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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人派出规模巨大的舰队来到北美呢？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乔治三世及大臣诺斯爵士（Lord North）和乔治·杰曼爵士（Lord George Germain）已经决定，大规模地调动英军，彻底粉碎北美的叛乱。然而，至少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最后成了英国统治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另一方面，自从1774年以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帝国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那么为什么英政府仍把战争作为唯一的选择呢？1774年和1775年，大陆会议曾经两次提出过政治解决的方案。三年以后，经历了萨拉托加的惨败，诺斯爵士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与前二者没什么两样：殖民地的内部事务不受英国议会的限制，而作为回报，殖民地在经济上依然是英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尽管母国和殖民地政府之间主权共享或主权重叠的原则最终成为英联邦的政治结构，但在此之前，邦联的思想已成为北美宪政的核心内容。如果早在1775年英政府就能接受这一思想，那么北美的英帝国成员身份一定会保持到下个世纪，美国革命也许会避免，北美历史会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乔治·华盛顿也会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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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史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使我们更能理解英国为何会犯下致命的错误。18世纪末的大不列颠帝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大国，要学会管理新近获得的帝国领地还尚需时日。某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一直影响着历届政府的决策：假如北美殖民地在内部事务上获得了政治自主权，那么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属加勒比地区也一定会要求取得同样的地位，果真如此的话，整个帝国，包括印度在内，都将逐步分崩离析。军事顾问们倾向于把日益迫近的冲突看作法印战争的翻版：英军夺取了位于战略要地（例如路易斯堡、魁北克和匹兹堡）的法军要塞，并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反而更加蔑视北美民兵的作战能力。［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曾向内阁报告说，根据他的经验，1000名英国正规军可以打败10万名殖民地士兵。］反对意见则认为，法印战争的经验并不足取，因为已经不存在那种一旦夺取就能保证决定性胜利的所谓战略要地。例如，卡姆登爵士（Lord Camden）就在议会中警告同僚们，英军可能会陷入一团乱麻之中：“征服一个3000公里之外、300万人口的大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贸然进行的事。”但这样的反对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英政府中最优秀、最显赫的人物都相信，北美大部分人都忠于国王，而且即使没有殖民地人的忠诚，英国军队也是所向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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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英帝国的傲慢态度令人想起美帝国在形成阶段的痛苦经历，尤其是20世纪美国人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就我们眼前的叙述目的而言，最明显的一点是，英国的举措反映了内阁完全错误却又深信不疑的信条，即英帝国的未来因为北美的威胁而危如累卵。这一信条一直影响着政府的高层，甚至直到英国大部分人已经厌倦战争，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表明英国不可能在任何传统意义上获胜之时。按照常识判断，天时地利都在北美人一方，但1776年还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知道，英国政府准备在北美待多久，革命的烈焰什么时候能够平息。要知道在有些地区，革命的热忱已经几乎完全消退了——这正是面对持久消耗战时的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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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面临的主要军事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从正面看，英军有两大优势。首先，他们在海军方面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北美所有的大城市——波士顿、纽波特、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都随时有可能被攻破和占领。这还意味着，在任何沿海和沿海河流的战斗中，英军都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其次，虽然桑威奇伯爵对英军战斗力的估计有些夸大，但他们曾经受到过正规的训练，又富有作战经验，这使他们在敌我双方兵力差别不大的情况下，都能占据决定性优势，尤其是在那些按照欧洲战争的传统方式进行的正面作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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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反面来看，英军与自己的后勤基地相隔一个大洋之远，这不仅造成了再补给的困难，而且意味着他们很难承受重大的伤亡打击，因为补充兵员不可能便捷地完成。