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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军事行动在一开始，就会制订详尽的计划，并分析和提供临时调整方案，以应付计划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的情况。但约克镇的行动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一开始，华盛顿连目标都不确定，他的确提到了弗吉尼亚，但是进攻目标是查尔斯顿和卡罗来纳，这些地区距离法军的舰队很近。但接着，当他和罗尚博向南部进发时，全面胜利的机缘突然降临，就好像冥冥之中上帝在掌控一切。华盛顿就借着天降神恩派出了一支2000人的先锋队，与拉法耶特的部下会师，堵住了康沃利斯从半岛上逃走的退路。当法军舰队出现，而康沃利斯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时，他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可以试图挣脱包围圈。然而此时却出现了重大的情报误传，康沃利斯以为克林顿命令他待在原地不动，这个失误几乎可以与豪和伯戈因在萨拉托加的惨败相匹敌。当华盛顿和美法联军主力部队于9月15日到达时，约克镇的所有出路都被堵死了。“将来的命运会如何，我们还很不确定，”几个星期以后，华盛顿写道，“但我们预见到康沃利斯的军队将元气大伤，这让我们十分满足。”华盛顿盼望了整整6年的转折性战役终于要来临了，尽管它比想象中来得晚，也没有发生在纽约。事实上，战场距离玛莎作为嫁妆交给他的庄园不足50公里，近到他那年轻的继子杰基都可以过来做他的助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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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镇之围实质上是一场军事工程的较量，而这方面恰恰是大陆军的弱项。幸好法国盟军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工程师。结果，华盛顿虽然是名义上的总指挥，但实际上约克镇之围完全是一次法军的行动。华盛顿把注意力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比如发布了一份包含55项条款的备忘录，明确每位军官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他还获得了向英军防御工事发射第一枚加农炮的礼节性荣誉，据说炮弹正好击中了一群围坐在一起吃饭的英国军官。然而大部分时候，华盛顿只是四处视察，努力让自己忙一些，单等着康沃利斯的军队被慢慢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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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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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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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没有月亮，大雨滂沱。大陆军的一队坑道工兵试图将战壕挖到离英军防御工事边界500米的地方。约瑟夫·普拉姆·马丁（Joseph Plumb Martin）中士负责挖掘工作，他年仅21岁，却已经是参战6年的大陆军老战士，作为新英格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中的一员，他签下的应征合同规定“服役至战争结束”，因为只要仗一直打下去，当兵就似乎是唯一适合的选择。当他在泥水里挖掘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马丁的小分队所在的战壕中，并请求他们干活的时候保持安静，因为英军的岗哨就在不远处，一旦被发现或抓获，就可能将重大的情报泄露给敌人。马丁觉得这个建议出发点是好的，却没有什么用，用他后来的话说，“人人都明白，坑道工兵是不可能得到敌人的宽恕的”。这就是说，一旦被发现，他们一定会被打死。接着，一群军官匍匐进入战壕，马丁听到他们称呼这个陌生人为“阁下”。这使得马丁疑惑不解，不明白为何总司令如此无所事事，又为什么故意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华盛顿显然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上述想法。第二天晚上，他又一次加入到小分队中，并且还扛了一把镐，这样历史学家就可以记下——虽然并不准确——华盛顿将军亲自挖掘了攻破约克镇的第一道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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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康沃利斯终于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于是要求与华盛顿会面商讨投降条款。在此之前，华盛顿只和一个投降者谈判过，那是27年前他还在尼塞西蒂堡时。他坚持要全体英军投降，允许一艘英军舰船载着保王党的军队驶离纽约。他在日记中谈到这48小时的谈判时，强调的是英军投降在美军后勤改善方面的具体作用，而不是美军胜利的历史意义。他写给格拉斯的信中催促对方继续战斗，也许是指进攻查尔斯顿，这表明他并没有意识到约克镇大捷意味着独立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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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他骑上最心爱的战马尼尔逊，而败绩的英军则在法军和美军组成的夹道中穿过，当时的一位见证者说，有几位红衫军曾奚落美军衣衫褴褛，并拿这些光着脚的胜利者开玩笑。康沃利斯以生病为由拒绝参加投降仪式，而那位替他出席的人显然错把罗尚博当成了华盛顿，准备将宝剑交给这位法国将军。以前在康沃利斯保护下的数百名黑人奴隶（其中许多人已经因为天花而死去）试图逃到丛林里去。华盛顿下令将他们围捕起来，刊登布告以还给原来的主人。（其中可能还有华盛顿在芒特弗农庄园时拥有的一些奴隶。）