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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四章 七十岁及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回忆录及忧伤妓女 199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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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该做些什么？六十九岁的作家仍然充满活力、满是计划，仍然强烈地受到政治的吸引，如美国人所说的献身“改变”。然而，他还是位小说家吗？《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加入卓越的虚构成分，但仍是一部历史小说。同样地，《绑架》是纪实小说，的确，纪实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很清楚的是，《迷宫中的将军》写的是“当时”，两百年前哥伦比亚如何开始；《绑架》写的是现在，哥伦比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两者都以无可否认的神韵写成。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内心是否还有颇具抱负的创作想象力，或者，世界历史的伟大泉源其实已然枯竭？毫无疑问地，世界虽然臣服于他的脚下，却已经不是成就他的那个世界了。他是否能够回应这个新世界——后共产党、后乌托邦、后现代的世界，如今正跨越时代，进入21世纪的这个疲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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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没有多少人能够完整地对这个新时代加以反映，要求一位老人做出反映实在太过苛求，虽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这是他自找的。这是伟大文学的时代，但不是伟大作品的时代。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时期，一般大众和评论家对于大多数伟大艺术家的看法一致，但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少有作家或任何类型的艺术家，让他们以过去同样的方式得到一致的看法。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少数公认的伟大作家之一，《百年孤独》是少数公认的伟大小说之一，两者都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公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名单上。除此之外，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经常出现在20世纪“前五十”或“前一百”小说排行榜上。他还能再锦上添花吗？他该尝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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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想继续下去。他曾经表示，自己在《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本书之后完全掏空”。[1]不知为何，他总是有办法下定决心、找到灵感获得新的主题、新的形式，也想到下一个计划，先是他想写的小说，随后成为他需要写的小说，再变成绝对必须写的小说。现在也是一样，他还在寻找。的确，他告诉采访者自己希望“回归小说”。一如往常，他自有计划。他手上有三篇短篇小说，他认为加在一起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爱情和女人。他告诉《国家报》：“我身边都是女人。我的朋友大多是女性，梅塞德斯必须学习那就是我存在的方式，我和她们的关系只是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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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自己已经开始失去记忆，这是他整个人生和作品的根源。（这也发生在《族长的秋天》受到自传灵感启发的主人公身上。）然而讽刺的是，碎纸机是他家中最常用到的机器。不过，最近他暂缓销毁《爱情与其他魔鬼》 的手稿，送给梅塞德斯当作礼物。他似乎没有察觉到在计算机时代，大部分的故事发展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计算机之中，手稿已经失去大半的魔法，包括财务上的利益。的确，从手写进化到打字机再到计算机生产，可以解释读者心目中作者光辉逐渐淡去的部分原因，或许也是作者自己失去信心的原因。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的人成功地抗拒这个过程，他销毁大部分准备中或未完成的作品，刚好符合自己强烈的自信，虽然他不会想如此解释，但艺术家的工作是拿出传统典范上完整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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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这个话题隐隐约约地萦绕着，但所有的征兆都很糟糕。这是所有族长的秋天，即使数百万人都希望桑佩尔辞职，他仍然执拗地拒绝这么做；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被迫退休；卡洛斯·萨利纳斯成功地完成任期，但被威胁会被送进监狱或更糟的处境，只好乖乖出国；没人有办法强迫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但他很快就要满七十岁；革命已经逐渐年华老去，可是有谁能取代他？真情流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参加波哥大的新书发布会，而是前去探望另一位不情愿的退休人士菲利普·冈萨雷斯，他受到指控和丑闻缠身的困扰，在西班牙总理官邸蒙科洛亚宫待了十三年之后，被选民扫地出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到马德里就赶到蒙科洛亚宫，但总理不在家；大作家在蒙葛拉哥国家公园找到孤零零的总理和保镖，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另一位失去权力和荣耀的角色。