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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成为第二位赢得诺贝尔奖的拉丁美洲人，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拉丁美洲小说家。然而，他近年来由于接受政治上颇为争议的驻巴黎大使职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发现，如今代表拉丁美洲文学的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非“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挑衅阿斯图里亚斯多年，不顾老作家对这位年轻人的作品和成就慷慨的评论。1968年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誓以这本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独裁者的新书，“教训”写出《总统先生》——这部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的作者，并教他“如何写真正的独裁者小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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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斯图里亚斯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部分原因似乎有可能是因为阿斯图里亚斯得了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位赢得此奖项的拉丁美洲小说家。另一部分的原因是，阿斯图里亚斯显然不只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的先驱（《百年孤独》常被认为是范例之一），而且，他因为写了《总统先生》也成为独裁者小说的先驱（类似的《族长的秋天》企图成为最具权威的作品）。阿斯图里亚斯因接受大使职务这件事落人话柄，同时在辩论这方面思路并不清晰，也没有连贯性，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现在的他已经又老又病，拿他下手就好像从安全距离射杀大象一样。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决定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60年代对世界共产主义扮演一种文学旅伴的角色，大体上他支持这历史性的运动，但不把自己和特定的组织牵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希望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演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危地马拉马克思主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之间的关系，很快地和所有拉丁美洲共产主义革命家里最有魅力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友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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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还不知道，他将再度地从古巴政治的黄金国中被逐出，对左派的观众而言是一场完美的表演。他并没有直接为难阿斯图里亚斯，但协助挑起这些争端，使阿斯图里亚斯遇上埋伏，可以说是“大象的陷阱”。接着也有人问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也为他当代唯一真正的对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设下了一连串心理的陷阱，而这些在几年后又引发另一桩更加强烈的冲突。《族长的秋天》这本书是关于一位自我批判的男人无法忍受身边人的竞争，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人生活里，此书最后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补偿这些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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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回到哥伦比亚短短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之后，加西亚·巴尔查家族离开巴兰基亚的索利达机场前往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于7月11日抵达墨西哥首都，抱怨他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一个女孩也没见到，因为“行政权力机关”在他身边，梅塞德斯想必对于这个笑话越来越厌恶。他在首都的第一天被记者和来自《卓越》的摄影记者簇拥着，他向他们宣告这是他全世界最熟悉的城市，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记者看着他吃墨西哥玉米卷、换钱、说笑话（“我的内在很严肃但外表不是”）。年轻的罗德里戈说，他宁愿当棒球选手或工人也不要当学生，他从容的父亲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在摄影记者持续的陪伴下，他去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演员老婆莉妲·马塞多在圣安赫尔的家里探望他们，莉妲穿着黑色皮热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车子到达时，富恩特斯大叫“抄袭！抄袭！”[17]当天晚上，富恩特斯举办他有名的宴会，一群熟悉的墨西哥革新派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受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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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有了不同的地位，且此后一生都会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之子、荣誉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永远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他们的首都写下《百年孤独》，而不是巴黎或伦敦。这种正面宣传是掩盖1968年特拉特罗克大屠杀那些黯淡回忆的方法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好伸出援手。8月21日，他到总统官邸“松园”见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他在特拉特罗克暴动期间担任内政部部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写作和解放”。[18]他从来没有为了1968年的事件公开批评埃切维里亚或前任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正如他从未因任何古巴的争议而批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和墨西哥都和美国有复杂的外交斗争，而且，彼此之间的外交也有些摩擦。墨西哥人被迫和美国的反共产党势力合作，但坚持和古巴维持外交通道，直到20世纪末期“革命制度党”时期尾声。卡斯特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非常感谢他们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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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这家人从墨西哥城经由纽约、伦敦和巴黎回到巴塞罗那，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回到工作上。他的新书出版已经四年多，他很渴望减少压力。自从1967年末的那段时间以来，虽然《族长的秋天》无疑是他主要的计划，他也定下来写阔别数年的短篇小说，除了早先1961年的《虚度年华的海洋》之外，[19]也包括《拥有巨大双翼的老人》等几篇。这些作品以《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合辑于1972年出版。《纯真的埃伦蒂拉》本身有很长的历史，从某方面来说回到他外公外婆在瓜希拉沙漠的神秘世界，然而，直接灵感来源则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也启发过《百年孤独》中的一小段，其中讲述一名年轻妓女被迫每天和一百名男子上床。（在成为短篇故事前，这个完成的故事其实本来的构想是电影剧本，也早在1970年11月就以剧本的形式发表于墨西哥杂志《永远》）[20]。