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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费边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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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进入莫里斯敦（Morristown）的冬季营地之前，华盛顿即向汉考克提出，他唯一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就是得到一支“永久的常备军”，并将其训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以保证能够应付长期的战争。“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在要求一种十分危险的权力，因此不能令人信服，”他承认道，“但我只能说，顽疾还需猛药医。而且说句真心话，我对权力没有欲望，像这片广袤大陆上的任何人一样，我只是盼望能够早日解甲归田。”大陆会议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临时的独裁权力交给他——当时的情势确实令人绝望，代表们别无选择。但大陆会议本身没有足够的权力要求各州充实兵力，这就意味着汉考克的强烈支持，以及发放给服役三年的志愿军的津贴，都只是鼓舞人心的希望，而从没有变成真正的现实。“情况真是令人诧异，后人一定难以相信，”华盛顿的一位姻亲写道，“13个联合殖民地中最有功绩、最受爱戴的军官麾下只剩2500名士兵，却要继续反对英国独裁权力的重要事业。”实际上，随着1777年1月老兵服役期满，华盛顿的军队可能只减少到3000人左右，显然他觉得必须隐瞒真实人数，以免英国人以为再打一场冬季战役就能结束战争了。整个冬季，华盛顿都在翘首期盼，看是否能招到足够的新兵来应付春季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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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莫里斯敦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首先，他承认天花问题需要更审慎的解决方式。“如果医院条件不好，”他告诉汉考克，“我们的团到战役结束时就会缩小成连队，而那些有幸死里逃生的可怜人将会流落在山野间不见踪影，这些人即使被找到，也无力再执行任务。”如果兵力一直补充不上，最后可能会出现四分之一将士无法作战的情况，这种窘境曾经在纽约地区出现过，如果再次发生，华盛顿就无法应付了。因此，他警告说，若事态发展到那种地步，“我们只能在13州以外的地方寻找兵源了”，而这个“13州以外的地方”也许指的是天堂。1777年3月，他强制推行种痘，并在费城建立专门医院来执行这一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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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并非出于信念，而是出于资源有限的现实考虑，华盛顿开始接受事实，即必须采纳一项更具防御性的战略，打一场“阵地战”。这种战略因有效遏止迦太基人攻势的罗马将军“拖延者费边”而得名：每当他率领的军队遇到危险时，就选择撤退，“费边战略”由此而来。虽然这只是一种思维转换的方式，但对华盛顿而言却并不容易做到。费边战略就像20世纪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一样，是弱者最愿意选择的方式。华盛顿不认为自己是弱者，又将大陆军看作个人形象的代表。他认为战争就是号召人们展现力量和勇气，逃避战争则总是与可耻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不敢冒着炮火奋勇前进。然而不管怎样，他现在不得不面对所谓的“令人悲哀的现实”。纽约一战已经证明，大陆军在传统战斗中无法与英国正规军相提并论，再加上现在兵力不足，“用我们现有的部队与英军进行有效的对抗是不可能的，至少赢的把握很小”。最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尽管有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的胜利，大众对战争的支持（也是新兵最基本的来源）仍在继续消退。（一位支持独立事业的法国人称，“巴黎任何一家咖啡馆里洋溢的革命热情都要比所有北美殖民地加在一起还要高涨一百倍”。）实际上，华盛顿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北美的费边将军，否则就只能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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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3月，华盛顿派遣纳撒内尔·格林向大陆会议简要汇报了调整后的战略部署。“我已经向大陆会议解释了阁下对下一场战役的想法，”格林后来报告说，“他们觉得很新鲜。”大陆会议显然十分吃惊，因为费边战略意味着假如豪决定将费城作为进攻目标，华盛顿并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守卫它；他的首要目标不再是占领或保卫领土，而是在骚扰英军的同时保存军队实力。当时，亚当斯曾从费城写信给阿比盖尔，担保自己十分安全：“我们在这里一点都不担心，就好像英军远在克里米亚半岛一样。我们的费边将军行动迟缓，但胜券在握。”大陆会议的另一位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则通知华盛顿，不必为保卫费城而操心：“阁下，您那软弱无力的军队或北部那条河更有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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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所说的“北部那条河”指的就是哈得孙河。现在看来，李的判断在战略上十分正确：豪可以消灭华盛顿的军队，或者同来自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的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会师，占领哈得孙河沿岸地带，这两个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然而，豪却决定夺取只有象征意义、没有战略价值的费城，并采用了最迂回的方式发起战斗。他没有带队行军穿过新泽西，而是在斯塔滕岛下令军队乘船航行到大西洋上，最后经由切萨皮克湾驶向费城。亚当斯对豪的行军路线一头雾水，还开玩笑说他“甚至还可能想到让军队绕过合恩角，进入南太平洋，最后在加利福尼亚登陆”。