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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纽约时报》亚伦·莱丁的专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美国与古巴调解难民问题之际去过哈瓦那”，他在专访中向莱丁解释自己已经成立“人身保护令”，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联系左派以及当权者，协助释放游击队绑架的受害者”。[9]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某人两边都想讨好，并且明显已受到“当权者”的引诱，不论当权的是谁。至于期盼已久的关于古巴的书，“有许多门为我敞开，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备受争议，可能会让有心人士拿来批评古巴，因此，即使许多古巴人希望我出版，我还是拒绝出版”。莱丁也写道，“他虽然常常造访哈瓦那，却无法在此定居：‘因为我从没历经过所有过程，所以无法在那里定居。现阶段我也很难在那里定居或适应那边的状况。我会错过很多东西。我无法住在一个缺乏信息的地方。我渴望阅读世界各地的新闻与杂志。’然而，他也认为自己无法住在哥伦比亚。‘我在那里毫无隐私可言，’他说，‘每件事都和我有关，每件事都牵扯到我。如果总统笑了，我必须对他的笑发表意见。如果今天他没笑，我也必须对此发表意见。’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自1961年起就长住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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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这本最终命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作品其实来自过去；小说背景来自三十年前他的好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在苏克雷遭到谋杀；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故事主轴与《恶时辰》相去不远。然而，已经投身政治七年的作者，把小说的时空背景更往前推，设定在哥伦比亚政治较为安定的时期，如此一来，他无须如《恶时辰》中一般，把故事内容归因于资本主义、遥远而残酷的保守党政府，而是年代更久远、深层、深受天主教影响的社会体系。而且，故事一开始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的执迷，就远不如对于道德和社会差异的执迷。即使读者及评论者没特别注意到这个情形，但他的文学架构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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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里，1951年1月在小镇苏克雷，一位年轻人米格尔·帕伦西亚在结婚当天收到一封短笺，其中提及他的新娘玛格丽妲·奇卡·萨拉斯已非完璧之身，他因此感到受辱而把新娘退回。1月22日，在全镇镇民眼前，新娘的兄弟维多·马努耶和何塞·华金·奇卡·萨拉斯在大广场杀了她的前男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奇门多，据称他引诱玛格丽妲、夺去她的童贞后又遗弃她。[10]这起谋杀案的手法相当凶残：贞提尔的尸体被大卸八块。[11]贞提尔的母亲是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的好友（教母），卡耶塔诺则是贾布、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大妹玛歌的好友。路易斯·安立奎前一天还与卡耶塔诺在一起，玛歌在他被杀的几分钟前才和他见过面；年仅十一岁的海梅目睹了他的死亡。从那天起，贾布就一直想写出这起惨剧背后的故事，但因为这个事件关系到他与家人的密友，他的母亲要求他必须等到事件主角的双亲亡故之后，方可写出这个故事。（这起谋杀案也是1951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离开苏克雷的原因。）1980年，贾布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时，当年关系密切的人物多已过世，他得以如《族长的秋天》一书中加入自己的角色一般，冷酷地把他所了解的事实情节与人物放入这本小说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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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全家环游世界返家的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终于成形。他在阿尔及尔机场见到一位带着猎鹰的阿拉伯王子，灵光一现地想到该如何表现卡耶塔诺·贞提尔与奇卡氏兄弟之间的冲突。有着意大利移民血统的贞提尔，化身为阿拉伯人圣蒂亚哥·纳萨，因而较为接近梅塞德斯·巴尔查家族的血统；梅塞德斯的朋友玛格丽妲·奇卡则化身为安赫拉·维卡里欧，来格尔·帕伦西亚成为书中的巴亚多·圣罗曼。维多·马努耶和何塞·华金·奇卡·萨拉斯分别化身为双胞胎兄弟佩德罗与帕布罗·维卡里欧。书中大部分的其他细节与现实有雷同或类似之处，有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受到修正，特别是阶级的部分。