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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哥伦比亚选举中，左派的表现前所未有的糟糕，自由党参选人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阿亚拉当选总统，于8月7日开始任期。从一开始，《抉择》杂志对图尔瓦伊这位右派自由党就相当不友善，用漫画和文字强调他有多么肥胖，嘲弄他的招牌领结，眼镜后面空无一物暗示他没有大脑。[50]他们希望逼他退选，迫使自由党寻找更温和的参选人，杂志不断地质疑他的动机以及他当选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抉择》杂志以不寻常的激烈手段攻击他的任期，却只发现图尔瓦伊或他所代表的力量，轻易地以更激烈、实际上更意外的方式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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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美洲继续震荡的革命过程，吉米·卡特像本丢·彼拉多一样，显然无法决定是当裁判还是球员。在尼加拉瓜，桑地诺反抗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整年都对索摩萨独裁政权施加压力。桑地诺阵线的领袖时常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位于墨西哥城的家会面，他有时候在古巴会见桑地诺运动的共同发起人托马斯·博尔赫。加西亚·马尔克斯协助谈判协议，把三个反抗军团体结合成一个共同的桑地诺阵线，后来甚至声称是他把这些年轻革命军称为“这些小伙子”。[51]1978年8月22日，一群桑地诺阵线的突击队员由艾登·帕斯托拉领军，占领马拿瓜的国会大厦，挟持二十五位众议员两天后，把其中四人用飞机载到巴拿马，并释放六十位政治犯，以换取其他人质的释放。帕斯托拉是“零号司令官”，八年前就已经想出这个计划。[52]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打电话给托里霍斯，表示他希望宣传这非凡的革命成就。托里霍斯自告奋勇地让游击队暂时不与外界沟通，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他马上出发，花了三天时间在一座军营里，和这起轰动一时的攻击中筋疲力竭的领袖谈话，包括艾登·帕斯托拉、朵拉·马利亚·特耶兹、雨果·托瑞斯，并于9月初发表一篇报道。[53]到了月底，美国强烈要求索摩萨辞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他放弃文学、选择担任政治新闻记者时，想做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艾登·帕斯托拉和雨果·托瑞斯倦极而沉睡，我继续和朵拉·马利亚这位了不起的女性一直工作到早上八点，接着回旅馆写报道。他们醒来的时候再修改，特别注明武器的正确用词、团体结构等。第二天晚上，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就像二十岁第一份记者工作时一样。”[54]那一年稍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抉择》杂志，他参与了尼加拉瓜危机中数次的高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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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就在他父亲狂热、积极于政治之时，罗德里戈因对厨艺学校幻灭，前往哈佛大学主修历史。身为这个革命家庭的一员，这似乎是个令人意外的目的地；也许是这明显的矛盾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0月向《时代报》保证，“我的家人比我的小说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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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瓦伊在哥伦比亚掌权之后，情况开始变得更糟糕。8月就职的一个月后，他提出安全章程以证明自己保守派的信誉，后来受到国际特赦组织严厉的批评。这几个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几位左派朋友参与、安排“人身保护令”这项人权运动。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虽然无疑是具有诚意，对于转移注意力到其他组织也是有效的工具，他们抗议、质疑拉丁美洲右派独裁政权的浪潮——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当然，卡特辩称古巴和巴拿马政府也是独裁政权，至于桑地诺组织则希望建立同类的政权。加西亚·马尔克斯出面担任新机构的负责人，总部位于相对安全的墨西哥城，于1978年12月26日在一家大都会旅馆就任。[55]（至于他们是否向墨西哥官方保证墨西哥本身不会成为攻击的对象，则不清楚。）在那次的会议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功地宣布古巴已经不是政治囚犯之地，他小心翼翼，不为此事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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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护令”成立的目的是作为拉丁美洲的人权组织，特别是为政治犯辩护，这奋斗的目标首先使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4年秋天结盟[56]。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个新组织的利器，他承担的方式就是从接下来两年的版税里拿出十万美元资助。他的朋友丹尼罗·巴尔图林曾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私人医生，他在莫迪纳官邸里陪着阿连德度过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也曾担任执行秘书。机构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代表，包括尼加拉瓜的革命神父埃尔内斯托·卡登纳尔，以及许多拥有类似才能和革新派背景的人。他们大多有反美的历史，不太可能有人想把“人身保护令”问题应用在古巴上——而且，想到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正发生的恐怖情形，其他人也不太可能想这么做。加西亚·马尔克斯挖苦地宣告《抉择》杂志打算“协助吉米·卡特总统实现他的人权政策”。他建议美国领袖应该从波多黎各开始，革命爱国者如罗莉塔·雷布伦已经被囚禁二十五年，许多罪名比她轻的都已经受到古巴政府的特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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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谒见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请他支持“人身保护令”。他在梵蒂冈图书馆与教皇会面十五分钟。[58]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没有说，但显然他对这场短暂的会面深感挫折。他后来陈述，教皇无法想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甚至拉丁美洲异议人士的“失踪”——而不和他对东欧事物的“执迷”连在一起。接着，2月29日星期一，他谒见西班牙国王夫妇，由国家文化局音乐部主任阿尔巴公爵赫苏斯·阿基尔陪同。会面的地点在清歌剧院，他们对于拉丁美洲人权问题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重要，不只重要的左派人士如雷吉斯·德布雷和菲利普·阿杰必须见他，许多国际社会成员亦如是。被问到和皇室人员的相处与他所习惯的政治人物相比之下如何，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喔，其实他们是很自然的人，和他们谈什么都可以。