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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书有其政治背景。在两百八十四页中，作者无法掩饰他的哲学，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他毫无压抑地发泄自己对于桑坦德的仇恨，发自内心地厌恶波哥大及其典型产物卡恰克人，一面指出将军的个人特性，归因于他加勒比海的血统，其大部分的动力使他登上荣耀顶峰。他以十足的巧妙和技巧，强调玻利瓦尔的独裁性格及其混血血统、踏实的性格，创造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无法比较的差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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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人不安的恶评显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玻利瓦尔拿来私用，这点有多么冒犯到守护哥伦比亚国家认同的人。他触及每一个痛处，社论作者显然也失去了冷静。加西亚·马尔克斯无疑感受到战士的满足感，逼迫他的敌人现身，他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以前就说过《时代报》是疯狂的报纸，受到十分不寻常的豁免权保护……可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对付谁就对付谁，不需要考虑后果或思考可能对政治、社会、个人造成的伤害。大多数人因为恐惧巨大的力量、很少有人敢抗辩。”“我们需要发现自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结语说，“我们不希望哥伦布一直当我们的发现者。”不可避免地，《时代报》在4月5日回应了这席话，标题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脾气”，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接受赞美”，称他为“马孔多男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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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和他的声誉有了变化。他和权贵的关系仍然保持稳定——卡斯特罗、萨利纳斯、佩雷斯等政治领袖显然认为他们比较需要他，而不是相反——然而，世界其他部分的人，开始注意到他在某些地方没有以前那么放任。而且，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突然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由于他与卡斯特罗和古巴的关系、捕风捉影的性丑闻媒体报道、衰老的中年、对自己受欢迎度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消退的恐惧——因而更容易对他人的攻击或批评反应过度。他似乎首次轻微丧失了自己的本领。的确，有哥伦比亚的文章写到，他的名声和影响力绝对把他冲昏了头，他只是以虚荣、自恋、超级敏感的傲慢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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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然事实比此更为复杂。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冷战游戏比任何人都要拿手，但冷战已近结束——虽然少数观察家预测1989年11月就会结束——政治氛围的改变已难以衡量。比起一些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时事上着墨的手法，比较没有那么自信、放松、凭直觉就能获知，即使他们无法如他一般清楚地预知未来，也不可避免地回应这改变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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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完这本有关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玻利瓦尔的书之后，必定预测到自己也会卷入一连串在不同地方展开的不同层次的政治辩论。同时，他从前的朋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事务；的确，他以新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参与秘鲁总统的选举。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秘鲁事务有极端不同的看法，如同大部分拉丁美洲左派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条件地支持改革派军事政权胡安·委拉斯科将军，巴尔加斯·略萨则反对他；的确，讨厌军队一直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特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都是现实主义者，虽然并不赞成暴力，但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或政权有办法在没有军队的状况下生存，因此，必须给予军队某种形式的尊重。3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语带保留地祝福他的前朋友：“在拉丁美洲，只要有相当观众的人最后就会投身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没有人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如此深入地投入。我希望他不是被环境拖下水，但相信他真的可以解决秘鲁的情况。即使我们之间有这么多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我只能祝福他，为了秘鲁的利益，如果他选上的话，祝福他任期顺利。”[41]他又补充说，一个人有名的时候“不应该天真，才不会遭人利用”。结果，令大多数文学旁观者失望的情况出现了，巴尔加斯·略萨被几乎不知名的人民党参选人藤森谦也打败，而后者却成为拉丁美洲世纪末最恶名昭彰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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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盛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预测好几个月的事终于发生了。西班牙通过欧盟条例，拉丁美洲人不再自动得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签证。在一阵负气与偏执地回忆他在皮诺切特事件里出的丑事后，他宣布：“我永远不会回西班牙。”[42]不用说，他的语调必须改变，但他是真的毅然对抗。他嗤之以鼻地说，西班牙人在1492年来到拉丁美洲时也没有签证。而且，就连佛朗哥也允许拉丁美洲人成为西班牙公民。他告诉媒体自己警告菲利普·冈萨雷斯，西班牙一进入欧洲共同体，“你们就会拒绝帮助拉丁美洲”，此话果然一语成谶。[43]事实是，他和冈萨雷斯的关系虽然很亲密，但持续受到两件无法挽回的刺激所困扰。冈萨雷斯从秘密颠覆佛朗哥政权一路走来，不只让西班牙成为欧盟成员，甚至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此，西班牙的利益已经不再如西班牙人所声称的，是和拉丁美洲“互补”，而是互不兼容：如今，西班牙在现代历史上首次真正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如同冈萨雷斯很快地会在1991年宣布西班牙派兵前往波斯湾对抗伊拉克。其次，冈萨雷斯非常希望满足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持续的要求，协助古巴慢慢地回到国际社会；然而，冈萨雷斯认为他现在的世界无法接受，也不方便接受卡斯特罗的独裁做法，并持续对卡斯特罗感到恼怒，因为他认为卡斯特罗的固执已无可救药，而且又缺乏适应世界新局的能力。（不用说，卡斯特罗越来越深信冈萨雷斯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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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古巴正经历自己的转折。