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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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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劳勃·瑞福（美国著名演员），1988年摄于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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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东西德的历史性时刻，庆祝柏林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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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三章 回到马孔多？历史变故的消息 199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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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是哥伦比亚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年。3月，未来的总统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在波哥大黄金城机场的暗杀中受到多处枪伤，差点儿丧命。5月，准军事组织成员企图炸死秘密警察首长米格尔·马萨·马尔克斯，他也奇迹般生还。8月，一位重要的总统候选人，自由党的路易斯·卡洛斯·贾朗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暗杀。9月，《观察家报》办公室受到另一次攻击而损失惨重，卡塔赫纳的希尔顿饭店遭到炸弹攻击。贾朗的替代人选塞萨尔·贾维里亚是党内的专家治国论者，一被提名就接到贩毒组织的威胁。[1]在11月一次企图杀害他的袭击中，一架属于国营航空公司亚维安卡的民航机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不过贾维里亚不在机上。12月，另一颗大型炸弹在波哥大秘密警察大楼前引爆，炸死数十名路人。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前所未闻。当然，此时的死亡人数并未超过20世纪50年代“暴力事件”高峰时的死亡人数，但当时死亡的大多数是乡间的无名者；的确，先前对于哥伦比亚政治体系的牢骚，就是除了两个传统政党的候选人之外，几乎谁都有可能遭到杀害，除非（如同凯坦和贾朗的例子）那些候选人撼动了双方的共识之船，在这条船上，每个政党安逸地在事先安排的胜利下，在平稳的政治水域中轮流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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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今不同之处在于毒品。由于国内资源有显著的比例已经不再由传统政党分配，他们已经无法完全掌控、维持现状的“安定”。如今，其他的利益处在危急关头，因此现在有新的目标。11月3日，《卓越》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目前看来所谓“对抗毒品战争”（越来越普遍的美国用词）的计划“注定失败”[2]。他开始催促政府、游击队和贩毒组织之间再度展开对话。他表示，如果不这么做，哥伦比亚会因为代表美国打这场战争，而代替南美大陆其他国家沦为美国自身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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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六周之后，希望看到的人都可以如愿地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显示他很了解自己身处的美洲半球。12月下旬，对于柏林围墙倒塌，美国的态度更加躁进，而不是安心，在乔治·布什总统的带领下入侵巴拿马，杀死数百名平民，史上第一次绑架现任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安东尼奥·诺列加，而且他还是由美国政府推上台的。他当然是个独裁者、帮派分子、国际毒贩、真正的混蛋（这些都是入侵的托词）；然而直到几个月前，他都还是美国眼中的混蛋。因此就在苏联承认他们自己伟大的入侵阿富汗行动是个错误的同一年，美国又回归入侵他国的政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古巴的《格拉玛报》（Granma）（12月21日）谴责美国干预巴拿马的行动；他虽然嫌恶诺列加，但《格拉玛报》并不是为美国政府所主要注意的出版物。当然，不幸灾难的前兆再度出现，正如他先前的多次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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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哥伦比亚如1989年般的继续。一群“显要”及重要公众人物显然在巴尔可总统的支持下发表一封公开信，提议如果贩毒组织结束这些暴力行动，则施以“较不严厉”的处罚。梅德茵组织的主要分子愿意以停止杀戮、交出可卡因提炼装备作为交换政府的保证。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贩毒组织都附和这项提议，因此很快破局。第二位总统候选人是爱国联盟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的前身）的贝尔纳多·哈拉米佑，他于3月下旬遭梅德茵组织暗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是最古老的游击队组织，他们的创办人源自“暴力事件”后期的自由党左派，成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作为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武装派系；这个游击队组织与农民有最深的渊源，据说哥伦比亚在21世纪初，拥有全世界最多被迫离家的农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走选举路线时，失去了高达两千五百名候选人和官员，他们皆遭到经常和政府军合作的准军事组织敢死队杀害。