自然地，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运用小说家魔幻的角度，将故事写得更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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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风格的《枯枝败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具自传意味的小说，但他避开所有直接的自述手法；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却有着明确而鲜明的自传体元素：书中的叙事者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即使在小说里没有名字，但读者清楚地知道就是他，因为书中叙事者的妻子叫梅塞德斯（而且作者似乎预期我们知道她是谁）、母亲叫路易莎·圣蒂雅嘉、兄弟分别为路易斯·安立奎和海梅、妹妹玛歌，另一位是没有具名的修女，这甚至是他的书中第一次出现父亲一角，只是没有名字。由于书中细节与他的家人和生活有很大的相关性，但不全然真实，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这些细节玩弄读者以及现实。例如，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路易莎·圣蒂雅嘉、路易斯·安立奎、玛歌以及海梅的确都在苏克雷，但贾布、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艾妲和梅塞德斯并不在；还有，韦内佛列妲姑婆早已葬于阿拉卡塔卡多年，却在小说最后活生生地出现。小说中，他的家族成员不但以本名出现，连个性和说话的语气也都栩栩如生。叙事者提到他在梅塞德斯还是小女孩儿时就向她求婚，事实也是如此；不过，他在小说里加了一位妓女，用的名字是他在苏克雷认识的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他在小说中多次与这位妓女共度春宵。小说里故事发生的小镇没有名字，但和苏克雷一样有河流经过；这个家族的房子就坐落在河畔、远离大广场的芒果园里，和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在苏克雷的家地点一模一样。不过，现实中的苏克雷从未如小说一般见过大型轮船或汽车；当然远处也看不到卡塔赫纳。除此之外，这个小镇的描述几乎和现实的苏克雷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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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在酝酿之初便以成为文学杰作为目标。如今，作者明显地判若两人，是位截然不同的作者，散发出不同的光芒。在这本小说里，他仿佛斗牛士一般以令人难忘、兼具戏剧与美学的方式将牛一击毙命，其作品成果也如同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般受欢迎，让人不由自主、无可抗拒地接受。小说同时有自我嘲讽之处，亦是其可取之处。作者含蓄地嘲讽悬疑的概念，在小说第一章的第一行就明白地指出角色的死亡，并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提了数次，最后（或许是独特的地方）由主角像拿着玫瑰花束般地握着自己的肠子。在小说的最后一页说：“韦内佛列妲小姐，他们杀了我。”接着，这个可怜的角色倒下，故事结束。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书名中提到的“事先张扬”，指的不只是故事本身，也是他选择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整个故事的讽刺与矛盾都很技巧地隐藏在复杂的作品中，由这位经验老到的作者从容不迫地引领读者走过整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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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之夜，巴亚多·圣罗曼发现安赫拉·维卡里欧不是处女，把她退还给她的家族，她最后承认引诱她的是圣蒂亚哥·纳萨。她的兄弟为了报复而杀掉纳萨之后把他藏身教堂里，并告诉神父：“我们是在全盘了解的情况下杀了他，但我们是无罪的。”双胞胎的律师争辩这起谋杀是合法的保卫名誉，然而，虽然他们并不认罪，却似乎尽了一切力量，警告纳萨或让自己受到他人的制止——他们选择等待他的地点是他最不可能出现之处，而且是在众人的眼前。叙事者评论道：“没有比此更预先通知的死亡。”对于小镇的其他人而言，只有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受到欺骗的新郎巴亚多·圣罗曼。一直到二十三年后，叙事者再次见到他时，他依然保持神秘，什么也没说。神奇的是，安赫拉原本不太愿意嫁给他，却在被他拒绝的那一刻起转而爱上他，为他着迷。最后，等他们两人都垂垂老矣之时，他带着两千封未拆开的信件出现，简短地说：“是的，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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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7世纪“黄金年代”以降到20世纪罗卡的戏剧一般，许多西班牙作品的中心主题皆以这部小说中的荣誉、耻辱、男子气概为社会主轴。（从此主题选择的本身，明显可看出作者谨慎地改变路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结论或许是：由于他们加诸女人的行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暴力相向完全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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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此书时，马尔克斯上校以及梅达多的故事必定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能负责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其实这一切由命运掌握？讽刺的意味出现在每一个层面；最荒谬的是，圣蒂亚哥·纳萨可能根本没有犯下为他招来杀机的那档子事，而双胞胎也不是真的想杀死他。