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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心理上，对这一公众角色的解读都存在着分歧，这使他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1775年8月，他多次抱怨麾下的新英格兰民兵缺乏纪律，甚至将新英格兰人称为“极端卑鄙无耻的人”。这种含有地区偏见的看法假如只是出自某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之口，倒也不足为怪。然而它们却是出自当时所谓“殖民地联合政府”的代表人物之口，于是立即在马萨诸塞议会和大陆会议上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当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费城的一位律师，曾短暂担任过华盛顿的副官，很受上司信任）因此责难华盛顿时，后者为自己的轻率言辞表示歉意：“我会努力改正，我向您保证，亲爱的里德，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地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华盛顿天性沉默寡言，如今更发现新的公职必须讨好所有人，这要求他将任何原本可能泄露出来的私人观点都秘而不宣。几个月以后，里德报称大陆会议中依然散布着反对新英格兰人的地区偏见，华盛顿于是再次发誓“尽我所能让我的言行与人们的愿望相一致”。但要完全根绝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殊非易事，即使华盛顿也概莫能外。“我时常想到，”他对里德抱怨道，“假如我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命指挥军队，而是扛起步枪加入士兵的行列，或者解甲归田、结庐而居，那该会是多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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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所谓的“我的家人”中，华盛顿也必须考虑得面面俱到，因为其中包括司令部的全体参谋人员和副官。他的混血男仆比利·李一直跟随着他行军打仗，每天早晨都帮他梳头发、扎辫子，但有关他们之间的对话却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记录。我们知道玛莎于1776年1月来到坎布里奇与他会合，以后每场战役中，她都留在冬季营地，他们之间的通信一定包含了很多华盛顿的私人观点，但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华盛顿去世以后，这些信件就被毁掉了。在战争年代中，华盛顿的通信数量十分庞大，它们都采用十分客套的语气，如今的读者看多了也许会精神疲劳，不过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副官们代劳的。因此，这些信件是一种官方的、集体人格的表达，通常使用的是一种陈腐的革命修辞。举个例子，在1776年2月27日发布的一份将军命令中，其时华盛顿正试图对英军的防御工事发动一次突袭：“我们献身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是符合人性和美德的事业，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宁就依赖于现在的努力。一句话，自由还是奴役，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我们必须奋力一搏。”这样一段过度煽情的行文却以一个十分直白的警告结尾：任何企图撤退或逃跑的人“都将被就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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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自己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华盛顿选择大学生作为助手，这些笔杆子们都具有很高的语言驾驭能力，他们保证了华盛顿的信件在语法上、用词上都能与“阁下”的身份相称。他最信赖的助手——约瑟夫·里德是第一个，后来战争期间又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好像他的亲生儿子，有机会与将军在茶余饭后面对面接触。华盛顿非常喜欢在这样的时刻一边喝着马德拉白葡萄酒、吃着坚果，一边鼓励助手们和他交谈。这种关系有点像一个大家庭，又有点像宫廷，受到优待的助手们用绝对的忠诚来回报华盛顿。“因此，拥有一批既能够执行命令，又愿意为我着想的人，对我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华盛顿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对这些人“无限制的信任”换来的是他们毫无保留地捍卫他的荣誉。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战争结束以后，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写下揭露性的回忆录，因为这关乎华盛顿的荣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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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另一个“家庭”是攻占波士顿期间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高级军官。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最终有28位将军在大陆军中为华盛顿效劳，其中几乎一半的人早在1775——1776年间就已经开始追随华盛顿了。要完整描述后一个较小的团体也许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但那样做就偏离了本书的主题，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华盛顿本人。有四位最重要的中尉——查尔斯·李（Charles Lee）、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和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可以为我们了解华盛顿如何对待高级军官提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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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盖茨以前都是英军的军官，也都比华盛顿具有更丰富的军事经验。查尔斯·李是一个有趣而古怪的人。因为性情火暴，莫霍克人曾经称他为“沸水”，在坎布里奇战役中，他甚至威胁要将所有逃兵留在山上，让他们成为英军前哨步枪射击的目标。李自认为与其他军官相比，他和华盛顿的关系更为亲密，他称华盛顿为“亲爱的将军”，而不是“阁下”。