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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以后，在回家的路上，这首诗一直在她心中萦绕徘徊，挥之不去。蓦然间她觉得现在才真正读懂了这首诗，《嫦娥》所写的正是诗人内心之中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以为嫦娥偷得灵药而奔月宫，即是写诗人有异于凡俗的境界，体认到一种高举远慕的理想境界，而这种所得，又不是主观追求的结果，“应悔”两个字说得极为沉痛深切，丝毫没有“自喜”、“自得”的意味，“偷灵药”是既已得此诗人之境界，虽欲求为常人有不可得者。这也正是《说静安词》一文中所说的：“夫人固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亦不能强知以为不知，既得此诗人之境界焉，而欲降格以强同乎常人，则匪惟有所不屑，将亦有所不能。”叶嘉莹对“诗人之境界”反复致意，正流露了她那时所真切体验的一片深心的寂寞。常人在凡俗的生活中快乐自得，诗人为什么要去忍受悔恨哀伤、孤独寂寞？碧海无涯，青天罔极，夜夜徘徊于此无涯罔极之碧海青天之间，竟无可为友，无可为侣，深悲沉恨，长此而终古。而这种“诗人之境界”一方面既是得之于天，不可强求，同时也是无可奈何，所谓“缺憾还诸天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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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叶嘉莹写了《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她那时心境悲苦，觉得自己的生命全然落空，常常想起王国维用东坡韵咏杨花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两句词。花的开落所予人的生命之感最为真切，也最为鲜明，一般人可能会以为这篇作品也隐含了叶嘉莹当时暗伤零落的某种自慨，但其中所蕴涵的未曾明言的深心和苦意，尚远不止此。当时她住在台北的一幢宿舍中，院内临窗有一株茶花，这种花不像春天的桃李随风零落，而是由含苞而开放而逐渐憔悴在枝头，那种由盛而衰，由鲜美而至于黄萎的生命之历程，带给她极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她因此想到了《诗经·小雅》中的《苕之华》，而这首诗是把人生之忧劳困苦写得极为深切的一篇作品。“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写的是生之叹息，“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写的是死之向往，而“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更是写尽了人类共有的悲哀。叶嘉莹说：“人生于世，假如饥寒困苦而竟至于死，则斯亦已矣。最可悲者，莫过于不至于竟死，而不得不长期陷于此忧劳困苦之中。而况人类既生而有生之欲，此生之欲万端，其不得满足之苦亦万端。”在《说静安词》和《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二文中，叶嘉莹都曾对王国维“不但自哀，更复哀人”的悲苦心境感到强烈的共鸣，现在她读《苕之华》所生出的感慨也正是这种深切的悲哀。她又说：“‘知我如此’，并未明白说出‘如此’究竟是‘如何’，只是当我们读到‘不如无生’时，在这一句的反衬之下，则‘如此’二字所暗示之生活的忧患劳苦，已经不言可喻。因为求生之欲与乐生之心，既然原都是人之本能。而‘不如无生’一句，竟一言而完全加以否定，而且说得如此之斩截，如此之沉痛，则‘知我如此’一句所暗示之忧患劳苦对人的沉压重迫当然可想而知了。”在最为悲苦绝望的时刻，叶嘉莹也曾想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此时对《苕之华》的理解，早已不在文辞字句，而变成一种“存在的实感”了。后面她解释《落花》诗中“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二句时，又曾对这种悲苦的心境做了一度的反省，她说：“这是生命将终之时的一个最后的交代。因为人既生存于此时间与空间都各相绵延连结的大生命中，则在人我施受之间，有多少当尽的报偿的义务；在往者来者之间，有多少当负的传承的责任，又如何可以只为了逃避与解脱一己之悲哀困惑，遽尔便轻弃此种义务与责任于不顾。只是就‘花’而言，则既已到了生命末日的‘长夏’，就最可贵重的‘大生命’之所需要的‘庇根枝叶’而言，亦复已经是‘子满阴成’，则当尽之义务不可谓为未尽，当负之责任不可谓为未负。那么，对一个疲于生之悲苦困惑的人说来，则此时的唯一愿望，自然只是早日求得一个休息之所了。所以说：‘长夏阴成且小休’。”《说静安词》一文的最后，叶嘉莹对王国维“遽以死亡为息肩之所，自杀为解脱之方”也曾深致叹惋，说明“息肩”、“解脱”正是这一时期在她心间脑际徘徊萦绕的重大问题。还不止如此，从《几首咏花的诗》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叶嘉莹的诗心已然从年少时的单纯直感而变得复杂深刻起来了，她所选说的三组诗歌（《国风·桃夭》、《小雅·苕之华》；陈子昂《感遇》、张九龄《感遇》；陈宝琛《落花》二首），都是以花的形象来喻示和表现人生的，而其中的情意和境界则越来越精微，越来越复杂，这是文学史上诗歌演进的一种现象，但也未始不是叶嘉莹历经忧患、渐入中年的诗心和生命涵濡滋长的一种潜在的反映，当她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自然对那种幽微曲折、复杂深刻的感情境界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在她评赏《落花》诗中“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二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她以为“绮梦”正是充满了欲望和悲苦的生之大梦，“啼鸟”则是唤醒生之大梦的一种触发，而这种醒觉，与其说是可喜，毋宁说是可悲，因为人人都在人情世网的大梦之中酣睡，醒觉岂不是一件很可悲哀的事情吗？