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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华盛顿对魁北克战略意义的考虑多么符合常规思维，他试图发动一场加拿大战役的决定却是非常冒失的。阿诺德的军队必须在冬雪初降的时节穿越新英格兰地区最难行走的560公里路程。短短一个月之内，这支队伍已经开始食用马肉、狗肉，甚至把皮鞋煮了吃，由于寒冷和疾病，成批的士兵接连不断地死去。在独立战争后期，考虑发动一场这样的战役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这一早期阶段，华盛顿却怀着当时普遍流行的爱国主义热忱，并抱着罕见的勇气，认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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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及其部下表现得十分英勇，尽管如此，加拿大战役还是暴露了华盛顿信念中不切实际的一面。阿诺德与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将军的部队按照原定计划会合后，12月31日，一个暴风雪交加的夜晚，阿诺德带着元气大伤的部下向魁北克发动了一场夜袭。结果彻底惨败，阿诺德和蒙哥马利在战斗刚开始就不幸倒下。（阿诺德腿部受了重伤，但幸存了下来；而蒙哥马利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如果说加拿大至关重要的话，现在它更是被英国人牢牢控制了。魁北克惨败确实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只不过并未像华盛顿想象的那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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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坎布里奇的这段经历还揭示了华盛顿的另一个特征，它之所以尚未受到目前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是因为并非直接涉及军事战略。历史学家早已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北美人超过三分之二的伤亡是由疾病导致的。但直到最近——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才发现美国革命正好伴随着一场蔓延整个大陆的、致命性的天花大流行，大约有10万人因此丧生。华盛顿的部队早在波士顿郊外就染上了这种传染病，每天都有10到30人不幸丧生。英军虽然也无法阻挡天花的侵害，却表现出了更强的免疫能力，因为他们多数人都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天花在那里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们已经产生了较强的抵抗能力。而大陆军的士兵们却来自从未听说过天花的村庄和农场，因此很容易受到传染。那一时期，华盛顿在坎布里奇的部队一直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无法执勤，其中大部分是被天花击倒的。阿诺德进攻魁北克的部队也很有可能在遭到致命的惨败之前受过天花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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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因为年轻时曾在巴巴多斯染上过天花，因此对这种传染病有了免疫力。（后来他的崇拜者竟然凭此声称，他对任何疾病都具有免疫力。）同样重要的是，他知道天花在营地拥挤的条件下会肆意传播，因此他将病人们隔离在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一家医院里。当1776年3月英军开始撤离波士顿时，他下令只有脸上有痘痕的士兵才允许进入该城。虽然很多受过教育的北美人反对接种，认为那样只会进一步传播疾病，而华盛顿却态度坚决地支持接种。两年以后，接种已经成为大陆军所有部队中的一项强制措施。当历史学家们争论华盛顿担任总司令期间最具有影响力的决策时，他们几乎总是讨论某个重要的战役。然而，上述强有力的例子却说明，对天花蔓延的迅速反应和种痘政策的强力推行是华盛顿军事生涯中最具战略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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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港口逗留一周以后，英军终于在1776年3月17日登船离开。北美的报纸将这场撤退宣布为对英军的粉碎性打击，大陆会议向华盛顿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作为奖励，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约翰·汉考克预言他已经“在先贤祠中赢得了一个显著的地位，子孙后代都将牢牢铭记，在您的指引下，一群缺乏训练的农民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竟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战士”，还打败了“经验丰富的军官们指挥的一支老练的部队”。这些评价确实让人情绪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很多事件却表明，人们未免有点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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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全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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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春，华盛顿带领军队离开波士顿向南方的纽约进发，不久以后，大陆会议将宣布美国独立，而英国舰队将运送3.3万名士兵和水手——也是至今为止横跨大西洋的远征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抵达北美海岸。这两件戏剧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在断然宣告此前和平调解的渺茫希望现在完全不存在了。只有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发现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是华盛顿所描述的“北美事业”虽然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此后美国人的爱国热忱再也未曾达到与围攻波士顿时期类似的高度。“1776年精神”更准确地（当然也许就缺少了诗意）应该被称为“1775年末1776年初的精神”，因为一旦北美正式宣布了政治独立，而英国军事威胁又加剧时，这种爱国热忱就开始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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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盛顿本人从未动摇过——说到底，坚定不移是他最可贵的品质，与之相伴的还有持之以恒的耐性——但随着人民积极性的减退，战争很快结束的幻想也开始破灭。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兼战士团结起来，为捍卫北美的自由而奋战了8年之久——这种神话般的演绎实际上只是后代人的浪漫虚构，它掩盖了爱国阵营中存在的深刻分歧和普遍的冷漠态度。