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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见到了塔奇雅。她与查尔斯·罗索夫住在一起好几年，罗索夫是位法国工程师，出生于1914年，父母在1905年起义失败后离开苏俄。他的父亲于1917年回到苏俄参加革命，列宁死后他心灰意冷，又于1924年离开。认识罗索夫之前，塔奇雅有几段短暂的缘分，但没有认真的对象——尽管布拉斯·奥特罗找到巴黎来再度追求她，希望旧情复燃。讽刺的是，1960年，她是通过布拉斯才认识了这位后来结婚的对象。但如今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新回到她的生活里。“大家在我们巴黎的公寓见面，我非常紧张。我们异常地有礼貌，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其实却充满了张力，相当诡异，也非常困难。但我们都演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装作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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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巴黎，苏联军队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亦即由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领导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比巴黎的暴动更重要，因为前者似乎显示苏联的共产主义无法进化。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的世界已经崩毁，但我现在认为这样子比较好；清楚地证明我们其实夹在两个同样残酷、同样贪婪的帝国主义之间，其实在良心上是一种解放……一群法国作家写了一封信给菲德尔，刊登于法国的《观察家报》，表示他支持认为苏联入侵是‘古巴革命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希望我们签名支持，但我们的回复非常清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处理。但其实我不认为很容易处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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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1968年是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1月，哥伦比亚与苏联恢复睽违二十年的外交关系；8月，教皇保罗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访问拉丁美洲时，也访问了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已预言了此类访问）。4月，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杀，6月，鲍勃·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同一个月安迪·沃霍尔于纽约遭到枪击；芝加哥警方在8月民主党大会中与抗议群众发生激烈冲突，11月，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然，还包括5月法国学生在巴黎的暴动，当时大部分的劳工阶级选择袖手旁观；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古巴支持；10月初，就在第三世界首度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夕，墨西哥军方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罗克广场血腥镇压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虽然身处真正的极权统治之下，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把自己关在巴塞罗那创作他纸上的“独裁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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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对政治产生“政治冷感”。他在巴塞罗那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发生两次具体反对佛朗哥政权的静坐抗议，他的许多朋友都参与其中，包括巴尔加斯·略萨以及“神圣左派”差不多每一个主要成员，但马尔克斯却缺席。三十年后，贝阿翠丝·莫拉告诉我：“那段时间，贾布的确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强调‘政治冷感’。他从来不提政治，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的政治意见。当时，参与政治是社交礼仪的一环，贾布却不涉身其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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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冷感”，小说家胡安·马塞有颇为不同的回忆。1968年夏末，马塞受邀担任第四届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外国评审之一。主办单位得知诗人奖得主是据称反革命诗人的艾贝托·帕迪拉，戏剧奖得主是同志剧作家安东·阿鲁法特时，危机马上爆发。马塞告诉我：“评审把奖项给帕迪拉是因为他的作品最优秀，主办单位却持相反意见，当然，消息很快从上面传出来。虽然后来证明帕迪拉的确是个内奸，一个扭曲、疯狂的家伙，但就算他们当时知道，也不会改变决定，认为他的书是最好的，就是如此。总之，我回到巴塞罗那，卡门帮我办了一个派对，我说出事情经过。一切都还历历在目，贾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我在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时，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极为愤怒，对我非常生气。他骂我是个白痴，一点儿都不懂文学，更遑论政治。政治永远最重要，就算他们把我们这些作家吊死也无所谓。帕迪拉是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混蛋，我们不该把奖颁给他。这真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并没有真的痛骂我，但清楚地表达我们在知识上、道德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后来我们还是朋友，但我觉得一切已经不复从前，尤其是对他而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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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当时不知道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意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私下针对帕迪拉一事直接向卡斯特罗表达支持之意。