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20053
1705520054
10月，阿连德派驻巴黎的大使巴勃罗·聂鲁达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传统左派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手下受到围剿的智利人民联合党政府都受到鼓舞。记者形容看来很脆弱、带着病容的聂鲁达被问到他是否可推荐其他拉丁美洲人得这个奖项，他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西班牙文最优秀小说之一的作者”。[22]在奖项正式宣布之前，聂鲁达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邀请他和梅塞德斯第二天晚上到巴黎参加晚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因为他害怕飞行，但聂鲁达使用他有名的策略，用听起来好像要哭出来的声音恳求，这对哥伦比亚夫妇因而觉得有义务成行。等他们抵达的时候，获奖消息已经宣布了。和他们一起在聂鲁达家用餐的有：墨西哥壁画家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有人怀疑托罗斯基是他暗杀的，不过他当然也曾经尝试过）、智利画家洛卜多·马塔、最近从古巴被驱逐的豪尔斯·艾德华、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这位刚从玻利维亚的监狱获释后回到巴黎，紧接的一段时间和智利的阿连德政权关系密切），以及伟大的摄影家亨利·卡提尔·布列松，这是一场政治上诸多挑战的晚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
1705520055
1705520056
12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由巴拉尔出版社于巴塞罗那出版。来自那个年代的朋友形容这两位作家“情同兄弟”，他们的共同点比乍看之下还要多：同样经历过童年“家族罗曼史”特别痛苦的版本；和后来才认识的父亲之间都有问题（巴尔加斯·略萨十岁前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攻击他们的人格、质疑他们的文学使命；两人同样受到宠溺，是书呆子，一生中最初、最重要的年代都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同样离开早年舒适有安全感的家，前往疏离、严苛的寄宿学校就读，并且很早就有熟悉妓女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经历；同样在早熟的年纪就担任记者，接着前往巴黎，最终待在同一家旅社，只不过时间有所不同；同样都对朋友很好，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强烈支持古巴革命，差别只在于年纪较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支持古巴的这个过程中经历过困难，而巴尔加斯·略萨最艰难的时期尚未来到。他们当时虽然很亲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读过马里奥所写的这本关于自己的书：“如果有人让我看我作品中的秘密结构、来源，和我写作的原因，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些，我想会使我无法动弹，你懂吗？”[23]
1705520057
1705520058
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聚在一起，是这位年轻的秘鲁人于1967年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如今，时序来到197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这个奖项的第二位获奖人，他的反应凸显了这份特殊友谊中巨大的鸿沟：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把奖金捐给支持古巴革命的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把他的奖金捐给不同立场的委内瑞拉政党“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此政党由一位曾为共产党的朋友泰奥多罗·佩科夫所领导。如同佩科夫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服自己，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也不关心拉丁美洲真正的需要与利益。卡门·巴尔塞斯曾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到加拉加斯，她告诉我：“虽然我们坐的是头等舱，一路上都在喝酒，但那是一次漫无止境的旅程。贾布已经知道他要把所有的钱捐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和佩科夫，一路上都在担心马里奥的言辞里最细微的细节。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事。”[24]
1705520059
1705520060
这位委内瑞拉人很惊讶地见到一名头顶黑人头的男子。这位穿着开襟夏威夷式热带衬衫、灰色长裤、白鞋、没有袜子的男子悠闲地走上加拉加斯“巴黎剧院”的讲台上接受颁奖。回忆到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捐出奖金给拉丁美洲的武装奋斗，拉丁美洲人都在猜测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如何处理他的现金。颁奖仪式后，他马上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宣布自己已厌倦贫穷，会向加拉加斯认识的人或巴塞罗那的卡洛斯·巴拉尔“再买一艘游艇”，这成为他最有名的俏皮话之一。[25]梅塞德斯没有和他一起搭机前往，她稍后才和费度其夫妇一同抵达，同样目睹这场表演的还有十二岁的儿子罗德里戈，以及两位和他同名的人，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幺弟最近才娶了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平原的女孩蜜丽安·贾尔松。贾布邀请他们到加拉加斯度蜜月，配合他接受加列戈斯奖颁发的时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不请自来，这三人组拜访了十四年前贾布和梅塞德斯度蜜月的地方，一起投宿同一家旅社。蜜丽安还记得：“埃利希奥的父亲被安置在旅馆的另一栋别馆，很不甘愿地向经理抗议：‘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他是我儿子。’ 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几点下去吃早餐？’”[26]
