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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妻子梅塞德斯、贝当古总统与其妻子艾伦娜·阿瓦雷兹，20世纪80年代中期摄于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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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6日（贝当古总统在任期间），火光中的波哥大司法大厦，军队保卫司法大厦击退M-19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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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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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二章 以官方历史为背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玻利瓦尔《迷宫中的将军》 1986—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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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他在1975年以《族长的秋天》证明《百年孤独》并不是侥幸的成功，世界文学界应该明白他会长远地存在；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霍乱时期的爱情》证明，他并不是那种会因为得到诺贝尔奖的压力而结束写作生涯的作家。就在他的写作题材转移到爱情的同时，他也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开始强调和平、民主、共存。很清楚的是，里根政权并没有打算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容忍任何革命政权的胜利；而启发大多数革命运动的古巴人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他们的阵线由于对南非的投入而被异常辛苦地拉长，无法再承受更多来自美国和加勒比海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发展似乎显示其对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投入已无法持续太久。同时，里根在起诉尼加拉瓜革命战犯上遇到困难，连他都有可能接受和平谈判。（1986年年中，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同年稍晚，美国本身爆发“伊朗门事件”，撼动整个里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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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在哥伦比亚，贝当古1982年掌权之后就开始推动和平进程，但如今大部分的观察家都已经认为他不会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对于国家的走势则是越来越悲观。1986年7月底，他警告哥伦比亚“处于大屠杀的边缘”，1985年年末，司法大厦的恐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肇因于不顾后果的游击队、压制的政府军、玩忽职守、暴力这些败坏元素的结合。[1]如果这个声明出现在贝当古在职的最后一周，中立的观察家也许会对此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国际特赦组织严厉批评贝当古以军队侵犯人权之后；然而，这个警告的对象实际上是继任的维希里欧·巴尔可自由派政府，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守党朋友贝当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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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如今开始接受社会民主路线和纯粹反殖民的论述，以配合他和平与爱的信息，此举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使得亲痛仇快，他们要见到他和菲德尔都中箭下马才会满意。除了别的封号之外，巴尔加斯·略萨再度称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走狗”、“政治投机分子”。[2]对于一个因为支持古巴而使自己面临巨大政治困境的男人而言，后者是奇妙的绰号；而且，他还准备花大钱支持自己在政治上投入的对象，如同他在20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和《抉择》所展现的，如同他正要在古巴再次展现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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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于诺贝尔奖之旅后，第一次在卡尤皮耶特拉斯和菲德尔见面时，他们开始梦想在哈瓦那开设一所拉丁美洲电影学校。菲德尔对于宣传略知一二，无疑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后的世界地位与影响力印象深刻，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意识冲击，虽然也许有点为时已晚。如今，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讨论电影时，他开始思考电影的力量是否比书籍来得强烈，质疑近来拉丁美洲电影不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伟大电影一般具有实质的意义，而这些年代的电影在拉丁美洲各地，包括古巴，正是由他的革命胜利所启发的。他们一起坐在加勒比海海边认真地讨论时，不可避免地，菲德尔有自己好战的理解方式：“我们真的需要让电影起飞……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奋斗，我认为这些电影就像对内外发射的大炮一样。我们的电影在这方面多么丰富啊 ! 当然书对人也有影响力，但读一本书需要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两天，看一部纪录片只需要四十五分钟。”[3]卡斯特罗是否由于好莱坞影星进军美国白宫的意外冲击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只能猜测，然而，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讨论在哈瓦那创立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的可能性，以此增加拉丁美洲大陆的电影生产、改善水平、鼓励拉丁美洲团结，当然，还有宣传革命价值的工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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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完成《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就开始投入这项新的计划。