9月中旬，他延长另一次造访巴黎的时间，安排和胡里奥·科塔萨尔见面，他们一直有联系，但始终没有见过面。科塔萨尔刚与第一任妻子奥萝拉·贝纳德兹分居，写了一封非常沮丧的信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可·波鲁瓦。信中提到唯一的好事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我想让你知道，我见到加夫列尔了，他为了见我多待了两天，他跟梅塞德斯都很棒，与这样的朋友见面，友谊就像泉水般涌出。”[25]他们讨论了古巴的现状——正好非常恰当，因为他们后来是支持革命的死忠派，因而与其他朋友产生了距离：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卡布列拉·因凡特、哥蒂索罗，甚至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是他提议私下共同写信给卡斯特罗，但科塔萨尔却说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大体上的意见就是私下向卡斯特罗求情，不要惩罚帕迪拉，含蓄地表示他们会以沉默回报。他们没有收到回音，但本来遭到“美洲之家”解雇的帕迪拉又复职。1971年，这整起事件再度爆发，但巴尔加斯·略萨、胡安·哥蒂索罗和普利尼奥·门多萨等人已经在1968年就不再支持古巴，一切不复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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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启程远征布拉格一星期，同行的有他的新朋友胡里奥·科塔萨尔、他的新伴侣乌格内·卡尔维利斯——她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作家与翻译，为巴黎最重要的出版社伽里玛尔工作。再加上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急于想知道刚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希望和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讨论这场危机。[26]根据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说法，“昆德拉要我们在河岸边的一家桑拿店碰面，告诉我们布拉格发生了什么事，显然那是少数隔墙无耳的地方……冰上有一个巨大的洞，邀请我们将不安沉浸于其中，再度启动血液循环。米兰·昆德拉轻轻地把我们推进这‘万劫不复’之中。于是一身青紫如兰花的我们，来自巴兰基亚的男子、我自己、来自维拉克鲁兹的男子，浸没在那对于我们热带本质如此陌生的冰水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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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冒险，这段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形象是个孤独的英雄，一个丧失了灵感却死守写作的作家，每天在空荡荡的豪宅里游荡（但他住的是小公寓），好像小说版的电影《公民凯恩》一般；又或者如海明威老爹一样，只是文学子弹里装的是空包弹，而非实弹。创作《族长的秋天》时，他不像写《百年孤独》时那样每天关在家里。虽然拉丁美洲的报纸时不时就以可笑的角度重复报道他个人的磨难，然而，他的苦闷却是真切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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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子之后，每星期有几天他开始在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前往卡门·巴尔塞斯的办公室，表面上是要把《族长的秋天》最新的段落交给她保管——卡门·巴尔塞斯从1969年4月1日开始收到这本书有分量的章节，直到1974年的8月底，每一章都附有“不准阅读”的严格指示。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要无限制地使用她的电话，以安排他所有的商业交易与秘密活动；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家处理，也省得梅塞德斯知道那些会让她不开心的事，包括接下来的几年间选择把自己的财富一大笔一大笔地捐出去，以及日后让他涉入越来越深的政治活动。除此之外，巴尔塞斯越来越像他的姐妹，一个他可以倾诉一切，得到深深关爱、且会牺牲的姐妹。“他来巴塞罗那一阵子之后，”她告诉我，“他会走进来说：‘快点准备，我有工作要给超人。’他说的是我，我后来就一直当他的超人。”[28]（不过，她后来把这些事拿来当笑话讲。多年后，马尔克斯在电话里问她：“卡门，你爱我吗？”她回答：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占有我们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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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原以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关系千古不变，却在60年代产生巨大的转变；懂得变通的父母维持年轻，一成不变的父母看起来年迈许多。罗德里戈如今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人，他告诉我：“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尽管我们的社交生活非常精彩，但真正永远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家四个人。全世界就是我们四个人。我们是支撑车轮上的四根轮辐，不是五个。因此，我弟弟几年前有了小孩儿之后，我觉得很受伤，我就是无法接受那第五根轮辐，我都已经离家好几年，还是有这样的感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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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吃母乳长大，母乳有许多好处。有些事你必须要知道，一是友谊的重要性，对别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感到好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也是我父亲的秘方。你必须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在忙些什么，互相分享你们的经验。我们两个被教导完全没有偏见，但有些特殊情况除外——首先，拉丁美洲人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他们也许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强壮的，但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最有人道胸怀，最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知道那都是政府的错，有什么问题都是政府的错。