾经数年间与共产党如此接近的人,如今必须等这么久才把“帝国主义”这个诊断应用到自己国家的病症上。我们因而必须判定,他于1955年到1957年间在东欧所见证、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及他曾经灌输给“长颈鹿”专栏的那些美国文化,与造就今日的他而贡献良多的美国作家,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并不容易,大多数上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攻击受到嫌恶的“美国佬”。有别于后来恶意批评他的人所嘲弄的,他从来不是个急于评断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除了有时候他喜欢给布尔乔亚媒体挑衅的印象);在知识分子的省思上,他总是以最耗费精力的方式慢慢地思考,从来不求轻易脱身。他最典型的作品中说不明白的可读性总是得来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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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长远而言,这个短篇故事有另一个面向,也是未来的指标:远离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和村庄苏克雷,也就是远离哥伦比亚,朝向不局限拉丁美洲,而是文学的普世性。《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终于融合了两个小镇,在某种层面而言同时嘲讽了两者,作者寻找方法在更大的画布上作画时,也做好了就此搁笔的准备。《百年孤独》的背景仍然设在马孔多,但对于博学的读者而言,从第一页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是以拉丁美洲整体为象征;马孔多从国家一跃成为洲际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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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尚未清楚看到的是,令人意外的,一位拉丁美洲小说家于历史的此刻通往伟大之路是借由拉丁美洲本身,借由洲际的视野与观点。此时的他仍然只是个哥伦比亚人。讽刺的是,国家政治意识发展程度比他低的他国作家却已经跨出他尚未准备好的一大步: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最重要的,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些作家察觉到自己身为拉丁美洲人的意识,当时正撰写乔伊斯式《尤利西斯》风格的书,正是关于他们自己意识的改变,如何再次征服拉丁美洲,如同来自殖民国家较早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经写过,他自己四十年前征服欧洲的故事(记得史蒂芬·戴德拉斯的抱负:“打造……我的族群尚未存在的意识。”)。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对他所执迷的对象赋予新的定义—— 他的外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哥伦比亚——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他们。其他拉丁美洲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阿杜罗·乌斯拉尔·皮耶德里都在二十出头时就已经有了身为拉丁美洲人的认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到三十八岁才有此觉悟,要不是有“文学爆炸”,特别是“文学爆炸”最伟大的创作家、宣传者、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也许根本没有此察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幸运的是,他很快就认识了富恩特斯,而这次的相遇对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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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地,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位作家非比寻常、也许无可比拟的自制力,早在成名之前就总是知道该如何等待一本书出版的时机,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或强烈的诱惑。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个寂寞的故事《虚度年华的海洋》是以反帝国主义的观点陈述,是古巴所给他的,他却和古巴不再有所接触—— 相反,古巴似乎反过来唾弃他。如今他失去了古巴,身处墨西哥的他如此这般的盲目,他不禁再次开始思索自己是否应该永远放弃文学写作,尽快改行写电影剧本。如今的他有家庭,为了自己仍然尚未实现的文学天职而牺牲梅塞德斯、罗德里戈和未出生的孩子,他于心不忍;他在单身时都无法做出重要的突破,难道为了等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成功,他们就必须要受罪?反正他一直都想从事电影工作,看来也越来越像是他如此处境的男人最合理的志愿,他也全心朝这个方向投入。毕竟,这仍然是某种形式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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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西班牙语系国家里,墨西哥拥有最大的电影工业;[14]不过,起初电影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机会。接着,某一天晚上他找工作铩羽而归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请求帮忙一向都不拿手——梅塞德斯告诉他自己身上已经没有钱买食物了,没办法让罗德里戈喝睡前奶。加西亚·马尔克斯抱着两岁的儿子坐下来,向他解释情况,并发誓绝对不会再发生。那孩子“了解”、没有抱怨地去睡觉了,那天夜里也没有醒来。第二天早上,绝望到底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请穆蒂斯帮忙,而穆蒂斯似乎判断他的朋友也许终于勇敢地面对饥不择食这回事。他利用自己生意上的关系安排了几个面试,首先是古斯塔沃·阿拉特利斯特,这位实业家前一年才不可思议地从家具制造业多样化扩展到许多其他企业,其中之一就是电影和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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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26日,阿拉特利斯特安排他们在统领饭店的酒吧碰面,刚好是他抵达墨西哥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他因自己的一只鞋底翻开了,所以提早到场,而且等阿拉特利斯特离开之后,自己才啪嗒啪嗒地离开。