1988年年底，所谓“百人委员会”发出一封信给卡斯特罗，谴责他在人权方面的国家政策，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1989年1月1日你就掌权三十年了，至今都没有举办选举，决定古巴人是否希望你继续当共和国的总统、内阁总理、国务会议主席、三军统帅。最近，经历十五年的独裁政权之后，智利人民得以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国家政治未来的看法，我们以此信要求公民投票，让古巴以自由秘密的投票方式，简单地表达他们是否同意你继续掌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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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之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作品已经出版九个月，把他写成既可爱又健谈、爱屋及乌的好朋友。此信由巴黎各界名人与知识分子联合署名，不过基本上还是以《自由》杂志团体成员（胡安·哥蒂索罗、普利尼奥·门多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为中心的行动，再度结合主要的法国盟友。这是他们在帕迪拉事件后首次强烈出击，使得共产主义在欧洲更加摇摇欲坠。除了苏珊·桑塔格之外，联合署名名单中的美国人名，并不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拉丁美洲联合署名名单也一样（少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奥古斯都·罗阿·巴斯托斯等），但仍形成强而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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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1971年以来对于卡斯特罗和古巴最严厉的一次语言攻击，而且确实也是其中较有效的，因为他们并非针对单一事件或单一问题，而是针对古巴的整个政治体制。而且，联合署名名单中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也说不上是“右翼”。教皇支持里根和撒切尔恶毒地反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无止境的屈服表现更助长其声势，这很快地改变国际气候，也很快地会改变世界。菲德尔的古巴将是受害最惨重的一方。1989年是伤亡惨重的一年。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正当这些乌云正在聚集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哈瓦那写一本关于另一位拉丁美洲英雄末日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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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这些令人幻灭的事件，必定加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回到哥伦比亚的欲望。正当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开始以堂吉诃德的方式竞选秘鲁总统时，古巴政府逮捕（6月9日）、审判阿尔纳尔多·奥乔亚将军，他是非洲远征中最伟大的英雄，由于报道这起冒险行动，才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接近菲德尔、劳尔及古巴革命。同时受审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位好友，堪称是古巴詹姆士·邦德的托尼·瓜地亚上校，以及他的双胞胎兄弟帕特里西奥。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学校授课。被告被判走私麻醉毒品罪名成立，也等于背叛古巴革命，奥乔亚、托尼·瓜地亚与其他两人于1989年7月13日遭到处决。帕特里西奥·瓜地亚被判三十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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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接近尾声之处，在雨中迷路的玻利瓦尔不耐等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跌落谷底，在睡梦中哭泣。第二天，他逃离自己最糟的回忆，也就是十三年前在安古斯图拉处决马努耶·皮阿尔将军。皮阿尔是来自库拉索的黑白混血儿，不断地代表黑人和白人印第安混血对抗白人政府，包括玻利瓦尔本人。玻利瓦尔不顾最亲近朋友的建议，以抗命判他死刑。然而，他却努力挣扎着不掉泪，也无法目睹处决。叙事者说明：“这是他一生中使用权力最粗暴的一次，但也是最适切的一次，他因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团结下属，清除前往荣耀的障碍。”[45]许多年后，玻利瓦尔对着他的随从何塞·帕拉西欧斯说：“要是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据说，马尔克斯上校在巴兰卡斯杀了梅达多·帕伽科之后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没有必要把这桩以政治正当性为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的最残忍的例子放在倒数第二章，在此无可弥补地成为最后的主要情节、小说最后的叙事（不过此事发生在玻利瓦尔生命结束的十三年前，因此是以回顾的方式叙述）。然而，他却这么做了。因此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准确预测主要事件非比寻常的能力令人毛骨悚然。菲德尔·卡斯特罗参与判决奥乔亚命运的几周前，一定读到过这一章。他在下决定的时候还记得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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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处决了他另一位亲近的朋友。（自然地，卡斯特罗宣告决定权并不在他。）这项处决使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很烦恼，而且造成诸多政治上的难题。托尼·瓜地亚的家人不止一次亲自恳求他，他也保证会代为向菲德尔求情。如果他照做了，那说明结果并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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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处决前离开古巴，行刑的那一天，他和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尼欧在巴黎，和洁西·诺曼及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见面，他们正在为另一场革命的两百周年庆做最后准备，这场革命最后的结果，是吞噬了自己的子民。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攻陷巴士底监狱两百周年纪念晚宴。他本来担心可能要坐在撒切尔夫人身边 [ 根据他们的主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说法，她拥有“卡利古拉（恺撒）之眼，玛丽莲·梦露的香唇”]。不过，他幸运地坐在亮丽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身边，撒切尔宣布法国革命“预示了共产党立场”，如同一家英国报纸所述，仿佛“庆典上的鬼魂”[47]。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马德里，说自己“上星期”见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菲德尔他“不但反对死刑，而且反对死亡本身”。他表示处决四名革命士兵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都得承受的痛楚”。他说自己有“很准的情报”，死者受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的原因是叛国，不是运毒。