但如果不是政府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错。我发现父亲热爱美国，对美国的成就非常推崇，对某些美国人非常有好感，但随着我们长大，世界上发生什么坏事好像都可以怪罪到美国头上。回想起来，那真的是非常人性化、政治正确的教养方式。尽管我接受卡米洛·托雷斯的施洗，但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宗教教育。宗教很坏，政治很坏，警察跟军队都很坏。”[30]“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事。‘认真’是我们一再听到的字。举例来说，我的父母非常重视教养的培养。要替女士开门、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我们家人坚持做事认真、有教养、准时。而且，你成绩要好，就是不能功课差。但你也要会玩儿，知道怎么玩儿、什么时候玩儿；玩儿甚至成为‘认真’ 的一部分。但如果玩儿过头我们会受到处罚。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值得尊敬： 服务人群——如医生或老师或其他类似的职业，最了不起的是当个艺术创作者。我们都被洗脑，认为名气一点儿都不重要，他总是说不需要‘认真’看待名气。一个烂作家可能很有名，更确切地说，名气也可能很值得怀疑。他以他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和泰托·蒙蒂罗梭为例，他们都是很棒的作家，但没人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另一方面，我们两兄弟却很喜欢父亲在街上被认出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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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戒烟。他从十八岁开始抽烟，到他戒烟前常常一天可以抽到八十根黑色烟草卷的香烟，而且两年前他才说过宁死也不戒烟。[32]戒烟的对话发生在某天晚上，他和精神科医师朋友路易斯·费度其一起吃晚餐，路易斯解释自己一个月前如何戒烟及其原因。后来的三十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肯透露这段对话的细节，不过，他熄掉当时手上的香烟之后，就再也没抽过烟；只是两星期后发现路易斯·费度其开始抽烟斗时，他勃然大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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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百年孤独》在法国获选为最佳外语小说，这个奖项设立于1948年，身为获奖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断然拒绝参加颁奖典礼。几个月后他告诉一位采访者，“这本书翻成法文之后变了调”，而且，尽管书评很好，却不畅销——很不幸，也许是因为在法国“笛卡儿的精神击败了拉伯雷的精神”。[34]讽刺的是，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近代史上没有人比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更多毫不保留的赞美。约翰·伦纳德在《纽约时报·书评》里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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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就像从梦境中醒来，整颗心都燃烧了起来。火炉边一个黑暗、永生的身影，是历史学家，也是占卜师，声音如天使般甜美却又疯狂，一开始的现实感诱惑你慢慢地失去控制，再把你锁进传说与神话里……只通过一个家族的连接，加西亚·马尔克斯跃上了君特·格拉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舞台，他的野心跟他的想象力一样宏大，他的宿命凌驾一切。此书令人目眩神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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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4月16日在伦敦。《泰晤士报》是当时英国业界的栋梁，某种层面来说也是全世界最保守的报纸，那时才刚能核准刊登照片，却在6月用一整版的版面刊登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插图可能是从披头士的卡通电影《黄色潜水艇》偷来的照片，充满了迷幻感。12月，《百年孤独》 被《纽约时报》列为年度十二本好书之一，也是唯一入选的一本小说。格雷戈里·罗边萨令人感动的《百年孤独》英译本也公认为当年的最佳外语翻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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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在那年夏天如宣告已久地搬到西班牙。他在前一年完成了最著名的小说《酒吧长谈》，如今辞去伦敦大学的教职搬到巴塞罗那。他的朋友总是叫他“军校生”，不只因为那是他最畅销的书《城市与狗》（1962）的主题，也因为马里奥自己非常爱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至少在理论上总是要做对的事。然而，他身边也围绕诸多争议：这个聪明、表面上非常传统的男人娶了他的表妹派翠希亚，把少年时和舅舅小姨子的丑闻婚姻抛在脑后，这段婚姻后来成为他的小说《胡莉姨妈和作家》的题材。同时，他的另一部作品是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自传元素，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作家对另一位伟大作家最慷慨也最了不起的敬意，此书的书名就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这本书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题材中最棒的一本，亦是基本的资料来源，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众多人在评论它——就算如同许多评论家所说的，此书把这位哥伦比亚人变成一位具有许多特质的作家，把马里奥自己变成执迷于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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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作家是患有疑病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他第一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是1965年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家里。