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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54 至于其他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在那年夏天如宣告已久地搬到西班牙。他在前一年完成了最著名的小说《酒吧长谈》,如今辞去伦敦大学的教职搬到巴塞罗那。他的朋友总是叫他“军校生”,不只因为那是他最畅销的书《城市与狗》(1962)的主题,也因为马里奥自己非常爱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至少在理论上总是要做对的事。然而,他身边也围绕诸多争议:这个聪明、表面上非常传统的男人娶了他的表妹派翠希亚,把少年时和舅舅小姨子的丑闻婚姻抛在脑后,这段婚姻后来成为他的小说《胡莉姨妈和作家》的题材。同时,他的另一部作品是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自传元素,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作家对另一位伟大作家最慷慨也最了不起的敬意,此书的书名就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这本书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题材中最棒的一本,亦是基本的资料来源,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众多人在评论它——就算如同许多评论家所说的,此书把这位哥伦比亚人变成一位具有许多特质的作家,把马里奥自己变成执迷于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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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56 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作家是患有疑病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他第一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是1965年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家里。多诺索是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第五位成员,最知名的作品是极受好评的《淫秽的夜鸟》(1970)。多诺索后来又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编年史,分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1972)《隔壁的花园》(1980),书中讽刺亦嫉妒地描绘卡门·巴尔塞斯(努丽雅·蒙克鲁斯)与他“最喜爱”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马瑟罗·奇利波加)之间的关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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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58 普利尼奥·门多萨和妻子玛维尔·莫雷诺也决定搬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先到巴黎,再到西班牙的马约卡。[37]门多萨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慷慨解囊下,他得以经常造访巴塞罗那。但他后来发现待在那儿并不舒服:“我会待在他家,位于卡邦纳塔街上的公寓很宽敞、很安静,但同时装腔作势,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社交名人也都在此。”[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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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60 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了巴勃罗·聂鲁达与他的妻子玛蒂达。聂鲁达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老派的共产党员,也很会享受生活,即使是最会享乐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也会羡慕、嫉妒他的生活方式。然而,聂鲁达也是一位害怕搭飞机的拉丁美洲作家,因此,他从欧洲搭船回家参加一场最后由社会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的选举。胜利的阿连德首先的决定之一就是任命聂鲁达为驻法大使,于1971年派他前往巴黎。聂鲁达所搭乘的船于1970年夏天停靠巴塞罗那时,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39]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门多萨:“你没见到聂鲁达真是太可惜了。那个混蛋午餐时引起一股骚动,被玛蒂达好好地修理了一顿。我们把他从窗户推出去,带他来这里睡个午觉,他们回船上之前,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40]也是在这个场合,还没睡饱的聂鲁达送了一本书给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梅塞德斯说要请聂鲁达在上面签名”,我回她:“别做这种事!”我说完就躲进了厕所……结果,他在书上写:“给在她床上的梅塞德斯”,聂鲁达看一看说,“这样写会让人想歪”,于是他加上“给在他们床上的梅塞德斯与贾布”。然后他又说,“这样看起来更怪”,于是他又写,“好兄弟,帕布罗”。全场哄堂大笑下,他说,“现在看起来糟透了,但已经改不了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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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62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丁美洲文学风潮达到最高峰。这短暂时刻的开始是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舞台剧《独眼为王》于8月在亚维农首演时,他邀请所有拉美文学风潮的朋友出席。他们打算从巴塞罗那一起出发,包括刚搬到这加泰罗尼亚首府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派翠希亚,何塞·多诺索和琵拉尔,贾布、梅塞德斯和两个儿子,都准备一起从巴塞罗那搭火车前往亚维农参加首演。另一位风潮的荣誉成员是西班牙的小说家胡安·哥蒂索罗,他则从巴黎前往。胡里奥·科塔萨尔在沃克吕兹的塞纽有一间乡村小屋。距离亚维农只有四十英里,8月15日,富恩特斯租了一辆巴士,载着众人还有许多奉承的人前去和科塔萨尔与乌格内·卡尔维利斯见面。身为主人的科塔萨尔在当地餐厅安排盛大的午宴,餐后所有人到他家,消磨了一整个下午及晚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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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64 由于诸多原因,这次的聚会留下传奇的色彩,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拉美文学风潮的成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聚在一起。不幸的是,在这愉快气氛的背后潜藏着几个愈发明显的问题,其中之一从1968年古巴的帕迪拉事件以来越来越严重,并且在古巴支持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更为加深。