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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从1979年桑地诺组织胜利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新闻似乎每况愈下。波兰有共产政权的问题，波兰“团结工联”领导的工会运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世界各地的一切似乎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也让他的读者知悉——包括一趟协和客机之旅，“身处呆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高级娼妇之间”；[36]他也飞到“可怕的曼谷”，在香港租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我的朋友没人拥有这种车”），再度说服自己“一如往常”，甚至在世界的性观光之都，“最佳的做爱地点还是美国饭店，他们过滤空气，换干净的床单”。[37]然而，在文学主题这方面，他似乎已经肠枯思竭。如今社会主义逐渐式微，如今他以孤独与权力为主的写作题材似乎已经征服全世界，他感受到寻找其他主题的需要，满足自己的乐观主义，启迪他人起而效仿。是什么？当然是爱情！贾布会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查理·卓别林：他会使大家发笑，使他们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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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的第一个公开迹象，是一篇名为“佩姬，给我一个吻”的文章，灵感来自墨西哥他家那条街墙上的一则涂鸦。[38]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特别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消息，如此纯真的恳求令他感动。不过，他怀疑爱情是否真的令人叫好地重整旗鼓。四个月前他才向读者吐露，除非桌上有一朵黄玫瑰（当然是由他亲爱的妻子所置），否则他“不敢写作”。[39]他并不是反对性爱——他当场向全世界报告自己在早熟的十三岁就失去童贞——但加上其他元素之后的性爱比较美好，也就是完整的“爱情”。他宣告描绘爱情的小说会再度登上畅销宝座，就连年代久远的波莱罗舞曲都会再度时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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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拒绝多次、但终于允诺《花花公子》杂志等待已久的采访时，也许时机上并非完全是巧合。自然地，地点选在巴黎这爱的世界之都，《花花公子》派出克劳蒂稚·德瑞福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采访者，这也是这位作家接受的采访中，研究最透彻、内容最广泛的一次。[40]他向《花花公子》的美国读者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坚持他和菲德尔之间“讨论文化多于政治”，他们真的只是朋友！接着他谈到爱与性的话题，表示我们都无法完全地了解另一个人，他和梅塞德斯也不例外；他还是不知道她到底几岁。他解释自己年轻时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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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妓女有很美好的回忆，我写她们的故事是因为念旧…… 妓院很花钱，所以是老男人才去的地方。性的启迪其实是从家里的仆人开始，然后是表姐妹，然后姑婆姨妈。但我年轻时妓女总是对我很好……那些妓女——包括那些没有和我上床的——我和她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情。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睡觉，因为一个人睡觉很可怕，或者我也可以不要。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自己结婚是为了可以不用孤单地一个人吃饭。当然，梅塞德斯说我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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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羡慕儿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社会形态。他终于描述自己是个拼命需要爱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这一点我不接受争论或辩论…… 我最大的弱点？嗯……是我的心，在情绪表露以及多愁善感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直说是。我需要很多的爱。我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爱，这是我写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讲得像花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是心灵的花痴……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我想当酒吧里的钢琴师。如此一来，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让情人更加相爱。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当然，如今他用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人类做到这一点，用他的仲裁协调为国家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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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采访在近一年后才付印，但在这场采访之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一本书出版了，并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大量地销售。《番石榴飘香》一书是为了帮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忙，因为他遭逢困难。书中显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计过的对话——巧妙的安排——通盘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地从政治涵盖到女人。[41]很难不想象这些对于性爱挑逗时而惊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为这位作家打开了新的市场，而他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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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证实自己回到写作的决定，只要他还能写，就不会再度将之舍弃。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几年前他处于文学“罢工”之时，有点憧憬地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最快乐。[42]如今，他终于想到新书的灵感：一本关于爱情与和解的书。随着春天来到欧洲，他开始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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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他、梅塞德斯、一位拥有波哥大主要古典音乐广播电台HJCK的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兀欧，还有他的妻子，即哥伦比亚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葛罗丽雅·瓦伦西亚，他们四人一起到欧洲各处游历。他们游览巴黎、阿姆斯特丹、希腊、罗马之后，贾布和梅塞德斯回到墨西哥。此时，他对新小说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具体的想法：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之中，他选择了自己长久以来拒绝接受的，也就是他父母之间的恋情，作为新书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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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再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海岸度假。罗德里戈刚从哈佛毕业，与他们同行，此时的他考虑进入电影业。他们的密友费度其夫妇、卡门·巴尔塞斯也加入他们和司令官的假期。菲德尔不只以他的游艇阿跨拉马斯号欢迎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到十一街的公寓晚宴，自从希丽雅·桑切兹去世后便少有外国人踏足此地。卡斯特罗热衷厨艺，也热衷谈论烹饪，尤其当时他参与生产的古巴卡门贝尔奶酪和罗克福奶酪。第二天晚上，一行人在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家里用餐，这次话题从烹饪转向金钱。