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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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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1971年摄于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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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写作《族长的秋天》，20世纪70年代罗德里戈摄于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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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贡萨罗、基耶尔莫·奥乔亚（墨西哥记者）、路易莎·圣蒂雅嘉（加西亚·马尔克斯母亲），1971年摄于卡塔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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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勃罗·聂鲁达，1972年摄于聂鲁达在诺曼底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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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罗索夫（前排左）、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女友，前排右）的婚礼，加西亚·马尔克斯担任伴郎。1973年摄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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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九章 智利和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革命 1973—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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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11日，如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改革主义者，人在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视机前，惊骇地看着智利空军的轰炸机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已确认死亡，是谋杀或自杀则不得而知。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接掌政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开始搜捕超过三万名所谓左翼分子，许多人死于狱中。在位于智利太平洋海岸黑岛的家中，罹患癌症的巴勃罗·聂鲁达已不久于人世。在他疾病缠身多年的生之末尾，最重要的两起事件便是阿连德的死与智利落入法西斯政权之手，两者皆摧毁了他的政治梦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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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政治评论家及政治活动分子视阿连德的人民团结党政府为一场实验，观察社会是否可经由民主工具达到社会主义。阿连德把铜、铁、煤、大多数的私人银行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机构国营化；然而，虽然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丑化、瓦解，1973年3月的期中选举中，他的政权选票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却只促使右翼加倍努力地破坏这个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在阿连德的选举之前就开始对抗他：美国陷在“越战”的泥沼之中，对古巴已经相当执着，非常热切地希望西半球没有更多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就在全世界的眼前，智利的实验受到粗暴的破坏，对左翼的影响如同四十年前西班牙内战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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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八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电报给智利新执政团的团员：“波哥大，1973年9月11日。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古斯塔夫·雷、塞萨尔·门德兹·丹曜、何塞·托利比欧·梅利诺上将，政变军团成员：你们是阿连德总统之死实质的凶手。智利人民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国主义雇用的罪犯统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2]写这封信的时候，阿连德的命运尚不得而知，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他对阿连德的了解足以肯定他绝对不会活着出总统府；而且，政变集团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些人认为，寄发电报这样的举止比较适合大学生而不是伟大的作家，但结果这成为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个政治作为，崭新的他已经在寻找一个新的角色，阿连德的历史实验暴力性的结束使他的政治立场变得极端专注而强硬。他后来告诉一位采访者：“对我而言，智利政变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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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测的是，帕迪拉事件演变成拉丁美洲冷战历史的分水岭，影响所及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虽然饱受朋友的批评，从“投机分子”到“天真”都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中政治立场最一致的。在他的心目中，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从拉丁美洲的角度而言，它却是对抗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堡垒。在他的心目中，这不是“同路人”，当属现实的理性客观评断。虽然古巴也有其不确定性，却比苏联更积极革新，所有严肃的反帝国主义，拉丁美洲人都应该支持它，也该尽力节制这个政权的任何压制、不民主，或独裁的行为[3]。他选择看起来对世界似乎是和平正义的路：也就是广义的国际社会主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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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他希望智利在政治上的尝试可以成功，但一点儿也不相信客观情况会允许此事发生。他在1971年回答一位纽约记者的问题时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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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抱负是使整个拉丁美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今人民受到和平立宪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如果是为了选举，那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但我相信这是完全的乌托邦。智利正走向暴力及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果“人民阵线”继续下去——以智慧、机智、合理、坚定而快速的脚步——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遭遇一片严肃的反对声浪。美国目前没有干预，但不会永远冷眼旁观。美国不会真的接受智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这样允许，对此我们也不需存有任何幻想，并不是我认为（暴力）是解决之道，但我认为会有那么一天，那一片反对声浪只能以暴力对抗。不幸的是，我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发生在智利的情况就改革而言是非常好的，但就革命而言却不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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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观察家如此清晰地剖析未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他如今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接下来的几年间，即使打心底对政治悲观，他仍然对自己投身政治做出一连串的声明。也许可以以1978年的采访作为代表：“这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和天主教徒的‘圣徒相通’一样，对我的意义非常明确。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整个人类。一个人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政治意识达到了最高点。不谦虚地说，对我正是如此。对我而言，我人生中的行为没有一项不是政治行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