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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不仅是一般大众，就连评论者一旦读过也无法忘怀。然而，这也许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很显然地，这样的转变必定与1974年至1980年期间，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这段时期结束时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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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参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总统就职典礼，一同出席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遗孀欧登希雅。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会参加其他朋友的总统就职典礼，不过都没有这首次体验如此令人赞叹、派头十足，并且充满诗意，因为这富丽堂皇的典礼，由最具自觉、最具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所演出。从近乎巴黎流浪汉的日子到今天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非吴下阿蒙。[27]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他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菲德尔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他们开始每年一起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有时只有他们，有时其他宾客加入，搭乘他的快艇或游艇阿跨拉马斯号出海。梅塞德斯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菲德尔对女人特别有一套，总是以老派的殷勤周到的招待，让她觉得既舒服又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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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贾布和菲德尔之间的关系，已经自在得足以让这位哥伦比亚人扮演讨人厌的兄弟角色。贾布一点儿运动细胞也没有，一天到晚绷着脸抱怨烦人的事务、饥饿、生活中不幸的急迫任务，这些闹剧总是引来卡斯特罗一笑。当然，朋友的弱点并不总是让司令官莞尔一笑，不过如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总有破例的理由。他不只扮演兄弟的角色，总是进退合宜，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扮演宫廷小丑，谨守分寸。一般而言，菲德尔不见得对作家就有特殊礼遇，也不见得尊重他们的自由，但对于这一行的顶尖好手，他总是乐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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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卡斯特罗更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视为较年长、较有智慧，但同样无礼的兄弟的，是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菲利普·冈萨雷斯后来告诉我，对于托里霍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一起在托里霍斯的寓所之一喝威士忌，开怀畅饮和“互相讥讽”之后，一场热带大雨倾盆而下，两人从喝着酒的露台上跑下来，像两个要好的小男孩儿般在雨中的草坪上打滚、双脚在空中踢着、放声大笑。[28]7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还有希望赢得隔年选举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一起探望托里霍斯，一起在美丽的孔塔多拉岛上度周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军人好友多待了几天之后回到墨西哥。此时，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全世界都紧盯着电视转播，观赏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女士在伦敦举行的婚礼。然而，7月31日发生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而言最大的打击，政治上则是萨尔瓦多·阿连德1973年去世后的最大冲击： 根据报道，托里霍斯死于巴拿马山区的一场空难，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不陪他搭乘那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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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里霍斯是否遭到暗杀，媒体诸多揣测；接下来的四天里也臆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会出席葬礼，他的缺席令人意外和失望。他的解释马上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圆其说的经典：“我不埋葬朋友。”[29]《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两部小说都处理殡葬事宜，并且如同《安提戈涅》一般，小说基调也认为有尊严地处置尸体是重要的道德责任，也许是我们不可靠的人性中最微小的要件；但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却对葬礼做出如此的声明，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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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埋葬他的朋友，但继续赞扬他们，他的死者略传文章《托里霍斯》于8月9日刊登于《观察家报》，他则在西班牙的科伦尼亚出席加利西亚节。[30]有些人认为他的行为既无情又矛盾，然而，托里霍斯之死对他的打击很大。梅塞德斯后来提到：“他和托里霍斯感情深厚，他真的很爱他，对他的死非常悲伤；而且因为悲伤过度而生病。他非常想念他，因而不愿意再回巴拿马。”[31]后来他自己回顾：“我认为托里霍斯坐飞机的次数太频繁，有时候根本没必要：他是强迫性旅行，给了命运和敌人一样多的机会。但也有高层传出的谣言，说他的一位助手搭上公务飞机不久前，把一支无线电留在桌上，他们说等随后再去拿时，已经被换成里面有炸药的无线电。”毕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又补充：“就算不是真实故事，也是个很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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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哥伦比亚举办大选，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的洛佩斯·米切尔森代表自由党，对抗保守党参选人贝利萨里欧·贝当古。3月1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警告只有洛佩斯·米切尔森才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最大的希望。[33]两天后，他在专栏里揭露自己在右派敢死队MAS的暗杀名单上（不是委内瑞拉佩科夫的政党）。同在名单上的，还有两星期前去采访M-19游击队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加西亚·马尔克斯控诉军队和政府与“MAS”共谋，说他一直希望死于“嫉妒丈夫之手”，所以当然不会死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笨拙政府”的行动之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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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洛佩斯·米切尔森，但百分之五十五现身投票的选民大多并不认同。保守党的贝利萨里欧·贝当古，以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得票率，打败洛佩斯的百分之四十一，换句话说，分裂的自由党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贾朗以百分之十点九的得票率帮保守党赢得选举。卸任的图尔瓦伊总统解除马孔多之地三十四年来断断续续的围城状态。贝当古的儿子迪亚哥，代表毛派的工人革命政党大肆反对自己的父亲。贝当古接任之后，随即宣布特赦游击队运动，开始当代首次严肃的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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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介入民主政治并不顺利，如今，另一起拉丁美洲的灾难使他更加失望。4月初，阿根廷军队占领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派出军队收复。阿根廷虽然是法西斯军事执政团，但仍然是拉丁美洲政权；接下来的一年里，这起与欧洲国家的冲突，考验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能表述的政治语言到达极限，如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般，他发现自己宁愿接受拉丁美洲独裁者，也不愿意接受欧洲殖民主义。他的第一篇评论《取舍福克兰》发表于4月11日。[35]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虽然阿根廷军队自取其辱的情势明朗化，但拉丁美洲灰心丧志的情绪却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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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从1979年桑地诺组织胜利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新闻似乎每况愈下。波兰有共产政权的问题，波兰“团结工联”领导的工会运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世界各地的一切似乎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也让他的读者知悉——包括一趟协和客机之旅，“身处呆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高级娼妇之间”；[36]他也飞到“可怕的曼谷”，在香港租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我的朋友没人拥有这种车”），再度说服自己“一如往常”，甚至在世界的性观光之都，“最佳的做爱地点还是美国饭店，他们过滤空气，换干净的床单”。[37]然而，在文学主题这方面，他似乎已经肠枯思竭。如今社会主义逐渐式微，如今他以孤独与权力为主的写作题材似乎已经征服全世界，他感受到寻找其他主题的需要，满足自己的乐观主义，启迪他人起而效仿。是什么？当然是爱情！