无论如何，豪的奇怪策略至少让华盛顿迷惑不已，他不得不让部下时刻准备好向哈得孙河或费城进发，一切全看海风将豪带到哪里登陆。1777年8月，豪从南部向费城进发的意图终于昭然若揭，华盛顿正式开始采取费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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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挥部发出的命令沿用了原有的爱国主义修辞，以及华盛顿偏好的雄心勃勃的进攻性措辞：“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将发起最激烈的进攻——这场进攻将使我们的土地从此不再遭受烧杀抢掠，我们的妇女不再受到野蛮的侵犯……整个北美，甚至欧洲都转向了我们这一边，转向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一方。”华盛顿的私人通信也表现出一种莽撞行事、不顾一切的冲动，他似乎准备无所畏惧、毫无顾忌地与豪决一死战。“我将用尽各种办法来保卫它（费城），”他写信对一位惶恐不安的市政官员说，“但愿您能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动我们的整支部队来抵抗豪将军。”然而，在每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手下的将军，尤其是格林和诺克斯，总是不停地提醒他——很容易理解，他们必须这样做——保护大陆军比保护费城更为重要。华盛顿必须从一头强大的狮子变成一只狡猾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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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9月11日，第一场战争在布兰迪万河（Brandywine Creek）打响。豪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的侧翼进攻战术，在机动性上远远超过了华盛顿，他将前来抵抗的北美部队一分为二，并将其彻底击溃。后来豪声称，如果不是因为最后夜幕降临，整个大陆军都将被他消灭，但这一说法未免夸张。豪没有看到，华盛顿早就为自己准备了一条逃跑线路。（他也没有看到，北美军虽然抵抗失败，却逃脱得十分成功。）英军共计伤亡600人，北美军的伤亡数字接近其两倍。这一次英军又明显获胜，华盛顿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时运不济，并用一种18世纪政客的口吻声称，美军的伤亡率低于敌人。也许他认为，面对日益动摇的革命事业，撒谎也是正当合理的。布兰迪万河战役提醒我们注意两个事实：首先，英国正规军训练有素，除非人数占据绝对劣势，否则他们一定能在战斗中控制局面；其次，在一个超出自己视线范围的巨大战场上，华盛顿缺乏指挥军队的经验，这就几乎注定了他在指挥能力上无法与豪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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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第二场战斗在日耳曼敦（Germantown）打响。虽然有的教科书用“迷雾之战”来形容这次战斗，但日耳曼敦之战对华盛顿而言，却是一场眼看获胜最后却功亏一篑的失利。在关键时刻，由于身处浓雾和硝烟之中，北美军向自己人开火，使英国人得以利用时机重整队伍。他最初的进攻计划是兵分四路，但它过于复杂，令人费解，各分队根本无法协调合作，夜晚向英军进发时尤其如此。按照计划，这场进攻应该使敌人完全措手不及，但在最后时刻，保王党人却将华盛顿的计划泄露给了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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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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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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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入僵持状态，华盛顿与手下随从驱马向前，冲到枪林弹雨中。北美军的先头部队被一座石屋所阻，这是一个高两层半的坚固住所，属于本杰明·丘（Benjamin Chew），现在却被100多名英军占据，并从窗口向外怒射子弹。华盛顿询问部下，应该忽略这个可怕的要塞继续前进还是对其发起进攻。亨利·诺克斯坚持后一种方案（“我们决不能将敌人的任何一个要塞留在后方”），华盛顿表示赞同。于是，诺克斯下令四门轻型加农炮向着石屋开火，但炮弹却被石墙弹回来。大雾越来越重，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东西，混乱中北美军冲着自己人开了火。一位军官自愿拿着一面白旗前去跟守卫要塞的敌军谈判，结果却被一枪击中。华盛顿在马上指挥了几次进攻，都收效甚微。石屋久攻不下，北美军的前进被迫停止。事后的报告都肯定了以下两点：应该放弃进攻这个要塞；有75名北美士兵在门口和窗边被刺刀杀害，墙上溅满鲜血，北美军死伤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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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时，英军依然控制着战场，北美军的伤亡达到了1000人，是英军的两倍。不过，华盛顿坚持认为，当时原本可以获胜。北美军战斗得非常英勇，显示出英军“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可战胜”。在后来的信件中，华盛顿又一次歪曲了伤亡数字以夸大美军的成就，并宣布北美军为胜利一方。他甚至采取某种战胜者的姿态，声称当他看到豪的爱犬在战场上到处寻找主人时，就将它还给了后者。然而，描述日耳曼敦之战结果的另一个版本，来自杰出的宾夕法尼亚律师、狂热的爱国者托马斯·麦克基恩（Thomas McKean）的书信，则更加直言不讳：“如果阁下能在一星期内打败1000多个敌人，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力——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您一定很快就能大获全胜，如果运气不是太坏的话。”这些话暗示着华盛顿正冒着失去整支军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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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华盛顿学着扮演多少具有进攻性的狐狸的角色时，独立战争中关键的一场战役——实际上是一系列战役——在奥尔巴尼（Albany）北部打响了。