1705520061
1705520062
可以想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儿子在这巨大而尊贵舞台上的应对并不以为然，但完全不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第二天早上，贾布带着他那张两万两千七百五十比索的支票、儿子罗德里戈和弟弟埃利希奥，因为埃利希奥已经和《时代报》安排好，要针对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学奖颁给他哥哥一事，撰写一系列报道，同行的还有两位有特殊待遇的记者、一位摄影记者、一个大袋子。他们前往一家加拉加斯的银行，在那里把支票换成现金；然后，他带着袋子、现金和身边这群护卫到“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总部，把钱交给党主席泰奥多罗·佩科夫，他的“多年朋友”。[27]他解释道，“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是拉丁美洲所需要的一个崭新、年轻的运动，和共产党运动没有关系，也没有既定的路线或信条。
1705520063
1705520064
批评自四面八方涌入，远近皆有，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家人。“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织，却有很大的争议。大部分的左派人士认为他是“异教分子”，右派把他冠上“颠覆分子”的头衔。虽然最后透露这笔钱其实是特别要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杂志，不是给他们的游击队，但到了8月下旬，连莫斯科都开始叫他“保守分子”。有人发现他的父亲通知加拉加斯的媒体，说他的长子“很狡猾——从小就是如此，总是编造故事”。[28]不过，比较困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应该是他回到欧洲时来自巴勃罗·聂鲁达的批评，这位智利人是长期的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同。他们再度碰面时，聂鲁达告诉他自己能理解他的行为，但此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远比为了“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做出的善举来得多。[29]也许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应用他自己制定的原则——永远不要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团体，包括莫斯科阵线的共产党，因为此举只会带给他们的敌人安慰。[30]
1705520065
1705520066
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他于8月中旬飞到纽约，探望正在纪念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老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非常害怕医院和死亡，这个经历只是更加深了他对于这个伟大城市惊人的无情印象。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巴塞罗那时，写了一封信给塞培达的妻子：
1705520067
1705520068
蒂达：
1705520069
1705520070
1705520071
1705520072
我没办法打电话给你，而且我无话可说：大师想这么向我保证，他让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生病，而是热衷照顾我。我觉得他非常的苍白，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但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因为休息一个星期后，他恢复了许多，这星期之中我们只有聊天和吃饭。我警觉到他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声音，但他说服我那也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的确，他使用减充血药膏之后，我读了处方，他开始在几天内恢复声音。我没办法和他的主治医师讨论，不过我和我其他的医生朋友谈过，他们认为某些淋巴癌这六年来已经可以治愈了！
1705520073
1705520074
1705520075
1705520076
大大的拥抱，贾布
1705520077
1705520078
1705520079
1705520080
然而，他再次因为中断了《族长的秋天》而觉得丧气，但也不太愿意回到这件工作上。没过多久，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没有希望，塞培达快死了，此时普利尼奥·门多萨和他一起在巴塞罗那。经过一天的苦恼，加西亚·马尔克斯买了一张机票。门多萨回忆道：“但他没有去。他去不了。他的勇气和膝盖都不足以让他前往：在家门口，他手上拿着行李箱，出租车从街上朝他驶来，他却好像眩晕一般。他没有去机场，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躺下。梅塞德斯在厨房里告诉我这件事，身旁的洗衣机仿佛人一般地呻吟叹息着。‘贾布一直在哭。’我很惊讶。贾布在哭？贾布关在房间里？我从没见过他阿拉伯的脸庞（如同我家乡会说的）有一滴眼泪。只有老天爷知道他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31]
1705520081
1705520082