如今,这两个问题都濒临危机边缘,这六位朋友之间的歧见再也难以产生共识(不过此时也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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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66 派对一个星期之后,科塔萨尔写道:“这场聚会非常棒也非常奇怪,感觉像在时间之外,当然无法再来一遍;对我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却想不出是什么。”[42]这群风潮作家对于乌托邦的共同渴望尚足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团体,但也是最后一次。讽刺的是,这场如同朝圣般的聚会在科塔萨尔隐秘的住处举行,他一向避免人群和假波希米亚,但如今他不只成为一群男子情谊所组成的极大规模帮派成员之一,也深深受到他们共同的社会主义梦想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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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68 9月4日,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对手当选智利总统,并于11月3日宣誓就职,向智利人民宣示将实行“自由的社会主义”。然而,就在他上任前的10月22日,一场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攻击,使智利军队的指挥官雷内·史耐德将军受到重伤。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久前才与智利作家豪尔斯·艾德华见过面,他后来为聂鲁达写传记,当时担任智利驻古巴大使,帕迪拉事件最后的结局他涉入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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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70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科塔萨尔与他的妻子乌格内从巴黎开车经由塞纽到巴塞罗那。他们抵达之后,所有作家夫妇一同前往旧城区一家名为“鸟泉”的加泰罗尼亚餐厅用餐。这家餐厅由顾客直接填写点菜单,但这些作家忙着说话聊天,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点菜单都还是空白的。于是,餐厅服务生向老板抱怨,老板面色不善地从厨房出来,以加泰罗尼亚式的讽刺语气讲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话:“你们难道没有人会写字吗?”当下一阵沉默,带着一丝尴尬,些许愤怒与滑稽。过了一下子,梅塞德斯说话了,“我会写字”,她开始看菜单,替大家点菜。她的冷静已经成为传奇,有一次琵拉尔·索拉诺焦虑地告诉她,重度疑病症的多诺索深信自己得了血癌,梅塞德斯回答:“不用担心,贾布刚得了癌症,他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43]他们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公寓里度过平安夜,好让这对秘鲁夫妻打发年纪还小的孩子上床睡觉。科塔萨尔已经向全部的人丢过雪球,如今和巴尔加斯·略萨玩儿着孩子收到的圣诞礼物,专注地用电动赛车比赛起来。圣诞节过后,路易斯·戈伊狄索洛和妻子玛丽亚·安东妮雅办了一场派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客人都受邀。1971年,多诺索维持他近乎英国式的严谨与礼仪回忆道:“对我而言,拉美文学风潮这个实体(本身)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真的曾经不只是我们的想象,事实上也已经结束了——1970年,在路易斯·戈伊狄索洛的巴塞罗那的家里,马利亚·安东妮雅所主持的派对上,她戴着夸张、贵重的珠宝,穿着五彩缤纷的热裤和黑色靴子,跳舞的姿态让我想到里昂·巴克斯特作品《雪拉哈萨德》或《彼得罗希卡》里的模特儿。科塔萨尔全新的胡子是不同层次的红色,非常有活力地在围绕他们的众人面前与乌格内跳着舞。巴尔加斯·略萨夫妻跳着秘鲁华尔兹,随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也加入,在众人的掌声中跳起梅伦格舞。同时,我们的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厚实的抱枕堆里,舔着手上的食物、翻搅着美味的炖肉,在费南多·托拉、豪尔斯·艾拉德、瑟席欧·毕都的帮忙下,喂着房间墙上装饰闪闪发光水族箱里的鱼。卡门·巴尔塞斯假装手上有线,牵动着我们跳的木偶舞步,她还研究我们:也许是因为崇拜,也许是因为渴望,也或许是两者都有,就像研究水族箱里的鱼那样研究我们。那一天晚上最重要的是他们讨论《自由》杂志的成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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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72 科塔萨尔和乌格内在12月底的大风雪中回到巴黎之后,节庆气氛渐渐散去。比起圣诞节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一向更喜欢新年派对,因此两人在他们家,与拉美文学风潮剩下的一小撮成员——巴尔加斯·略萨夫妇以及多诺索夫妇——一起迎接1971年。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庆祝,或以兄弟般的情谊聚在一起讨论任何一件事。“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即将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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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74 [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10月30日从波哥大写给在巴黎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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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76 [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12月21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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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78 [3]本章及其后两章取材的访谈来自:胡安·哥蒂索罗(伦敦,1990)、Luis与Leticia Feduchi(巴塞罗那,1991、2000)、Paul Giles(巴塞罗那,1992)、赫尔曼·阿西涅加斯(阿齐尼格斯)(波哥大,1991)、赫尔曼·巴尔加斯(巴兰基亚,1991)、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1993)、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1991、1998)、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Santa Marta,199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华盛顿,1994)、豪尔斯·艾德华(巴塞罗那,1992)、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Nieves Arrazola de Muñoz Suay(巴塞罗那,1992、2000)、卡门·巴尔塞斯(巴塞罗那,1992、2000)、Rosa