[3]他们上次见面拥抱时，冈萨雷斯说： “老天爷，兄弟，我想你是西班牙唯一一位愿意拥抱总理的人。”如今，他宣布离职，准备退休；即将取代他的是右翼领袖何塞·马利亚·阿兹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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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古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庆祝他的七十岁生日。这是另一场秋天的大事，和探望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并非那么截然不同。菲德尔并没有考虑退休，但他正处于前所未有省思的心境。他是这么一个活在未来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一分钟一分钟地征服现在，却终于有这么一次在思考过去，他自己的过去。他曾经说并不希望特别庆祝，但贾布宣布他仍然要和梅塞德斯一起前往古巴。菲德尔虽然由于公务繁重，无法在8月13日当天正式庆祝生日，不过，他那天晚上仍然出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接受他的礼物，一本哥伦比亚卡罗与库尔佛语言学院所出的字典。两星期后，菲德尔透露自己准备的惊喜：他带着贾布、梅塞德斯、几位亲近的同行、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回到他出生的小镇比兰，“一次回到过去的旅程：他的过去、他的回忆、他学说话的地方；射击、繁殖斗鸡、钓鱼、学拳击，他受教育、成形之处；他1969年离开后就未曾再回去，一生中第一次可以在双亲墓前献上花束及敬意，在这一刻之前他都无法做到。是这样的一段旅程”。菲德尔陪着客人在小镇上到处散步，回到旧学校（他坐在以前的座位上），回想小时候的活动（“我比里根还像牛仔，因为他只是电影牛仔，我是真正的牛仔”）。他回忆母亲，还有她的个性及独特之处，他充分回想，感到满足之后宣布：“我没有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的记忆里没有幻想。”[4]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前和母亲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一定得到了很多思考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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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回到卡塔赫纳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家待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并没有家的感觉，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因为从圣塔克拉拉饭店可以眺望他家：他们在这里就是觉得不舒服；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喜欢这里。一位阿根廷记者鲁道夫·布拉切利曾经采访过玛鲁哈·帕夏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经历，以及《绑架》里对他们的描绘；利用她的关系，布拉切利接触生气但仍乐于提供资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这阵子接受采访的表现越来越具省思与哲学意味，就像处于危险境地的老士兵，带着些许迷惘： 内容有趣、信息丰富，甚至颇具分析性，但已经不为了专注在单一项目上而排除其他，他对于下一个计划已经不像过去一般全神贯注。[5]他再度提到自己虽然是“记忆专家”，却已经开始忘东忘西，特别是电话号码。他的母亲如今有时对他说：“你是谁的儿子？”其他时间她又完全记得，他会问她对他童年的回忆。“她现在说得比较多，因为已经不需要隐藏，她已经忘了自己的偏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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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布拉切利自己发现有很多朋友突然满七十岁，这实在是个意外，“我从来没问过他们几岁。”他说自己对于死亡的感觉是：“愤怒。”六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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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清楚：某天晚上我在读一本书，突然之间，我想到完蛋了，这会发生在我身上，逃也逃不掉，我永远不会有时间思考这件事。然后突然之间，砰，天呐，逃不掉。我感觉到一阵冷战……就像六十年全然的不负责任一样。我解决的方式是杀掉角色。”他说死亡就像熄灯或是接受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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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抉择》杂志结束，他在《观察家报》和《国家报》的每周专栏开始，他就清楚地处于沉思默想、回顾的心境，至少一开始是如此。他虽然销毁了私生活大多数书面的线索，甚至是关于他的文学作品的，然而，对于工作上两个特别的层面，他越想越多。首先，在如何做到以及时间点这方面，也就是技巧和时机。他显然是个名匠大师，越来越能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或海明威一样说故事，因而有了他在哈瓦那和墨西哥城写剧本的“工作室”，还有现在马德里和卡塔赫纳的记者工作室。这两者都是关于说故事：如何把现实分解成故事，把故事分解成有组织的元素；如何叙述，让每一个细节自然地引领到下一个细节；如何以组织结构让读者或观众无法停止阅读。第二是内容和动机：因为他的“羞耻和难为情”的感觉，他厌恶表现出感情及内省。然而近几年来，他更有兴趣辨识出自己人生经验中经历过的粗胚材料，几年来在他的作品中为了不同的文学和美学目的而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就某部分而言，这是他控制自己故事的方式，确定一定要经过他的诠释才能形成这些故事。他已经掌控自己的形象三十年了；现在他想要掌控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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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州帕萨迪纳参加第五十二届美洲媒体协会大会，有两百位媒体老板与会，加上中美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黎戈贝塔·门楚、奥斯卡·阿里雅斯、亨利·基辛格。