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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九章 智利和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革命 1973—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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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11日，如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改革主义者，人在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视机前，惊骇地看着智利空军的轰炸机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已确认死亡，是谋杀或自杀则不得而知。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接掌政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开始搜捕超过三万名所谓左翼分子，许多人死于狱中。在位于智利太平洋海岸黑岛的家中，罹患癌症的巴勃罗·聂鲁达已不久于人世。在他疾病缠身多年的生之末尾，最重要的两起事件便是阿连德的死与智利落入法西斯政权之手，两者皆摧毁了他的政治梦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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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政治评论家及政治活动分子视阿连德的人民团结党政府为一场实验，观察社会是否可经由民主工具达到社会主义。阿连德把铜、铁、煤、大多数的私人银行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机构国营化；然而，虽然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丑化、瓦解，1973年3月的期中选举中，他的政权选票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却只促使右翼加倍努力地破坏这个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在阿连德的选举之前就开始对抗他：美国陷在“越战”的泥沼之中，对古巴已经相当执着，非常热切地希望西半球没有更多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就在全世界的眼前，智利的实验受到粗暴的破坏，对左翼的影响如同四十年前西班牙内战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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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八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电报给智利新执政团的团员：“波哥大，1973年9月11日。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古斯塔夫·雷、塞萨尔·门德兹·丹曜、何塞·托利比欧·梅利诺上将，政变军团成员：你们是阿连德总统之死实质的凶手。智利人民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国主义雇用的罪犯统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2]写这封信的时候，阿连德的命运尚不得而知，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他对阿连德的了解足以肯定他绝对不会活着出总统府；而且，政变集团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些人认为，寄发电报这样的举止比较适合大学生而不是伟大的作家，但结果这成为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个政治作为，崭新的他已经在寻找一个新的角色，阿连德的历史实验暴力性的结束使他的政治立场变得极端专注而强硬。他后来告诉一位采访者：“对我而言，智利政变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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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测的是，帕迪拉事件演变成拉丁美洲冷战历史的分水岭，影响所及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虽然饱受朋友的批评，从“投机分子”到“天真”都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中政治立场最一致的。在他的心目中，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从拉丁美洲的角度而言，它却是对抗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堡垒。在他的心目中，这不是“同路人”，当属现实的理性客观评断。虽然古巴也有其不确定性，却比苏联更积极革新，所有严肃的反帝国主义，拉丁美洲人都应该支持它，也该尽力节制这个政权的任何压制、不民主，或独裁的行为[3]。他选择看起来对世界似乎是和平正义的路：也就是广义的国际社会主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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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他希望智利在政治上的尝试可以成功，但一点儿也不相信客观情况会允许此事发生。他在1971年回答一位纽约记者的问题时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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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抱负是使整个拉丁美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今人民受到和平立宪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如果是为了选举，那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但我相信这是完全的乌托邦。智利正走向暴力及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果“人民阵线”继续下去——以智慧、机智、合理、坚定而快速的脚步——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遭遇一片严肃的反对声浪。美国目前没有干预，但不会永远冷眼旁观。美国不会真的接受智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这样允许，对此我们也不需存有任何幻想，并不是我认为（暴力）是解决之道，但我认为会有那么一天，那一片反对声浪只能以暴力对抗。不幸的是，我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发生在智利的情况就改革而言是非常好的，但就革命而言却不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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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观察家如此清晰地剖析未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他如今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接下来的几年间，即使打心底对政治悲观，他仍然对自己投身政治做出一连串的声明。也许可以以1978年的采访作为代表：“这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和天主教徒的‘圣徒相通’一样，对我的意义非常明确。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整个人类。一个人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政治意识达到了最高点。不谦虚地说，对我正是如此。