Regás(哈瓦那,1995)、Beatriz de Moura(巴塞罗那,2000)、胡安·马塞(巴塞罗那,2000)、José María Castellet(巴塞罗那,2000)、塔奇雅·昆塔那(巴黎,1993)、拉蒙·乔欧(巴黎,1993)、Claude Couffon(巴黎,1993)、Jacques Gilard(Toulouse,1999、2004)、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哈瓦那,1995)、Víctor Flores 0lea(Providence,罗得岛州,1994)、Rafael Gutiérrez Girardot(巴塞罗那,1992)、Joaquín Marco(巴塞罗那,1992)、Annie Morvan(巴黎,1993)、帕可·波鲁瓦(Bacelona,1992,及信件)、Juan Roda和María Fornaguera de Roda(波哥大,1993)、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3),及与其他人的许多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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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80 [4]关于这点以及与西班牙有关的事,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spaña :la nostalgia de la nostalgia,《观察家报》,198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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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82 [5]注意,迟至1978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 国家报 》 的安赫尔·哈根迪(Angel Harguindey)宣称,如果他是西班牙人,他就会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参见Rentería,ed.,p.172)。值得一提的是,他总是强调这件事取决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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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84 [6]罗莎·雷加斯,访谈,哈瓦那,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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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86 [7]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费度其,访谈,巴塞罗那,1992年和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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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88 [8]Rodrigo和Gonzalo García Barcha两人都跟作者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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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90 [9]保罗·盖尔斯,访谈,巴塞罗那,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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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92 [10]卡门·巴尔塞斯,访谈 . 巴塞罗那,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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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94 [11]Francisco Urondo,La buena hora de GM,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马德里),第232期,1969年4月,pp.163-168(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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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96 [12]他对评论家的厌恶后来几乎走火入魔,而他自己从1947年开始的新闻写作也曾偶尔担任评论家的角色,有时也很毒舌。从他1949年在《 宇宙日报 》(El Universal)批评毕斯维尔·科特斯(Biswell Cotes)的书《蓝雾》(Neblina azul)可见一斑;详见吉拉德主编的Textos costeño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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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898 [13]1973年,电影导演帕索里尼同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及其构想的看法,甚至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可以说是最严苛的攻击。见GGM,un escritor indigno,Tempo,1973年7月22日,这是一篇典型的帕索里尼式狂热及夸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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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900 [14]在《异乡客》(Strange Pilgrims,1992)的序言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到,在巴塞罗那待了几年后,他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梦:他在自己的葬礼上 [ 西班牙文entierro(入土、埋葬): 请记得这个具象的字,在该语言中最常用来当作funeral(葬礼)解释 ],且和老友聊得很开心,直到最后他发现朋友们在仪式后都要离开,而他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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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902 [1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后常重复说及此事,因而惹恼许多评论家(不用说,没一位评论家和他一样出名)。但对比鲍伯·迪伦,Chronicles. Volume I(纽约,Simon and Schuster,2004):“过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隐私这东西你可以贩卖,但却买不回来……媒体 ? 我想你就对它扯谎吧。”(pp.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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