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卡姆登伯爵曾警告过的：北美战场过于辽阔了。英军将领所要做的，不是把兵力浪费在占领土地的徒劳努力中，而是发现并破坏叛军的战略中心。经历过法印战争的老兵最初认为，沿哈得孙河自蒙特利尔至纽约城的走廊地带是合适的进攻目标，一旦夺取并控制了该地区，就能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及南部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这一判断是否正确，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英军以此为目标发起的战役在萨拉托加遭到了惨败，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另一选择，也是后来证明唯一可能造成决定性效果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夺取某块土地，而是消灭大陆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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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英国远征军向纽约徐徐进发，这意味着伦敦方面不愿意再接受北美的和平条款，在此基础上快速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华盛顿现在有三种选择。第一，他可以带领大陆军翻越阿勒格尼山脉，避开任何大规模的冲突，玩弄“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迫使英军在丛林中搜寻他们，或沿着海岸四处逃窜，躲避当地民兵的袭击。第二，他可以打一场所谓的“阵地战”，这意味着要设计一系列的战略进攻和撤退，不断消灭英军有生力量，同时避免大陆军在一场非胜即负的战役中冒风险。第三，他还可以调动全部兵力与英军直接接触，冒险打一场大战，利用地形上占据的优势和牢固的防御地位，迫使英军像邦克山一战那样发动正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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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从来没有严肃考虑过第一种选择。他认为逃到西部边疆是绝望的最后挣扎，只有当他的军队遭到最后失败时，才会出此下策。尽管查尔斯·李将军很赞赏这第一种选择，华盛顿却基于两个原因表示反对：首先，移师西部在他看来就是逃跑，而他想要的是战斗；其次，让英军在人口最密集的沿海地区自由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依靠民兵的战斗力，而华盛顿对民兵作为独当一面的战斗团体并没有信心。第二种选择在他看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懦弱，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与英军硬碰硬而置大陆军的荣誉于不顾。实际上，它还意味着使纽约、费城，以及任何英军选择的目标被长期占领，这将会增强保王党人的力量，使中立派向英国方面倾斜。华盛顿还担心大陆会议甚至广大人民将对防御战略做出不利的政治反应，因为它似乎承认了英国军队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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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华盛顿就只剩下了第三种选择，从战略上考虑，它是最危险的；而从他的个性而言，又是最有吸引力的。1776年6月，正当杰斐逊起草有关北美独立及其所依据的原则的宣言时，华盛顿带领他的1.5万名部下进入了长岛和曼哈顿，准备与威廉·豪将军及其兄长理查德·豪（Richard Howe）海军上将带领的军队进行一场大战。这一鲁莽的决定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早就在寻找机会，表明自己蔑视英军那自命不凡的优势了。如果说他的精神气质与总司令那半君主式的权力相得益彰的话，那么1776年的战略选择也正好反映了他的性格冲动。他的选择事实上给了英军将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战争一开始就使大陆军遭到了重创。自从波士顿之围开始，他就醉心于速胜，因此，他已经将大陆军置于最易受攻击的地位，为悲剧性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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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灵魂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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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除了纽约城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更适合英军遭遇并粉碎大陆军了。从战略上看，它是南部地区通往哈得孙走廊的门户，一旦占领纽约，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往来就被切断了。从地形上看，它简直是为英国海军所具备的海陆两栖优势量身定制的，而华盛顿的军队只有在梦中才能拥有这样的机动性。从政治上说，长岛和曼哈顿是保王党人聚集的温床，他们随时准备像迎接平乱英雄一样欢迎豪兄弟的到来。因此，1776年6月2——3日，也就是大陆会议投票赞同北美独立，并对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进行修改的日子，豪爵士的30艘战舰和400艘运输船也开始作为先头部队，向斯塔滕岛运送兵马。这是迄今为止北美大陆上规模最大的队伍，也是整场战争中英军在一个战场上纠集人数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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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华盛顿已经抵达费城，准备向大陆会议报告自己的战略部署。（玛莎一路跟随着他，并接受了丈夫的鼓励，在杰斐逊的旧营帐内接受了天花疫苗的注射。）