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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是国王”：20世纪80年代，古巴总统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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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摄于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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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菲利普·冈萨雷斯，1977年摄于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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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卡门·巴尔塞斯、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1977年摄于波哥大黄金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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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康斯薇洛·阿劳侯诺葛拉（“贾西卡”）、基耶尔莫·卡诺（《观察家报》编辑），1977年摄于波哥大。基耶尔莫·卡诺于1986年被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手下杀害。据称康斯薇洛于2001年被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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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章 回归文学：《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以及诺贝尔奖 198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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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安居于巴黎的索菲特饭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间分成两部分： 早上是写作时间，下午则处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事务，其组织任务与当时“第三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亦即考量“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可能性，跳脱由西方机构全权掌握国际新闻内容的局面。[1]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认同这样的理念，这次的合作却代表他公开战斗生涯的结束，再也没有罗素民间法庭或麦克布莱德委员会，也没有《抉择》或《战斗新闻报道》（20世纪70年代于波哥大发行的政治论文选集），他甚至连“人身保护令”这类激进主义的努力都放弃。他下定决心停止激进的政治做法，转战幕后外交调解。既然皮诺切特近期内不太可能下台，他决定放弃等待，选择回归小说创作，同时，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宣传方式。1981年9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身为作家的他比政治家危险多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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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从《恶时辰》发表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其实只出版了两本小说——《百年孤独》以及《族长的秋天》，他必须写出更多作品才能成为当代伟大的作家。至于政治，他永远不会抛弃拉丁美洲或自己的政治核心价值，然而，他也下定决心把关注的焦点及政治渴望全部投注在古巴，当然还有哥伦比亚，投入的程度，足以使他对这个悲哀的国家保有乐观的前景。姑且不论古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劣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古巴至少代表道德上的胜利。菲德尔是拉丁美洲人，是屹立不动的象征，代表整个拉丁美洲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的尊严。马尔克斯决定停止冲撞拉丁美洲历史的这堵墙，乐观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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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巴和哥伦比亚，他把自己从对拉丁美洲直接冲突的状态中微妙地抽离出来，转而开始花时间在之前所不喜欢的两个地点：巴黎和卡塔赫纳。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在这两座城市购置了公寓：蒙帕纳斯的史丹尼斯拉路上以及卡塔赫纳的“大口区”，眺望观光海岸及他深爱的加勒比海。1980年9月，他终于重新执笔写了短篇小说《雪地上的血迹》，故事起于卡塔赫纳，止于巴黎，完全反映了他的情况（甚至还放进了他与塔奇雅在巴黎的那一段过去）。[3]同时，他典型的直觉、时机、运气融合为一，他的两位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朗获任法国公职，分别成为总理和文化部部长。另一位朋友雷吉斯·德布雷成为重要但颇具争议的政府顾问。至于卡塔赫纳，感谢航空服务的改善及卡恰克价值观的改变，此处逐渐成为波哥大权贵的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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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如今五十多岁，理所当然可以大声说自己曾经为革命尽力的人而言，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回春时期。带着短暂精通法国高级料理的经历，罗德里戈开始他的“出埃及记”——离开巴黎。如今，既然罗德里戈已在哈佛读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帮小儿子贡萨罗在此物色合适的音乐课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奥也在巴黎住了几年，稍后搬到伦敦。同时，年青一辈的哥伦比亚记者，如曾任《抉择》的伙伴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安东尼奥·卡巴耶罗，以及《观察家报》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等，他们都在巴黎，普利尼奥·门多萨则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高层的关系对他们都很重要。[4]虽然梅塞德斯在巴黎的时间比贾布短，但她照顾这些年轻的哥伦比亚人，偶尔当他们的媒人，在他们爱情受挫时安慰他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则参与友人深夜冗长的讨论，也让朋友知道他虽然改变了做法，但是背后的信念依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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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己小公寓的贡萨罗很快地对长笛失去兴趣，让父亲很失望。如今十九岁的他，于1981年开始学习绘画，并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也就是曾任《势利》杂志编辑、墨西哥前卫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的女儿——帕·埃利桑多。贡萨罗的父母不在时，塔奇雅就像姑姑一样地照顾他，她还住在观测所大道上，他们自己《恶时辰》中灰暗医院的对面。《雪地上的血迹》在1980年9月6日刊载于《观察家报》时，《主日》杂志的封面是一张滴血玫瑰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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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寓含深意的故事发表几星期后，出现了一篇有关梅塞德斯的罕见文章，出自普利尼奥的妹妹康斯薇洛·门多萨·利安诺。文中公开而婉转地评论贾布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之爱，提到他“或许曾经很爱她”，并暗示梅塞德斯对这件事，甚至其他事太过天真。姑且不论梅塞德斯是否完全理解最近出版的这篇短篇小说，但这篇毫不避讳的导读刊登，必定造成意外的难堪局面。然而，这篇文章以受访人大胆的反击收尾，康斯薇洛·门多萨写道： “她一点儿都不为那些女性书迷感到困扰。她说：‘你知道，贾布一直很崇拜女性，从书里就看得出来。到处都有他喜爱的女性朋友，而且多数都不是作家。不过，女性作家有时候也很麻烦，你不觉得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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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9日，在一次访问古巴的行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自己在没人知道他在写作的情况下，“上星期”完成了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他表示，这本小说“不算是合格的小说也不算是报道文体”。稍后他又声称此作品“其实类似美式的‘新新闻’写作手法”。他不断重复一个最喜欢的意象——写故事就像是搅拌水泥，而写小说正如砌砖块。接着他又加了一个新的比喻：“小说就像婚姻，可以每天不断修正；但故事就像外遇，即使行不通也没法修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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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接受这崭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他试图为最近涌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古巴政治难民潮辩护时，意见不同的古巴作家雷纳多·阿瑞纳斯写了一篇文章，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容易受骗，其中难以翻译的双关语标题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驴蛋还是混蛋？”（an Ass or an Asshole?）文中特别提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越南船民及古巴政治难民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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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作家，之前一直在西方生活、写作，在那里他的作品被广泛地接受，并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让他在当地有了生活上的保障，并且拥有了较高的声望。让这个作者得以得到世界给予他的自由和机会，而他应该为此向共产主义道歉，他将知识分子变成了警察和世界警察（没有其他的存在可能），从而成为所谓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肆无忌惮的宣传者，他们自由的生存在共产主义的担保和设施的庇护下，并且渐渐地破坏着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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