对我而言，我人生中的行为没有一项不是政治行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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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寻找行动的手段，更深信古巴走的这条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独立唯一可行之路——也就是尊严。然而，他再次被排除在古巴之外。既然如此，他决定这条路首先必须经由哥伦比亚。他和年轻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交流有一阵子了，特别是最近认识的《时代报》集团的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7]，认识十年的丹尼尔·桑佩尔，后来所认识的上层阶级自由派小说家爱德华多·卡巴耶罗·卡尔德隆之子安东尼奥·卡巴耶罗，他们以创造哥伦比亚新形式的新闻为出发点——特别是成立左派杂志。[8]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他根深蒂固的保守祖国想要自我改革，唯一的方式是借由他以“诱惑”、“颠覆”的戏谑说法提及老旧统治家族之下的年青一代。[9]其他主要成员是国内知名的“暴力事件”编年史家、备受国际尊敬的社会学家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以及左翼实业家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后者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出版商。这本新杂志名为《抉择》（Alternativa），出发点是“哥伦比亚社会信息垄断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垄断者则是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同一群利益分子”，目的是展现“日渐屈从于政府控制的大媒体或电视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另一个哥伦比亚”[10]。第一期于1974年2月出刊，这本杂志维持了六年起伏的状态，虽然尽力，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时间相对较少，不过他仍然经常投稿，且永远有空提供咨询或建议。他和其他重要的参与者在这宗充满冒险本质的生意中投资自己大笔的钱财。同时，他宣布自己要搬回拉丁美洲，更轰动的是，他不再写小说了；从现在开始，直到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执政军团下台为止，他进行文学“罢工”，全心投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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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仿佛强调心意已决，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邀请，成为颇具盛名的“罗素民间法庭”的一员，负责调查、评定国际战争罪行。也许比表象乍看之下更具意义的是，他希望在其他拉丁美洲作家未曾达到的领域中受到国际认可，他抱有这样的企图心，而接受此邀请是第一个清晰的开端；这也表示纵然他对古巴的投入具有争议性，但他仍可以在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的情况下相对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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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第一期的《抉择》杂志在二十四小时内卖了一万本。波哥大的警方没收了数百本，不过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受到直接审查（虽然还有借由炸弹、法院干预、经济封锁、通路破坏的“间接审查”，最终导致杂志关门大吉）。这家杂志社往后不断地面临财务问题，但早期得到的回应非常惊人。过不了多久就卖了四万本，就哥伦比亚的左翼刊物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字。第一期中有一个关于自觉起义的口号——“勇于思考就是开始争取”——及一篇社论《给读者的一封信》，其中阐明新杂志的目标是“对抗布尔乔亚媒体对于国内现实的扭曲”、“对抗假消息”（这个主题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百年孤独》里香蕉园大屠杀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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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双周刊，其中刊载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篇文章里的第一篇，标题为“智利、政变以及美国佬”[11]。这是他成名后首次公开的政治新闻写作，成功地刊登于世界各地（3月在美国和英国发表），立即得到崇高的地位。对于他分析为萨尔瓦多·阿连德误入歧途的结局，加西亚·马尔克斯哀悼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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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7月就满六十四岁。他最伟大的美德是坚持不挠，但命运只许他以罕见的悲壮，为了捍卫那不合时宜的愚蠢布尔乔亚法律而死；他捍卫不承认他、但使他的谋杀者合法化的最高法院，也捍卫宣告他不合法的悲哀国会，而国会却自满地屈服于篡位者的意志之下；他捍卫反对党的自由，而反对党部出卖灵魂给法西斯主义；他捍卫这个烂体制所有陈腐的一切，他提议要废除，但完全没有机会。这场历史事件发生在智利，在智利人的苦难之中，但在历史上这事件发生于我们所有人身上，所有这个年代的子女，且会永远停留于我们的人生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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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藐视的语调，加西亚·马尔克斯从20世纪50年代就谈到哥伦比亚的国会体制，以《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为最佳范例。至于萨尔瓦多·阿连德，他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一个角色，在拉丁美洲失败英雄苍白万神殿中的另一个烈士。还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脚步，以及许多乐观的人也是，但亦有胆怯的政治人物在或许带有绝望或迷信的心态下努力，希望避免那样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也纷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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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在偿还债务后逃离墨西哥，如今，他完成《族长的秋天》之后，打算离开巴塞罗那，准备他的小说选集。[13]对于西班牙，他总是有股漫不经心、些许分神、偶尔自命不凡的态度；如今，他的心思早就专注在别的事务、别的地方。接下来的一年中，他逐渐习惯居住的地点，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拉丁美洲，从文学转向政治。同时，在他之后抵达巴塞罗那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比他先离开。1974年6月12日，卡门·巴尔塞斯为准备回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举办了一场送别会。[14]大部分当时居留在此的拉丁美洲作家都出席，包括何塞·多诺索、豪尔斯·艾德华、加泰罗尼亚人何塞·马利亚·卡斯特雷、卡洛斯·巴拉尔、胡安·马塞、胡安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曼努耶·瓦兹尔克斯·孟达尔曼，还有其他许多人。巴尔加斯·略萨要离开，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正为自己的离去准备，无疑，这场仪式代表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光辉在欧洲画下句号。