1777年夏天，华盛顿定期收到有关约翰·伯戈因将军行程的报告，这支部队从加拿大南下，也许是为了在哈得孙沿岸与豪会师。然而，豪却莫名决定让舰队向南驶往切萨皮克湾。从大的战略背景分析，豪的举动毫无道理，伯戈因率领的8000人部队因此陷入了新英格兰西部民兵的汪洋大海，同时还要面对数千名大陆军分遣队员的威胁，后者是在霍雷肖·盖茨的率领下前来支援民兵的。华盛顿派出了最英勇、最富战斗经验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并以精锐部队——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手下的神枪手旅来配合他。然而，萨拉托加大捷依然被教科书描写成民兵蜂拥而上，一举击溃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的典型例子。（萨拉托加大捷也是独立战争中民兵根据“随时应召”的原则行动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华盛顿因此评论道，如果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民兵也能够以同样的热情配合大陆军的话，他就能在费城郊外将豪的军队消灭。）结果，英国人的必胜信念瞬时化为乌有，10月17日，伯戈因率领被打败的残部大约6000人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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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托加大捷的余波一直影响到伦敦和巴黎，英国政府开始考虑脱离战争，而法国政府则开始权衡是否参战。大陆会议内部也震动不小，萨拉托加的重大胜利使盖茨声望鹊起，人们开始暗中将他和华盛顿进行比较，要知道，华盛顿可没能阻止豪攻占北美人的首府。华盛顿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明白，在独立战争的最大一次胜仗中，他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他写给盖茨的祝贺信以一种酸溜溜的口吻结尾。“我感到非常遗憾，”他写道，“如此重大、关乎总体部署的战事，我却只能通过报告的形式得知。”他的意思是，盖茨应该亲自写一封信向他报告。他还通知盖茨，他已经将自己最信赖的副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派往奥尔巴尼，以便调遣盖茨的部下去宾夕法尼亚加入“主力部队”，接受他本人的直接指挥。简而言之，华盛顿想要表白的是，萨拉托加大捷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但任何人，包括盖茨在内，都不应该被喜悦冲昏头脑，忘了谁是大陆军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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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自从华盛顿堡大败以来，反对华盛顿的情绪早有酝酿，萨拉托加大捷只不过让这种幕后谣言释放了出来。而更重要的事实是，对华盛顿的批评只能以谣言的形式存在，因为他那超出常人之上的“阁下”身份能够使他轻易摆脱所有的政治争论，让任何有益的诤言听上去都像冒犯一般。尽管如此，在大陆会议的走廊上已经可以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质疑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将军为何吃了这么多败仗，甚至让殖民地的首府也落入敌手。本杰明·拉什曾一度支持华盛顿拥有近乎国王的特殊地位，现在却大声质疑，这种权力是否能与共和原则相容。大部分批评是含糊暧昧的，约翰·亚当斯的评价则最一针见血：“现在我们应当承认某位公民的英明、高尚和善良，但完全不必将他想象成神或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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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的反华盛顿情绪在法国军官中尤其严重，他们虽然是规模很小的团体，然而政治影响却十分强大：为了急于促成美法联盟，大陆会议曾允诺给他们以较高的军衔。这些法国人几乎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都无法胜任，却依然保持着夸张的优越感。华盛顿总是不得不告诉他们，大陆会议的承诺也好，言过其实的军事资历也好，都不能保证他们的军官资格。这伙人中最为傲慢、最容易动怒的是菲利普·迪库德雷（Philippe Du Coudray），以十分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抗议——他想要驱马登上斯库尔基尔河（Schuylkill River）的渡船，结果连人带马跃入河中。他本人溺水身亡，他的坐骑却在渡船的另一侧获救。但最让人感到麻烦的抗议者则是托马斯·康威（Thomas Conway），这是一位爱尔兰人，在法国军队中晋升为陆军上校。康威被提拔为将军，在华盛顿看来是“最为不幸的决定”，而他“在军队中的重要性，更多地存在于康威本人的想象中，而不是现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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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并未善意地看待这些评价。后来出现的所谓“康威阴谋”（Conway Cabal），与其说是一个酝酿成熟的、旨在让盖茨取代华盛顿的阴谋，倒不如说是一个散布谣言的关系网，其中囊括了大陆会议和大陆军中质疑华盛顿判断力的所有不满者。华盛顿很快就让众人知道，他手下的眼线人数更为众多，完全能够保证他不受那些幕后的闲言碎语的侵扰。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康威和盖茨立即否认有任何不良企图，声称自己完全忠于华盛顿和革命事业。假如说康威的谣言有可能对华盛顿的权威构成重大挑战，甚至质疑“阁下就是革命事业化身”的假设，那么华盛顿则会把那些不算什么秘密的对话揭露出来，从而巧妙地使它们化为无形。康威和盖茨开始明白，质疑华盛顿的判断力，甚至暗中质疑他那独一无二的权威，就像是购买了一张脱离政治舞台的单程车票，最后他们也确实遭到了这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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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插曲在华盛顿的内心深处还产生了其他反响。这是因为，费边战略从未与他自己更具进攻性的本性相协调，而未能阻止敌军占领费城的谴责又加深了他在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战役中遭遇的挫败感。换句话说，大陆会议走廊上的谣言也是他内心私语的反响。