美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战役，也是华盛顿梦想了6年的决定性战役，现在终于获胜了。然而华盛顿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离奇的投降场面更使得局势含糊不明。就个人而言，一场家庭悲剧使这一喧嚣的时刻更加混乱：华盛顿听说杰基因为在营地中感染了热病（也许是脑膜炎）而病倒了。11月5日，他来到继子的床边，眼睁睁看着孩子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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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拖延不绝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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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并没有庆祝胜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在提醒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英政府将会用对待萨拉托加大捷一样的方式来对付约克镇大捷。“只要英国能找到人力和财力，英王就会继续发动战争”，因为英政府中的首脑人物都相信，“只要承认美国独立，英帝国的气数就尽了”。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消息则表明，英国谈判者已经默认失去了美洲帝国，但华盛顿仍不愿意相信。他指出，即使俘获了康沃利斯的军队，英国人依然在北美大陆拥有强大的兵力，规模比大陆军大得多。当他在费城长时间逗留时，他敦促大陆会议派遣他继续发动攻势，或者以查尔斯顿为目标，或者去攻打英军在纽约的要塞——这样更好，他的旧梦又有了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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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伟大辩论家托马斯·潘恩试图让华盛顿冷静下来，他声称英国人对“七”这个数字很着迷：他们的议会任期是七年，学徒合同期是七年，财产的租期也是七年，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数字决定了独立战争既然始于1775年，就会终于1782年，历时刚好整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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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华盛顿拒绝将美国的命运交给完全迷信的说法，不仅如此，他坚持军队应该随时待命，直到和平条约签订、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为止。他承认自己在这个观点上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鉴于英国政府以前所表现出的愚蠢、狡诈和刚愎自用，”他对格林说，“我承认自己对一切都充满怀疑。”由于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他的命运，所以他已经学会了怀疑来自伦敦的任何消息，甚至“谈判”的说法也令他不安。谈判什么呢？英国人企图摧毁他和他的军队，现在他反过来摧毁了英军。他需要英国人无条件地投降，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满足；他需要英国人明确宣布，他们输了，而他却赢了；他需要这些自吹自擂的上等人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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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陆会议和州政府中就已经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将大陆军与尤利乌斯·恺撒领导的罗马军团或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的新模范军进行比较。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些原先的共和主义者后来变成了军事独裁者。尽管大陆军对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但“常备军”依然像一种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它给美国历史留下的烙印是有关波士顿惨案的木刻画，而在《独立宣言》中，它又是乔治三世对马萨诸塞公民犯下的罪状之一。而当华盛顿执行费边战略的时候，有人指责他是有意延长战争，以便扩展自己类似君主一样的总司令大权。此外，华盛顿贬低民兵战斗力的说法也引来了众多批评，很多人认为民兵是安全的、代表共和政府的，而常备军则是危险的、代表专制王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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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约克镇战役以后，在上述已有的恐惧中又加入了新的因素，因为华盛顿坚决主张将大陆军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大部分美国人却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了。事实证明战争确实结束了，华盛顿的坚持只是增加了人们的担忧，以为他想变成美国的克伦威尔。接着有消息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许是酒后失言，竟然声称如果华盛顿率领军队进入费城，下令解散大陆会议，新国家的前景可能会更加光明。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使人们日益忧惧，唯恐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会被谋杀在襁褓之中，就好像罗马和英国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就遭到了军事独裁者的毁灭一样。