[15]巴尔加斯·略萨和妻子家人起航前往利马，留下巴塞罗那许多感到失落的朋友，只有卡门·巴尔塞斯继续提供注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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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结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做出了非比寻常的决定。他们把两个男孩留在巴塞罗那，由朋友费度其一家人、卡门·巴尔塞斯、煮饭打扫的女仆一起照顾，夫妻俩则令人意外地前往伦敦。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该是解决他认为生命中唯一真正失败问题的时候了——也就是他始终学不会英文。他和梅塞德斯建议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也许可以考虑在伦敦待个两年，但两个男孩儿断然拒绝。然而，听到父母打算把他们留下，而自己还是要成行时，他们很惊讶也很愤怒。[16]这对夫妻在他们熟悉的肯辛顿的希尔顿饭店住了一阵子，也在牛津街的凯兰英语学校注册进阶课程，保证使用“万无一失”的方法，以平常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优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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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英文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也并非他唯一全神贯注之事。奇妙的是，他在伦敦踏出再次与古巴革命结合的第一步。自从1971年帕迪拉事件以来，他比以前更加地放逐于古巴之外，但他在伦敦联系上利桑德罗·奥特罗，这位作家和艾贝托·帕迪拉的冲突直接导致1968年事件第一阶段的发生。奥特罗认识雷吉斯·德布雷，德布雷同意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外交部部长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的中间人。他告诉罗德里格兹，革命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么重要的人物留在“政治的地狱边缘”是很大的错误。罗德里格兹同意，驻伦敦的古巴大使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共进午餐，通知他：“卡洛斯·拉法叶要我告诉你，该是你回古巴的时候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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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伦敦的早期，几位来自亲美周刊《视野》（Visión）的拉丁美洲记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住的旅馆找到他。他闪避了他们大部分的问题，但对伦敦的印象则提供了有意思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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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最后一个消失中的殖民帝国，宽广而忧郁的都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此地时，在雾中还有可能找到戴着圆顶硬礼帽，穿着条纹长裤的英国人，看起来就像当时的波哥大人。如今他们隐身于郊区华厦，独自在凄惨的院子里，最后剩下的狗，最后的大丽花，被来自失落帝国无法抵抗的人潮压力所击败。牛津街看起来就像巴拿马、库腊索岛、维拉库兹的街上一样，刚毅的印度人坐在满是丝绸和象牙的店门口，亮丽的黑人女性穿着明亮的衣物贩卖酪梨，魔术师在大众眼前让球从杯子下面消失。取代浓雾的是炎热的阳光，闻起来像番石榴和睡着的鳄鱼。进到酒吧里喝一杯啤酒，像拉瓜伊拉的小酒馆一样，炸弹会在你的座位下爆炸。你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说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希腊文。我在伦敦遇见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位说一口流利牛津腔英文的是瑞典财政部部长。所以，不必讶异在这里找到我：在皮卡地利圆环里，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卡塔赫纳的糖果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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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观察家这么早、这么清晰地预见了伦敦未来“世界城市”的身份。被问及拉丁美洲的政权是否可能如英国一般配置没有武装的警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反驳早就有了：古巴便是如此。他继续说明，拉丁美洲的大新闻是古巴革命力量的巩固——当时不友善的观察家相信这样的“巩固”事实上是“斯大林化”——如果没有古巴革命，不可能会有目前拉丁美洲革新的发展——而且，他补充道，也不会有“文学爆炸”的发生。最后，他重申除非智利反抗军推翻由美国五角大厦所资助的智利独裁政权，不然他不会再写小说。在这不友善的采访中，很清楚地可以感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断后路，升起坚定支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很肯定自己正在回古巴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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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没有上英文课的时候，他修改着《族长的秋天》的书稿，尝试几个激进电影剧本的不同想法。他的幺弟埃利希奥和妻子蜜丽安于9月搬到巴黎，而今前来伦敦探望他和梅塞德斯。虽然相差二十岁，埃利希奥和他有名的哥哥贾布却愈发亲近。1974年的圣诞节，埃利希奥、蜜丽安和贾布、梅塞德斯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巴塞罗那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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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抉择》的社论组出现政治问题，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的派系离开了杂志。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我们原本打算成为多元的团体，但大家很快分成几个小团体。贾布深受困扰，他觉得很难面对朋友之间相处引发的内在张力。他每次偷偷摸摸地回来都让自己很烦恼，但他们也把他政治化，让他从武装挣扎的现实中醒来，并把他当成左派的偶像。”[19]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变节的菲利普·阿杰，他揭露局里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很快会在世界各地造成轰动。[20]如今，没有人会拒绝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74年的哥伦比亚选举中，国家战线公约正式结束之后，自由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百分之六十三点八的得票率接掌政权，但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虽然对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政治立场有所疑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乐意他能当总统，因为经由帕迪拉的科特斯家族，他们有远亲关系，他以前在波哥大上大学时上过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法律课，也很乐意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显然不是保守派的人合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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