华盛顿所面临的基本战略挑战是，在北美人民心中普遍将其看作内战的条件下，与英军打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北美人民”这一称呼表示的是一个尚未成形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我们要正确评价华盛顿的功绩，就必须对他在波士顿战役之后面临的困境有全面的了解。那意味着我们要比当时任何一个人都站得更高、更远，用更全面的眼光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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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人派出规模巨大的舰队来到北美呢？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乔治三世及大臣诺斯爵士（Lord North）和乔治·杰曼爵士（Lord George Germain）已经决定，大规模地调动英军，彻底粉碎北美的叛乱。然而，至少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最后成了英国统治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另一方面，自从1774年以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帝国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那么为什么英政府仍把战争作为唯一的选择呢？1774年和1775年，大陆会议曾经两次提出过政治解决的方案。三年以后，经历了萨拉托加的惨败，诺斯爵士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与前二者没什么两样：殖民地的内部事务不受英国议会的限制，而作为回报，殖民地在经济上依然是英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尽管母国和殖民地政府之间主权共享或主权重叠的原则最终成为英联邦的政治结构，但在此之前，邦联的思想已成为北美宪政的核心内容。如果早在1775年英政府就能接受这一思想，那么北美的英帝国成员身份一定会保持到下个世纪，美国革命也许会避免，北美历史会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乔治·华盛顿也会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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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史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使我们更能理解英国为何会犯下致命的错误。18世纪末的大不列颠帝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大国，要学会管理新近获得的帝国领地还尚需时日。某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一直影响着历届政府的决策：假如北美殖民地在内部事务上获得了政治自主权，那么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属加勒比地区也一定会要求取得同样的地位，果真如此的话，整个帝国，包括印度在内，都将逐步分崩离析。军事顾问们倾向于把日益迫近的冲突看作法印战争的翻版：英军夺取了位于战略要地（例如路易斯堡、魁北克和匹兹堡）的法军要塞，并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反而更加蔑视北美民兵的作战能力。［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曾向内阁报告说，根据他的经验，1000名英国正规军可以打败10万名殖民地士兵。］反对意见则认为，法印战争的经验并不足取，因为已经不存在那种一旦夺取就能保证决定性胜利的所谓战略要地。例如，卡姆登爵士（Lord Camden）就在议会中警告同僚们，英军可能会陷入一团乱麻之中：“征服一个3000公里之外、300万人口的大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贸然进行的事。”但这样的反对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英政府中最优秀、最显赫的人物都相信，北美大部分人都忠于国王，而且即使没有殖民地人的忠诚，英国军队也是所向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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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英帝国的傲慢态度令人想起美帝国在形成阶段的痛苦经历，尤其是20世纪美国人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就我们眼前的叙述目的而言，最明显的一点是，英国的举措反映了内阁完全错误却又深信不疑的信条，即英帝国的未来因为北美的威胁而危如累卵。这一信条一直影响着政府的高层，甚至直到英国大部分人已经厌倦战争，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表明英国不可能在任何传统意义上获胜之时。按照常识判断，天时地利都在北美人一方，但1776年还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知道，英国政府准备在北美待多久，革命的烈焰什么时候能够平息。要知道在有些地区，革命的热忱已经几乎完全消退了——这正是面对持久消耗战时的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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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面临的主要军事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从正面看，英军有两大优势。首先，他们在海军方面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北美所有的大城市——波士顿、纽波特、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都随时有可能被攻破和占领。这还意味着，在任何沿海和沿海河流的战斗中，英军都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其次，虽然桑威奇伯爵对英军战斗力的估计有些夸大，但他们曾经受到过正规的训练，又富有作战经验，这使他们在敌我双方兵力差别不大的情况下，都能占据决定性优势，尤其是在那些按照欧洲战争的传统方式进行的正面作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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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反面来看，英军与自己的后勤基地相隔一个大洋之远，这不仅造成了再补给的困难，而且意味着他们很难承受重大的伤亡打击，因为补充兵员不可能便捷地完成。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卡姆登伯爵曾警告过的：北美战场过于辽阔了。英军将领所要做的，不是把兵力浪费在占领土地的徒劳努力中，而是发现并破坏叛军的战略中心。