[43]卡斯特罗考虑访问哥伦比亚，说“加夫列尔”（他总是坚持这么称呼他）应该同行，“除非你担心被控为古巴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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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这一点有点儿太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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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家说卡斯特罗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梅塞德斯说，“我说那我们也该见到一点儿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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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寄账单给我就太糟糕了，”卡斯特罗说，“但我有一个无法打败的理由。‘阁下，我们没办法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我们付不起。’不久前，为了不要炫耀我们无法被收买，我对一些美国佬说：‘不是我们不肯出卖自己，你懂吗，其实是美国人买不起我们。’这样听起来比较谦虚，对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让他当我们的间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收买他，他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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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沉默的罗德里戈说：“我去一家北美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父亲如何在政治理想和他的金钱、生活方式之间取得平衡。我尽力回答，但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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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你只需对他们说，‘那是我母亲该伤脑筋的问题，不是父亲’，”卡斯特罗说，“你应该说，‘其实我父亲身无分文，花钱的都是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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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只给我汽油钱。”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苟言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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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回答：“我正在为别人向你问及你的银行账户时制订一条政策。你必须告诉他们，在社会主义的运作下，每个人根据他的能力付出，依据他的工作得到酬劳，加夫列尔是社会主义者——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得到酬劳。而且，共产主义的运作毫无应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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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戈渐渐投入这个话题：“有一次，一个男孩子突然转身向我说道： ‘你的父亲是共产主义者。’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党员证，还是他住在共产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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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回答：“你应该告诉他，‘我父亲只有在古巴时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他；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他们印了一百万本他的书，他根据他的需要获取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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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我，他们这里一毛钱的版税也没付给我。”贾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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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古巴之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也谈到贝当古在哥伦比亚当选的寓意，乍看之下似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革命都是相当大的挫败。贝当古于8月7日宣誓就职，他虽然是保守党，曾任保守派《世纪报》（El Siglo）的编辑，但他的声誉一直都是“文明”的政治人物，不赞成派系，而且他是业余诗人，和许多诗人有私交。大选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在媒体采访时和新政权眉来眼去，不断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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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拒绝出席贝当古的就职典礼，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提及这位新总统时，评价不差，宣告他“是我的好朋友”。贝当古的父亲是赶骡子的，他们从1954年就认识，当时贾布在《观察家报》工作，贝利萨里欧在《哥伦比亚人报》（El Colombiano）上班，他们从当时就互有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解释，“在哥伦比亚，你一出生要不就是保守党，要不就是自由党，你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他说贝当古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真正的保守党，他的政府满是独立思考的人。“他非常擅长演说，他的演讲能够触动人心，真正地触动人心。而且，令人意外地，他常常征询我的意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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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的颁奖季节即将再度来临，如同前几年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再次被提及，只是这次更加坚决。更令人意外的是，他选在诺贝尔奖宣布不到一个月的前夕，毫不留情地攻击以色列领袖梅纳西姆·贝京，直接牵扯到1978年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诺贝尔基金会。6月上旬，贝京下令入侵邻国黎巴嫩，他的陆军司令官阿里耶尔·沙龙，未曾尽责保护巴勒斯坦难民不受攻击，因而造成9月18日贝鲁特撒布拉和恰提拉难民营的大屠杀。加西亚·马尔克斯建议沙龙和贝京应该获得发诺贝尔死神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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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诸多迹象显示，他也为自己的提名施力。他的朋友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那年稍后问他是否曾经去过斯德哥尔摩，他咧嘴笑着说：“去过，我三年前帮自己安排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去过。”[46]自然地，这可能只是他的“笑话”之一，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去过斯德哥尔摩数次，而且特别和左派瑞典文学院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联系，他是位杰出的作家，对于先前的诺贝尔奖颁给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勃罗·聂鲁达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于1981年夏天和瑞典大使一起在古巴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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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在寻找得奖的预兆，那么最佳预兆莫过于1982年9月19日瑞典大选中，奥罗夫·帕勒姆的社会民主党再度执政。帕勒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的好友，一直强调他个人打开文学视野，归功于隆德尔克斯特的文学作品。同时，家族里的文学专家，也就是弟弟埃利希奥一直都深信贾布1982年会赢得此奖，并确定贾布自己也是这么想。阿尔瓦罗·穆蒂斯说，这段时间他朋友的行径“令人起疑”。10月16日星期天，埃利希奥和他通电话提到诺贝尔奖时，贾布纵声大笑，他确定如果有人会得奖的话，瑞典大使应该早在一个月前会先告诉那个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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