真正招致死亡的，其实是命运结合了不可靠的人性，甚至是两者之间的认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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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或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标题。出现在无数的报纸头条、杂志版面上。使用的原因，当然是暗示不管什么样的宣告都可以受到阻止，人为的介入可以决定世界的方向（虽然颇具讽刺的是，小说传达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信息）。整体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倾向暗示事情多半是归因于人为介入，有别于拉丁美洲人民一般普遍倾向于相信宿命。整体而言，他后期的作品似以更存疑的态度质疑何者受到人为介入，并展现许多事并不是事在人为。矛盾的是，他早期的作品较为悲观，却出自含蓄乐观的社会主义观点，目的是改变人心与观念；他的后期作品较为活泼，却来自几近绝望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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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至1979年间，他活跃于政治宣传及运动，这个时期结束时，同时也是为了准备他所直觉之未来的到来，他如今拥抱先前拒绝的角色：成为名流。完成《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之后，预料到自己会回到哥伦比亚，他与媒体的朋友沟通，希望从事完全不同的新闻报道。他的新作回归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卡塔赫纳及巴兰基亚时所写的文章，更接近文学体而非新闻。[13]这些文章同时具有政治与文化评论，类似连载的回忆录，或是给朋友的每周一信，或是供书迷传阅、持续的公开日记[14]。不过，这日记并非来自一个需要笔名、让自己有身份证明的专栏作家，这是“名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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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同时发表于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的是波哥大的《观察家报》 和西班牙的《国家报》，还包括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其他平面媒体。从一开始，这些文章最显著的就是他出人意料的立场上的改变。虽然许多文章仍然与政治时事相关，却已经少了左派急迫的语气。为这些文章执笔的是一位“伟人”，仿佛是一位19世纪已经受到普世赞扬、肯定的小说家。他依然很亲切——的确，如此重要的人依然如此亲切显然是一种荣幸（两者含义都存在于字里行间）——但这已经不是年轻的“塞提莫斯”，以独特的疯狂写他的“长颈鹿”专栏，也不是最近《抉择》杂志记者的同志情谊。如此这般立场与语气的转变，是他最有效的宣传伎俩，以熟练的戏法进行。很明显，这冷静、谨慎的语气知道一切，但别无所求，其主人即使回到文章每周日发表的波哥大，也不会引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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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从1980年9月开始发表，持续到1984年3月，这位作家在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居然还能每周一篇地发表，而且累积到惊人的一百七十三篇。[15]然而回顾之下，其中最惊人的恐怕是前四篇文章都和诺贝尔奖有关。[16]字里行间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做了许多研究，而且非常熟悉斯德哥尔摩，更夸张的是，他不但见过重要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还去过他家拜访。他研究诺贝尔委员会的组成、遴选方式、授奖仪式的程序。他在第一篇文章提到瑞典皇家学院就像死亡一样，总是出人意料之外。但就他的情况而言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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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他就让读者以为自己可以一窥“富有名流的生活”，同享“香槟、鱼子酱的生活梦想”[17]。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不断地提起自己目前的生活与生活方式、他所认识的重要人物，还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过去，仿佛世界各地的读者不证自明地都对此感兴趣。从1979年刊载于《抉择》的最后一篇文章，到1980年9月《观察家报》的第一篇文章之间，仿佛二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是发生在博尔赫斯笔下《秘密的奇迹》中的角色身上，倒是有可能发生。同时，在不背离国际自由派主流意见的情形下，他成功地以高尚的手法，持续反对里根政府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所进行的新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他必须以声誉卓著的民主政治人物如冈萨雷斯、密特朗、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取代革命同志及联系人，如“迈向社会主义”的佩科夫、M-19的海岸人游击队队长海梅·贝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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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读者发现这位伟人和多数人一样惧怕飞行，而且，他揭露其他伟人也深受其苦：如布努埃尔、毕加索，甚至是经常旅行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纵然他如此害怕，却似乎经常在旅行，而且提供光鲜旅程中的见闻和热情的书迷分享：去了哪里，见了谁，这些人什么样子，有什么弱点（因为很明显的，每个人都有弱点）。