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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第四章 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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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后见之明我们很容易看到，自从1776年威廉·豪错失摧毁华盛顿军队的良机，次年英军又在萨拉托加遭到惨败、法国和北美签署了同盟条约后，独立革命的胜利就已成定局了。天时地利都转向了美军这边，英国人的军事优势消耗殆尽。1778——1779年，英国政府决定发动南方攻势，但收效甚微。英军在取得了一系列战术性胜利以后，终于被纳撒内尔·格林领导的军队围困于卡罗来纳的沼泽地区，最后在一场无情的消耗战中彻底溃败。最后，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勋爵发现自己的残兵在约克镇半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华盛顿在法国舰队强力的援助之下，对敌军发起了致命的打击。为了这一时刻，华盛顿已经等待了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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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美国人看来，独立战争中的这一场景充满了诱人的魅力，它是一个伟大的冒险故事的大团圆结局，然而，华盛顿自己却不会这样看。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事后诸葛”，可以将历史简单描述成朝着注定目标的平稳发展，而华盛顿却是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行，面对着并不确定的未来。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其中的问题在于，人们错误地以为时间的优势完全在于美军一方，而事实上，考虑到战争所需的大量金钱和人力，时间实际上是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因为在18世纪，伦敦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能力、最有效率应付战争的国家，它发动和维持战争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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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当华盛顿率领部队进入福吉谷的冬季营地时，大陆会议依然既不能向他提供金钱，也无法提供兵源，人民支持战争的热情也开始消退，没有几个州政府决定向他们的居民征税或募集足够的新兵。“现在我毫不怀疑，”华盛顿在写给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说道，“除非突然出现某种重大的转机，否则这支军队面临的只能是以下三种结局：饿死、解散或者逃亡。”一个令人不快又颇为反讽的事实是，曾经迫使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的制度——国会的征税权和装备精良的常备军——却在拖延不决的战争中成了英军的重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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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几乎不可能的胜利又是怎样变成确定无疑的呢？华盛顿在胜利果实已经得到保证的时候，就曾对此做出过详细的回答，他暗示历史学家将很难解释美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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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家们发现，面对战争过程中敌我双方人数的不平等（美军人数很少），必须费尽心机解释美军是如何占据优势的，并尝试将他们经历过的悲惨状况描述出来，那么我们的后代很有可能将他们的工作看作小说创作。因为不会有人相信，像英军那样一支战斗了8年的部队会被打败……而打败他们的部队，则人数少得可怜，还经常食不果腹；他们总是衣衫褴褛，得不到报酬，还不时地遭受各种疾病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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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华盛顿也注意到，战争是“通过一系列机缘”而赢得的，而这些机缘在当时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并且“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一次同时出现”。在这一系列谜一般的因素中，他尤其强调大陆军将士们所具有的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和充分肯定他们做出的牺牲。不过，华盛顿没有提到另一个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谦逊阻止了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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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萨拉托加，而是发生在福吉谷，正是在那里，坚韧的榜样第一次发挥了影响力。然而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并非人数众多的普通公民，而是一小撮处在社会边缘的、令人同情的人，即大陆军的普通士兵。故事的主题并不浪漫，甚至还有些荒谬。这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常被忽略却无可辩驳的事实：正是通过公然违背革命宣扬的很多价值观，独立战争才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从这些经验中获得的教训，并非来自课本，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奋斗给予的暗示：至少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意义已经随着战争的深入变成了他和任何其他人都不曾预见的样子。这不仅是一场独立战争，更是一场立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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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雪地上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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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福吉谷之冬的传说中，最生动形象的历史证据倒的确是真实的。