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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没有发生的事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陆军免遭解散的厄运。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疾病和福吉谷的寒冷而死亡，但新兵加上“服役至战争结束”的老兵，保证了1778年3月军队人数维持在1.2万人的水平，其中大约5000人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兵，更多的新兵还在路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一基本事实已经成了华盛顿早期生涯的主旋律之一。他在布拉道克之败以后赢得的军事声誉，他所继承的芒特弗农庄园，他与玛莎·卡斯蒂斯的婚姻，都是在别人倒下而他幸免于难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将大陆军视为华盛顿的个性在制度上的反映，那么1778年5月从福吉谷冬季营地出发的军队就反映了以上主旋律奏出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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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5月份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也许可称之为高潮的阶段。大陆会议批准了对法协约，预示着英美冲突将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很快，向所有服役至战争结束的人提供经济激励的立法也得以通过（例如，向军官支付7年的半薪，向士兵支付80美元的津贴）。而在费城的英军已经准备撤退，这更证实了华盛顿的判断，“只要我们的军队在，占领我们的城镇对他们就毫无用处”，即使这个城镇是殖民地人的首府。豪将军没能找到起义军的战略中心，他不得不因失败而辞职，换由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就任。而日益不安的英国政府则公开了很多捏造的档案，揭露华盛顿实际上是一个秘密间谍，为了金钱而出卖殖民地人的利益，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这种企图贬低华盛顿权威的拙劣之举只能促使北美的新闻专栏反过来拿豪开玩笑，认为他的失败表明他一定也是北美人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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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林顿开始将10000人的军队调出费城、向纽约进发时，华盛顿不知道是应该让精心训练过的军队经历战争的考验，还是继续费边战略，避免任何大规模的冲突，这两种选择令他左右为难。经过反复思量和多次军事会议后，他最终决定采取一种中间路线：不断侵扰克林顿的后方，但避免挑起一场大战。在军官们就战争部署进行争论的时候，查尔斯·李强烈反对采取任何行动，他提出，法军已经像骑兵一样迅速地穿越大西洋来援救大陆军，在这种情况下再冒伤亡的危险就太不明智了。蒙茅斯（Monmouth）县府战役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不是有意计划的结果：当时华盛顿很不明智地任命拉法耶特为美军的先头部队总司令，而后者却冒失地与克林顿的主力部队遭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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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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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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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很热，将近华氏100度。比利·李带领着所有将军的佣人和男仆，骑马到达山顶的一棵大枫树下，以便观看战局，并享受凉风。当比利·李正拿出望远镜察看战场时，华盛顿抬头看着远处这群人，说道：“看远处山顶上的那伙人，敌人肯定会向他们开枪。”话音刚落，一颗6磅的炮弹就落在枫树上爆炸了，但没有伤害到比利·李和其他仆从。英国人显然把他们错当成了华盛顿及其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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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概对这件小事一笑了之。如果他看到另一个场景，一定也会笑出来，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在战争进行到白热化时，在传说中被称为莫利·皮彻的妇女［Molly Pitcher，真名为玛丽·路德维希·海斯（Mary Ludwig Hayes）］代替倒下的丈夫，为加农炮装载炮弹。当一颗炸弹从她胯下穿过时，她面无惧色。（一位比她站得高一些的士兵曾听到她说，这差点使她无法继续坚守岗位。）而对于蒙茅斯县府战役中另一个著名的战斗场景，尽管当事人的描述并不一致，不过他们都认为华盛顿当时没有笑，有的说他因为暴怒而颤抖，有的说他骂了一大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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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发现李率领部队撤退——李和后来为他辩护的学者都坚持认为，撤退是很有必要的，但事实究竟怎样，我们已经无法知晓。明确无疑的是，华盛顿认为李的行为不是出于胆小怯懦，就是为他早先反对进攻的主张而采取的消极态度。华盛顿将李从战场上撤换下来，然后在更有利的地区重整美军——而李的支持者却表示这正是李想要做的，此时他正冒着英军的枪林弹雨，安然跨坐在马背上。在华盛顿的直接指挥之下，按照施托伊本精心训练的专业队列，大陆军终于在闷热的天气中守住了阵地，使克林顿的正规军遭受了几乎两倍于大陆军的伤亡。华盛顿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大陆军现在已经能够与英国正规军匹敌，并且完全可以在传统的、开阔的战场上控制局面；同时，查尔斯·李的军官生涯宣告终结了。然而华盛顿并没意识到，蒙茅斯县府战役将是他在约克镇战役之前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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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似乎在走出福吉谷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发挥着作用。此后，克林顿把部队驻扎在纽约，而华盛顿则在城市周围布下工事，这让他回忆起两年前发生在同一地点的情景，当时的情况更为不利：“经过两年的南征北战，经历了也许是创世以来最剧烈的局势变化以后，两支军队又回到了最初的战场，想到这一点，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也不觉得有多么有趣。”只不过这一次轮到英国人“拿起铁锹和镐头修建防御工事了”。胜利看来已经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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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对法关系与南方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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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看到，华盛顿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实际上要在5年以后才会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战争可以非常恰当地被描述成一场马拉松比赛，而华盛顿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持久的耐力。