经过磋商，大陆会议给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华盛顿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保卫纽约；第二，有必要建立一个战争与军械委员会，由约翰·亚当斯担任主席，推动大陆会议和军队之间的协调工作。华盛顿的部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尽管已经尽力防范天花，还是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受到感染，但他依然自信能够打一场胜仗，或者至少让豪经历一场类似邦克山那样的重创。“如果我军表现出色，”他曾对汉考克说，“牢牢捍卫自由人所珍视的一切，他们（指豪的军队）即使要夺走我们的果实，也需要用鲜血和死亡来交换。”面对英国人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逐步增加兵力的行动，华盛顿发出了反映革命信念的指示，即目标的纯粹加上被激发出来的勇气将弥补北美人在人数和经验上的劣势：“将士们，请你们记住，你们是自由人，为了自由而战——如果你们表现得不像男子汉，你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就都会沦为奴隶。”华盛顿自己到底有多么相信这套说辞，我们不得而知。他写给汉考克的信则采用了更为婉转、谨慎的语气，预测敌人“不可能不遭受惨败就达到目的”。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华盛顿相信，他的个人荣誉是与独立革命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大陆会议已经正式宣布摆脱英国而独立，他除了战斗以外，已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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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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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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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将军的副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中校已经到达美军阵营，请求会见华盛顿。帕特森带来了豪的书信，声称愿意提供和平条款，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该信的收信人是“乔治·华盛顿先生等等”。华盛顿的手下已经告知帕特森，这类书信无法送达，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收信人，营地内唯一的一位华盛顿乃是“华盛顿将军阁下”。帕特森对此表示遗憾，并声称除非认可叛乱的合法性，否则豪将军不可能承认这一头衔。但最后他获准与北美军总司令会面一小时，以详述信件的内容。华盛顿后来解释说，这封信是写给私人身份的，而他不再具备这种身份，而“等等既可能代表任何身份，也可能代表不了任何身份”。另外，豪将军似乎只想听到我方的道歉，而“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的人不需要道歉”。于是，帕特森被护送回驳船，满怀失望，“但一路上仍十分友善而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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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英军准备在长岛上发动进攻时，华盛顿发布了一项命令，描述“我们光荣的事业”，并比较了热忱的爱国者与单纯的雇佣军二者的不同动机。天花继续在军营中肆虐，有几支队伍已经失去了前线指挥官。华盛顿也许感到了灾祸在日益迫近，但他觉得必须公开表示出自信的姿态。大战前夕，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伦德·华盛顿，就芒特弗农庄园何处栽种樱桃和洋槐、哪些马匹应该出售等事宜下达了很多指示，以此来排遣对战争的担忧。而在费城，约翰·亚当斯则写信对深爱的阿比盖尔说：“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视着华盛顿和豪，以及他们率领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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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见证了美国的惨败。长岛在一天之内就丢失了，与之相伴的还有300名死伤者和1000名俘虏。由于华盛顿将兵力分散在曼哈顿和长岛两个地方，豪得以利用机会将大陆军各个击破。（在被问到失败原因时，亚当斯简单扼要地概括道：“一句话，我们的将军们当时不在状态。”）华盛顿唯一的补救行动，是8月29日夜晚，在大雾和细雨的掩护下，将残留部队从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营救出来，但这还只是一半的人马。一旦豪把军队输送过东河（East River），切断曼哈顿半岛上唯一的出逃线路，那里的美军残部将随时陷入困境之中。考虑问题永远十分现实的格林将军敦促华盛顿立即撤退：“我的观点是，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绝对必需的，这也是北美的荣誉和利益所在。我会将纽约城及其郊区烧毁。”地形上的劣势、英军的机动性、华盛顿自己的经验不足，这些都使大陆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威胁。当阿比盖尔·亚当斯从丈夫那里听说，豪准备关门打狗、彻底歼灭华盛顿被包围的军队时，她并没有被吓住。她声称，即使美国的勇士们被捕或遇害，英军也要面对“北美亚马孙女战士”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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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将领们以10票对3票的优势赞同格林的建议，准备尽快从曼哈顿撤军。但华盛顿却否决了这个意见。根据他向汉考克报告的情况，军官们督促他采取防御性的战略部署，打一场所谓的“阵地战”。而华盛顿却无视最近的失败和损失，坚持进攻，企图获胜。纽约依然是“北部地区的关键所在”，全面撤退对他自己还有他所说的“共同事业”都将造成恶劣的影响。“如果可以成功地发动一场巧妙的进攻，尤其是在我们损失了长岛以后”，那么所有的负面结果都将被抵消掉。