华盛顿主张与英国正规军按照欧洲风格作战，而李却敢于对此提出质疑，更强调游击战术和依赖民兵的力量。李还喜欢堂而皇之地对军事礼仪表现出轻视的态度，他的外表总是凌乱不堪，人们也总能看到他和那些无处不在的蝇营狗苟之徒交谈甚欢，这些都恰好与华盛顿那高贵的礼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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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雷肖·盖茨年龄较长（他当时已经50岁），鼻尖上总架着一副镶金丝边的眼镜，因此人称“盖茨奶奶”。他在部队中培植的亲信比华盛顿还多，而且他也像李一样，更信赖民兵。盖茨认为华盛顿进攻波士顿英军要塞的计划是非常愚蠢的，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更富防御性的策略。在后来的战争中，李和盖茨都与华盛顿发生过冲突，并成为较早一批以身试法、证明革命时期基本规则的人：冒犯华盛顿，就意味着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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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和诺克斯都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新人，凭着对北美独立的一腔热血加入了民兵组织。纳撒内尔·格林是来自罗得岛的一名贵格会[2]教徒，后来人称“贵格会斗士”，他因为支持战争而被逐出了教会。他自愿加入当地的民兵组织肯特警卫队（Kentish Guards），位列二等兵，但因为机智过人、严守纪律，一年之内就升至准将。战争结束时，尤其是在卡罗来纳战役期间，华盛顿就曾决定，一旦自己战死沙场，就由他来继承总司令的职位。然而在坎布里奇战役期间，格林却被描述为一个“最没有经验、最缺乏训练的人”，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军官，他死心塌地地追随着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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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诺克斯也是极具天赋的新人，他曾是一位波士顿书商，广泛阅读过大量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因此被华盛顿提拔为炮兵团的军官。1775年12月，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足智多谋：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指挥80辆牛车拉着40个雪橇，将美军在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缴获的英军大炮运到了坎布里奇的营地。他也和格林一样，对华盛顿崇拜得五体投地。格林和诺克斯最后都享有巨大的荣誉，诺克斯还活到了18世纪90年代，成为华盛顿的战争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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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位将军所代表的四种情况表明，华盛顿能够不拘一格地征召军事天才，而且他有一种诀窍，可以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发现这种天才，并让他们在历史潮流中发挥作用，和他一起逐步成为美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但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威。他并不鼓励阿谀奉承者，但如果反对者公开发表批评意见，他通常不会饶恕，李和盖茨最后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也许有人会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提到的那样，认为华盛顿之所以强调人们对他的忠诚，是因为李和盖茨所具备的更高的军事资历让他缺乏安全感。然而，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却是，华盛顿本能地知道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明白他那半君主式的地位是成就那危机重重的事业所必需的，因而决不容许受到任何因素的挑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低人一等，而是恰恰相反的情况。“阁下”的特殊地位比任何其他的旧身份都更加适合他，他下定了决心要保护这一形象不受损毁。他主张建立常备军，但这与他为之而战的政治原则相违背；他自己拥有类似国王的地位，而这却与反君主制的革命思潮根本冲突。对这两个矛盾，华盛顿都有所意识，但他认为革命的胜利比原则的一致性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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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坚决强调，他所具有的强大权力是依赖并服从于大陆会议所代表的北美人民的。他写给首届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信总是采用请求而不是命令的语气。对新英格兰地区的总督和提供兵力给他的殖民地政府，他也一贯采用正式的、恭顺的姿态。华盛顿不使用“文官掌权”这样的术语，但非常注意强调自己的权威是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授予的。如果说有两项制度体现了即将兴起的美国的特性——大陆军和大陆会议——那么华盛顿坚持认为前者是服从于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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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当华盛顿和大陆会议其他领袖准备应付日益迫近的重大危机时，一些重要的先例就逐步开始形成了。例如，军队应该叫什么名字？在“大陆军”的称号被接受之前，人们曾经主张采用“北美殖民地联军”的叫法。（当时殖民地还没有成为州，而“美洲人”一度是英国人描述帝国西部边缘地带乡巴佬的绰号，一直都含有贬义。）经华盛顿批准通过的“联军旗帜”的设计，出人意料地与英国国旗十分相像，所以1776年1月当旗帜首次在坎布里奇的上空飘扬的时候，波士顿城内的英军齐声高呼，以为那是殖民地人投降的标志。由文官掌权的第一次官方仪式出现在1775年10月，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大陆会议代表团在坎布里奇与华盛顿及其部下会面，同意授予后者一支为数20372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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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直到第二年开始，大陆军才真正出现，而在此之前，华盛顿领导的是一支地方民兵，1775年12月是他们服役期满的日子。