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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科塔萨尔与他的妻子乌格内从巴黎开车经由塞纽到巴塞罗那。他们抵达之后，所有作家夫妇一同前往旧城区一家名为“鸟泉”的加泰罗尼亚餐厅用餐。这家餐厅由顾客直接填写点菜单，但这些作家忙着说话聊天，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点菜单都还是空白的。于是，餐厅服务生向老板抱怨，老板面色不善地从厨房出来，以加泰罗尼亚式的讽刺语气讲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话：“你们难道没有人会写字吗？”当下一阵沉默，带着一丝尴尬，些许愤怒与滑稽。过了一下子，梅塞德斯说话了，“我会写字”，她开始看菜单，替大家点菜。她的冷静已经成为传奇，有一次琵拉尔·索拉诺焦虑地告诉她，重度疑病症的多诺索深信自己得了血癌，梅塞德斯回答：“不用担心，贾布刚得了癌症，他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43]他们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公寓里度过平安夜，好让这对秘鲁夫妻打发年纪还小的孩子上床睡觉。科塔萨尔已经向全部的人丢过雪球，如今和巴尔加斯·略萨玩儿着孩子收到的圣诞礼物，专注地用电动赛车比赛起来。圣诞节过后，路易斯·戈伊狄索洛和妻子玛丽亚·安东妮雅办了一场派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客人都受邀。1971年，多诺索维持他近乎英国式的严谨与礼仪回忆道：“对我而言，拉美文学风潮这个实体（本身）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真的曾经不只是我们的想象，事实上也已经结束了——1970年，在路易斯·戈伊狄索洛的巴塞罗那的家里，马利亚·安东妮雅所主持的派对上，她戴着夸张、贵重的珠宝，穿着五彩缤纷的热裤和黑色靴子，跳舞的姿态让我想到里昂·巴克斯特作品《雪拉哈萨德》或《彼得罗希卡》里的模特儿。科塔萨尔全新的胡子是不同层次的红色，非常有活力地在围绕他们的众人面前与乌格内跳着舞。巴尔加斯·略萨夫妻跳着秘鲁华尔兹，随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也加入，在众人的掌声中跳起梅伦格舞。同时，我们的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厚实的抱枕堆里，舔着手上的食物、翻搅着美味的炖肉，在费南多·托拉、豪尔斯·艾拉德、瑟席欧·毕都的帮忙下，喂着房间墙上装饰闪闪发光水族箱里的鱼。卡门·巴尔塞斯假装手上有线，牵动着我们跳的木偶舞步，她还研究我们：也许是因为崇拜，也许是因为渴望，也或许是两者都有，就像研究水族箱里的鱼那样研究我们。那一天晚上最重要的是他们讨论《自由》杂志的成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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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萨尔和乌格内在12月底的大风雪中回到巴黎之后，节庆气氛渐渐散去。比起圣诞节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一向更喜欢新年派对，因此两人在他们家，与拉美文学风潮剩下的一小撮成员——巴尔加斯·略萨夫妇以及多诺索夫妇——一起迎接1971年。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庆祝，或以兄弟般的情谊聚在一起讨论任何一件事。“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即将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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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10月30日从波哥大写给在巴黎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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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12月21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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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章及其后两章取材的访谈来自：胡安·哥蒂索罗（伦敦，1990）、Luis与Leticia Feduchi（巴塞罗那，1991、2000）、Paul Giles（巴塞罗那，1992）、赫尔曼·阿西涅加斯（阿齐尼格斯）（波哥大，1991）、赫尔曼·巴尔加斯（巴兰基亚，1991）、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1993）、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1991、1998）、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Santa Marta，199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华盛顿，1994）、豪尔斯·艾德华（巴塞罗那，1992）、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Nieves Arrazola de Muñoz Suay（巴塞罗那，1992、2000）、卡门·巴尔塞斯（巴塞罗那，1992、2000）、Rosa Regás（哈瓦那，1995）、Beatriz de Moura（巴塞罗那，2000）、胡安·马塞（巴塞罗那，2000）、José María Castellet（巴塞罗那，2000）、塔奇雅·昆塔那（巴黎，1993）、拉蒙·乔欧（巴黎，1993）、Claude Couffon（巴黎，1993）、Jacques Gilard（Toulouse，1999、2004）、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哈瓦那，1995）、Víctor Flores 0lea（Providence，罗得岛州，1994）、Rafael Gutiérrez Girardot（巴塞罗那，1992）、Joaquín Marco（巴塞罗那，1992）、Annie Morvan（巴黎，1993）、帕可·波鲁瓦（Bacelona，1992，及信件）、Juan Roda和María Fornaguera de Roda（波哥大，1993）、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3），及与其他人的许多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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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这点以及与西班牙有关的事，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spaña ：la nostalgia de la nostalgia，《观察家报》，198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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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迟至1978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 国家报 》 的安赫尔·哈根迪（Angel Harguindey）宣称，如果他是西班牙人，他就会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参见Rentería，ed.，p.172）。值得一提的是，他总是强调这件事取决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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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莎·雷加斯，访谈，哈瓦那，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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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费度其，访谈，巴塞罗那，1992年和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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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drigo和Gonzalo García Barcha两人都跟作者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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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罗·盖尔斯，访谈，巴塞罗那，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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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门·巴尔塞斯，访谈 . 