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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4日平安夜，丈夫赵钟荪从左营到彰化女中来看望妻女。次日也就是圣诞节的凌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一群海军的官兵来敲门，他们进来后先把叶嘉莹住房中所有的衣物翻检了一遍，并携走了一些书物文件，然后就把赵钟荪抓走了。后来叶嘉莹才知道，他们怀疑丈夫有“思想问题”，来抓人以前，就已经把他们在左营的宿舍给查抄了，叶嘉莹的伯父写给她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随先生给她写的两封信和一首诗，好在当时已经装裱，就没有被抄走，保存下来了。叶嘉莹当时在惊慌忙乱之中，就临时准备了一些自己用旧衣物给女儿做的尿布，跟随着海军抓人的官兵，坐上了前往左营的火车。她一直想打听丈夫的消息，可是却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又重新回到彰化女中继续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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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的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叶嘉莹也在其中，她是怀抱着不满周岁吃奶的女儿被抓走的。那时正是白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国民党害怕“赤匪”，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彰化女中在此之前已经出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与训导主任吴洁琼住同屋的杨菁老师被抓了，后来叶嘉莹的丈夫也出了问题，而且是在彰化女中被捕的，还有皇甫珪校长，她的叔叔本来也在彰化女中教国文，可是后来返回了大陆。这样就引起了注意和怀疑，从校长以下相关的几位老师都被捕了。她们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被要求写自传、自白书，叶嘉莹也都写了。后来听说要把她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叶嘉莹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求见彰化“警察局”的局长。她说丈夫已经被关起来了，自己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她在台北无亲无故，送到那里万一有什么事连个通知联络的人都没有，而在彰化起码还有一些同事和她教过的学生。她就请求这位局长仍把自己和女儿关在彰化这里，反正也跑不了。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叶嘉莹带着女儿就被释放了，而皇甫校长和另外几位老师则被送到了台北。叶嘉莹后来才听说那位“警察局”局长原来是辅仁大学的校友，再加上她平素确实不了解也不关心政治的性格，而且又带着一个吃奶的女儿，就这样她幸运地被提前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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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以后，同事就劝叶嘉莹不能继续留在彰化女中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说不定以后还会来抓人，还是离开的好。于是叶嘉莹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不过离开彰化她那时就真的无家可归了，无可奈何她只好带着女儿投奔到左营她丈夫的姐姐家里，而他们的姐夫当时在海军任职，丈夫赵钟荪是被左营海军抓走的，这样叶嘉莹在这里也可以顺便打听丈夫的消息。当时姐姐家里也很挤，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姐姐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叶嘉莹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大家午休的时候叶嘉莹怕女儿吵闹，就把她抱到远处的树下，而高雄左营七、八月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有时叶嘉莹抱着女儿在烈日底下走很远的路，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丈夫的消息。每天晚上，她先把女儿哄睡了，自己则等到其他人都睡了，才在狭窄的走廊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此前叶嘉莹的父亲也随着他所任职的“中国航空公司”撤退到了台南，不久两航就起义了，她父亲一度要回上海，但在基隆不许上船，其后她父亲奉命调往台北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任职。此时父亲知道了叶嘉莹的处境，就让她先到台南住到一个临时宿舍里。于是叶嘉莹就离开了左营，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她还没有工作，有一次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无人照顾，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还要给女儿喂奶，她和女儿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后来才慢慢地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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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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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堂兄叶嘉毂也到了台湾，他本来在台南一所私立的光华女中教书，此时他又找到一份在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于是他就把叶嘉莹介绍到光华女中了。叶嘉莹总算又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宿舍，她带着女儿住进了一个日据时期留下来的统舱式房子里，房子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条件还是很艰苦。因为上课和照顾女儿难以兼顾，她就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那个女孩请假，她就只能带着女儿去上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的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叶嘉莹一边上课，一边还要照看女儿。在光华女中，叶嘉莹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带着女儿，丈夫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自然引起了旁人的一些猜测。可是当时她没有任何办法解释，她不能说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这样会让她再次失去工作，又变得无家可归了，因此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直到1952年下半年丈夫赵钟荪才被释放出狱，他刚回来时，叶嘉莹住处的窗外围满了学生，大家都很好奇地来看他。1953年，叶嘉莹生下了她的小女儿赵言慧。1954年，经原彰化女中训导主任吴学琼女士（其侄女曾是彰化女中时叶嘉莹的学生）的介绍，叶嘉莹夫妇一同转往台北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后改称中山女子高级中学）教书，这样才结束了她在台湾中南部最为艰危坎坷的一段岁月，历时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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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在最孤苦无依的一段岁月里，叶嘉莹曾在心中吟成了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从来未曾发表，也不能发表，因为它触及了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时忌。在极权社会里，政治的巨大威慑力就在于它可以瞬间夺走个人所拥有和看重的一切，对于这一点，叶嘉莹曾有过切身的经验，那对她来说始终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几十年以后台湾解禁了，叶嘉莹才把自己当年深悲巨痛之中所写的那首诗追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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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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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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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一九四九年冬长女生甫三月，外子即以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满周岁之女同被拘留。