所以那种使人醒觉的触发就该是一件可“憎”之事了。“嫦娥应悔偷灵药”中的“悔”尚且是“自悔”，“唤醒绮梦憎啼鸟”中的“憎”则变成“他憎”了，这种“自悔”、“他憎”之中所深隐的，正是叶嘉莹那时高寒寂寞的诗心在现实的人生中所体验的一种最要眇精微、复杂深刻的感情。她所评说的都是古人的诗歌，而她所抒写的都是自我的体验，这是所谓“为己”之作的真实涵义。醒觉之所以可悲，因为它是与生之本能相违背的，醒觉要使人达到“无生”的境界，而“求生”之本能则与之构成了冲突和矛盾，在这种挣扎痛苦之中，最能使人得到憩息慰安之感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感情了；最能使人生焕然充满光彩的，就是从此人之心向彼人之心所发出的一种微妙的感应——爱。可是，叶嘉莹说：“不过自一个感觉锐而理想高的诗人看来，则他很快地便会发现，在这焕然的光彩之下，竟然散布着许多污秽的黑点，所以说‘罥入情丝奈网虫’。‘情丝’对‘人’来说，自是指爱的牵挂；而对‘花’来说，则应当是指蛛网之丝。落花而罥挂于蛛网之上，这原也不失为一个颇可憩息的处所。而无奈的是同憩于蛛网之上的还有丑陋的虫尸，人世间的爱也正如这蛛网一样。它所罥入的：有花朵，也有虫尸；有美丽，也有丑恶；有真诚，也有虚伪；有牺牲，也有自私；有崇高的一面，也有卑污的一面。任何一根别人罥挂在你身上的‘情丝’，或任何一根你罥挂在别人身上的情丝，都或多或少免不了这污点的沾染。对诗人来说，这真是一种极可怕而且可悲的认识。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真是孤寂无亲，一寒彻骨。”而不幸叶嘉莹当时所有的就正是这种认识。在《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中，她分析王国维说：“怀着出世的向往，又深知此一境界之终不可得；抱有入世的深情，而又对此芸芸碌碌之人生深怀厌倦，不但自哀，更复哀人，这一种人该是最不幸的一种人了。而不幸静安先生就正是此一种不幸的人，而也就正是此种不幸的性格，造成了静安先生诗词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叶嘉莹孤寂高寒的性格也造成了她诗词创作与评赏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那正是她后来在词学研讨中所提出来的“弱德之美”。《说静安词》一文中写道：“然而有佳人焉，幽居空谷，既无悦己者之欣赏，又不甘为取悦于大众易其服饰而步入市廛，而顾芰荷其衣，芙蓉其裳，遗世而独立，严妆而自赏”，这表面上说的是王国维的词，其实正是叶嘉莹自绘的一幅传神的肖像。即便在悲观孤绝的1950年代，叶嘉莹无论在写作中还是教学上，都仍然处处散发出一种难以掩抑的幽美和光华，这也正是她描述王国维时所说的，“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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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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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人”之学：九月文章老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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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理想是高远的，同时，也是深厚的。不仅王国维哲人的悲悯，李商隐诗心的寂寞能引起她的共鸣，在台湾一段忧患的岁月中，杜甫的诗篇也同样引起她的共鸣。她无时不在怀念故乡，在课堂上每当讲到杜甫《秋兴八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时，她眼中往往都会涌满泪水。而她的研读兴趣也极为广泛，在最初的几篇作品中寓写发抒了一己的人生体验以后，她就渐渐转向“为人”的写作，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寻找可写的题材。然而自我的投影虽然渐渐淡去，却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叶嘉莹每一篇文字的写作都是以自己内心的真诚感受为依归的。那时她也已开始耽读一些西方诠释性和理论性的著作，对于艰深晦涩的作品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研究李商隐的《燕台》四首和吴文英的《梦窗词》，就是出于这类兴趣的驱使，不过叶嘉莹也发现，这类作品在艰深晦涩之中也自有其深隐幽微的悲慨和怀思，她所做的正是“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工作。而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叶嘉莹致力于“为人”之学的关怀的，莫过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的撰写了。她那时不仅在三校兼课，还在教育电台以及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与古典诗歌，工作极为忙碌，只能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挤乘公交车到各个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那时台湾兴起了“现代诗”的潮流，叶嘉莹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诗，因为想到《秋兴八首》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的特色，以及由此导致的历代注家的纷纭众说，适可以为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与开拓新生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于是着手编撰了《集说》这本研读杜诗的参考书。