巴塞罗那，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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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rancisco Urondo，La buena hora de GM，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马德里），第232期，1969年4月，pp.163-168（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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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对评论家的厌恶后来几乎走火入魔，而他自己从1947年开始的新闻写作也曾偶尔担任评论家的角色，有时也很毒舌。从他1949年在《 宇宙日报 》（El Universal）批评毕斯维尔·科特斯（Biswell Cotes）的书《蓝雾》（Neblina azul）可见一斑；详见吉拉德主编的Textos costeño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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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73年，电影导演帕索里尼同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及其构想的看法，甚至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可以说是最严苛的攻击。见GGM，un escritor indigno，Tempo，1973年7月22日，这是一篇典型的帕索里尼式狂热及夸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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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异乡客》（Strange Pilgrims，1992）的序言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到，在巴塞罗那待了几年后，他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梦：他在自己的葬礼上 [ 西班牙文entierro（入土、埋葬）： 请记得这个具象的字，在该语言中最常用来当作funeral（葬礼）解释 ]，且和老友聊得很开心，直到最后他发现朋友们在仪式后都要离开，而他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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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后常重复说及此事，因而惹恼许多评论家（不用说，没一位评论家和他一样出名）。但对比鲍伯·迪伦，Chronicles. Volume I（纽约，Simon and Schuster，2004）：“过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隐私这东西你可以贩卖，但却买不回来……媒体 ? 我想你就对它扯谎吧。”（pp.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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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的反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延伸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他第一次为名气所扰的地方。在一封信中，促成他大红的帕可·波鲁瓦告诉我：“我在巴塞罗那再见到贾布时，注意到一些改变。尤其是我感觉到贾布和我谈话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然而然地富有灵感；还有他在某方面也开始建构一个新的人物。多年后，在1977年，我又在巴塞罗那见到他，跟他和梅塞德斯聊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子。嗯，我独自一个人开始述说那些时光多美好。贾布和梅塞德斯有点儿勉强地听着，几乎有些反对的味道。后来我想，他在巴塞罗那做的那个有名的、参加自己葬礼的梦，显然已经指向其他某种死亡。”（巴塞罗那，199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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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Franco Moretti，Modern Epic ：The World 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伦敦，Verso，1996）。请将上述帕索里尼的回应与Moretti对这本书卓越地位的评价，两相比较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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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Fernández-Braso，Gabriel García Márquez.（Una conversación infinita），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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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París ：la revolución de mayo（Mexico，Era，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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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8年10月28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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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8年10月28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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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从未对特拉特罗克一事作任何评论，就连私人通信亦然。乍看之下这挺不寻常，因为他在墨西哥住了六年（但若思及他有意回去，似乎又有点儿合理），且应考虑此事件与1928年谢纳加大屠杀相似之处，因这大屠杀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毕生作品中，用典最著名且最具争议性的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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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阿翠丝·莫拉，访谈，巴塞罗那，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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