1972年10月12日是哥伦布纪念日，阿尔瓦罗·塞培达于纽约去世。虽然在各方面都反复无常，而且对美国有深深的渴望，但塞培达却是巴兰基亚团体里唯一一位没有长久离开巴兰基亚的人。（阿方索、赫尔曼、阿尔瓦罗都出现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之中，他们全都出现在《百年孤独》 里，书中预测阿尔瓦罗会最先去世，接着是赫尔曼，然后才是阿方索。）两天后，他的遗体运回哥伦比亚，欧布雷贡和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守灵到15日的早上，灵车由一大群哀悼者护送到巴兰基亚的永眠花园。[32]几个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回顾塞培达之死：“唉，大师。要这么说真是一件他妈的痛苦的事。我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处在这个既灰心又气馁的可怜处境下，生平第一次找不到出路。我对你说这些事，因为我认为，对你说对我有帮助，也许我对你说，也会对你有好处。贾布。”[33]
1705520083
1705520084
第二年，聂鲁达去世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波哥大的记者：“去年我的好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之死对我的打击之大，我才了解到自己无法面对失去朋友。‘去他的，’我想，‘如果我不正视这件事，下次如果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再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死去的会是我。’”[34]的确，纵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有名，他仍然努力地探视与病魔搏斗的朋友，他的哀伤当然也是真切的。但同样真切的是，他和塞培达以及所有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亦已渐行渐远，1971年拜访这个城市只是更强调了这一点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其他人更深刻地念旧，但早在人生早期就学会如何抵抗。如今，塞培达之死为他巴兰基亚的时期画下明确的界线。
1705520085
1705520086
随着朋友的亡故而来的是一个黯淡的秋天。11月7日，有则不祥的新闻说，理查德·尼克松获选连任为美国总统。同一个月，阿根廷前任总统胡安·庇隆在离开十七年之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起先的兴奋终究演变成灾难；萨尔瓦多·阿连德必须重整他的人民团结党以终止智利一波波的罢工；巴勃罗·聂鲁达的癌症迫使他辞去智利驻法大使的职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场看着这位老共产党诗人最后一次启程回到南美洲，从此天人永隔。
1705520087
1705520088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非常沮丧的情况下继续写着《族长的秋天》，但也奇妙地带着复苏的活力。阿尔瓦罗·塞培达的死让他更清楚地体会到生命的短暂，也许了解到拉丁美洲的时事只能从眼前飞逝时，他不想待在欧洲。在西班牙一切都停顿了下来，大家都在等待佛朗哥将军断气。这个政权显然气数已尽，但尽头却还要等很久，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快完成小说里的那个“独裁者”的消逝一样久。6月8日，独掌大权三十四年后，佛朗哥指派路易斯·卡瑞罗·布朗哥上将为总统。1973年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告诉记者他完成了《族长的秋天》，不过要先放一年或更久的时间，“看到时我是否还喜欢这本书”[35]。在他无动于衷的表面下——这位作家显然并不在乎他的书是否出版，当然也不会回应来自出版商或读者的压力——显然对小说还是抱着同样的不安，自从1971年末期从巴兰基亚和墨西哥回来之后，他就很努力地处理这样的心情。
1705520089
1705520090
《百年孤独》之后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小说，这是典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先知灼见，不仅在名声和权力完全吞噬他之前就正面处理这些陷阱，也早在中年和老年来临之前就已经预见，并且早已麻木。不过，不可能以简单的逻辑讨论《族长的秋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他的作品都不及接近本书的复杂性，也许刻画最佳的是此书诗意描述的诱人美女与其主题的丑陋。[36]实际上，这件作品的诞生有其奇妙的历史自相矛盾之处。《城市与狗》《克鲁兹之死》《跳房子》这些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拉丁美洲风潮，但说穿了大多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伟大的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更新版本，如《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曼哈顿中转站》《达洛维夫人》，或《押沙龙，押沙龙！》。然而，使拉丁美洲风潮具体化以及神圣化的小说《百年孤独》中，其错综复杂及现代主义的表现程度似乎比起其他小说相对较小。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尚未发明的年代，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格尔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时讲的是“时代倒置”，因为显然很清楚易读，即使是只有些许文学素养的人也容易理解[37]。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接下来需要写一本更接近典型拉丁美洲风潮的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也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读者而言，他们可以马上很清楚地看出《族长的秋天》里具有乔伊斯以及伍尔芙风格的片段。在这个时刻，大多数其他作家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刺激，从典型拉美文学风潮的风格转向创作更透明的“后现代”作品，如同《百年孤独》所应该代表的。
1705520091
1705520092