《观察家报》的路易斯·加夫列尔·卡诺被选为下一届理事长，大家同意下次会议在瓜达拉哈拉举办。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关切他所领导的新闻基金会，发表了一场政策性演说，宣告“记者已经迷失于科技的迷宫之中”，团队作业不受重视，为竞争独家消息而伤害了严肃的专业工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个关键领域：“应该以才华与才能为优先；不应该把调查性报道当成特别活动，因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应该是调查性报道；职业道德不应该是偶然出现，而是永远伴随记者，正如伴随苍蝇的嗡嗡声。”[7]（最后一句话成为他的新闻基金会的座右铭。最重要的口号是：“不要只是当最优秀的，还要以最优秀的记者为人知。”这非常具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正如他的新基金会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主要关切的是个体记者所应该做的事，以改善他们的专业及道德标准；70年代时，他最关心的则是媒体的所有权。如今，他所身处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许，只有他会试图巧妙地应付这双重生活，凭此辩论民主国家中布尔乔亚媒体的问题，却又忠诚地支持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也就是古巴；古巴在卡斯特罗的掌权下从来没有媒体自由，也永远不会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步发表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哈瓦那的《格拉玛报》和《叛逆青年报》。在这个年代里，他已经不能用社会主义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当成借口，他越来越难维持这样的立场。但如果他还在谈论这些议题，甚至假使他想要谈论这些议题，就无法和那些富豪混在一起——例如他未来最大的金主，亦即蒙特瑞的水泥大王洛伦佐·赞布拉诺——也无法说服他们吐出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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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佩尔在圣诞节前宣布将引入新的电视法，成立委员会，决定电视频道是否不负所托地采取中立。大家都假设不久他就会取消“库阿贝”的播放执照，因为“库阿贝”批评桑佩尔不遗余力，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从1981年以来首次任由当权者摆布。他特地宣布自己不会在哥伦比亚庆祝七十大寿。3月6日，他、梅塞德斯、罗德里戈、贡萨罗和他们的家人，在国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度过生日。[8]不可避免地，所有的拉丁美洲报纸都登载他的七十岁生日，同样记录下来的是《百年孤独》的三十周年纪念。只要报纸上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销售量就和他的书一样好，因此报社只要找到借口就会刊登他的消息。虽然他坚持不要“还活着就接受死后的敬意”，但他打算更加强调自己不在哥伦比亚的事实，因而在所有的地点中，他选择接受9月来自华盛顿的多项周年庆祝邀约，以他第一个出版的故事五十周年作为基准点。在华盛顿，这样的庆祝通常需要主角祖国使馆的合作、安排、批准。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和不远之处白宫里的权贵一直维持联系，那些人士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好友；不论美国多么具有霸权心态，在这个组织中也只是同辈中最年长的而已。贾维里亚唾弃他如今认为是桑佩尔政府的耻辱，愤怒地认为桑佩尔政府浪费掉他留给他们的遗产，却利用自己的关系，以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为名安排一系列的活动，以自己官邸的宴会及乔治城大学的晚宴达到高潮，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大学校长里欧·唐纳文神父的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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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重要的千禧年逼近，几年来西方文化中发展出周年纪念的趋势。1492年，1776年，1789年，在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下，这些年份相当于临时的主题乐园。在控制范围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变成自己的主题乐园，自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来的文学世界里无可比拟。《百年孤独》这本书改变了世界，不但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也改变了拉丁美洲以外的读者；《百年孤独》出版之后，他自己很快地意识到这一点。渐渐地，他开始了解到自己才是下金蛋的金鹅，包围他的“名人狂热”之剧烈、蔓延力之强，对于他所有的计划、策略、手腕而言，他做什么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也超越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进入不朽及永恒之中。营销手法可以调整，但他的魔法是自主的。他承受极大的压力，必须避免自己人生剩下的时间变成一场漫长、永远颂赞他一生的周年纪念。他如何才能逃离这个迷宫？他还想逃离这个迷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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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他前往白宫与比尔·克林顿共进午餐。克林顿已经读了《绑架》的手稿，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送他一本个人化皮面装订的英文版，“才不会这么痛”。