正如华盛顿本人所描述的那样，赤脚的战士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我看到士兵们衣不蔽体，没有毯子盖，没有鞋穿，行军路上留下了一条血迹。”他回忆道，“这是忍耐和服从的印记，几乎无人能够匹敌。”大部分军马都因为饥饿或不能遮蔽风雨而死去，它们腐烂的尸体散发着恶臭，与雪地上的血迹一起给了华盛顿终身难忘的感受。当革命年代的其他领袖谈到或写到美德在美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在描述孟德斯鸠这类杰出哲学家在政治学论文中奉为圣物的经典理想。而华盛顿对美德的理解却更具体，也更简单，这种理解是通过直接目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形成的，用他的话来说，“只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可能相信那些情景”。将近一个世纪以后，亚伯拉罕·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曾提到那种将内战一代与建国的先驱一代联系在一起的“回忆的神秘琴弦”，一想到它，萦绕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意象就是那些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华盛顿的回忆则没有那么神秘，不过也同样挥之不去：那是一群流着鲜血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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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吉谷时期，甚至在此后的战争岁月中，牺牲最大的战士来自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华盛顿曾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过：“人一旦受到刺激，被点燃了怒火，就会轻率而又非常乐意地去参军打仗。”人民充满激情、热烈参军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那些在波士顿之围时充实封锁线的自耕农和“普通人”也不再应征入伍。他们原来在大陆军中占据的位置现在被契约奴、解放后的奴隶、没有继承土地的年轻人，以及最近来自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移民所占据。他们都是年轻人，年龄通常在15到25岁之间，住在福吉谷临时搭就的小木屋中，他们在应征名单上的信息注明了“服役至战争结束”，因为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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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普通的士兵，华盛顿并没有倾注浪漫主义的想象，他声称，“这些人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要期望他们除了个人利益之外，还受到任何其他原则的影响，那简直是缘木求鱼。我相信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有人胆敢开小差，或在放哨时打瞌睡，华盛顿就会下令将他捆起来，在赤裸的背上抽打一百鞭子以示警告。而这些军人们（这是华盛顿对他们的称呼）则经常在头发的长度、制服上的缎带、羽毛和皮面装饰等方面违反规定，使得所谓的“制服”变得十分可笑。华盛顿则非常注重着装仪容的得体，他认为这完全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贵族的经历也证实了这种差别。尽管如此，我们的将军还是和他的士兵保持了一种彼此尊敬的友好关系。士兵们经常无休无止地唱着“战争和华盛顿”的颂歌，令那些造访军营的官员们抱怨几乎要神经衰弱。而华盛顿不仅褒扬他们在福吉谷的默默忍耐，还承认他们的忍耐力是美军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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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考虑到美国革命那强烈的（也许是潜在的）平等主义信念，福吉谷的军营文化就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了：它几乎完全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等级划分——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士兵显然是“多数人”，他们是姓名不详的被抛弃者，有一位战士在行军途中称之为“野兽组成的队伍”。华盛顿显然是“一个人”，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他的生日被作为国家节日进行庆祝，就像欧洲的君主们一样。在1778年宾夕法尼亚的年鉴上（尽管是用德语写的），他首次被描述成“国父”，而军官们则成了“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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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吉谷期间，大陆军的官员们开始有意地按照美国贵族的方式来行事和打扮。他们所声称的精英地位并非来自继承的血统，只有少数官员（例如，斯特林勋爵[1]，卡尔布男爵[2]）才确实拥有名副其实的欧洲贵族头衔。而对大部分军官而言，是革命经历证明了他们对美国独立事业的忠诚，使他们自认为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他们已经将自己看作被选中的“少数人”——华盛顿也鼓励他们这样看：当1776年精神在北美民众中开始消退时，他们是这种精神的捍卫者和保护者；在一个日趋腐败和冷漠的市民社会中，他们是支持道德理想的“兄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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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贵族可以安逸地仰赖于他们的特权角色——毕竟，这是一种为社会所认可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福吉谷的北美军官们则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确实有权享有精英地位。华盛顿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处理军阶的问题上，因为军官们往往拒绝听命于他们眼中的晚辈。他们还经常要求军事法庭处理营地内流传的、有关他们疏于职守或胆小怯懦的流言。将军们雇佣很多仆人来管理马匹和行李，并以此互相攀比。在这样一个自尊心过剩、为荣誉感驱使的社会中，当一个人的名誉受到玷污时，最终的办法就是决斗。虽然大陆军中禁止决斗，然而在福吉谷，这却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约翰·劳伦斯觉得自己有责任捍卫华盛顿的荣誉，反驳托马斯·康威的诽谤，于是他向后者挑战，并一枪打在康威的嘴上，满意而归。）