贾布会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查理·卓别林：他会使大家发笑，使他们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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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的第一个公开迹象，是一篇名为“佩姬，给我一个吻”的文章，灵感来自墨西哥他家那条街墙上的一则涂鸦。[38]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特别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消息，如此纯真的恳求令他感动。不过，他怀疑爱情是否真的令人叫好地重整旗鼓。四个月前他才向读者吐露，除非桌上有一朵黄玫瑰（当然是由他亲爱的妻子所置），否则他“不敢写作”。[39]他并不是反对性爱——他当场向全世界报告自己在早熟的十三岁就失去童贞——但加上其他元素之后的性爱比较美好，也就是完整的“爱情”。他宣告描绘爱情的小说会再度登上畅销宝座，就连年代久远的波莱罗舞曲都会再度时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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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拒绝多次、但终于允诺《花花公子》杂志等待已久的采访时，也许时机上并非完全是巧合。自然地，地点选在巴黎这爱的世界之都，《花花公子》派出克劳蒂稚·德瑞福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采访者，这也是这位作家接受的采访中，研究最透彻、内容最广泛的一次。[40]他向《花花公子》的美国读者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坚持他和菲德尔之间“讨论文化多于政治”，他们真的只是朋友！接着他谈到爱与性的话题，表示我们都无法完全地了解另一个人，他和梅塞德斯也不例外；他还是不知道她到底几岁。他解释自己年轻时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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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妓女有很美好的回忆，我写她们的故事是因为念旧…… 妓院很花钱，所以是老男人才去的地方。性的启迪其实是从家里的仆人开始，然后是表姐妹，然后姑婆姨妈。但我年轻时妓女总是对我很好……那些妓女——包括那些没有和我上床的——我和她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情。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睡觉，因为一个人睡觉很可怕，或者我也可以不要。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自己结婚是为了可以不用孤单地一个人吃饭。当然，梅塞德斯说我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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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羡慕儿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社会形态。他终于描述自己是个拼命需要爱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这一点我不接受争论或辩论…… 我最大的弱点？嗯……是我的心，在情绪表露以及多愁善感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直说是。我需要很多的爱。我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爱，这是我写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讲得像花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是心灵的花痴……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我想当酒吧里的钢琴师。如此一来，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让情人更加相爱。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当然，如今他用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人类做到这一点，用他的仲裁协调为国家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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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采访在近一年后才付印，但在这场采访之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一本书出版了，并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大量地销售。《番石榴飘香》一书是为了帮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忙，因为他遭逢困难。书中显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计过的对话——巧妙的安排——通盘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地从政治涵盖到女人。[41]很难不想象这些对于性爱挑逗时而惊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为这位作家打开了新的市场，而他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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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证实自己回到写作的决定，只要他还能写，就不会再度将之舍弃。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几年前他处于文学“罢工”之时，有点憧憬地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最快乐。[42]如今，他终于想到新书的灵感：一本关于爱情与和解的书。随着春天来到欧洲，他开始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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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他、梅塞德斯、一位拥有波哥大主要古典音乐广播电台HJCK的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兀欧，还有他的妻子，即哥伦比亚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葛罗丽雅·瓦伦西亚，他们四人一起到欧洲各处游历。他们游览巴黎、阿姆斯特丹、希腊、罗马之后，贾布和梅塞德斯回到墨西哥。此时，他对新小说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具体的想法：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之中，他选择了自己长久以来拒绝接受的，也就是他父母之间的恋情，作为新书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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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再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海岸度假。罗德里戈刚从哈佛毕业，与他们同行，此时的他考虑进入电影业。他们的密友费度其夫妇、卡门·巴尔塞斯也加入他们和司令官的假期。菲德尔不只以他的游艇阿跨拉马斯号欢迎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到十一街的公寓晚宴，自从希丽雅·桑切兹去世后便少有外国人踏足此地。卡斯特罗热衷厨艺，也热衷谈论烹饪，尤其当时他参与生产的古巴卡门贝尔奶酪和罗克福奶酪。第二天晚上，一行人在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家里用餐，这次话题从烹饪转向金钱。[43]卡斯特罗考虑访问哥伦比亚，说“加夫列尔”（他总是坚持这么称呼他）应该同行，“除非你担心被控为古巴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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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这一点有点儿太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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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家说卡斯特罗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梅塞德斯说，“我说那我们也该见到一点儿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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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寄账单给我就太糟糕了，”卡斯特罗说，“但我有一个无法打败的理由。‘阁下，我们没办法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我们付不起。’不久前，为了不要炫耀我们无法被收买，我对一些美国佬说：‘不是我们不肯出卖自己，你懂吗，其实是美国人买不起我们。’这样听起来比较谦虚，对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让他当我们的间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收买他，他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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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沉默的罗德里戈说：“我去一家北美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父亲如何在政治理想和他的金钱、生活方式之间取得平衡。我尽力回答，但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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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你只需对他们说，‘那是我母亲该伤脑筋的问题，不是父亲’，”卡斯特罗说，“你应该说，‘其实我父亲身无分文，花钱的都是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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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只给我汽油钱。”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苟言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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