（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版商把《绑架》的手稿复印本寄给克林顿时，他寄了一张短笺说“昨晚我把您的书从头读到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版商之一，希望在书出版时把这无价的夸奖用在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是的，我肯定他会同意，但如此一来，他永远不会再写另一张短笺给我。”两人讨论哥伦比亚的政治情势，也触及拉丁美洲毒品生产的问题，以及美国使用毒品的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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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桑佩尔还是不肯让步。华盛顿庆祝会的几个星期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桑托斯家族的政治新星胡安·马努耶见面，讨论哥伦比亚持续恶化的状况。桑托斯宣布会在1997年下次总统选举时争取代表自由党参选。他们是否各自密谋，或共谋把桑佩尔拉下台，只有他们知道，不过，他们提出一个“和平计划”，涉及哥伦比亚所有阵线之间的谈判——但不包括桑佩尔政府！在压力下，桑托斯最后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来的（“我们必须做一些大胆的事，我们必须让大家表达，以便分担失败，因为我们全都打输这场战争”）。然而，此项计划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曝光之后，桑托斯否认自己试图把总统拉下台。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飞往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华盛顿直接前往马德里，和前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会谈（因而冷落了新任右派总理何塞·马利亚·阿兹纳尔）。不过，菲利普·冈萨雷斯等于是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表示除非桑佩尔同意谈判，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才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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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经过严峻而困难的谈判之后，如今年老体弱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终于一偿夙愿，访问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7年向我保证，教皇是个“伟大的人”，我应该读他的传记。）这当然是菲德尔以他的方式表现古巴虽然坚持革命的原则，但也可以做出弹性的调整，也准备和世界上的强权国家谈判；在仅此一次的条件下，他甚至允许庆祝圣诞节。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最有资格坐在卡斯特罗身边的莫过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教皇长期以来积极反共，但在许多层面上也以反资本主义、反对新消费社会的颓废闻名，因而似乎值得冒险接受他的来访。不幸的是，对古巴和卡斯特罗而言，这本来是大量正面宣传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美国，却被比尔·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性丑闻案挤下世界媒体版面。这是双重灾难：教皇的访问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世界性冲击，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克林顿的政治影响力因为这件丑闻及随即而来的弹劾大幅地削弱。克林顿剩余的任期只能坐以待毙，就像桑佩尔一般的无助。其中的讽刺不可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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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不回哥伦比亚参加5月的第一轮选举。不过，通过电视画面，他在墨西哥的家里，解释自己为什么支持保守党二度候选人安德烈·帕斯特拉纳：“和安德烈一起拼命！”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支持保守党候选人！马尔克斯上校会怎么说！他的家族成员以不赞同和麻木的心态看待他的举止。不过，据说帕斯特拉纳和迈阿密的古巴人很接近，也许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此举和其他方法有助于古巴。作为回报，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协助帕斯特拉纳制定教育政策，重要性仅次于他最关注的和游击队的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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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自由党媒体凶猛但不情愿的批评。“达塔南”在《时代报》写了一篇才华洋溢的文章，很清楚的是写给目前为止干预哥伦比亚政治，但如今显然已逝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墓志铭。他对于帕斯特拉纳的政权究竟有多少影响力，令人怀疑。不论共同行动或各自努力，没人看见他或安德烈“拼命”。[10]就连头脑清楚的实用主义者贾维里亚，都尝试让古巴在缺席三十四年之后回到美洲国家组织，但这项决议毫不意外地遭到美国的否决。此事等于是对帕斯特拉纳的提前攻击，他也许反而觉得如释重负，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让安德烈掌权的策略胎死腹中，无疑地解释他虽然承诺投入哥伦比亚事务，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如此兴趣缺失。克林顿并没有兴趣改善和古巴的关系，但帕斯特拉纳的“和平计划”承诺终结毒品交易。秋季，经常前往墨西哥探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美洲开发银行主席借了一大笔钱给哥伦比亚，好“借由开发达到和平”。