由于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开头，有些甚至写得很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利用这些故事“为手臂暖身”，回到他未完成的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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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的埃伦蒂拉》故事内容一点儿也不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回到加勒比海重新体验“番石榴味道”的作家会写出来的作品，乍看之下，也的确比《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故事粗糙、基本、神奇（海洋、天空、沙漠和前哨），不过，以颇为艺术及文学的方式，仿佛先前那些故事里奇异的元素不知为何地被应用在一个实际的地理脚本里，仿佛“马孔多”和“村庄”是真的，而瓜希拉（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见过）是一个神奇与神话的王国（相比之下，波哥大与其附近高地则是充满魅影和威胁的妖怪之地）。讽刺的是，虽然评论家的意见两极，这些故事却使人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的先驱，也就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最令人生厌的故事，如《利达·萨尔之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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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写《族长的秋天》，第一次很确定自己会完成。已经没有任何的借口了，他已经休过假，也无处可逃，就算是内心也一样。“帕迪拉事件”发生还不到六个月，当初在科塔萨尔法国南部家里的宴会开始讨论这个议题已经经过一年，第一本以“文学爆炸”为主的杂志《自由》已经在巴黎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接受了第三期《自由》杂志编辑普利尼奥·门多萨的采访，无疑地，在古巴会受到缜密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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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阿连德派驻巴黎的大使巴勃罗·聂鲁达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传统左派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手下受到围剿的智利人民联合党政府都受到鼓舞。记者形容看来很脆弱、带着病容的聂鲁达被问到他是否可推荐其他拉丁美洲人得这个奖项，他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西班牙文最优秀小说之一的作者”。[22]在奖项正式宣布之前，聂鲁达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邀请他和梅塞德斯第二天晚上到巴黎参加晚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因为他害怕飞行，但聂鲁达使用他有名的策略，用听起来好像要哭出来的声音恳求，这对哥伦比亚夫妇因而觉得有义务成行。等他们抵达的时候，获奖消息已经宣布了。和他们一起在聂鲁达家用餐的有：墨西哥壁画家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有人怀疑托罗斯基是他暗杀的，不过他当然也曾经尝试过）、智利画家洛卜多·马塔、最近从古巴被驱逐的豪尔斯·艾德华、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这位刚从玻利维亚的监狱获释后回到巴黎，紧接的一段时间和智利的阿连德政权关系密切），以及伟大的摄影家亨利·卡提尔·布列松，这是一场政治上诸多挑战的晚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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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由巴拉尔出版社于巴塞罗那出版。来自那个年代的朋友形容这两位作家“情同兄弟”，他们的共同点比乍看之下还要多：同样经历过童年“家族罗曼史”特别痛苦的版本；和后来才认识的父亲之间都有问题（巴尔加斯·略萨十岁前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攻击他们的人格、质疑他们的文学使命；两人同样受到宠溺，是书呆子，一生中最初、最重要的年代都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同样离开早年舒适有安全感的家，前往疏离、严苛的寄宿学校就读，并且很早就有熟悉妓女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经历；同样在早熟的年纪就担任记者，接着前往巴黎，最终待在同一家旅社，只不过时间有所不同；同样都对朋友很好，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强烈支持古巴革命，差别只在于年纪较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支持古巴的这个过程中经历过困难，而巴尔加斯·略萨最艰难的时期尚未来到。他们当时虽然很亲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读过马里奥所写的这本关于自己的书：“如果有人让我看我作品中的秘密结构、来源，和我写作的原因，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些，我想会使我无法动弹，你懂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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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聚在一起，是这位年轻的秘鲁人于1967年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如今，时序来到197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这个奖项的第二位获奖人，他的反应凸显了这份特殊友谊中巨大的鸿沟：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把奖金捐给支持古巴革命的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把他的奖金捐给不同立场的委内瑞拉政党“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此政党由一位曾为共产党的朋友泰奥多罗·佩科夫所领导。如同佩科夫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服自己，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也不关心拉丁美洲真正的需要与利益。卡门·巴尔塞斯曾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到加拉加斯，她告诉我：“虽然我们坐的是头等舱，一路上都在喝酒，但那是一次漫无止境的旅程。贾布已经知道他要把所有的钱捐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和佩科夫，一路上都在担心马里奥的言辞里最细微的细节。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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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委内瑞拉人很惊讶地见到一名头顶黑人头的男子。这位穿着开襟夏威夷式热带衬衫、灰色长裤、白鞋、没有袜子的男子悠闲地走上加拉加斯“巴黎剧院”的讲台上接受颁奖。回忆到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捐出奖金给拉丁美洲的武装奋斗，拉丁美洲人都在猜测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如何处理他的现金。颁奖仪式后，他马上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宣布自己已厌倦贫穷，会向加拉加斯认识的人或巴塞罗那的卡洛斯·巴拉尔“再买一艘游艇”，这成为他最有名的俏皮话之一。[25]梅塞德斯没有和他一起搭机前往，她稍后才和费度其夫妇一同抵达，同样目睹这场表演的还有十二岁的儿子罗德里戈，以及两位和他同名的人，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幺弟最近才娶了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平原的女孩蜜丽安·贾尔松。贾布邀请他们到加拉加斯度蜜月，配合他接受加列戈斯奖颁发的时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不请自来，这三人组拜访了十四年前贾布和梅塞德斯度蜜月的地方，一起投宿同一家旅社。蜜丽安还记得：“埃利希奥的父亲被安置在旅馆的另一栋别馆，很不甘愿地向经理抗议：‘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他是我儿子。’ 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几点下去吃早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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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儿子在这巨大而尊贵舞台上的应对并不以为然，但完全不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第二天早上，贾布带着他那张两万两千七百五十比索的支票、儿子罗德里戈和弟弟埃利希奥，因为埃利希奥已经和《时代报》安排好，要针对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学奖颁给他哥哥一事，撰写一系列报道，同行的还有两位有特殊待遇的记者、一位摄影记者、一个大袋子。