他也很迷信，而且，他似乎相信自己因此更受人喜爱。他甚至也有迷惑、不安全感。1980年12月，他在巴黎回想遇害的约翰·列侬，怀念起披头士跨越好几个世代的音乐，难过地说：“这天下午，透过雾茫茫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大雪，想到经过了五十几年，我还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些什么，我的印象是从我出生到有披头士的音乐前，世界都是一成不变的。”[18]他强调列侬最重要的就是代表爱。回顾起来，他的读者或许认为他比较显著的特质是权力、孤独、缺乏爱；不过，他们即将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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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关于约翰·列侬的文章隐含寓意，但这次提供他方向的答案并不是巴黎、欧洲。尽管他此时接受一连串的采访，他需要回到最近一本小说的背景地，也就是哥伦比亚。他多年前就承诺要回去，但1980年初《抉择》关闭时，当地局势又返回混乱的困境：新的暴力势力、新的贩毒浪潮、新的游击队出现，三者结合做出惊天动地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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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于1981年2月回到图尔瓦伊政权下受压制、保守的哥伦比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举办了家庭聚会，最受注目的是艾尔维拉姨妈，也就是“巴姨妈”，她惊人的记忆力惊艳全场。[19]在此之后，他开始在最近为最喜欢的妹妹玛歌在“大口区”买的公寓里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后不久，哥伦比亚诗人兼评论家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博尔达前往拜访，并获准带走《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手稿，他在邻近旅馆的十九楼花了两个小时读完。[20]哥布·博尔达的报道中提到，作者每天都在玛歌的公寓工作，然后走下四楼、开车前去探视住在曼加的母亲，听“父亲说难懂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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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出席法国大使馆所举办的荣誉勋位晚会，他再次见到哥布·博尔达，他们同意这可称为“卑鄙的卡恰克人和下流的‘岸边人’之间的会面”。哥布·博尔达表示，他从没见过他的受访人在哥伦比亚这么快乐。这小小的满足并没有维持多久，两人谈话当天，总统宣布与古巴断交。更严重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收到情报，政府试图把他和M-19游击队扯上关系，也就是与古巴扯上关系，甚至谣传他可能遭到暗杀。他事后告诉墨西哥记者，关于哥伦比亚军方计划暗杀他的故事，他至少听过四种不同的版本。[21]3月25日，在朋友的包围保护之下，他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在那里过夜。[22]第二天晚上七点十分，他在墨西哥驻哥伦比亚大使马利亚·安东尼亚·桑切兹 - 贾维托的保护下往北飞；在墨西哥机场，有另一大群朋友与更多的记者等着迎接他。墨西哥政府马上派了贴身保镖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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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记者玛格丽妲·薇达尔长谈，她后来针对此事写了一篇深度报道。[23]随着飞机经过加勒比海上空，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她保证，卡斯特罗或托里霍斯都没有提供武器给哥伦比亚游击队：卡斯特罗和洛佩斯·米切尔森达成协议，不提供军事协助，也谨守承诺。他预期自己会在洛佩斯·米切尔森再度成为总统时返回哥伦比亚。他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不论代价为何，革命是唯一长远的解决之道，但他看不出如何能达到目标。哥伦比亚一直是一个自觉性很低的国家，就民粹主义而言时机成熟，就革命而言却不然。哥伦比亚人已经对一切失去信心，政治从未有所助益，如今人民各自为己，社会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左派，或是只有无法说服人民的左派、只会分裂的左派，这样的国家成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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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而言，这一切是非比寻常的背景。可以想象，对于这位自以为是的左派“岸边人”即将遭遇的不愉快和讽刺的意外事件，军营里的哥伦比亚军官几天前可能还在暗自偷笑。