[15]阿拉特利斯特制作了一些路易斯·布纽尔最好的电影,与希尔薇雅·毕纳尔结缡,她是当时墨西哥最具魅力的演员,也是布纽尔三部电影的女主角。[16]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希望自己能通过阿拉特利斯特的关系,直接进入电影圈。然而,阿拉特利斯特最近才买了几本大众出版品,包括女性杂志《家庭》(The Family)以及《社会事件》(Stories for Everyone),一份非常墨西哥风格的犯罪与丑闻印刷品。阿拉特利斯特打算提供给这位不再幻想的恳求者的,就是编辑这几份杂志的工作,虽然他自己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但穆蒂斯犯了一个错,为了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给阿拉特利斯特看了一些对方以前的新闻作品,阿拉特利斯特很惊疑:“这家伙太厉害了!”他低声吼着。不过,穆蒂斯向他保证这位朋友只要一着手,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接了这两份工作,回家后问罗德里戈全世界最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球。”他的父亲出门找到最大的球,买回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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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暂别他对电影的梦想,接手阿拉特利斯特的两家杂志,唯一不寻常的条件是他的名字不得出现于员工名单上,他也不做任何具名。他负责《家庭》和《社会事件》——“大后方”及“街头”,他一定是这么想的,这不但是极尽羞辱地倒退回新闻业,而且还是最低俗不堪的新闻业。他的办公室在南起义大道上,没有打字机,好像只用手套火钳在指挥调度,他几乎无法忍受。他上次如此这般被迫牺牲自己的天职,是1951年父母从卡塔赫纳搬到苏克雷之后的危机,就算是当时,他都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继续写《枯枝败叶》。如今,就算他自己习惯挨饿,家里的妻小也要吃饭。不仅对电影业,还有文学,他咬牙准备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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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旗下的杂志《势利》不负其名地成功了,虽然当时几乎一本也卖不出去,但如今得以寄生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民粹代言人而生存。当时,《势利》杂志由两位前卫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以及胡安·加西亚·庞瑟经营,加西亚·马尔克斯强烈地抱怨他们是剥削他劳力的文学封建贵族——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尚未出生的儿子会娶埃利桑多尚未出生的女儿。[17]偶尔雪上加霜的是阿拉特利斯特忘记付薪水给这位艰难已久的员工。有一次积欠的薪水累积到三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到处追他,最后追到一家土耳其浴室,冒汗的阿拉特利斯特只好在蒸气中开支票给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出门后却发现字迹都湿掉了,只好急忙再回去,直到把阿拉特利斯特追进更衣室为止。[18]他开始越来越像墨西哥的喜剧演员康定法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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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非常厌恶这份工作,然而他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改善了两份杂志的排版、风格以及内容编排。《家庭》杂志有一大群拉丁美洲读者群,在食谱、编织样式,以及《社会事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血腥照片中,他穿插了浓缩形式的伟大小说、传记连载、侦探故事、普罗大众有兴趣的其他文化特写,以及他能想得到的有质量的充填物。这些他都做过,以前巴兰基亚的《纪事》周刊,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大多是搜罗来自其他国家的杂志,用剪刀剪贴,这样的行为始于几分无可奈何、大部分的无趣,以及一丁点儿的愤世嫉俗。[19]1962年年初,《社会事件》每期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本,而且还在增加之中。到了4月,比较平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报告,自己“有办公室,里面有地毯、两位秘书,几乎算得上一个家、一个院子,老板要不是少有的天才就是完完全全的疯子一个,我还不确定。我还不是个富豪,不过已经搬到距离办公室不到三条街的地方,考虑7月买一辆奔驰车。如果我从这里搬到迈阿密去组织反革命活动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即将来临的阿蕾罕德菈的预产期只剩下十天,梅塞德斯正处于那个非常的时期,不论是身为妻子或身材壮观的景象都令人无法忍受。不过她正在为她想要的报复做准备;她的身体回到正常尺寸之后她要买很多洋装鞋子和其他东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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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基耶尔莫·安古罗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拿出他未出版的手稿《恶时辰》,报名参加埃索赞助的1961年哥伦比亚文学奖,在1962年颁奖。[21]阿尔瓦罗·穆蒂斯也给他压力,据说埃索收到一百七十三份报名作品,没有一件看起来有希望,因此才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分钟报名。主角自己回忆说,他松开领带,再次看了看这份随着他四处奔波的打字稿,进行了最后一次严整的修改。[22]《恶时辰》不受主人的钟爱,也从来不受评论家欢迎。