毫不意外地，这演变为全面的游击战争。）内政部部长卡洛斯·雷莫斯·西蒙斯被对手指控煽动对哈拉米佑的谋杀而辞职。4月下旬，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是卡洛斯·皮萨罗，来自游击队运动M-19的他，在国内航班上被杀手暗杀，皮萨罗的兄弟指称出资的是警方或武装支持的敢死队。同时，主要贩毒组织头子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手下，每杀掉一名警察就可以拿到四千美元的赏金。全国各地都有炸弹爆炸，炸死数百人。总统大选时，贾朗的前任幕僚长塞萨尔·贾维里亚以百分之四十七点四的选票赢得选举，但全国一千四百万选民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出来投票。贩毒组织进一步提出停止暴力的建议，受到新政府的拒绝。贾维里亚的政策包括继续坚定地打击贩毒组织、改革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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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刻，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再次尽力把自己安置在哥伦比亚。不禁令人惊叹的是，要不是因为古巴在政治上如此令他为难，不知他是否仍会在这举国抑郁之时考虑这样做。他再次适应环境，开始巩固自己新的政治策略，目标已经不是推进古巴革命，而是协助拯救菲德尔——如果必要的话，从菲德尔他自己的手里[3]。如今在许多场合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虽然自己从前以前瞻的直觉推动理念，“我们都处于一个崭新、无法预测的时代正在开始的阶段，”但更详细、也许没那么有说服力地，这个新时代“似乎注定解放我们的思维”。[4]他所没有承认的是，这个新时代代表他所相信的一切被击溃。他决定不要完全说清楚，而是善加利用，表现得好像发生的一切都正是他所希望的：问题在于那些保守分子，特别是美国政府，他们没有领悟到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意义之深远、如今更多的机会等待着人类。他争论说，这一点需要每个人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信仰[5]。这真的是他思维中一个关键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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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定会好转吧？事实上不但没有，而且立刻变得更糟。2月下旬，就在巴拿马事件的几星期后，外界原本预测桑地诺政府会在美国的反对下，赢得尼加拉瓜政权并持续掌权，然而，在这片仍然由北方巨人所主导的土地上，他们却在选举中被厌倦战争、对未来悲观的人民以选票驱逐下台。加西亚·马尔克斯很茫然，但放话说桑地诺还是会赢得下一次的选举[6]。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尼加拉瓜的情势逆转不感到意外，但他一定非常失望，忧虑自己国家的未来。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拉丁美洲整体比60年代还要贫穷，大多数国家严重负债，经济衰退和司法不公到处可见。原本人们认为《百年孤独》是告别因60年代革命而开发不足的年代的纪念，事实却完全相反：80年代的拉丁美洲，似乎在回到马孔多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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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哥伦比亚追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处跑。一如往常，他已经着手另一部关于情欲激情的历史故事，名为“爱情与其他魔鬼”；同时，他宣布自己回到哥伦比亚的方式，是表示将于10月推出豪尔赫·伊萨克斯《玛丽亚》（1867）的电视改编版，这是《百年孤独》出版前哥伦比亚最知名、最受喜爱的小说。他表示这是极大的挑战及责任，但他也非常期待。比起拉丁美洲这一代家庭主妇的曾祖母在19世纪70年代所读的原始小说版，他希望能让这一代因为电视版（也就是他自己的版本）而流下更多眼泪。他说道，“《玛丽亚》的确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为人知的爱的故事”，“爱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主题。有些人说是死亡，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万物都和爱有关”。[7]他借此传达自己在主题、重心方面的进化，再简洁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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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宣称自己“回来了——听过许多次的哥伦比亚人不可避免地心存疑惑——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又前往智利和巴西，接着暂时回到墨西哥这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前往智利是为了参加1973年以来第一位民主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3月11日的就职典礼。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能够因见到皮诺切特下台而得到些许的满足感；皮诺切特和桑地诺政权一样，是选举失败下台的（虽然尚未从智利的政治舞台中消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7年巴拿马运河协议签署时在华盛顿见过他，当时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罢工时期（正因为皮诺切特掌权）；如今他们再次共同参加一个典礼，这位智利将军一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安的那一个。