至于礼仪，国王让我很安心……他们对于拉丁美洲所知甚详，我们对一些人物和景致有共同的回忆。他们一直以很真诚的感情谈及我们的大陆。”年轻的宪政君主领袖和如此重要的国际人物谈话，而这位国际知名作家上一本小说批评的却正是专制主义的权力，《国家报》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迹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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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19日，桑地诺组织在尼加拉瓜掌权。这则新闻已经被焦虑地等待一整年，特别是从美国和索摩萨政权在2月8日断交之后。索摩萨于6月6日宣布围城状态，终于在7月19日面对现实，远走海外。拉丁美洲左派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好消息了，这一年情况似乎有好转的迹象：毛里斯·毕晓普的亲古巴“新宝石运动”在3月13日拉下了格林纳达的首相，10月27日，这个岛屿自英国独立；巴拿马运河协定于10月1日生效，中美洲以军事政变继续革命之路，于10月15日罢黜萨尔瓦多总统卡洛斯·罗梅多。桑地诺组织掌权的四个星期前，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电话向哥斯达黎加的朋友、同事、作家瑟席欧·拉米瑞兹进行采访，他刚宣布尼加拉瓜临时政府五位领袖之一已经流亡[60]。这两人讨论新政府的组织和功能、军事状态，哥伦比亚在不与索摩萨断交的政策下，美国可能的反应。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作家为何涉足政治时，拉米瑞兹回答：“你知道，在爱国战争、解放战争时，为了对付索摩萨这样的占领军，大家都抛下自己的工作，拿起来复枪，包括诗人。我认为自己是在战场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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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持续关注尼加拉瓜革命，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和对古巴同样的热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尼加拉瓜没有像卡斯特罗一样的熟悉，当时他和任何领导团里的成员也没有像他和卡斯特罗一般亲近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想必总是有着不可避免的疑虑，如同他对智利实验所表现出来的；除非一个国家如同古巴一般采用同样无情的军事和政治手段，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种左派政权。而且，古巴自己的回应也加深了他的疑虑。古巴人帮助尼加拉瓜，但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持续的革命，他们现在也必须对美国更加敏感，美国自己被迫接受苏维埃否决入侵古巴一事，但永远不会接受任何接近“第二个古巴”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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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在夏天游遍世界各地，包括日本、越南、香港、印度、莫斯科，随后罗德里戈回到哈佛，贾布、梅塞德斯、贡萨罗继续前往巴黎，贡萨罗在此开始研习音乐、主修长笛。他的父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上，他受邀在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服务，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际媒体的信息垄断。他接受朋友拉蒙·乔欧和伊格纳希欧·拉莫奈特的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的灵感是来自他和委员会的工作，标题是耸动的“信息战争已然开打”。[62]这两位记者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几乎是微服出游、几乎是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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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委员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的讨论之后，由首长阿马哈杜·马塔波成立，从一开始就出现重大的妥协，因为苏联人当然希望有完全国营的媒体，而美国人要完全私营的媒体。官方语言是英文、法文、俄文，1980年10月下旬，报告会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会。[63]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身为“孤独的文字猎人”，他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觉得这么无用，但同样地，他也从没有学到这么多过——更重要的是，信息从强者流向弱者，是富人支配穷人的重要工具[64]。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最后导致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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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正是这个时候——苏联灾难性地进军阿富汗——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改变他的公开声明以及公开角色。较早的例子是他1980年2月25日在墨西哥城一场会议中的声明，表示拉丁美洲是无依无靠的受害者，只是美国和苏联冲突中的局外人。[65]虽然他向乔欧和拉莫奈特高谈阔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一般而言的世界的未来，或者如他所说的针对拉丁美洲的部分还不是那么有自信——当然世界的未来不可能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回顾罗纳德·里根的选举，他公开的深思熟虑，既然里根没有他假装的那么难缠，他会在拉丁美洲证明自己神枪手的名声，“那一片辽阔、孤独的后院，我们之中没有人打算为其牺牲自己的快乐”。[66]这证明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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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渴望回到文学。如今许多采访不断地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厌倦了近六年前自己所做出与皮诺切特有关的鲁莽的承诺。12月12日的《卓越》报道他在写一系列关于拉丁美洲人在巴黎的故事，会在皮诺切特下台的二十四小时后发表。有些人把他的“罢工承诺”解释为直到这位智利独裁者下台为止，以为他不只是停止发表，而是停止所有文学活动，对于如此解读的人而言，这样的消息令人失望。原来，他显然仍在写作，他的“文学罢工”一旦结束，作品就会像喷气式飞机盘旋世界最大城市上空等待降落般的排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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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不愿意承认更重要的事实是，他已经开始一本新的小说。那年稍早，他还是宣布自己已经“用光了题材”，他脑袋里“没有另一本小说”。[67]其实，他的下一本小说显然无关政治，是重要转变的预兆。他的读者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都没有了解到，他其实是在寻找爱情。