从1974年到1979年，他专注在政治新闻上；从大约1980年到1990年之间，他那股对于电影的着迷又回来了，他在1980年到1984年之间所写的文章常常都和电影有关，特别是他自己的计划。这一项对于电影最具野心的冒险，或者更精确地说，就是哈瓦那的新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包括设立一所新的国际电影电视学校，就位于市郊的圣安东尼奥·巴纽斯。[4]在这里，他比以往更甚地把自己资本主义的金钱投注在革命的刀口上。他的箴言可能是：既然政治已经行不通，就转向文化。这个电影基金会协助结合拉丁美洲的电影制作和学习，学校教授电影理论和实务，不但欢迎年轻的拉丁美洲人，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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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6年，这两个新机构的计划已经有所进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极端派的电影制作人密切讨论未来的发展。然而，这一年的开始，他所投入的工作却不是电影，而是关于拍摄电影的一本书。他的朋友米格尔·立丁是流亡的智利电影人，在1985年5月和6月偷偷回到智利，带着十万英尺关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影片安全逃离。[5]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觉得自己在这位独裁者下台之前就回到文学，是象征性地被皮诺切特打败；他看到报仇的机会，在1986年年初和立丁在马德里碰面，讨论该选择哪些部分。在那里，他一星期内进行了十八个小时的采访，接着回到墨西哥，把六百页的叙述浓缩成一百五十页。他注记：“我比较希望把立丁的故事维持在第一人称，好保留个人的、有时候较亲密的语调，除去戏剧性的附加或历史的做作。当然，最后文稿是我的风格，因为一个作家的声音是无法改变的……然而同样地，我也试图保留所有原始的智利语词组，以尊敬叙事手法的思维，并没有与我自己的风格相吻合。”这本书《米格尔·立丁：智利秘密行动》 于1986年出版。[6]黑羊出版社印了二十五万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1月时一定有特别的满足感，因为其中的一万五千本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被烧毁。皮诺切特政府如果沉默以对，反而会是更有力的回应，虽然，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政府已经距离倒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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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短暂地偏离正轨政治，进行挑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己和平使者的新使命是如此投入，那年夏天的8月6日，他成功地在墨西哥伊斯塔帕市第二次“六国团体”会议上发表一次演讲，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避免核战争。广岛核爆四十一周年纪念时，这六个国家（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强烈要求全面停止核武测试。[7]这个会议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达摩克利斯的灾难》（The Cataclysm of Damocles）开场，他警告虽然如今全世界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金钱却是花在武器上，这完全不理性，因为正如他所言，“核战争之后，唯一剩下的只有蟑螂。”[8]在某种层面而言，这场演讲是关于地球的未来，应和他关于拉丁美洲命运的诺贝尔奖演讲一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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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秋天，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新电影基金会的准备工作，罗德里戈在洛杉矶美国电影学院注册——和他父亲在哈瓦那的活动成为鲜明的对比。他在那里读了四年；同时，贡萨罗和他的女友帕·埃利桑多一起搬回墨西哥，开始投入自己的计划，与荷米·加西亚·阿斯考特、玛丽亚·路易莎·埃利欧的儿子迪亚哥·加西亚·埃利欧一起成立一家高水平的出版社“走钢索的人”。[9]他们的第一个企划案是在10月出版《雪地上的血迹》的精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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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有兴趣的，是鼓励拉丁美洲导演拍独立电影，但其他制片人比较有兴趣的是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1979年，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剧本，墨西哥导演海梅·艾墨西优拍摄了一部电影《我心中的玛丽亚》。1980年初，巴西导演卢伊·葛拉拍摄了电影《艾伦狄拉》，这个故事几乎完全没有修饰地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是关于一位少女在哥伦比亚的瓜希拉被迫成为一位能力过人的妓女，每天服侍数十名男子——以补偿她意外地烧掉无情祖母的房子。最后，艾伦狄拉为了她的自由抛弃、逃离了尤利西斯，遇见一位爱上她且帮助她杀死残忍祖母的年轻人——这部作品很有意思地以女性主义观点改写灰姑娘、巫婆和英俊王子的欧洲童话。1984年7月，利普斯坦首度改编《大限难逃》将近二十年之后，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重拍的新版，于8月7日在哥伦比亚电视上播映。这次是在哥伦比亚制作，而不是墨西哥，并且是彩色影片，不是黑白，再一次地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杀死梅达多的事件做出无声的辩白。如同从前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如钟摆一般精准的“索福克勒斯”情节引人入胜，不过这个版本再度把说教警语放在现实对话中，却不幸地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1985年12月，《卓越》宣布法兰西斯柯·罗西、亚伦与安东尼·狄伦已在孟波克斯开始《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拍摄前的制作工作（亚伦后来退出）[10]，由艾琳·帕帕斯、欧梅拉·穆堤、鲁伯特·艾佛瑞特主演。《世界报》的米榭尔·布宏多在1986年9月写到这部电影时，描述拍摄这部电影的努力——在观光胜地卡塔赫纳以及孟波克斯——几乎像史诗一般的过程，正如故事情节本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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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4日，基金会在第八届哈瓦那电影节成立，由基金会主席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讲、播放一段广为传播的卡斯特罗采访——先前并不知道他常看电影——并由正在采访哈瓦那的葛瑞格利·佩克发言。