战士们在沉默中颤抖挨饿，而他们的军官却享受着舒适的营帐、温暖的大衣，将福吉谷变成了个人炫耀的喧嚣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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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福吉谷看作一个舞台，就会发现有三个对华盛顿一生至关重要的人首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第一位是年轻的中尉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他是丹尼尔·摩根率领的弗吉尼亚神枪手部队的成员。当时他在布兰迪万战役中留下的手部创伤尚未恢复，但他拥有的超乎常人的赛跑和跳高能力——据说他可以跳过1.8米高的障碍——已经引起了全军的注意，并为他赢得了“黄金脚跟”的美誉。虽然历史记载并没有表明华盛顿已经注意到了马歇尔，但马歇尔却肯定注意到了华盛顿。从福吉谷时期开始，他就成了终身捍卫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权威地位的人。在华盛顿生前，马歇尔就为他撰写了最具权威性的传记，并最终确定了他在美国史上的地位：经他的评论，华盛顿成了美国最杰出的法学家和最有影响的宪法解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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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这是一位19岁的法国贵族，此时也和马歇尔一样，正在治疗布兰迪万战役中的创伤。拉法耶特是通过传统的欧洲方式继承贵族头衔的。最初，华盛顿将拉法耶特看作又一位专横、无能的法国志愿者，不停在营地里招摇，要求被任命为将军。但拉法耶特在战争中表现得十分勇敢（“侯爵临危不惧”），并且不计军衔高低，最终赢得了华盛顿的信赖，成了法国人中的例外，最后还赫然成为法美同盟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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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特的军事贡献在约克镇战役的早期阶段有关键作用，而他对华盛顿个人具有更深刻的影响。两人在福吉谷发展出来的真挚友谊后来转变成亲密的关系和情感上的依赖，拉法耶特甚至比汉密尔顿、劳伦斯这样的副官更像华盛顿的儿子。只要拉法耶特在场，华盛顿那众所周知的冷淡态度就转化为坦诚和亲密，而写给“我亲爱的侯爵”的信也是华盛顿所有的通信中最富有情感、最轻松幽默、最没有心理防备的。（也许，写给玛莎的信也达到了同样的坦诚，也许正因为这点才导致它们被销毁。）例如，华盛顿曾经取笑拉法耶特，指责他之所以没有带年轻的妻子来到北美，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担心她会爱上一位比他更年长的人，也就是华盛顿自己。拉法耶特和华盛顿的通信清楚地表明，后者确实有更富人情味的一面，而前者正是他表达这种人情味的合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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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是施托伊本男爵（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Heinrich Ferdinand，Baron von Steuben）。他的贵族头衔完全是捏造的，而他声称与腓特烈大帝的亲密关系和在普鲁士军队中的将军职位也并非事实。但除了喜欢捏造一些可爱的谎言以外，施托伊本的确对普鲁士和法国军队的训练过程十分熟悉，而且在操场上训练军队时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和感染力。当他在福吉谷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志愿兵升为军官以后，施托伊本很快就兴致勃勃、也许还有些语无伦次地——他的英语中混杂着德语——开始大喊行军号令：先是对着一个排，接着是一个连，最后是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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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施托伊本到来之前，大陆军根本没有统一的行军和操练标准，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对大陆军风纪的影响。现代的士兵也许会抱怨日常操练无聊而单调，完全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无用之举，但在18世纪的战场上，假如军队能够准确地从纵列转化为横排，或是完成相反的队形变化，那么他们在进攻时就可以保证最凶猛的火力，执行撤退战术时也能够保证军令的执行。（更不消说，当身边的战友被加农炮击中倒下时，整个队伍必须依然冷静地待在原地，这种能力只能通过训练获得，不可能是自然反应。）1778年5月，施托伊本成为大陆军的监察长。很快，他的《军规》（Regulations for the Order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of the United States），亦即众所周知的“蓝皮书”，成为所有军队训练的标准操行规范。在向大陆军引入军事训练的专业化标准方面，施托伊本发挥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他将欧洲人服从权威的规则与北美军队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融合在一起，将聚集在福吉谷茅屋中的乌合之众变成了华盛顿一直想要、但直到1778年之前都不曾得到的精锐部队。华盛顿担任总司令期间的最后一封官方信件就是写给施托伊本的，赞扬后者对美军胜利的贡献几乎无可替代，是他使大陆军具备了与英国正规军一较高下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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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福吉谷，有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许比那些既成事实更加重要。在1777——1778年的整个冬季，大陆会议中反对华盛顿的抱怨声一直不断，人们渐渐发现，康威阴谋应该被称为“米夫林阴谋”（Mifflin Maneuver，这种叫法在英语中是押头韵的）。集团的主谋实际上是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在波士顿围攻战中，他曾经是华盛顿的副官，由于没有获得指挥战斗的权力，他那脆弱而深不可测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了伤害。历史学家们不同意米夫林阴谋的存在——有人认为传说中的阴谋只不过是散布在大陆会议走廊里的闲言碎语——但米夫林显然加入了某种政治活动，企图削弱华盛顿对军队的控制权。尽管米夫林动用了巧妙的疏漏和政治上的阴谋——让一位匿名的“自由人”在大陆会议的台阶上丢下一张纸条，上面罗列了华盛顿犯下的45条重大的军事失误——华盛顿却依然沉默不言、镇定自若。当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新闻界时，阴谋（假如确实存在着这样一场阴谋的话）不攻自破：“一旦公众对我的功绩表现出不满，或发现有人比我更能胜任，我将主动辞职，隐退到私人生活中去，像疲倦的清教徒安全抵达北美圣地那样知足。”华盛顿准备（或者说威胁）辞职的消息一公布，米夫林的阴谋就完全被粉碎了。这也是战争期间，华盛顿的权威最后一次遭到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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