情节有点过度讲究,角色不够鲜明,然而却有着一股清澈、电影摄影的特质,以及一种超然、不加干预的技巧,读者不得不觉得印象深刻,就连阴沉的主题都不因为幽默或地方色彩而得以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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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学院代表埃索决定得奖名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稿被判定获奖,他被要求提供标题,他把“这个狗不拉屎的小镇”丢在一边,想出了“恶时辰”。不过根据透露,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斐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不但守护西班牙文,也守护教徒的道德,对于文稿中含有“避孕药”、“自慰”这样的字眼感到不安。雷斯特雷波神父要求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阿朗哥·维雷兹带一封信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谨慎而巧妙地和他讨论,并要求他删去这两个字眼。如同所罗门王一般(虽然三千美元的奖金已经全部在他的口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允许大使可删除一个词,他选择了“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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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命中注定,评审决定的那一天,也是加西亚·巴尔查家的老二贡萨罗出生的那一天,1962年4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说这小孩儿“六分钟”就出生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他在前往诊所的路上在车上出生”[23]。获奖之后,他暂时经济充裕些,用一部分的钱付了梅塞德斯待在诊所的费用。不过,如他后来所言,也许有些言不由衷,由于他觉得这钱是“偷来的”,为奖金参赛是他一生中做过最糟糕的决定——因此,他迷信地决定不把钱花在一般家用,而是买了一辆车,一辆红色内装的白色欧宝六二年轿车,用来在这座大都会中接送他的家人。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这是我一生中最特别的玩具,我半夜还爬起来看车子是否还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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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不够。他赢得一座文学奖,但已经不是个作家了。他继续烦恼,发现自己还是渴望在电影圈工作。虽然满怀希望,而且以献身工作为策略,希望诱使阿拉特利斯特助他转到电影圈,但什么也没有发生[25]。的确,他越是大幅翻修、改善这两份低俗的杂志,帮阿拉特利斯特赚越多钱,阿拉特利斯特越不可能把他调去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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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合适的情况下,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写作。自从结婚以来,他只写了几篇短篇故事;对他而言,就连讨人厌的《恶时辰》似乎都是本很长的书。事实上,他脑袋里满是工作上的垃圾、家事,或是和朋友谈论的电影内容。他毫无信念地开始写《百年孤独》之后的下一本书——《艾伦狄拉与其他故事》(Eréndira and Other Stories)——却无法写他就某方面而言等了一辈子要写的小说,想到这一点儿不免令人觉得讽刺。因此,几个月后他在空闲时再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上,也就是回到《家》的写作上。然而,《家》 这本书充满鬼魅,他再次毫无进展,因而选择了内心深处认为是首选的想法,一本名为《族长的秋天》的小说。[26]此时,《百年孤独》连书名都尚未存在,但这另一本曾经放弃的小说却有了最后的书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于1962年4月出版,也就是《恶时辰》得奖的同一个月,他收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首印本不久之后,整理了三百页《族长的秋天》,但还是觉得方向不对。最后,他又一次地放弃这个稿子,后来他会说,书中保留的只有人物的名字。[27]也许,他必须先把这本关于家人和过去的《家》的问题处理完,才有办法再写这本部分关于当下独裁者的小说。绝望、消沉、烦恼,他再次把手稿放在一旁,首度思索没有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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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法忍受的是,这两份平凡杂志给他的挫折感越来越深,此时,他向死党普利尼奥·门多萨抱怨:“目前我把镇静剂当面包上的奶油一样吞下去,但每天仍然睡不到四个小时。我想我唯一的希望是让自己完全地重新开始……如你所能想象的,我什么也没在写。自从我打开打字机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到最后我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会变得比较有钱就觉得很害怕。没什么可说的了,兄弟。我完了,顺服命运下的受害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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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他和古巴的关系使自己更为烦躁。就他而言,此事悬而未决,就古巴而言则已经结束了。虽然有他在纽约经历过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觉得他的问题来自派系成员,而不是古巴政权本身。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应该再待久一点儿。他看着这位年轻的古巴领袖和钢铁般的格瓦拉公然反抗美国的力量,以及布尔乔亚自由派拉丁美洲国家紧密站在一起,他对卡斯特罗的推崇只会越来越高。1962年4月,卡斯特罗面对的难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古巴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喜欢炫耀自己有内幕消息,他写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证明安尼巴尔·埃斯卡兰特清白的完整故事,我很确定马塞提很快就会恢复名誉。