他们前往一家加拉加斯的银行，在那里把支票换成现金；然后，他带着袋子、现金和身边这群护卫到“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总部，把钱交给党主席泰奥多罗·佩科夫，他的“多年朋友”。[27]他解释道，“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是拉丁美洲所需要的一个崭新、年轻的运动，和共产党运动没有关系，也没有既定的路线或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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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自四面八方涌入，远近皆有，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家人。“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织，却有很大的争议。大部分的左派人士认为他是“异教分子”，右派把他冠上“颠覆分子”的头衔。虽然最后透露这笔钱其实是特别要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杂志，不是给他们的游击队，但到了8月下旬，连莫斯科都开始叫他“保守分子”。有人发现他的父亲通知加拉加斯的媒体，说他的长子“很狡猾——从小就是如此，总是编造故事”。[28]不过，比较困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应该是他回到欧洲时来自巴勃罗·聂鲁达的批评，这位智利人是长期的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同。他们再度碰面时，聂鲁达告诉他自己能理解他的行为，但此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远比为了“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做出的善举来得多。[29]也许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应用他自己制定的原则——永远不要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团体，包括莫斯科阵线的共产党，因为此举只会带给他们的敌人安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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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他于8月中旬飞到纽约，探望正在纪念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老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非常害怕医院和死亡，这个经历只是更加深了他对于这个伟大城市惊人的无情印象。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巴塞罗那时，写了一封信给塞培达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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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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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办法打电话给你，而且我无话可说：大师想这么向我保证，他让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生病，而是热衷照顾我。我觉得他非常的苍白，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但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因为休息一个星期后，他恢复了许多，这星期之中我们只有聊天和吃饭。我警觉到他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声音，但他说服我那也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的确，他使用减充血药膏之后，我读了处方，他开始在几天内恢复声音。我没办法和他的主治医师讨论，不过我和我其他的医生朋友谈过，他们认为某些淋巴癌这六年来已经可以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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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拥抱，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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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再次因为中断了《族长的秋天》而觉得丧气，但也不太愿意回到这件工作上。没过多久，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没有希望，塞培达快死了，此时普利尼奥·门多萨和他一起在巴塞罗那。经过一天的苦恼，加西亚·马尔克斯买了一张机票。门多萨回忆道：“但他没有去。他去不了。他的勇气和膝盖都不足以让他前往：在家门口，他手上拿着行李箱，出租车从街上朝他驶来，他却好像眩晕一般。他没有去机场，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躺下。梅塞德斯在厨房里告诉我这件事，身旁的洗衣机仿佛人一般地呻吟叹息着。‘贾布一直在哭。’我很惊讶。贾布在哭？贾布关在房间里？我从没见过他阿拉伯的脸庞（如同我家乡会说的）有一滴眼泪。只有老天爷知道他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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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2日是哥伦布纪念日，阿尔瓦罗·塞培达于纽约去世。虽然在各方面都反复无常，而且对美国有深深的渴望，但塞培达却是巴兰基亚团体里唯一一位没有长久离开巴兰基亚的人。（阿方索、赫尔曼、阿尔瓦罗都出现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之中，他们全都出现在《百年孤独》 里，书中预测阿尔瓦罗会最先去世，接着是赫尔曼，然后才是阿方索。）两天后，他的遗体运回哥伦比亚，欧布雷贡和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守灵到15日的早上，灵车由一大群哀悼者护送到巴兰基亚的永眠花园。[32]几个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回顾塞培达之死：“唉，大师。要这么说真是一件他妈的痛苦的事。我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处在这个既灰心又气馁的可怜处境下，生平第一次找不到出路。我对你说这些事，因为我认为，对你说对我有帮助，也许我对你说，也会对你有好处。贾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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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聂鲁达去世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波哥大的记者：“去年我的好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之死对我的打击之大，我才了解到自己无法面对失去朋友。‘去他的，’我想，‘如果我不正视这件事，下次如果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再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死去的会是我。’”[34]的确，纵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有名，他仍然努力地探视与病魔搏斗的朋友，他的哀伤当然也是真切的。但同样真切的是，他和塞培达以及所有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亦已渐行渐远，1971年拜访这个城市只是更强调了这一点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其他人更深刻地念旧，但早在人生早期就学会如何抵抗。如今，塞培达之死为他巴兰基亚的时期画下明确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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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朋友的亡故而来的是一个黯淡的秋天。11月7日，有则不祥的新闻说，理查德·尼克松获选连任为美国总统。同一个月，阿根廷前任总统胡安·庇隆在离开十七年之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起先的兴奋终究演变成灾难；萨尔瓦多·阿连德必须重整他的人民团结党以终止智利一波波的罢工；巴勃罗·聂鲁达的癌症迫使他辞去智利驻法大使的职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场看着这位老共产党诗人最后一次启程回到南美洲，从此天人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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