“全世界的叛国罪都是处以死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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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颇具野心的新策略之一是回到哥伦比亚——他是已经断念，还是如法国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然而，如今哥伦比亚进入另一个梦魇，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路易斯·卡洛斯·贾朗是正式的自由党参选人，也许是哥伦比亚自凯坦以来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却遭逢与前任同样的命运，于1989年8月18日在波哥大郊外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被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杀手暗杀。即使在对恐怖行动已经司空见惯的哥伦比亚，这起事件都引起一片茫然与绝望之声。[49]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给其遗孀葛罗丽雅·帕夏任何问候，她是他1966年回到哥伦比亚时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不过，他在第二天宣布这个国家“应该支持巴尔可总统”。接着他公开请求毒贩“不要把哥伦比亚变成一个丑恶的国家，让他们及其后代子孙能够生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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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这是非比寻常的一年。然而，最重大的事件才正要发生：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宣示，也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预测的，西方历史的两百年已然结束，如今距离苏联的崩毁也不远。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实没有转达他和卡斯特罗之间真正的谈话内容，他向世界吐露，“菲德尔害怕苏联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世界会被遗弃”。[51]他说，世界仍然非常需要苏联作为制衡美国的力量，收回对古巴的财政援助是革命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发生会像是“第二次禁运”。他承认古巴需要彻底的改变，有些在政治经济改革之前就开始了。但古巴的敌人持续反对她进入“她的自然世界”，也就是拉丁美洲，因为人们会把它视为菲德尔的胜利。菲利普·冈萨雷斯和他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在10月29日胜选连任，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定庆幸是如此，这是一片环顾四周、令人沮丧的景象中唯一少数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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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角度而言，世界上一整个板块的革新主义思维和政治行动正在消失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的改变；过去，经历改变的重要时刻时，不论如何迷失方向，至少都伴随着受到阐明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如今，驱动一切的是经济改革本身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同时，所有的意义看似都被科技和生物进步吞噬得不见踪影，随之而来的焦虑、恐惧甚至绝望，因而使人回归宗教基本教义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这样的思索，但没对外界多说什么。不论外面的拜金世界发生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寻找另一个乐观的方式面对。这是他过去回应所有黑暗时刻的方式；如今，他视为自己对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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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ombia está al borde del holocausto ：GM，《卓越》杂志，198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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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刊在巴西及其他地方版本的《花花公子》杂志；于1986年1月，也出现在第四十五届“纽约笔会”尾声的君特·格拉斯的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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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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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访：卡斯特罗、托马斯·古堤瑞兹·艾列、费南多·比利、阿基米亚·培尼亚、Cacho Pallero、María Luisa Bemberg、Eliseo Alberto、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利桑德罗公爵、Jaime Humberto Hermosillo、Jorge Sánchez、Ignacio Durán、Mario García Joya、Berta Navarro；谈话：胡利奥·加西亚·艾斯琵诺沙、Dolores Calviño、史黛拉·玛拉贡、Martha Bossío、米格尔·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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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丁最出名的是《纳胡托罗的共犯》（The Jackal of Nahueltoro），1971；但他也于1978年在墨西哥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Montiel’s Widow拍成电影，领衔主演的是洁罗汀·卓别林（译按：无声电影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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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智利秘密行动》（Clandestine in Chile）（剑桥，Granta，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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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件事使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密特朗疏远。法国当时仍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射。1985年，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彩虹勇士号”在（我们现在知道是）密特朗本人指使下，由法国间谍偷偷开进奥克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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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n emotivo discurso de Gabo se instaló“reunión de los 6”，《时代报》，1986年8月7日。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说，El cataclismo de Dámocles，Conferencia Ixtapa，1986（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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