菲德尔对他的同志说了非常严苛的话——‘别以为这场革命是中彩券赢来的’——有那么一阵子我担心这个危机非常的险峻。别的国家要十年二十年才经历的阶段,古巴却飞速地经历,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印象是这些同志对卡斯特罗屈服,但我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也许很快就会杀死他了。不过目前,我很为马塞提和我们全体高兴,当然,也为我们美丽的小古巴高兴,证明对大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教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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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非常具有启发性,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两年,随着派系人士企图控制而幻想破灭,但他仍然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梦想投资在古巴的未来上,他对古巴领袖有信心,有着无限的推崇。此处我们看到对卡斯特罗两种不同的看法相合:首先,这种谈话的方式显示,如同当时许多的社会主义分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他认识私下的菲德尔,几乎像个朋友或兄长,就如同我们认为自己认识某人,但其实仍置身事外;其次,更不寻常的是,这位小说家感受到自己对这位古巴领袖有内观看法,仿佛卡斯特罗是他其中一本书里的角色,行动言语或多或少实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愿望。不过古巴暂时对他关上大门,电影也是;而他唯一能够控制的文学似乎也是如此,他开始失去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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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拖拖拉拉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又结束,受到震撼、不安的世界总算幸免于难。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无止境的隧道里仍然看不见尽头的亮光。然后,哈利路亚! 1963年4月,他终于从《家庭》和《社会事件》 中逃离,如同他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信里的欢欣鼓舞,终于成为一位“职业作家”,[30]他的意思是“剧作家”,但这是个透露真情的同义词。和梅塞德斯讨论过自己的境遇之后,他冒险孤注一掷,在复活节假期中主动在五天内写了一个剧本,一部称为“牛仔”(Er Charro)的电影。加西亚·马尔克斯撰写这剧本时以墨西哥演员佩德罗·阿尔门达利兹为假想的主人公,阿拉特利斯特听说这个计划时,希望把这个企划介绍给一位最地道的墨西哥导演艾米里欧·费南德兹,请他执导这部电影。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答应把剧本交给年轻导演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交换条件是对电影剧本有完全的控制权。他深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违背对其他导演的承诺,但阿拉特利斯特却突然改变了先前的立场,愿意支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杂志编辑同样的薪水,让他在家一年再写两本自选的电影剧本。[31]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自己的赌注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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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没想到阿拉特利斯特在夏天就把钱用完了,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解约,并答应继续提供他签证所需要的身份。既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制片间有过挑起竞争的成功经验,他也联系了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另一位朋友制片马奴耶·巴尔巴恰诺,他表示只要是以特约的方式,非常乐意接受。巴尔巴恰诺最着迷的作品之一是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他计划把《黄金斗鸡》(The Golden Cock)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个故事描述一名穷人救了一只垂死的斗鸡,才发现自己救的是一只冠军斗鸡,书中角色立志追求财富以及当地的美女—— 一位富人的情妇,最后,书中人物失去了他们所奋力追求的一切。在许多方面,这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世界,穆蒂斯推荐他非常兴奋的朋友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好的机会,洛卜多·贾瓦尔登是国内最有名、政治地位最稳当的导演,而摄影导演加夫列尔·费格罗阿可能是全拉丁美洲最卓越的摄影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1963年11月的一场婚礼上见到了故事作者——受酗酒之苦的胡安·鲁尔福,这也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控刺杀肯尼迪总统不久之后死去的那一天。在作者当时不佳的状况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焦虑和忧郁所允许的程度之内,他们尽可能地熟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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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巴恰诺并没有提供给他如阿拉特利斯特一般的安全感,还有账单要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于9月打电话给广告经销商华特·汤普森,并马上被录用。这份工作虽然和他理想中的工作差很多,但他的脾气比较适合广告业,比跑步机般的杂志编辑工作拥有更多的自由。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至少他比较能做自己一向拿手的有效率、负责任的工作,同时仍然有办法保留精力,并找到时间从事他真正有兴趣的创作。