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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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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爆炸”时期的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何塞·多诺索（从左至右），只少了胡里奥·科塔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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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里奥·科塔萨尔、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70年摄于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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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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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八章 孤独的作家缓慢地写着： 《族长的秋天》与大千世界 1971—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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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来到197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巴塞罗那住了三年多，小说还是没有完成；他决定释放一下写作的压力，前往拉丁美洲九个月，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再度熟悉这个属于他的世界。他自己比较属意巴兰基亚，但前一年3月他告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不确定家人是否会让他回去：“两个男孩整年都在想念墨西哥，我现在才了解到，他们在墨西哥住了很久，足以成为一辈子随身带到世界各地的‘马孔多’。这屋子里唯一腐朽的爱国者是我，但我一直比较没有分量。”[1]不过，不知他如何设法说服不情愿的家人，总之他们决定再度造访墨西哥之前，先到巴兰基亚住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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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于1月中旬抵达了哥伦比亚。在巴兰基亚下飞机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简短地微笑，并对迎接他的人群竖起双手大拇指。照片上的他穿着一整套加勒比海式服装——墨西哥“瓜亚贝拉”薄布短衬衫、皮制帆布鞋、没穿袜子——神色有些焦虑。由于在巴塞罗那的活动量比较小，加上他经常摄取淀粉类食物，发量也多了起来，如今是那个年代所流行的半黑人头，还有同样具特色的沙巴达小胡子。梅塞德斯戴着深色太阳眼镜，显然假装自己身在他处，但两个男孩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看起来既大胆又兴奋[2]。当地媒体和广播电台派出大批人马，出租车司机从远处大叫，看在旧时的分上，只要三十比索就可以载贾布到马孔多。离开巴塞罗那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乍看之下颇为冷淡地宣称他回家是为了“排毒”[3]，如今，对于自己的来访想到更正面的解释，并新创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说他是“闻到番石榴飘香”[4]，一路跟着这个味道回到加勒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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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南下到阿尔瓦罗和蒂达·塞培达的家，他们如今住在市中心和绿野区之间一座豪华的白色别墅里，但有点不幸的是，塞培达本人正在纽约的医院接受一些检查。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和蒂达一起住到找到适合的房子或公寓为止。一位记者胡安·葛萨殷得到许可，在他们喝第一轮啤酒时听他们聊天。好像开会一样地，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挥霍地回来。他一生都想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为此当了数年的记者，忍受了贫穷日子。如今，他真的是个全职的“专业”作家，他希望自己再度成为一名记者，寻找信息，如此一来他的人生就完整了：“已经不在的那个角色，才是我一直渴望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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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后，一位墨西哥记者基耶尔莫·奥乔亚说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前往探望父母的途中到卡塔赫纳的沙滩上停留，和梅塞德斯、两个男孩在椰子树下休息。奥乔亚的第一篇文章专注在路易莎·圣蒂雅嘉身上，开始了她的传奇。为了庆祝长子回家，她慈爱地养肥一只火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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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杀这只鸡。”她告诉我们。接着，带着《百年孤独》里她所启发灵感的角色乌尔苏拉·伊瓜兰特有的坚定温柔，她补充道：“我越来越喜欢它了。”贾布回家时，火鸡还活得好好的，回到这个城市之后他只能满足于每天都吃的海鲜汤，路易莎·马尔克斯·加西亚就是这样的女人。她从来不在晚上梳头发，“我如果这么做的话会耽搁到水手。”她解释道。“你生命中最满意的是什么？”我们问她，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一个当修女的女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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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布和梅塞德斯在巴兰基亚租的房子当时差不多就在市郊。对于贡萨罗而言，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环境，他对此保有非常愉快的回忆。虽然父母事先安排好了学校，但两个男孩清晰记得的是一段居住异国的时光，有大蛇进入屋子里，他们搜捕鬣鳞蜥，取它们的蛋。不过，回到热带地区，被卡塔赫纳和阿尔荷纳两边的大家族和巴兰基亚整个网络的新朋友所围绕，虽然这一切都很令人兴奋，然而，这两个男孩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自墨西哥城的男孩：“事实是，罗德里戈和我都是都市小孩儿，我们对乡下的世界没有什么经验。而我们的父母都是乡下来的，而且还是热带地区来的。他们在卡塔赫纳或哈瓦那时，我几乎认不出他们。在其他地方时，他们相对比较拘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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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第一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独自前往加拉加斯，他寄望重新充满自己加勒比海的电力，为新书注入活力。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段充满象征意义的旅程，回到他们一开始同居之处。