她以为中国的白话诗“始则既自陷于不成熟的白，继则又自囿于不健全的晦”，当时台湾的现代诗正走向超现实、反传统，刻意求晦的途径，而《秋兴八首》所表现的突破传统与意象化的成就，值得现代诗的反对者与倡导者双方注意，她说：“其初，我亦未曾料及，区区八首律诗，竟能生出如许多之议论，引发如许多之联想，而如能藉此纷纭歧异之诸说，看到杜甫的继承之深，功力之厚，含蕴之广，变化之多，开拓之正，使保守者，能自此窥见现代之曙光，使激进者，能自此窥知传统之深奥，则亦或者尚非全属无益之徒劳。”杜甫对国家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正是叶嘉莹对诗歌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虽然那时她对于古典诗歌传承继起的责任还没有1979年回国后那样明白和自觉，但《集说》一书所展现的其牵系之广博、关怀之深厚，已经足以让人想见她后来是以何等的热情投入到古典诗歌继起和传播的工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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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之学中更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叶嘉莹的讲课，不仅能带给听众以知识的增进与智慧的启迪，而且还能使听众神游于审美的惊喜与陶醉之中，终生难忘。因此叶嘉莹讲课时，总有不少中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学生前来旁听，有的甚至因此牺牲了本专业的必修课，事后虽然需付出加倍的时间方能弥补，却心甘情愿，像徐祁莲女士便是一例。当年她还是台湾大学理科的大一学生时，竟两度跷了“普通化学”等必修课来旁听叶嘉莹的“诗选”和“词选”。她在《听诗》一文中，回忆自己如何陶醉于叶嘉莹讲课的魅力之中说：“对叶嘉莹倾倒的不只我一个。她的课堂在文学院大楼末端的一间教室，两面临窗，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教学态度认真，先介绍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诗人在写那首诗时的际遇和心境，解说诗句音韵和文字的技巧，再论诗句如何承受生命。叶嘉莹谈诗神采飞扬，爱跑野马，那些千百年前的诗人就像是她的知交，醉心、赏爱、调侃；不知不觉，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最后，也是最令人陶醉的是听她将整首诗吟诵一遍。这时，阳光从窗外照亮她如玉的容颜，恍如从古典的扉页中走出的诗神。”“跑野马”其实是叶嘉莹讲诗说词的最大特色，她往往天马行空地由一首作品的情感本质或文字技巧，而联想到一连串相关之作，然后再分辨出这些相似之中的不同所在。经由她精微的辨析，听讲者不但体认到这首作品的特质与风格，同时也连带分辨出那些相似之中的不同作品及其作者的特质与风格，看似天马行空，其实有如顺藤摸瓜，摸出一只瓜后，便连带摸出一串来。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叶嘉莹最是神采飞扬，辞喻生动，如数家珍似地指出这些作品相似之中的细微差别，让听讲者浑然忘我地陶醉其中，而深深领略到古典诗词的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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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陈映真在1957年就读淡江文理学院（即淡江大学前身）的英文系时，也旁听了叶嘉莹在中文系开设的“诗选”课，而留下永难忘怀的回忆。他在《四十五年前的朱批》一篇短文中写道：“那是我生平头一次感受和认识到我国旧诗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一点也看不见她因当时专科院校学生水平相对低下而稍减她教育者的热情。然而，对于当时老是在全班末排座位上的我最大的迷惑，不仅在于叶教授对我国庞大的旧诗文学宝库中所珍藏的每一首杰作的熟达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还在于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陈映真以小说家的才华，其所描述的听课的感受，格外细腻。陈映真不但深深陶醉于叶嘉莹智慧与才情的讲课中，而且对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小说创作的犹疑，也因叶嘉莹两页稿纸的“认真细致”的朱批，而吃了一颗定心丸。1959年秋，陈映真在文学青年的同人杂志《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面摊》，不久后又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康雄》。自称“有不为人知的内向与腼腆的个性”的陈映真，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将这篇自视“青涩”之作，呈给“饱读过无数文学杰作的叶教授”，希望得到她的教诲。在“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的数日等待之后取回原稿时，他看到叶嘉莹含着微笑说着嘉许的话。多年后，陈映真反思自己下定决心走上小说创作之路，“肯定不是1959年9月在《笔汇》发表《面摊》之时，而是在我反反复复避人细读叶教授的批语之后。”自1960年1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之后，一年之内，陈映真十分密集地连连创作发表了《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五个短篇，因此他说：“从创作发表之勤看得出叶嘉莹作为老师的鼓励，影响是明显的。”