从政治上说，大陆会议同意向华盛顿授兵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因为士兵的服从依赖于各个州政府的赞同，而这些州政府却坚持所有的征兵都必须是志愿者，且服役期不能超过一年。然而从逻辑上说，州主权、志愿主义和有限征兵等光鲜的原则——它们都是革命信念的表达——却造成了军事上的阻力，在整个战争年代都一直困扰着华盛顿。大陆军非但没有成为一支经验老到的老兵组成的劲旅，却成了不断调换新手的业余部队，士兵们像游客一样来了又走。“也许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类似我军这样的例子了，”华盛顿向汉考克抱怨说，“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驻军达6个月之久，同时却冒着敌军20个团的威胁而解散军队并征召新人来代替。”因此，虽然“大陆军”的名称含有稳定、连贯之意，却刚好与华盛顿指挥的这支变动不定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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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第一年，正当革命的火焰熊熊燃烧时，华盛顿以为兵源会供过于求。在1775年10月的军事会议上，代表们投票一致决议，“拒绝接受所有的奴隶入伍，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决议，拒绝接受黑人入伍”。次月，华盛顿又下令“黑人、没有兵器的年轻人、无法适应战争之苦的老年人，都不得应征入伍”。但几个月以后，人们就发现，随着民兵的解散，已经没有足够的新兵来充实军营了，华盛顿也不得不改变主意。“我已经发现，”他写信报告汉考克，“效忠于本军的自由黑人很不愿意被逐出军队——他们很有可能会投向英军一方。我已经决定不按照有关黑人的决议案行事，而是发布允许征召他们的命令。当然，如果大陆会议并不赞同，我将立即停止目前的做法。”通过这种拐弯抹角的间接办法，华盛顿为高度整合的大陆军确立了一条先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除了罕见的特例以外，这是美国军事史上唯一一次黑人和白人同在一支军队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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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夺取波士顿的行动使我们第一次对华盛顿的军事战略家身份有了详尽的了解。他支持北美独立的动机更多的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从本质上说，他将这场冲突看作一场权力的争夺，殖民地如果能够取胜，就能打破英国的权威，赢得对北美半个大陆的自主权。要是说他主要的军事目标是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彻底摧毁英军，那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他有一种决斗式的想法，将每一次战役都看作对自己荣誉和名声的挑战。例如，他在坎布里奇发起了好几次冒险性的进攻，目的就是为了驱逐英国正规军，但很明显威廉·豪并不愿意从波士顿的要塞中出来，与他面对面地交战。1775年9月、1776年1月和2月，华盛顿又三次提议对英军的要塞发动正面进攻，主张“值此关键时刻，需奋力一击才能结束战争”。（在其中一份计划中，他还设想利用一支穿着冰鞋的先头部队发动一场深夜进攻。）上述每一个计划都被他的手下否决了，理由是大陆军人手不够也缺乏训练，根本无法保证这样的进攻能够胜利完成。最后，华盛顿接受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战略计划——占领多切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使英军的要塞暴露在北美军的炮火射程之内；这样，英军就不得不撤出高地，否则只能眼睁睁看着军队被逐步摧毁。但在整场进攻中，华盛顿依然希望寻找机会打一场更直接、更具决定性的战役。这表明他的军队虽然没有做好准备，但他却已经随时准备好发动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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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提出的战争计划中，最具有进攻性的一项是主张对魁北克单独发动一场战役，这一建议最后竟然被众人采纳。威廉·豪显然并不想从波士顿的要塞中出来交战，意识到这一点，华盛顿决定从坎布里奇军队中派出一支1200人的部队，由年轻的上校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指挥，穿越肯纳贝克河（Kennebec River）进入加拿大。华盛顿十分关注加拿大战线，这表明他对法印战争记忆犹新（当时加拿大人的要塞是夺取胜利的战略关键），同时也说明他相信夺取北美的整个东部地区是当前战争的目标之一。正如他对阿诺德所说的那样，“我已经不必向您解释这一地区的重要意义，以及夺取整个加拿大对殖民地人意味着什么——不论它最后属于谁，都会导致权力平衡的彻底改变”。通过夺取魁北克，阿诺德将“恢复北美大陆联盟长链中唯一缺失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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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华盛顿对魁北克战略意义的考虑多么符合常规思维，他试图发动一场加拿大战役的决定却是非常冒失的。阿诺德的军队必须在冬雪初降的时节穿越新英格兰地区最难行走的560公里路程。短短一个月之内，这支队伍已经开始食用马肉、狗肉，甚至把皮鞋煮了吃，由于寒冷和疾病，成批的士兵接连不断地死去。在独立战争后期，考虑发动一场这样的战役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这一早期阶段，华盛顿却怀着当时普遍流行的爱国主义热忱，并抱着罕见的勇气，认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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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及其部下表现得十分英勇，尽管如此，加拿大战役还是暴露了华盛顿信念中不切实际的一面。阿诺德与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将军的部队按照原定计划会合后，12月31日，一个暴风雪交加的夜晚，阿诺德带着元气大伤的部下向魁北克发动了一场夜袭。结果彻底惨败，阿诺德和蒙哥马利在战斗刚开始就不幸倒下。（阿诺德腿部受了重伤，但幸存了下来；而蒙哥马利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如果说加拿大至关重要的话，现在它更是被英国人牢牢控制了。