多诺索是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第五位成员，最知名的作品是极受好评的《淫秽的夜鸟》（1970）。多诺索后来又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编年史，分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1972）《隔壁的花园》（1980），书中讽刺亦嫉妒地描绘卡门·巴尔塞斯（努丽雅·蒙克鲁斯）与他“最喜爱”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马瑟罗·奇利波加）之间的关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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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尼奥·门多萨和妻子玛维尔·莫雷诺也决定搬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先到巴黎，再到西班牙的马约卡。[37]门多萨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慷慨解囊下，他得以经常造访巴塞罗那。但他后来发现待在那儿并不舒服：“我会待在他家，位于卡邦纳塔街上的公寓很宽敞、很安静，但同时装腔作势，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社交名人也都在此。”[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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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了巴勃罗·聂鲁达与他的妻子玛蒂达。聂鲁达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老派的共产党员，也很会享受生活，即使是最会享乐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也会羡慕、嫉妒他的生活方式。然而，聂鲁达也是一位害怕搭飞机的拉丁美洲作家，因此，他从欧洲搭船回家参加一场最后由社会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的选举。胜利的阿连德首先的决定之一就是任命聂鲁达为驻法大使，于1971年派他前往巴黎。聂鲁达所搭乘的船于1970年夏天停靠巴塞罗那时，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39]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门多萨：“你没见到聂鲁达真是太可惜了。那个混蛋午餐时引起一股骚动，被玛蒂达好好地修理了一顿。我们把他从窗户推出去，带他来这里睡个午觉，他们回船上之前，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40]也是在这个场合，还没睡饱的聂鲁达送了一本书给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梅塞德斯说要请聂鲁达在上面签名”，我回她：“别做这种事！”我说完就躲进了厕所……结果，他在书上写：“给在她床上的梅塞德斯”，聂鲁达看一看说，“这样写会让人想歪”，于是他加上“给在他们床上的梅塞德斯与贾布”。然后他又说，“这样看起来更怪”，于是他又写，“好兄弟，帕布罗”。全场哄堂大笑下，他说，“现在看起来糟透了，但已经改不了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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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丁美洲文学风潮达到最高峰。这短暂时刻的开始是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舞台剧《独眼为王》于8月在亚维农首演时，他邀请所有拉美文学风潮的朋友出席。他们打算从巴塞罗那一起出发，包括刚搬到这加泰罗尼亚首府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派翠希亚，何塞·多诺索和琵拉尔，贾布、梅塞德斯和两个儿子，都准备一起从巴塞罗那搭火车前往亚维农参加首演。另一位风潮的荣誉成员是西班牙的小说家胡安·哥蒂索罗，他则从巴黎前往。胡里奥·科塔萨尔在沃克吕兹的塞纽有一间乡村小屋。距离亚维农只有四十英里，8月15日，富恩特斯租了一辆巴士，载着众人还有许多奉承的人前去和科塔萨尔与乌格内·卡尔维利斯见面。身为主人的科塔萨尔在当地餐厅安排盛大的午宴，餐后所有人到他家，消磨了一整个下午及晚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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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诸多原因，这次的聚会留下传奇的色彩，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拉美文学风潮的成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聚在一起。不幸的是，在这愉快气氛的背后潜藏着几个愈发明显的问题，其中之一从1968年古巴的帕迪拉事件以来越来越严重，并且在古巴支持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更为加深。如今，这两个问题都濒临危机边缘，这六位朋友之间的歧见再也难以产生共识（不过此时也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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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一个星期之后，科塔萨尔写道：“这场聚会非常棒也非常奇怪，感觉像在时间之外，当然无法再来一遍；对我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却想不出是什么。”[42]这群风潮作家对于乌托邦的共同渴望尚足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团体，但也是最后一次。讽刺的是，这场如同朝圣般的聚会在科塔萨尔隐秘的住处举行，他一向避免人群和假波希米亚，但如今他不只成为一群男子情谊所组成的极大规模帮派成员之一，也深深受到他们共同的社会主义梦想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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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对手当选智利总统，并于11月3日宣誓就职，向智利人民宣示将实行“自由的社会主义”。然而，就在他上任前的10月22日，一场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攻击，使智利军队的指挥官雷内·史耐德将军受到重伤。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久前才与智利作家豪尔斯·艾德华见过面，他后来为聂鲁达写传记，当时担任智利驻古巴大使，帕迪拉事件最后的结局他涉入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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