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拉松的比喻忽视了战争的高潮和低谷，而正是这些高潮和低谷使华盛顿的总司令生涯更像是坐过山车，而不是长跑比赛。虽然耐力——坚持到最后的能力——在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地位骤降的经历迫使华盛顿培养出另一套美德（实际上改变了他以前对美德本身的理解）。从1778年秋季到1781年春季，对华盛顿而言就像一个漫长的低谷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挫败、最困难的时期，对他自己和他所奋斗的事业而言，都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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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挫败感的原因之一是法国舰队。英军在战争中所具有的战略优势之一就是海上的霸权地位，这使得豪和克林顿可以快速而安全地调动军队，并威胁到北美的所有重要城市。自从法国正式宣布成为美国的同盟国以来，华盛顿就开始梦想，有一天法国舰队的出现将会抵消英军的优势，使美军获得同样的机动性。他期盼着法军和美军联合起来，由法国舰队制约英军主力部队，而大陆军则从陆上沿着波士顿之围的战线收拢包围圈。但华盛顿的梦想一次次地化为泡影，因为法国坚持将主力舰队驻防在加勒比海地区，以便能够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利益。早在1778年8月，华盛顿就试图小规模地实现他的巨大梦想，从水路和陆路两个方向对罗得岛的5000名英国守军发起进攻。但法国舰队由于规模太小而不得不撤退，进攻最后以失败告终。华盛顿后来说，对法军的参战，他觉得必须“看到事情最好的一面”，这意味着他必须忘记一个事实，即英国海军依然在大西洋沿岸占据着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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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部分原因在于，假如他想要摘下费边的面具，还以进攻者的本来面目，那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优势就是法国舰队；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华盛顿相信，英国政府只要再遭受一次类似萨拉托加战役这样的决定性失败，就有可能放弃美洲帝国。到1779年，原本模糊的梦想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而纽约就位于梦想的中心位置。纽约是英国在北美的一块巨大领土，英军的舰船和军队都从这里被派遣出去，华盛顿三年前在这里遭到的最屈辱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因此，华盛顿将夺取纽约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其他一切行动都要依赖于它”。面对有关法国主力舰队所处位置的大量混乱报告——有一个报告甚至声称，法国舰队已经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准备夺取伦敦——华盛顿只能不断地想象着法舰封锁纽约港口，他自己则率领大陆军夺取纽约城的画面，他太希望通过一次戏剧性的打击来挽回自己的荣誉并结束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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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华盛顿的希望与现实存在着矛盾。英国仍占据着海上霸权地位，而法军将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尽管如此，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华盛顿一直将法美合作当作核心战略来考虑。在那段时期内，华盛顿将大陆军的主力部队编排成一个巨大的弧形，从新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点（West Point）附近的哈得孙高地（Hudson Highlands），然后向东抵达康涅狄格西部的山区。之所以这样部署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如果英军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优势兵力，美军可以迅速撤退到西部；如果英军试图再次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殖民地的联系，美军可以奋力保护哈得孙一带，使敌人无法得逞。这一部署也保证了美军在人口密集地区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醒当地的居民认识到哪一方控制着当地的局势。但最重要的是，这种部署顾虑周全，大陆军就只等着海风或是上天把法国舰队送来，好让华盛顿给纽约以决定性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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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固守纽约的决定也表明，他强烈反对再一次发动加拿大战争。以前他一度狂热地鼓吹入侵加拿大，现在却认为那不过是旁枝末节，只会消耗攻打其他地区所急需的兵力和辎重。当大陆会议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法美联合起来远征魁北克时，华盛顿却表示反对，原因是一旦法国人将旗帜插到那里，“并将他们的血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和政府形式带到那里”，他们就不太可能会离开了。在看待法国人的援助时，他得出了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结论，这一结论后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最早、最强有力的表达：“人总是很容易走极端。对英国的憎恨可能转化为对法国的过分信赖……对我们的新同盟，我抱着由衷的赞许之情，在合理的限度内珍视他们的援助，然而我们不应该超过自身利益的限度去信任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一位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应该违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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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时间里，华盛顿一直奉行着固守纽约的政策，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西部边疆，也就是他十分熟悉的俄亥俄领地。当时，易洛魁联盟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却完全错误的判断：殖民地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注定要失败了。因此，他们从加拿大出发，与英军一起不断地骚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定居者，企图将北美人永远从当地清除出去。有关边疆地区野蛮战争的许多报告称，很多英国军官收集人头皮（千真万确），与印第安同盟军一起用吃人肉来庆祝胜利（这也许不是真的）。1779年春天，华盛顿命令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带领4000人的特遣队，按照同样野蛮的方式向六族同盟发起报复。“您的下一个目标，”他写信对沙利文说，“是完全毁坏和消灭他们的定居地，尽可能地将男女老少一网打尽。”