总之，主角逃跑了，庆祝他返回哥伦比亚的礼物——他的新小说——在波哥大发表，但主角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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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觉得《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叙述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然而，这本小说本身出版后亦遭逢自己曲折的故事。首先，小说在西班牙（布鲁奎拉出版社）、哥伦比亚（黑羊出版社）、阿根廷（南美洲出版社）、墨西哥（蒂安纳出版社）同时出版时，销售成绩斐然。1981年1月23日，《卓越》报道西班牙语世界印制超过一百万本——四个国家各印二十五万本平装版、西班牙五万本精装版。据报道，黑羊出版社4月才完成印刷，是拉丁美洲历史上单一印刷最耗时的小说。4月26日，《卓越》报道光是墨西哥的广告就耗费十四万美元，此书并翻译成三十一种语言，拉丁美洲各地街角的报贩和零食摊都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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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出版不久，黑羊出版社的老板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接受采访。[24]原来，小说印制的数量不是一百万本，而是两百万本：哥伦比亚一百万本，西班牙和阿根廷总共一百万本，不过，卡塔莱因所引用的数字并不是太可信，正如同他的公司名称“黑羊”所暗示的。在此之前，哥伦比亚最高的初版数是一万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初版印刷量是世界文学作品之最。印制两百万本所代表的意思是，购买了两百吨的纸张、十吨的硬纸、一千六百公斤的墨水。光是把哥伦比亚的书运送出境，就需要四十五架波音七二七客机。仿佛锦上添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29日宣布《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是“我最杰出的作品”。不过，5月12日，某些哥伦比亚评论声称这本书是“冒牌货”，只不过是一篇较长的短篇故事，对于作者先前的成就并无再上层楼之意。[25]但此书跃上西班牙畅销书排行榜，并在11月4日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西班牙1981年最畅销书——洛卜·维加的《羊泉村》作比较。伟大的小说家贾布声势浩大地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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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一位波哥大的律师安立奎·阿瓦雷兹控告加西亚·马尔克斯诽谤小说中描绘的兄弟，因为他们在现实中获判“无罪”，但小说里却把他们写成杀人犯，他并且求偿五十万美元。想到三十年前倒霉而且可能无辜的卡耶塔诺·贞提尔真的被这对兄弟谋杀——就算法律上不追究——这样的行为似乎是恶意的雪上加霜。[26]书中一些其他“主角”，包括被描绘在其中或认为自己被描绘在其中的人，以及其他的家族成员聚集在哥伦比亚——有些从世界各个角落搭飞机前来——讨论他们的不平之声。他们都无法得其所愿，他们永远无法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庞大的获利中分得一杯羹。哥伦比亚的专业人士一直有着扎实的文学素养，因此，哥伦比亚的法院判定史实与小说之间仍有差异，作者的创作自由得到完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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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不仅是一般大众，就连评论者一旦读过也无法忘怀。然而，这也许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很显然地，这样的转变必定与1974年至1980年期间，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这段时期结束时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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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参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总统就职典礼，一同出席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遗孀欧登希雅。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会参加其他朋友的总统就职典礼，不过都没有这首次体验如此令人赞叹、派头十足，并且充满诗意，因为这富丽堂皇的典礼，由最具自觉、最具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所演出。从近乎巴黎流浪汉的日子到今天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非吴下阿蒙。[27]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他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菲德尔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他们开始每年一起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有时只有他们，有时其他宾客加入，搭乘他的快艇或游艇阿跨拉马斯号出海。梅塞德斯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菲德尔对女人特别有一套，总是以老派的殷勤周到的招待，让她觉得既舒服又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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