（颇为恰当地，伦敦《金融时报》评论皮诺切特如今“漂泊在自己的迷宫里”。）[8]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值得注意的经历是参与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的家重新开放的象征行动，此朝圣之处被独裁政权关闭十七年。陪伴他的有何塞·多诺索、豪尔赫·艾德华、诗人尼坎诺·帕拉、新政府的秘书长恩里克·科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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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时，5月当选的贾维里亚于哥伦比亚就职，他年仅四十三岁，率先提出的政策包括召开国民制宪大会以改革政府系统——目前的宪法回溯到哥伦比亚唯一的“岸边人”总统，即1886年的拉斐尔·努涅斯——当然，一直认为旧宪法只是“空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希望贾维里亚这么做。（9月4日，《国家报》反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为“贾维里亚支持者”。[9]他的答案是“不，还不是”，但很快就会是了。）一部新宪法会重新界定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也许因而走向完全不同的未来。8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提议为制宪大会人选，任务是撰写这一份新文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没完没了地讨论他参与的可能性，很乐意地指出这个人是“独裁者的朋友”，以及他一生从未投过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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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此极富建设性的开端，贩毒组织并没有给贾维里亚蜜月期，在他就职的那个月，恐怖活动依旧进行。8月30日，前任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担任记者的女儿蒂安纳·图尔瓦伊及另外五名记者遭到帕布罗·埃斯科瓦手下的帮派分子绑架。8月31日，土匪企图绑架广播记者亚米德·阿马特。虽然此时还不清楚事件的模式，但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都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年后报告文学《绑架》的蓝本。9月3日，他找到新口号的第二个格言，第一个已经耳熟能详：“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调整。”第二个格言是新的：“只有菲德尔能改变古巴。但美国总是需要一个怪物。”[10]这句格言异常高明而别出心裁，但古巴是否需要改变这回事，是否先征询过菲德尔的意见，则令人存疑。他当然没有公开这么说，但很快地会承认没有苏联的古巴经济孤立，加上美国的禁运仍在实施中，古巴很快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苦难，即所谓的“特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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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他的哥伦比亚行动，确认自己打算长期分住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任命去世舅舅胡安·迪奥斯的女儿（他的表妹玛格丽特·马尔克斯）为他的所在地秘书，在他和梅塞德斯为他们回归波哥大所购买的宽敞公寓里工作。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一次回来的这个月，仍是异常暴力的一个月。一位祖母玛丽娜·蒙托亚从埃斯科瓦的人质中被带离之后遭到杀害。军队企图于1月25日救援蒂安纳·图尔瓦伊，但她在企图逃离绑架犯时死去，迫使一向不愿宣布支持哥伦比亚政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发声。1月26日，在蜗牛广播电台的采访中，他说这些“该引渡者”（应该遭到逮捕并送到美国受审者）应该“尊重记者的生命”。[11]人质贝阿翠丝·维亚米萨尔于2月6日被释放，但玛鲁哈·帕夏、《时代报》集团成员之一帕奇多·桑托斯（哥伦比亚未来副总统）仍然受到囚禁。更混乱的是，波哥大附近也有激烈的游击队活动。同时，贾维里亚总统在美国发出声明，宣布在通过盘考虑下，他仍然赞同引渡贩毒分子，这样的决定只是更确定目前的暴力程度不但持续甚至增加。贩毒组织和公民社会之间似乎注定对战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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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短暂地回到墨西哥处理他的事务和承诺。不过在他离开之前，贾维里亚总统也许听进了他的话，和帕布罗·埃斯科瓦进行一起轰动但深具争议性的交易，在这个协定下，这位犯罪集团首脑自首可以得到减刑与舒适的狱中环境，而且不是如所有贩毒分子所恐惧地在美国服刑，而是在他家乡梅德茵附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形容这项必然受到哥伦比亚右派和美国谴责的协议是“智慧的胜利”。他指出美国本身长久以来就有和帮派谈判的历史，尤其是不道德但具有政治正当性时。[12]虽然很难支持接下来的三年里政府迂回转折的政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尽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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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维里亚对他也不无助益。