在演讲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到1952年至1955年之间，胡利奥·加西亚·艾斯琵诺沙、费南多·比利、托马斯·古堤耶瑞兹和他自己都在罗马的“意大利电影学院电影实习中心”。当时启发他们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就像是“我们的电影必须走的路，是资源最少的电影，却也是有史以来最具有人性的电影”。[12]英格玛·伯格曼、法弗朗西斯科·罗西、阿涅斯·瓦尔达、彼得·布鲁克、黑泽明等人都送上祝福。12月15日，国际电影电视学校也相继开办，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朋友费南多·比利担任校长。就在一个星期后，报道说基金会要拍摄七部由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所写的剧本，也许就内线交易的速度而言是世界纪录。接下来的几年间，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是电影基金会的古巴导演阿基米亚·潘纳，以及古巴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艾利西欧·迪亚哥的儿子艾利西欧·阿尔贝托·迪亚哥，大家都叫他“利奇”。利奇和新主席合作，不但在研讨会和“工作室”讲课，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使用的名称，也参与一整沓电影剧本的制作和推敲。加西亚·马尔克斯全心投入这些工作，他的精力、热诚、坚定，使合作对象和接下来数年间拜访这新机构的访客都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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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喜事之中，哥伦比亚传来一件令人心碎的消息，为这新事业蒙上一层阴影：《观察家报》的新社长基耶尔莫·卡诺于12月17日离开波哥大的办公室时遭人谋杀。梅德茵毒品大王帕布罗·埃斯科瓦和哥伦比亚司法体系之间的战争，如今到了最高潮的阶段。埃斯科瓦已经是世界第七大富豪，以“贿赂或子弹”策略企图收买或铲除挡住去路的人，在哥伦比亚陈年的操控体系和暴力之上，又添加了第二层的腐败和无能。他的政治野心已经受到挫折，《观察家报》英勇地对抗他，也支持把运毒疑犯引渡到美国。如今，卡诺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国家警力首长都已经受到暗杀，但如此受到尊敬的记者遇害，强烈地打击了国内的士气。《观察家报》的记者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告诉我：“1986年12月电影基金会开办之时，我在古巴再次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几天后他来找我，最后用电话找到我。‘他们杀了基耶尔莫·卡诺，’他说，‘刚刚发生。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回哥伦比亚，他们杀了我的朋友。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谁。’我去他家，完全处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打招呼的时候，贾布说基耶尔莫·卡诺是唯一一个真正捍卫过他的朋友。卡斯特罗来了，我在哭泣。贾布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卡斯特罗说了很多。贾布又告诉我他不会回去，他非常痛苦。我对他说：‘你知道，你真的应该说出哥伦比亚的状况。’但他不肯。我的结论是，他在1981年的图尔瓦伊事件后真的吓坏了。”[13]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针对这起谋杀做公开声明，也没有写信给卡诺的遗孀安娜·玛丽亚·巴斯奎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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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坏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兴致勃勃地继续他在哈瓦那的新任务。他在古巴待了几个月，同时身兼多职，决定大小事务、参与每一件事。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报纸上经常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电影相关的活动、他的小说可能改编的报道，[14]才比较像样！电影不像文学，创作的人注定孤独。电影像宴会一样，聚集众人、主动出击、年轻；电影是性感的，电影很有趣，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时乐在其中。他身边围绕着漂亮的年轻女性，还有充满活力、抱负但谦逊的年轻男子。他完全得心应手，但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苦笑说，虽然梅塞德斯不赞成，他还是继续自己昂贵的兴趣：“我们穷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电影上；如今我们有钱了，我还是把钱花在电影上，而且我还投入相当多的时间。”[15]有些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年自己掏腰包给了学校五十万美元，还有他大部分无可估价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向欧洲或美国采访者收取一节两万或三万美元的采访费，为电影基金会募款。令人惊讶的是，采访者都付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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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在新学校里特别就说故事和写剧本开课——他教授如何写故事，如何把这些故事变成电影剧本。接下来的几年间，访客和老师包括法兰西斯·福特·柯波拉、吉罗·庞特科沃、费南多·索拉纳斯、罗伯特·雷德福。[16]和罗伯特·雷德福的关系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重要，他后来亲自前往罗伯特·雷德福在犹他州的日舞电影学校，并在1989年8月的电影节中教授课程，以回报人情给这位英俊的美国激进派。[17]一般而言，他说自己的原则，是把作品高价卖给非拉丁美洲的制片，卖给拉丁美洲则是很便宜的价格甚至免费。有些书，特别是《百年孤独》，他永远不允许改编成电影，这样的立场使他在几年前和安东尼·奎恩有所冲突。（据说安东尼·奎恩愿意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百万美元买改编版权，安东尼·奎恩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意之后又食言，但这位哥伦比亚人总是否认有这回事。[18]）其他的书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他会考虑出售电影版权——但当时他说只会给拉丁美洲的导演。最后在2007年，他终于允许另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这次是英国人迈克·内威尔[19]，在卡塔赫纳拍摄这部电影，由哈维尔·巴登担任主角。当时，传言报道梅塞德斯终于对她先生不屈不挠的慈善失去耐性，希望为子孙留一点儿钱。