接下来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旅程开始了往后越来越常发生的模式，也就是两个男孩留在家里，他们的父母环游世界，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日益递增的名声所带来的诱惑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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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加勒比海上航行的二度蜜月中，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发生在这里最大岛上的问题使得这一段航行成为他政治存在中相对最不复杂的时刻。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艾贝托·帕迪拉，[8]这位作家的诗作于1968年夏天在岛内外引发了争议风暴，并且导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愤怒地和胡安·马塞争论。如今，这位古巴诗人被控从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颠覆活动。4月5日，仍然在狱中的帕迪拉签署了冗长的声明，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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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么多的作家住在巴塞罗那，但在许多方面而言，巴黎仍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首都。4月9日，一群以欧洲为基地的作家安排联合署名一封抗议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首先刊登在巴黎的《世界报》，联合署名名单上包括让 - 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此抗议信真正的发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与即将出版《自由》杂志的哥蒂索罗一起负责斡旋），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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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联合署名那封信：普利尼奥·门多萨假设他会支持这起抗议，就帮他签了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把名字删除，但这对他和古巴的关系已经造成伤害，接着和他那些依然签署的朋友之间也建立了持续的鸿沟——这是所有结果里最糟糕的。这无疑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政治最重要的危机，未来的数十年间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造成歧见。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在这场文化内战中靠边站，一切不复从前，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之间的关系，是这场政治纷争所有影响中最高分贝也最激烈的。更加讽刺的是，就在当时，巴拉尔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于1971年12月出版），但他们之间著名的关系却缓慢而肯定地开始冷却。巴尔加斯·略萨有三十五年的时间都不允许这本书印行第二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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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亲友记得这段时期的他非常心神不宁，但仍然成功做出最冷静而慎重的公开回应。接受巴兰基亚记者胡利奥·罗卡精心策划的“采访”时，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联合署名第一封信，声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被恶意地断章取义，并宣布自己继续支持古巴政权；并且以他特有的举动声明古巴政权如果带有斯大林主义的元素，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如同他十年前即1961年时一样，第一个跳出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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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应很低调，且意图像所罗门王一般取悦所有人，但却适得其反。7月10日，哥伦比亚媒体要求他“对于自己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公开说明清楚”，第二天，虽然已经比较不明显，仍然迂回闪避的他宣布：“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他大部分的朋友和同行比较喜欢的是智利的社会主义路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一开始就不是。对于他的行为，胡安·哥蒂索罗后来以毫不掩饰的苦涩加以批评：“贾布以他全身而退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和朋友的批评立场保持距离，也避免和他们有所冲突：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着超凡才能的才气雄略，是名气的受害者，热爱这世界所有伟大美好的事物，在全世界的层次上倡导真正或是‘高深的’ 主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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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了一段非常独特的苦闷、焦虑和举棋不定的时期。就在帕迪拉的危机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6月初接受荣誉学位的颁赠，这个时机实在糟得不得了。他非常清楚著名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巴勃罗·聂鲁达和一开始就支持古巴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两人都因为访问纽约而遭到1966年革命的驱逐。1961年“猪湾事件”的时候，他已经被许多人当成逃离将沉没船只的鼠辈，在古巴人的眼里，接受纽约知名大学的荣誉显然是美方企图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收买”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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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对外公开的说辞是自己“代表哥伦比亚”接受这个荣誉，每一个拉丁美洲人都知道，他并不支持当时的美国政权，哥伦比亚大学的立场也相同。而且他宣布，为了做决定，他咨询过公认是常识冠军的“巴兰基亚出租车司机”的意见。[14]他虽然批评美国，但美国人仍然欢迎他；如果说此举使他建立未来和美国的关系，他明显如释重负；对古巴而言，他又回到丧失颜面的角色。虽然他的声明向世界保证自己没有联合署名那第一封信，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和这革命之岛再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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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一次地，幸运之神降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如果古巴暂时对他关上门，另一起争议正要爆发，并且证明除了古巴和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敏感度仍然非常准确。此事是否巧合我们无从得知，几个星期之后，一位西班牙记者拉蒙·乔欧把麦克风塞到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面前，问他有人主张《百年孤独》的作者是抄袭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他的意见如何？阿斯图里亚斯愣了一下，表示他认为这主张可能有其真实之处。乔欧把这篇独家新闻刊登于马德里的周刊《凯旋》，巴黎的《世界报》于6月19日转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