经历过法印战争的老兵最初认为，沿哈得孙河自蒙特利尔至纽约城的走廊地带是合适的进攻目标，一旦夺取并控制了该地区，就能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及南部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这一判断是否正确，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英军以此为目标发起的战役在萨拉托加遭到了惨败，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另一选择，也是后来证明唯一可能造成决定性效果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夺取某块土地，而是消灭大陆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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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英国远征军向纽约徐徐进发，这意味着伦敦方面不愿意再接受北美的和平条款，在此基础上快速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华盛顿现在有三种选择。第一，他可以带领大陆军翻越阿勒格尼山脉，避开任何大规模的冲突，玩弄“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迫使英军在丛林中搜寻他们，或沿着海岸四处逃窜，躲避当地民兵的袭击。第二，他可以打一场所谓的“阵地战”，这意味着要设计一系列的战略进攻和撤退，不断消灭英军有生力量，同时避免大陆军在一场非胜即负的战役中冒风险。第三，他还可以调动全部兵力与英军直接接触，冒险打一场大战，利用地形上占据的优势和牢固的防御地位，迫使英军像邦克山一战那样发动正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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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从来没有严肃考虑过第一种选择。他认为逃到西部边疆是绝望的最后挣扎，只有当他的军队遭到最后失败时，才会出此下策。尽管查尔斯·李将军很赞赏这第一种选择，华盛顿却基于两个原因表示反对：首先，移师西部在他看来就是逃跑，而他想要的是战斗；其次，让英军在人口最密集的沿海地区自由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依靠民兵的战斗力，而华盛顿对民兵作为独当一面的战斗团体并没有信心。第二种选择在他看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懦弱，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与英军硬碰硬而置大陆军的荣誉于不顾。实际上，它还意味着使纽约、费城，以及任何英军选择的目标被长期占领，这将会增强保王党人的力量，使中立派向英国方面倾斜。华盛顿还担心大陆会议甚至广大人民将对防御战略做出不利的政治反应，因为它似乎承认了英国军队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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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华盛顿就只剩下了第三种选择，从战略上考虑，它是最危险的；而从他的个性而言，又是最有吸引力的。1776年6月，正当杰斐逊起草有关北美独立及其所依据的原则的宣言时，华盛顿带领他的1.5万名部下进入了长岛和曼哈顿，准备与威廉·豪将军及其兄长理查德·豪（Richard Howe）海军上将带领的军队进行一场大战。这一鲁莽的决定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早就在寻找机会，表明自己蔑视英军那自命不凡的优势了。如果说他的精神气质与总司令那半君主式的权力相得益彰的话，那么1776年的战略选择也正好反映了他的性格冲动。他的选择事实上给了英军将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战争一开始就使大陆军遭到了重创。自从波士顿之围开始，他就醉心于速胜，因此，他已经将大陆军置于最易受攻击的地位，为悲剧性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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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灵魂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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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除了纽约城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更适合英军遭遇并粉碎大陆军了。从战略上看，它是南部地区通往哈得孙走廊的门户，一旦占领纽约，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往来就被切断了。从地形上看，它简直是为英国海军所具备的海陆两栖优势量身定制的，而华盛顿的军队只有在梦中才能拥有这样的机动性。从政治上说，长岛和曼哈顿是保王党人聚集的温床，他们随时准备像迎接平乱英雄一样欢迎豪兄弟的到来。因此，1776年6月2——3日，也就是大陆会议投票赞同北美独立，并对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进行修改的日子，豪爵士的30艘战舰和400艘运输船也开始作为先头部队，向斯塔滕岛运送兵马。这是迄今为止北美大陆上规模最大的队伍，也是整场战争中英军在一个战场上纠集人数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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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华盛顿已经抵达费城，准备向大陆会议报告自己的战略部署。（玛莎一路跟随着他，并接受了丈夫的鼓励，在杰斐逊的旧营帐内接受了天花疫苗的注射。）经过磋商，大陆会议给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华盛顿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保卫纽约；第二，有必要建立一个战争与军械委员会，由约翰·亚当斯担任主席，推动大陆会议和军队之间的协调工作。华盛顿的部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尽管已经尽力防范天花，还是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受到感染，但他依然自信能够打一场胜仗，或者至少让豪经历一场类似邦克山那样的重创。“如果我军表现出色，”他曾对汉考克说，“牢牢捍卫自由人所珍视的一切，他们（指豪的军队）即使要夺走我们的果实，也需要用鲜血和死亡来交换。”面对英国人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逐步增加兵力的行动，华盛顿发出了反映革命信念的指示，即目标的纯粹加上被激发出来的勇气将弥补北美人在人数和经验上的劣势：“将士们，请你们记住，你们是自由人，为了自由而战——如果你们表现得不像男子汉，你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就都会沦为奴隶。”华盛顿自己到底有多么相信这套说辞，我们不得而知。他写给汉考克的信则采用了更为婉转、谨慎的语气，预测敌人“不可能不遭受惨败就达到目的”。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华盛顿相信，他的个人荣誉是与独立革命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大陆会议已经正式宣布摆脱英国而独立，他除了战斗以外，已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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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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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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