世界各地都出现一股强烈的潮流，回归个人身上，与初步印象不同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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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杂志经历了一段了不起的努力过程，但已经遇到越来越多的财务困难，特别是图尔瓦伊掌权之后，政府施压阻止广告刊登。到了1979年年底，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杂志负责人继续用自己的资源补助，但1980年3月27日终于关门时，桑托斯·卡尔德隆和桑佩尔回到《时代报》，那些和波哥大的机构没有关系的人开始寻找其他的谋生方式，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自由地重新考虑他的政治和文学选项，计划下一个阶段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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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普利尼奥·门多萨，Fina，Gentes，lugares（波哥大，行星，1986）。其中他在政变之后，立即把自己奇特的智利之旅通过Arica告诉当时是摄影师的Fina Torres。门多萨是唯一一个抵达聂鲁达家的外国记者，且在聂鲁达过世四个小时之后便见到其遗体，后来Fina Torres的照片传遍了全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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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刊于《卓越》杂志，197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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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La imaginación al poder en Macondo，Crisis（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年（重印于Rentería，op.cit.）。在这则1970年的访谈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希望古巴考量自己的状况，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一个像古巴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富有想象力、喜悦，且没有任何官僚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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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安·葛萨殷，Ni yo mismo sé quién soy ：Gabo，《观察家报》，1971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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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uibert，Seven Voices，p.333. 但在p.329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苏联让他彻底不再抱幻想，因为那个体制“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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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Luis Suárez，El periodismo me dio conciencia política，《街道》（La Calle）（马德里），1978年（收录于Rentería，pp.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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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2年4月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时代报》的读者在哥伦比亚大选里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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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章的基础是与以下三位记者的访谈：Antonio Caballero（马德里，1991；波哥大，1993）、丹尼尔·桑佩尔（马德里，1991）及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波哥大，1991、2007），且取材于以下人士的访谈：何塞·维森德·卡塔莱恩（波哥大，1993）、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1）、贝利萨里欧·贝当古（波哥大，1991）、Hernando Corral（波哥大，1998）、胡利奥·安德烈·卡马丘（卡塔赫纳，1991）、何塞·萨卡尔（波哥大，1991）、José Stevenson（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Fernando Gómez Agudelo（波哥大，1993）、Felipe López Caballero（波哥大，1993）、萝拉·雷斯特雪波（波哥大，1991）、Jaime Osorio（波哥大，1993）、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Jesús Martín Barbero（匹兹堡，2000）、玛丽亚·路易莎·门多萨（墨西哥城，1994）、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墨西哥城，1994），及其余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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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玛格丽妲·薇达尔，GGM，《彩印》，1981年。访谈重新刊登于Viaje a la memoria（entrevistas）（波哥大，Espasa Calpe，1997），pp.12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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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Seis años de compromiso ：breve historia de esta revista y de las realidades que determinan su cierre，《抉择》，第257期（最后一期），198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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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篇刊登于1974年2月15日至28日号。第二篇刊登于1974年3月1日至15日号，包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El golpe en Chile（II）. Pilotos gringos bombardearon La Mon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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