魁北克惨败确实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只不过并未像华盛顿想象的那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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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坎布里奇的这段经历还揭示了华盛顿的另一个特征，它之所以尚未受到目前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是因为并非直接涉及军事战略。历史学家早已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北美人超过三分之二的伤亡是由疾病导致的。但直到最近——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才发现美国革命正好伴随着一场蔓延整个大陆的、致命性的天花大流行，大约有10万人因此丧生。华盛顿的部队早在波士顿郊外就染上了这种传染病，每天都有10到30人不幸丧生。英军虽然也无法阻挡天花的侵害，却表现出了更强的免疫能力，因为他们多数人都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天花在那里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们已经产生了较强的抵抗能力。而大陆军的士兵们却来自从未听说过天花的村庄和农场，因此很容易受到传染。那一时期，华盛顿在坎布里奇的部队一直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无法执勤，其中大部分是被天花击倒的。阿诺德进攻魁北克的部队也很有可能在遭到致命的惨败之前受过天花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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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因为年轻时曾在巴巴多斯染上过天花，因此对这种传染病有了免疫力。（后来他的崇拜者竟然凭此声称，他对任何疾病都具有免疫力。）同样重要的是，他知道天花在营地拥挤的条件下会肆意传播，因此他将病人们隔离在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一家医院里。当1776年3月英军开始撤离波士顿时，他下令只有脸上有痘痕的士兵才允许进入该城。虽然很多受过教育的北美人反对接种，认为那样只会进一步传播疾病，而华盛顿却态度坚决地支持接种。两年以后，接种已经成为大陆军所有部队中的一项强制措施。当历史学家们争论华盛顿担任总司令期间最具有影响力的决策时，他们几乎总是讨论某个重要的战役。然而，上述强有力的例子却说明，对天花蔓延的迅速反应和种痘政策的强力推行是华盛顿军事生涯中最具战略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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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港口逗留一周以后，英军终于在1776年3月17日登船离开。北美的报纸将这场撤退宣布为对英军的粉碎性打击，大陆会议向华盛顿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作为奖励，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约翰·汉考克预言他已经“在先贤祠中赢得了一个显著的地位，子孙后代都将牢牢铭记，在您的指引下，一群缺乏训练的农民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竟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战士”，还打败了“经验丰富的军官们指挥的一支老练的部队”。这些评价确实让人情绪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很多事件却表明，人们未免有点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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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全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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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春，华盛顿带领军队离开波士顿向南方的纽约进发，不久以后，大陆会议将宣布美国独立，而英国舰队将运送3.3万名士兵和水手——也是至今为止横跨大西洋的远征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抵达北美海岸。这两件戏剧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在断然宣告此前和平调解的渺茫希望现在完全不存在了。只有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发现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是华盛顿所描述的“北美事业”虽然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此后美国人的爱国热忱再也未曾达到与围攻波士顿时期类似的高度。“1776年精神”更准确地（当然也许就缺少了诗意）应该被称为“1775年末1776年初的精神”，因为一旦北美正式宣布了政治独立，而英国军事威胁又加剧时，这种爱国热忱就开始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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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盛顿本人从未动摇过——说到底，坚定不移是他最可贵的品质，与之相伴的还有持之以恒的耐性——但随着人民积极性的减退，战争很快结束的幻想也开始破灭。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兼战士团结起来，为捍卫北美的自由而奋战了8年之久——这种神话般的演绎实际上只是后代人的浪漫虚构，它掩盖了爱国阵营中存在的深刻分歧和普遍的冷漠态度。华盛顿所面临的基本战略挑战是，在北美人民心中普遍将其看作内战的条件下，与英军打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北美人民”这一称呼表示的是一个尚未成形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我们要正确评价华盛顿的功绩，就必须对他在波士顿战役之后面临的困境有全面的了解。那意味着我们要比当时任何一个人都站得更高、更远，用更全面的眼光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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