新小说历经许多版本。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名没有受过教育的拉丁美洲士兵，他来自一个没有命名、拼凑而成的国家；他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却仍然取得政权，图谋以独裁统治他的热带国家两个世纪。对读者而言，他们所知此书描述的是一位“独裁者”，这穷凶恶极的主人公不但孤僻又有权力、既多愁善感又野蛮。虽然他显然迟钝到愚蠢的地步，对于权力却有非比寻常的直觉，对于其他人的动机也有直觉性的见解；但是女性，包括他亲爱的母亲，对他而言仍然非常神秘。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采访者自己的领悟，亦即如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赢得他的战争，就会成为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如果哥伦比亚的历史可以重写，19世纪赢得胜利的会是自由党，而非保守党。[38]为了让他的主人公维持神话般的力量，他决定他不该有名字： 只有“独裁者”（他的属下则以“将军”称呼他）。颇为惊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他对此人物的刻画是相对同情的，因为“从底比斯国王克里安以降，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受害者”。他坚持，不幸的事实是拉丁美洲历史的发展并非如人民所愿：大部分的独裁者来自平民阶级，从未曾被他们所压制的人民推翻；并不是神话战胜了历史，而是历史本身被当成神话解释。他认为展现这样的过程是文学的基本目的，但他并没有打算提供更多的启发：“这本书的政治样貌比表面上复杂许多，我不打算解释。”[39]
1705520093
1705520094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书中两个中心主题，亦即权力与爱情这对复杂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它们之间的回忆、怀旧、孤独及死亡等共同特色，在这本新的小说里不但改变，也加深了他的处理方式。权力和爱情、对权力的爱、爱情的力量，这是人类经验的中心样貌，是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和文学中特别强烈的要素。
1705520095
1705520096
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加勒比海国家，哥伦比亚（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波哥大）似乎是其邻国，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海岸区本身。在这方面，这无名的国家类似由约瑟夫·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1904）书中，或是西班牙拉蒙·马利亚·瓦耶 - 殷克兰在《暴君班德拉斯》（1926）中所发明的国度。书中对于拉丁美洲独裁者残酷以及暴力的刻画，特别着重在他的“秋天”，也就是政权的晚期。
1705520097
1705520098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所横跨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时代背景，延伸大约两百年的时间，大约从18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40]大部分的叙述借由回溯拉丁美洲历史的脉络前进，直到独裁者秋天的“迟暮之年”，“美国佬”把大海据为己有，紧接着的是他的死亡，随之而来他政权的结束（冬天及腐烂）。在主人公所居住的世界里，教会和美国佬不断争夺权力，“人民”本身完全处于被动；小说里没有历史、没有真正的时间变迁，也没有真正的社会或政治的参与或互动，因而也没有辩证式的进展。然而，独裁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许才是小说的中心焦点。也许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本企图表现的是小说结束时应把作品从独裁者交给人民，他写人民的喜悦，似乎原本的意思就是喜悦而非讽刺。
1705520099
1705520100
在更为个人的层次上，独裁者在世上最亲密的关系对象是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他的妻子拉蒂希雅·娜萨雷诺曾是修女，是他绑架来的，他也许也谋杀了她。他追求但从未到手的是选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兹；诡异的是，他唯一成功的情爱关系是他衰老时和一位十二岁的女学生的情谊。在男性这方面，他有一个双面、公众的面孔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尼斯，他只有一位好友罗德里戈·阿基拉尔；还有后期一位邪恶的天才，即光鲜的安全部部长何塞·伊格纳希欧·萨恩兹·巴拉，类似20世纪70年代在这本小说正要完成之时，在智利和阿根廷军事执政团的顾问样貌。这种关系结构顺应西方神话里典型的模式。[41]
1705520101
1705520102
然而这是事后诸葛亮。读者无法抵挡的体验是不确定和迷惑感。小说的整个角度、结构，甚至年表，是由一连串什么都不确定的叙事手法的不确定所决定。也许可以说，独裁者是否控制“他所有的权力”这永恒性的两难也许正是小说中最反复而令人迷惑的一点儿——因为事实上是他的观点（同时愚蠢而轻率、虚伪而图私利）无限的放大——由一种三方摇摆所支配：也就是第一，古典启蒙观点中认为人类意识是理性一致的主体；第二，较为马克思观念的阶级支配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是现代主义的观点）；第三，福柯式的观点，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与认知有关，永远都要抗拒，但不可能战胜，即使是最“有力”的能力都无法控制（当然这是后现代的观点，事实上主宰了小说）。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历史的观感非常黯淡，接近在历史上由马基亚维利首先立论、莎士比亚所不断阐释的，在这件作品对于人类、权力和影响的愤世嫉俗观感中，我们发现自己被迫考虑可供使用的权力，“有人必须这么做”。他完成这本书之后随即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关系，一位曾经是社会主义解放者，后来成为拉丁美洲的政治人物，也有潜力成为拉丁美洲最持久、最受爱戴的一位“独裁者”。
[
上一页 ]
[ :1.7055200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