其后余虽幸获释出，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以防更有他变。时外子既仍在狱中，余已无家可归。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往，因赋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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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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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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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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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五章 从此余生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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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十年中最为艰危的日子，是叶嘉莹初到台湾在彰化和台南教中学的前五年。其后在台北的十几年，则由于得以在大学任教，能够一展长才，并深受学生欢迎，稍可告慰，但因同时在三所大学任教兼职，负担沉重，时患气喘，而唇焦神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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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叶嘉莹在台北写了《海云》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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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青山迥出群，天边白浪雪纷纷。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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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感受和关怀常常是锐敏和超前的，所以有的时候诗歌中一时一地的语言会冲破时空的阻隔，而起到预示人生命运的作用。此时的叶嘉莹已经在台大、淡江、辅仁三所大学讲授诗词，课堂上触绪引发，一任神行的讲课之乐和师生相得的欢喜给了她莫大的安慰，让她慢慢从1949年以来之悲观孤绝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同样作于1961年的《郊游野柳偶成四绝》中所写的“潮音似说菩提法，潮退空余旧梦痕。自向空滩觅珠贝，一天海气近黄昏”，也流露了她当时内心深隐的一种情思。面对着大海潮音，她或许想起了当年在顾随先生堂上听讲的从容欢乐，还有顾先生信中殷殷以“传法”为念的嘱托厚望，忽然间发现自己原以为失落了的那一缕残痕旧梦隐隐犹存，于是珍重检点起所有美好的回忆和梦想，一个人在暮色黄昏，茫茫海气之中，守候温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旧梦”呢？叶嘉莹所追寻的并非现实中的事业和成就，而是一种没有污秽、没有残损、没有遗憾、没有伤害的至高远、至完美的境界和理想。“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并不是说她要到海上去隐居，她是要“把苦难收入行囊”，一力担荷承受，然后以“海云”为伴，去追寻那个诗人的“旧梦”和理想。或许现实的苦难正是上天给予诗人领受其特别恩赐的指引和召唤：不仅在台北的十几年中，叶嘉莹得以与“海云”为伴；1969年她所落脚然后定居的加拿大温哥华城也在海边，她更开始了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旅程；1979年申请回国教书成功，她又开始了在太平洋两岸往返飞行的奔波忙碌，直到如今年近九旬，“云程寂历常如雁，尘梦飘摇等似沤”（《律诗一首》1981），叶嘉莹依然与“海云”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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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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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沧海波澄好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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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叶嘉莹因为友人的介绍，受聘于台北市立第二女中，于是她便辞去了台南私立光华女中的教席，与丈夫以及两个女儿北上。到台北后，叶嘉莹曾抽暇去探望了当年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的两位师长，一位是教她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一位是曾赁居于她家祖居外院多年的许世瑛先生。刚好这一年台湾大学新设一班侨生的大一国文，两位先生便向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推介，于是叶嘉莹除了专任于二女中两班高中国文外，又担任了台大中文系的兼任讲师。第二年，台大中文系改聘叶嘉莹为专任讲师，讲授两班大一国文，她遂提出辞去二女中的教职，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希望她把原先所教的两班带到毕业，于是叶嘉莹便在二女中兼了两年的课，直到1957年夏天才正式辞去二女中的教席。本以为从此教学负担可以减轻，不料这时已经担任私立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要叶嘉莹去淡江担任大二诗选的课程，还将以后大三、大四的词选、曲选以及杜甫诗等课程，全部委托给她，直到1966年赴美讲学为止。台大方面，叶嘉莹先是担任两班大一国文，或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逐渐改为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大二诗选，最后改为一班大二诗选，一班大三、大四的选修课——杜甫诗。叶嘉莹之所以免去一班国文而改开选修的杜诗，原是应戴君仁先生的建议，因为这时私立辅仁大学也已在台湾复校，戴先生被聘为首任系主任，亦将诗选及词选的课委托给叶嘉莹，但担心她过于劳累，所以特向台先生商请免去需批改作文的国文课，而改开不需批改作业的杜诗课。除了三所大学沉重的教学负担之外，叶嘉莹还接受了台湾“教育部”教育电台的大学国文教学的工作。这本来是许世瑛先生担任的，但由于许先生目力衰退，阅读教材十分吃力，便推介叶嘉莹接替。其后台湾又成立了教育电视台，于是就又邀请叶嘉莹在电视台担任了古诗的教学。可见从1954年到1966年这十二年间，叶嘉莹在台北的教学负担极为沉重。以叶嘉莹瘦弱的身体，晚上时常气喘发作，每个星期往往要担任不少于六门的课，她之所以不便推辞，主要是感念两位师长的一片奖勉关爱之意，并觉得两位师长和她“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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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在台北的十几年，能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大学得以一展所长，受到许世瑛、戴君仁、郑骞、台静农等多位师长的奖勉关爱，完成一部研究杜甫诗的专著，以及近二十篇的古典诗词评赏之作，加以讲课生动，深获各校学生的好评，虽然教学负担沉重，但心情应该脱离了过去的阴霾，而转为开朗了吧？却又不然。这十几年中她仅留下九首诗，且集中于1961（5首）及1964（4首）这两年。九首诗中一首为七律，其他八首均为七绝。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那种生命落空、旧梦难寻的愁思仍在她心中流淌，如1964年所写的《南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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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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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之作又有《读庄子逍遥游偶成二绝》，也同样化用大鹏、天池的典故，作为“理想之追求”的象征，以“云鹏何日果南飞”，“欲待飞鹏竟不来”，来抒发水天寥落，鹏飞不果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