[11]接下来的四年间，在国内外的情势演变之下，帕斯特拉纳是华盛顿最尊荣、最受到款待的贵宾之一。10月27日，他首次以哥伦比亚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国，是二十三年来的第一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出席，身边围绕着一群折中主义的美国“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大部分是音乐家和演员。[12]这样的荣幸是对帕斯特拉纳的反馈，他之前同意克林顿的“哥伦比亚计划”，让人想起冷战策略的颠覆政策。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必定觉得深深难为情，但他此时并未针对此事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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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电视时段被剥夺之后，[13]他几乎马上决定买下《变化》，这份杂志原本和西班牙杂志《变化十六》有关系，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转型期间影响力很大。《变化》（“改变”刚好是安德烈·帕斯特拉纳竞选时唯一的口号）是哥伦比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周刊《星期》直接的竞争对手，类似《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之间的竞争。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说弟弟埃利希奥的好友兼同事帕特里夏·拉拉准备出售杂志，他找了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库阿贝”的前任社长，也就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儿子莫利西欧·巴尔加斯（曾在贾维里亚的政府任职，公开批评桑佩尔）、《星期》的记者罗伯托·彭波以及其他人竞标（包括梅塞德斯凭自己的能力竞标）。圣诞节时，交易已经完成，新公司名为“开阐有限公司”，以《爱情与其他魔鬼》中熟知怀疑论的医生命名。1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开始写长篇头条文章，主要关于如他自己的有名人士（查韦斯、克林顿、韦斯利·克拉克、哈维尔·索拉纳），以提高销售。《纽约时报》的拉里·罗特隔年采访他，记录下“1999年1月底的某个晚上，《变化》举办派对庆祝重生，他待到半夜，和两千名受邀宾客打招呼。接着回到办公室，彻夜不寐地写下一篇关于委内瑞拉新总统乌戈·查韦斯的长篇报道，赶在日出截稿前写完。‘我上次做这档事已经是四十年前了，’他说，声音透露出喜悦，‘真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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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韦斯那一期的杂志揭露了许多信息。乌戈·查韦斯上校就是当初企图颠覆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友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总统的士兵。不过他在委内瑞拉掌权之后，卖给古巴可靠又便宜的石油，救了卡斯特罗的古巴一命，让菲德尔得以喘息。此外，他是个“玻利瓦尔主义者”，主张拉丁美洲团结与独立，他准备把委内瑞拉的前途和自己绑在一起。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在幕后帮助古巴以及促成拉丁美洲的团结，查韦斯也许期待受到他完整而秘密的支持。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查韦斯始终提不起劲，也许是因为他之前和帕斯特拉纳还有克林顿的关系；而且，查韦斯的反美立场不但持续而且还有害。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9年1月在哈瓦那和查韦斯碰面，回到墨西哥的路上，他们一起搭机前往委内瑞拉。后来他写了一篇全世界同步发表的长篇报道，帮《变化》赚了不少钱，而且深具影响力。结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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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飞机大约在凌晨三点降落于加拉加斯。我看着窗外这个令人难忘的城市，一片光之海。总统以加勒比海式的拥抱道别。我看着他走开，身边围绕着保镖和他们身上的功勋，我有种奇特的感觉，自己和两个互不相干的男人一起旅行、谈话。一位有着顽强的运气，得以拯救自己的国家，另一位是个魔术师，却很可能是在历史上写下另一页的君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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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泽·萨拉马戈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今仍是共产党员，也是位直言不讳的革命家；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以及如今同样无所不在的若泽·萨拉马戈一起在古巴庆祝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戴着眼镜的菲德尔朗读一篇讲稿，表示在跨国资本主义（得益者为大资本家）及消费资本主义（得益者为他们的客户）的时代里，如今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接下来的四十年具有决定性，祸福难料，要看人们是否了解世界生存唯一的希望是结束资本主义体制。[16]没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作何感想，但从他的眼神看起来，他似乎生病了，疏远而心不在焉。然而，他还是非常努力地增加《变化》令人失望的销售率。一篇比写查韦斯文章流传更广的文章是《我的朋友比尔为何必须说谎》，此文震惊了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没有专注于共和党共谋弹劾的恶意，却把此事当成只是一个典型的男人追求的性冒险，如同所有典型男人明显的作为，试图向妻子和所有人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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