对双方争夺的地区，华盛顿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熟悉，他向沙利文发布了详尽的指示。1779年夏天，沙利文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战斗，大概有20个城市和村庄被彻底摧毁。只有奥奈达人（Oneida）因为站在美国人一边而幸免于难。六族同盟曾经统治了俄亥俄领地，后来又与法国人和英国人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经历了这次打击以后，却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华盛顿虽然不相信沙利文领导的战役能直接导致英国的投降，但这场战争确实帮助北美在战后确立了对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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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华盛顿向西部派遣部队时，英国人也在将大量兵力派往南方。华盛顿终于意识到，曾被他视作英军在北美大陆基地的纽约，现在更成了英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大后方。用他的话说，“南方攻势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袭击，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征服”。很多美国人都以为萨拉托加大捷标志着独立战争开始接近尾声，然而英政府却认为那只是一场进攻的结束。英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更加努力地部署，他们重新充实了萨拉托加战役中被打败的军队，并增派了一支同样人数的部队，以便向防备虚弱的南部殖民地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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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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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人的南部攻势还只是让华盛顿大吃一惊的话，那么他们强大的武器装备则着实把他吓坏了。“正当我们呼呼大睡或开着无聊的玩笑时，”他懊恼地说，“英国人却已经调动了整个王国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与我们对抗。”他那法美联合征服纽约的梦想现在变成了一场噩梦，战争不仅没有以巅峰式的胜利速战速决，反而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而美军无论在枪炮、资金还是兵源上都处于劣势。“在现代战争中，谁的钱包最鼓，谁就最能控制局面，”华盛顿感叹道，“英国人的信贷制度十分发达，比任何国家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直到这时，华盛顿在思考这场爱国行动中最重要的获胜因素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个人的优秀品质：士兵们向着英军大炮进发的非凡勇气，衣不蔽体的部队默默地穿过福吉谷的雪原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他自己为了深信的事业而甘愿冒下的各种风险。然而，他也开始考虑另一个超乎个人层面的因素，它不完全依赖于意志力，而依赖于能够快速调动资源的制度。在战争中，如果说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敢，那么制度最重要的品质则在于能够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认识到，后一种因素在当时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十分担忧”，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北美的财政制度似乎只能提供“虚假的希望和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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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大陆议会政治弊端的最初理解源自他对美德的最初阐释，将失败归因于个人意志薄弱。他对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说，最优秀的人选择效命于州政府，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家里高枕无忧……与此同时，北美的共同利益却遭受着无可挽回的破坏”。当大陆会议中的二流代表正在为无聊的决策不知所措时，来自弗吉尼亚的一流领袖在哪里呢？“梅森、威斯（George Wythe）、杰斐逊、尼古拉斯（Robert Carter Nicholas）、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纳尔逊（Thomas Nelson）以及另一个人（指哈里森本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大陆会议没有起诉奸商和“囤积者”（哄抬军需物资价格的人）？他们明显是“社会的蛀虫”，这样的人都该“用一个比处决哈曼[3]的绞架高五倍的绞架吊死”。一大帮责任重大的议员们怎么能眼看着发行的货币变成“连一个大陆币都不值”的笑话呢？通货膨胀已经攀升到了顶点，“一只耗子的价钱在从前可以买一匹马了，而现在没有200英镑的话根本买不来”。假如英国的敌人不是殖民地，而是其他一方的话，他一定已经向英军投诚，并保证为英军夺取胜利了。政治领导阶层在国家层面上宣告失败，让通货膨胀、腐败和空头许诺变成了“一种流行病”，更使无动于衷的态度“成了比整个英军可怕千倍的敌人”。华盛顿曾向一位弗吉尼亚老友吐露道，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最美好的前景“竟然被一群贪婪的无耻小人所遮蔽，他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能将整个大陆置于无可挽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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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症结所在，是华盛顿逐渐认识到的，它并非个人意愿的问题，而是所有人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严重限制了大陆会议的权威。英国议会和政府之所以可以征税和招募军队，就因为其拥有英帝国的最高主权。而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内，大陆会议也是因为临时拥有了与之相当的权力，才得以建立大陆军，并任命华盛顿担任指挥。然而当大陆会议开始作为立法机关像英国国会一样运作时，却不断遭到来自各殖民地的批评，陷入了英国国会曾经面临的境地。本来，推动美国革命爆发的核心力量就是对立法权尤其是征税权的深恶痛绝，只要这种权力脱离了公民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不管什么政府都一样可恶。从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角度看来，聚集在费城的代表们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人物，他们和伦敦的下院一样，都没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而且，大陆会议的投票总是以州为单位进行的——每州一票，因此也就无法公正而准确地反映北美全体人民的意志。1781年正式通过的《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一票制原则，而没有也不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北美国家，根据条例，各州保留主权，邦联没有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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