毕竟，这是“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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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的文学主题从权力转向爱情，爱情在他的电影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很合理。古巴人对于这项发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几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探索电影的新闻盖过了电影基金会，这些探索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导演，以人际关系中的“爱情”为主题，主要工具是总计六部的电影计划，全部统称“艰难的爱”，伊塔洛·卡尔维诺一本鲜为人知的短篇小说集的标题。（电影出现在美国公视频道时用的是《危险的爱》。）所有的电影都比广告所宣传的晦暗，而且都探索爱情与死亡之间的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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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的199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制作一部完全“索福克勒斯”情节的电影《市长俄狄浦斯》（对照俄狄浦斯国王），再度和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合作（剧本则再度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哈瓦那电影学院的前任学生史黛拉·玛拉贡合写），电影中的市长，不但面对着20世纪末期哥伦比亚所有的暴行和恐怖——运毒、军事组织、游击队、国家军队——还有俄狄浦斯杀了父亲、与母亲同房的老旧悲剧，此处母亲由风韵犹存的西班牙演员安赫菈·莫利纳扮演。许多影评无情地批评这部电影，但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也许可以更公平而恰当地被当成是英雄般的失败；这部电影传达了哥伦比亚困境的复杂性和其中某些恐怖之处，而特丽安娜也成功地阻止神话色彩伤害政治的故事。他本来也想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许也会做得不错，不过令人意外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项企划案交给了阿杜罗·利普斯坦，其实，他和利普斯坦之间的关系总是很棘手（据说利普斯坦对于特丽安娜重拍《大限难逃》一事非常愤怒），1999年，这本小说终于搬上银幕，虽然利普斯坦享有国际盛名，演员包括国际明星费德里哥·鲁汉、玛利莎·帕瑞迪斯、莎玛·海耶克，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改编作品中最没有说服力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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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混杂的体验确认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说的：他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某种不快乐的婚姻。他和电影合不来，可是他们又不能没有彼此。也许更残酷的是，他的爱或许是没有回报的（单面镜，引述他墨西哥电视电影的其中一个标题）：他没有电影活不下去，但电影没有他其实也可以进行得很好。然而事实是，他常常因为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受到责怪，但其实他只是原始作者，对于最后的成果并没有最终的责任。梅尔·古索在《纽约时报》写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需要一个才华自成一格的电影人，也许需要布纽尔这种具有特殊才华的导演，才能拍出作品的精华所在。[22]（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才华远远不及布纽尔的艾墨西优却比其他人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戈告诉我，他的父亲对于对白“不堪造就”，就算是在他的小说里也一样；然而，《大限难逃》的结构无疑是一部杰作，除了对白之外，电影构想也非常有力。可惜的是，费里尼没有尝试过，黑泽明那几年很期待能拍摄《族长的秋天》，却未能成功地开始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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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在古巴的活动成功而令人兴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其实是异常辛苦的几年，就连他自己也必须体认或许承担了太多，以至于他的才华和精力都因而稀释。他发现自己被右派的敌人攻击，介入当时并无意参与的辩论和争端，更不用说一连串丑闻甚或配上恶毒的八卦，并不完全适合一个接近六十岁的男人。1988年3月，他在墨西哥城和库埃纳瓦卡庆祝六十岁生日，以及他和梅塞德斯结婚三十周年纪念（4月21日）。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位朋友都在场。哥伦比亚媒体兴致勃勃地猜测这到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六十岁生日还是六十一岁生日——当然是六十一岁。他们使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二次的六十岁”为标题，指出他不可能再继续这样欺瞒的闹剧。不过老实说，2002年出版《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之前，包括帮他推广的出版人在内，大部分的人都一直沿用1928年这个出生年份，有些甚至在自传出版之后也沿用错误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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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个月，他出版转载过多次、诙谐、充满感情，描绘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终极版本《文字游戏》，书中强调的是卡斯特罗的口才而非军事特质。他提到朋友“铁一般的纪律”及“可怕的魅力”。他说“无法想象任何人会比他更沉迷于谈话的习惯”，卡斯特罗对谈话疲乏时“以说话休息”；他也是个“饥不择食的读者”。他揭露菲德尔是少数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古巴人，承认“我不认为这世上还有更糟糕的领袖”。但这位古巴领袖也是“一名对自我严格要求的男子，有着贪得无厌的幻想、旧式的古板教育、谨言慎行……我认为他是我们的时代里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这一点也许是他最伟大的美德，但却也是他最危险之处”。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某次问他，他最想做什么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袖回答：“在街角闲晃。”[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