叶嘉莹的教学热忱竟是驱策陈映真成为小说名家的重要推手，她的有教无类，勉励多方，不但使一位英文系的旁听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瑰丽丰富，享受到层出不穷的审美的惊诧，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所以当《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之后，立刻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激起一阵不小的涟漪，争相传阅。1960年代陈映真的小说，除了关怀面的深沉之外，其语言的魅力带来的惊艳，与聆听叶嘉莹讲课中的“审美的惊诧”，二者之间原来正自有其微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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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齐益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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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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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六章 鹏飞谁与话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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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丈夫赵钟荪的建议下，叶嘉莹把两个女儿一起带到了美国，后来赵先生自己也以探亲的形式离台赴美。因为他在台湾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三年，对台湾和国民党政治极为反感，所以一直盼望能早日离开，忘掉这一段痛苦的回忆。1968年叶嘉莹在北美两年的交换访问期满，她只身返回台湾，女儿和丈夫则仍留在美国。她原本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台湾继续教书，丈夫在美国照顾两个女儿，可是赵先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谋生乏术，所以他和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仍然需要叶嘉莹来供养。可是当时以台币和美元的汇率来说，叶嘉莹在台湾就算教再多的课，也无力承担家人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恰好哈佛大学的海教授也邀请她再回去合作研究，于是她想只好还是到美国去工作，把台湾的老父亲也一起接出去。可是后来由于签证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她不得已只能留在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城。在加拿大她又不得已要用英语来讲授中国古典诗词，1970年春天，她写了一首《鹏飞》来述说此时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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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匐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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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过去讲课喜欢“跑野马”，像她的老师顾随先生一样，海阔天空，任心驰骋，可是现在因为要用英文讲授，她失去了这种自由，过去讲课就像一只鹏鸟在天上飞一样，现在则是流离失所，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了。她过去在北京和台湾教书的那种自得和快乐，都已变成前尘往事了，她在加拿大用英文教书，就此时的人生际遇来说，只是别无选择，借此谋生养家而已。这首诗不止是说现实中用英文教书的困难，里边其实寄寓了她更深的人生感慨。四年以后，她终于获得回国探亲的机会，九年以后，她才终于得偿所愿，开始回国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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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哥华：飘零今更甚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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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1968年，叶嘉莹收到哈佛大学的聘书，本拟赴美，不料签证出了问题，她于是接受了海陶玮先生的建议，计划由加拿大转赴美国，可是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以后，那里的使领馆仍然不给她赴美的签证，其后由于哈佛大学海教授的推荐，U.B.C.大学亚洲系给了她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聘约，没想到半年后U.B.C.竟给了她终身的聘约，因此她遂决定留在了温哥华，这座享有“世界花都”美誉的海滨城市，就这样意外地成为了她的新家。在海陶玮先生的推荐下，她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系系主任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聘请，从此，她便与家人定居在这个春天有樱花，秋天有枫叶的优美城市。