在荣誉感的驱使下，他相信，拒绝与豪的军队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意味着出卖了自己的荣誉。他不断地要求手下人制订计划，再发动一场进攻，假如这次能够胜利的话，他就能带着这支筋疲力尽、有三分之一的人打赤脚的部队进入冬季营地。眼下，保存大陆军的实力已经成为首要的战略决策，打一场漫长的防御战是必须接受的事实，但这些都与华盛顿那更为果敢的性格相违背。格林试图说服华盛顿，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阁下只能二选其一，”他建议道，“在毫无获胜希望的情况下以卵击石，或者按兵不动，忍受人们的责难、误解和恼怒。”诺克斯也出来帮腔：“但我相信，没有一条作战规则会认为，一支未受训练的军队应该去进攻另一支人数相当、训练有素的军队，更何况后者还有坚固的防守阵地，以及费城等强大的城市作为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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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指出，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之战已经给出了一个明摆着的教训，即大陆军无法与豪的正规军相匹敌。让大陆会议中那些不明真相的饶舌之徒继续发表天真的看法，梦想再打一场盖茨式的胜仗吧，而华盛顿的首要职责却是忽略这些批评。此外，他还必须忽略自己心中的那种呼声，即把豪屯兵费城的行动看作对他荣誉的公然挑衅：“我希望我们有能力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我军的声誉和国家的幸福都强烈要求我们这么做——然而，假如我们听命于自己的愿望而不是理性，在急躁情绪的驱使下，辉煌的胜利也会转变成无法挽回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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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知道格林是对的，但他依然怀念去年冬天特伦顿——普林斯顿的胜利战果，依然在寻找时机，让光荣的时刻重现，希望以一场辉煌的胜利结束眼前的战役。于是，格林只得又一次提醒他，不要将个人动机与战略性部署或大陆军司令的公共职责混淆在一起。“去年冬天的胜利”，格林指出，“确实十分辉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战果，改变了当时的人心所向”，但它们只是心理上的胜利，而“如果将死亡率也考虑进去，我认为我们并非那几场战争的大赢家”。他以下列话语作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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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考虑一下，基于此种心态而导致的失利将会引出怎样的结果——首先，我们会损失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却无法达到任何重要目的：征募新兵将遭遇巨大的困难，一次失败就会使所有人发生恐慌，整个大陆都将遍布不满的情绪。民兵的弱点将会暴露在敌军甚至整个欧洲面前，他们原本对民兵的过高评价将会遭到现实的有力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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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必须全力调动他那神奇的自我控制能力，才能迫使自己接受格林的建议，因为它们违背了他的本性，也使他的自尊心受到那些私下批评的伤害。不过最后，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格林的现实主义观点，就好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样。华盛顿在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断然决定不采取行动，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了保存大陆军而决定不与豪在费城外短兵相接，而自那次以来，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此刻了。也正是在这一刻，经过了一年多的痛苦挣扎以后，华盛顿终于从情感上和理智上都完全接受了费边的角色，并承认自己要面临的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其中首要的战略就是保存大陆军。这些决定反过来又帮助他完成了向公众人物的转化，使他明白私人信念必须受到压制，服从于更高的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赢得战争比率性而为更加重要。12月17日，军官大会宣布战役结束，大陆军移师冬季营地，这是宾夕法尼亚境内一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叫作福吉谷（Valley Forge）。大会声称，“将军本人”，即华盛顿，“将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结果证明，这番话并没有变成事实。然而由此开始，华盛顿确实将自己与革命事业彻底联系了起来，不仅仅是公众，连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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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约1753——1784）：非洲出生的美国诗人，美国第一位被广泛承认的非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有《关于宗教、道德以及各种主题的诗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1773）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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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新教派别，又名“公谊会”或“教友会”。“贵格”为英文Quaker的音译，意为“颤抖者”。会名来源传说不一。一说在初期宗教聚会中常有教徒全身颤抖，一说因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曾劝人“在神的话语前，震惊颤抖”，故有此别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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