[32]1963年的下半年、1964年一整年,以及1965年大部分的时间,他注定要同时做特约电影工作以及广告代理商—— 一开始是华特·汤普森,接着是史丹顿·普利查德——伍德公司,另一家全球巨人麦肯世界集团的一部分。华特·汤普森和麦肯世界集团是世界前三名的广告公司,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度发现自己效力的对象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龙头的麦迪逊大道分公司,他认为不怎么光彩。穆蒂斯在此和其他方面,早已超越他,因他在墨西哥的早期从史丹顿一成立时就已经为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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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由于这段多少不寻常的插曲所得到的经验,有助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准备好面对未来的名人地位——了解名声、思考自我表达、制造个人品牌形象,以及如何经营。更讽刺的是,早期在广告业和公关的训练让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得以公开维持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却从来没有遭受怀着敌意的美国评论界的严厉批评,因为他找到了窍门。只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到灵感,他的经理,一位改过自新的酒鬼,就会举起右手,仿佛职业拳击手一般在空气中挥拳。他在家里也有帮手,梅塞德斯总是想出好记的商品用语,“不能没有舒洁面纸”是其中之一,他也把她许多脱口而出的评语变成获利的广告词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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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风起云涌的时刻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融入了墨西哥的文化环境之中。墨西哥的“粉红区”相当于时髦伦敦的卡纳比街和国王路,于1964年真正开始繁荣起来。新近成立的左翼出版公司“年代”(Era)于1963年9月刚买下了第二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虽然只印了一千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喜出望外。他开始进入名人社交圈,穿梭于身着黑色皮夹克、戴着深色眼镜框的墨西哥城时髦作家、画家、电影明星、歌手以及记者之中。这对夫妻如今既顺遂又穿着得宜,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上的是私立的英语学校,先是威廉学院幼儿园,接着是圣安赫尔的伊丽莎白女王学院。[34]这家人拥有一辆车子,开始物色更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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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从事特约电影剧本写作的几个月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鲁尔福写了《黄金斗鸡》的剧本。[35]巴尔巴恰诺认为剧本非常优秀,只有一点儿保留——他认为这剧本使用的是哥伦比亚的语言,而非墨西哥的语言。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运气越来越好,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墨西哥重要的年轻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小十八个月,在欧洲停留了稍长的时间后于1963年晚期回到墨西哥。[36]他和这位哥伦比亚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不论是谁介绍他们认识,对于他们第一次的见面都有帮助——富恩特斯已经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谁,并且推崇他的作品。根据这位墨西哥作家回忆道:“我第一次听说加夫列尔是经由阿尔瓦罗·穆蒂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给了我一本《枯枝败叶》。‘这是发表过的最好的一本。’他说,明智地没有明说时间或地点。”[37]由于这次推荐,富恩特斯在《墨西哥文学期刊》上刊登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以及《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他也于1963年1月在《墨西哥文化(永远)》上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了一篇热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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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是富恩特斯就足以让任何人的自卑情绪愈发强烈。他的成长背景优裕,自己也善加利用,英文和法文流利,有着典型墨西哥男高音强而有力但缓和的声调。他英俊、潇洒又充满活力,迷人至极。1957年,他娶了有名的女演员莉妲·马塞多;命运多舛的好莱坞明星珍·茜宝在墨西哥的杜兰戈拍摄《硬汉卡拉汉》时,也与其有过一段情史。1958年,他出版了公认为宣告了即将来临的拉丁美洲小说潮的作品《最明净的地区》。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般,富恩特斯也在革命后马上前往古巴,但在政治上立场总是很独立;他最后居然以不太可能的本领同时被共产古巴、法西斯西班牙和自由美国列入黑名单。1962年,他又出版两本杰出的书,哥特短篇小说《奥拉》(Aura)以及《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The Death of Artemio Cruz)——20世纪最伟大的墨西哥小说之一,也许是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哈瓦那完成这部作品,在那里,他以古巴新的角度观察自己国家凋落的革命过程。无疑,当时三十五岁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年轻作家,也是国际上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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