因此，华盛顿决定继续将军队部署在曼哈顿北角的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等待突袭的机会，但假如他们最后被迫撤退的话，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这就好比一只老鼠被一群猫逼到了墙角，却还声称自己是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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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几代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华盛顿继续逗留曼哈顿的决定在军事上是毫无道理的，而在战略上则无异于自杀。他写给伦德的一封家书表明，华盛顿本人也意识到自己正在冒险，但他宁愿选择继续战斗下去，也不愿意承认失败。这一次，他又以非常私人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我明白自己将晚节不保，”他写信对伦德说，“但我听说如果我辞去总司令的职务，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大溃败……如果我在战斗中倒下，则也许不会出现什么混乱……如果手下人愿意同我并肩作战（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一点使我深感绝望），那么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奋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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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华盛顿的军队和他本人都幸免于难，因为豪将军也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也许他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和谈者，而不是一位将军，又或者由于某种心理学家才能猜透的原因，豪并没有收紧对大陆军的包围圈。他延误了时机，接着又把注意力放在夺取今天靠近乔治·华盛顿桥的华盛顿堡上。华盛顿已经下令撤军，但接着又同意了格林提出的古怪建议，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该要塞，与后者早先提出的谨慎建议完全自相矛盾。1776年11月16日，华盛顿堡陷落，将近3000人的守军被杀或被俘。豪占领了华盛顿堡，而华盛顿则带领残兵败将在皮科斯基尔（Peekskill）跨越哈得孙河，接着穿过新泽西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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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陆军已经所剩无几了。当汉考克写信向华盛顿询问军事意图时，后者文雅地回信道：“请允许我这么说，先生……我们的事业比您所担忧的更加前途渺茫……您的军队……已经处于政治上解散的前夕了。”振奋人心的“激战”时代、爱国心将战胜英军优势的信念等，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纽约和新泽西的殖民地人加入英军的人数比加入美军的还要多。狂热的爱国热忱虽然使华盛顿一度深信，品德高尚的业余部队可以打败职业老兵，但现在他连迅速结束冲突的幻想都抛弃了。短期决战只可能意味着英军获胜，这似乎马上就要变成事实了。唯一的希望是打一场持久战，由一支富有经验的军队在纽约长期驻扎下去。旧的大陆军现在已经名存实亡，除非“不惜任何代价”征召一支新的军队，华盛顿警告说：“否则我看游戏已经接近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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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战争有一个奇怪的习惯，认为军队不应该在冬季作战。豪错过了将华盛顿困死在曼哈顿的大好机会，现在又将失去第二次良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1776年11月，当大陆军穿过新泽西的时候，豪应该将其残部消灭殆尽，然而他却命令部下在特伦顿（Trenton）周围安营过冬，而自己则回到了纽约情妇们的怀抱中。另一方面，华盛顿却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进行修整，恢复战斗力，并时刻准备着反击。“除非情势逼迫我不得不撤退，”他写信对汉考克说，“我的职责和天性都要求我竭尽所能，誓与他们拼杀到底。”个人天性也许是指他急于补偿纽约败仗在名誉上的损失，但除此之外，华盛顿也认识到，整个独立革命事业已经面临毁灭的边缘，如果再无所作为，这个冬季一过就将彻底失败了。他必须“奋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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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华盛顿在圣诞夜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进攻，率领军队穿过冰雪覆盖的特拉华河。伊曼纽尔·洛伊茨（Emanuel Leutze）的著名油画将这一场景永远保存了下来。人们通常认为，这场关键的战役最能反映华盛顿的深谋远虑，也是大陆军采取攻势的第一次，然而关于这场战役，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少误解，最近已经有学者进行了一些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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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艺术史家已经指出，华盛顿不可能像洛伊茨画中描述的那样站在船头，因为这样的话，他很可能被甩到冰面上去。而且，当时使用的船也不是洛伊茨画中的那种。那是一种船舷很高的驳船，类似于二战期间用于两栖进攻的登陆艇，每个人都必须站在船上。但洛伊茨的画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是准确的，因为华盛顿确实冒着猛烈的暴风雪亲自领导了穿越河流的袭击行动，在攻击特伦顿的德国黑森雇佣军时，也是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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