1969年3月，她就获得了U.B.C.大学的终身聘书，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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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这并没有消减叶嘉莹内心因为去国怀乡而产生的飘零之感。1969年除夕那天，叶嘉莹为即将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迦陵存稿》写作跋文，当时她最怀念的是远在故国的伯父和老师，她说：“年来往返国内外，每检箱箧，时睹旧稿，则羡季师评改之手迹犹新，而伯父狷卿翁之音容笑貌，亦恍如仍在目前，然而竹幕深垂，不通音问者，盖已廿载有余矣。且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并皆体弱多病，于三十七年（1948）春嘉莹离平时即已衰象毕呈，则今日之安危存殁，盖有不忍深思者矣。”言中皆极为感伤。她并不知道，其实伯父和老师早已在1958和1960年便先后去世了。1969年秋天，她又写了一首《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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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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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来加拿大之前，有台湾友人为戏卜流年，卜词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之言，初未之信，而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故末二句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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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与父亲（左）在温哥华海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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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现在看到加拿大秋天的枫叶，想到故乡北京秋天也有枫叶，可是如今是身在异国，而且比起过去二十年在台湾来说，离自己真正的故乡是越来越遥远了，所以说“飘零今更甚年时”。她的“初心”本来是丈夫在美国照顾女儿，她在台湾教书和照顾父亲，然后利用假期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可是现在她要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维持全家在加拿大的生计了。她在台湾和加拿大办理签证时，都曾经遇到层层阻挠，尤其是签证官还要以她的女性身份不能行使一家之主的权利为由拒绝她想接丈夫和女儿自美来温哥华团聚的申请，而这一点也没有得到她先生的理解，她只能甘心忍受。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只能寄居在别人家的地下室里，非亲非故，也让她感慨丛生。她离开台湾以前，南怀瑾先生为她介绍了一位卜卦的朋友，她向来是并不问卦占卜的，可是因为南先生和她是同事，她就答应了去算一卦。结果卜词里边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两句，她开始并不相信，可是来到加拿大以后，这两句卜词竟然应验了她的遭遇。她当时本来是应聘赴美，其后因为签证问题才留在温哥华，她不知道命运要把自己抛到哪里去，她留在温哥华本是一时的聘约，不知能停留多久，也不知下一站将去什么地方，一切都是“时地未明”，而温哥华又是一座滨海城市，恰好在“水边”，所以这两句卜词自然引起她关于人生命运的许多感慨。当然后来她从U.B.C.获得了终身聘约，她的心境逐渐变得乐观开朗，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崇尚和平，为学术提供自由空间的国度，她也是心存感激和眷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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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C.的亚洲系成立于1961年。叶嘉莹1969年受聘，刚好接替正要退休的文学教授李祁女士。李祁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到牛津深造获得学位，是翻译家和徐霞客研究专家。此时，系里有来自台湾东海大学的张佛泉教授，他是胡适的学生，是自由思想家，教的是哲学和古文。至于现当代的中文课程，则由一位陈旭都先生担任，而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便由叶嘉莹担任。叶嘉莹开设四年级的诗和词，同时担任用英语教三年级的中国文学通史课程，学生来自各个系，最初只有三十人上下，后来增加到七八十到一百人不等。20世纪70年代，叶嘉莹总穿一件颜色朴素的旗袍，提着一个书袋子，从亚洲系很有风范地走到布坎南楼（Buchanan）上课，成为U.B.C.的一道风景。布坎南楼的旁边，就是U.B.C.的中心地带，两旁是一长排高高的枫树。秋天的时候，彩色缤纷的树叶随风飘落，令人想起她在课堂上讲的曹丕的《燕歌行》。到了春天，叶嘉莹也是穿一件旗袍，也是提一个书袋子，来给学生上课。她开的课还是在布坎南楼，这个时候，楼的四周，是红得令人心醉的杜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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