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哥伦比亚时也有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让所有怀疑的人（而且为数不少）见到他不但真的实际上以行动长期地回到国内，也参与政治事务。他决定竞标晚间电视新闻报道的时段，节目名为“库阿贝”（出租车司机的俚语，意为“准备好了”、“为你服务”、“交给你”）。这是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的主意；其他参与的记者有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玛丽亚·伊莎贝尔·鲁耶达，《彩印》杂志的老板胡利奥·安德烈·卡马丘是重要的股东，当然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他后来声称自己只是这个企业的“圣灵”）。并不意外地，贾维里亚政府发给“库阿贝”执照，节目于1992年1月1日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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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以最实质的方式，展示他们是如何地真心想要回归。买了波哥大的公寓之后，他们为卡塔赫纳的新家选了一个地点，就在面海的旧城墙边，紧邻废弃的圣塔克拉拉修道院，市内最美丽的殖民建筑之一。哥伦比亚重要的建筑师罗赫里欧·萨尔莫纳曾于1957年在巴黎协助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回领导这个兴建计划。看起来，古巴似乎已不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优先选择；或者，至少他表现得好像古巴已经不再是他的首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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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作为他持续适应自由资本主义胜利过程的一部分，他终于得以以一般签证进入美国，这是1961年来的第一次。针对共产主义和移民的新法律使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得以从黑名单上删除。他等这个普通签证已经等了三十年，如今，他得以前往美国为8月16日到30日的纽约影展开幕。被列名黑名单这件事，其实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愿意承认的，更令他生气。其中一个原因是如同大部分来自海岸区的人，尤其是巴兰基亚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对美国从来都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仇恨、傲慢地鄙视它的文化，这种仇视美国的情结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是他们与许多欧洲人的共同点，特别是法国人。（讽刺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也没有偏见，他一生热爱棒球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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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反美的本质，绝大部分在于政治方面。他很快地注意到美国读者比他的欧洲读者明显较为热心，令人意外地，他们对于他文学以外的立场也比较不那么觉得困扰。他的英译本一向卖得不错，评论的接受度也不错，他的两位主要译者格雷戈里·罗边萨和伊蒂丝·格罗斯曼都是美国人。近几年来，他很热切地希望和革新派的美国电影人建立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罗伯特·雷德福、伍迪·艾伦。[13]如今他以高知名度游客的身份来到此处，而不是不断遭到古巴反革命分子的包围，他也开始欣赏纽约。因此，他的处境能够合法化令他如释重负。他在纽约时，莫斯科正发生企图推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后来引致12月苏联领导人下台与苏联最后的瓦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饭店的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报道讨论此事和其他世界发展，讨论的对象是他以前最讨厌的美国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此外他更讨厌的只有皮诺切特。[14]古巴也是重要的讨论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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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如今既然已和拉丁美洲最近的压迫者美国和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最原始的殖民国西班牙。1992年即将来临，这一年要庆祝所谓“发现新世界”五百周年纪念。西班牙人并不总是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拉丁美洲人的眼里有多么神气十足，当拉丁美洲国家竞相宣布谢谢好意，但自己不需要被“发现”时，西班牙人非常灰心；拉丁美洲人或他们的印第安祖先在许多个世纪前就已经“发现”自己；对拉丁美洲人而言，西班牙人于1492年到来并误名“印度群岛”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构成庆祝的理由。西班牙人急忙把即将来到的五百周年纪念改为“两个世界的相遇”，进行一些紧急外交，让活动得以继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存疑者之中属于高知名度的一位，但暗地里他一定乐见如此前景。法国庆祝大革命两百周年时，掌权的是他的朋友弗朗素瓦·密特朗；如今，安排庆祝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五百周年的，是他的西班牙朋友菲利普·冈萨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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