而且，既然上述两例是人类有史以来建立共和政府仅有的两次重大尝试，结果却都以失败告终，可见美国的前景也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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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当然了解这两个历史教训，所以他明白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1782年5月，纽堡（Newburgh）营地一位名叫刘易斯·尼古拉（Lewis Nicola）的年轻军官将很多军官在幕后的窃窃私语记载了下来：大陆会议在战争中的无力表现已经暴露了所有共和制国家的共同弱点，除非华盛顿宣布自己为国王，否则灾难一定会降临到刚经历了战争重创的美国。（尼古拉还写道，如果国王的头衔过于刺耳，也许可以发明一个不会冒犯共和派的称呼。）华盛顿对此予以严厉的训斥，“将这些想法从你们的脑袋里清除出去吧”，他公开谴责这一言论，把它形容成“对我们国家犯下的最大错误”。当华盛顿的反应被外界知晓时，据说乔治三世发表了最为老道的看法：如果华盛顿像他一直声称的那样，拒绝君主的桂冠而选择退休，那么他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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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乔治三世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凸显了华盛顿的品格中非凡的一面：他拒绝把自己看作美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英国革命以后仍不愿意放弃权力，此后几个世纪中，拿破仑、列宁和卡斯特罗也纷纷步其后尘，不愿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他人。在这里，我们无需浪费时间讨论华盛顿与他们有何不同，或者美国革命创造的政治条件有多么例外，关键之处在于，同华盛顿相比，其他革命领袖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完全没有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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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当然并不缺乏革命声望。1775年形成的大陆军和独立革命事业已经将他视为核心领袖。而且在通向约克镇那漫长而艰苦的征程中，他一直表现出对北美独立事业的献身精神，保持了富有人情的形象和庄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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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也并不相信新政府（现在被称为邦联国会）可以更好地应付战后的建设。他对新政府对北美共和国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分析表示怀疑。“我的看法十分明确，”他写信对纽约的州长说，“如果国会不扩大权力，获得处理所有全国事务的能力，那么我们洒下的热血、付出的代价、承受过的苦难都将没有任何意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要破裂，到时候就会沦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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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华盛顿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行使权力或类似的任何集中化的政治权力深恶痛绝，而弗吉尼亚的主要政治思想家——包括乔治·梅森和托马斯·杰斐逊——倒是都把这种憎恨看作是共和政府的原动力和真正的“1776年精神”。华盛顿从战争中吸取的主要政治教训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缺乏足够的活力，而北美在经历了推翻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权威后，本土的政治家都变得过分强调对政治权威的限制。在与州政府的通信中，华盛顿经常建议加强行政部门的权力；而在战争期间他不断强调的一点，就是大陆会议没能像一个主权中央政府一样对各州实行强制的约束，因此才会在面对强大的英国时显示出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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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华盛顿也并没有幻想邦联国会能够履行向军队做出的承诺。1780年，议会曾经发布了一个决议案，给大陆军的军官们颁发终身的半薪。然而等到1782——1783年冬天时，局势已经非常明显，提供这笔津贴的税收永远都不可能征到了。此时在国会中担任代表的汉密尔顿报告说，即使将上面提到的数目减少为5年的全薪，该决议案仍将遭遇同样的流产命运；一旦和平协议签订、大陆军被解散，这张空头支票将会被人们永远忘记。而到1783年1月，华盛顿发现国会对常备军的恐惧已经使军队本身的待遇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像往常一样，军队没有军饷，大部分军人连衬衫都没有，”他用颇为讥讽的口吻说，“假如有人斗胆向国会讨个说法，他们会回答说，大陆军已经习惯于穷困艰难、没有军饷的生活了，让他们接受其他的生活方式既不明智，也是有害的。”他向汉密尔顿坦白说：“作为一名公民兼战士，我所面临的困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对大陆军将士们的忠诚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基础，因为正义感使他坚信，这些人为美国独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也同样清醒地看到，这些牺牲的唯一回报只有赞美，“随着战争的结束，回报以往功劳的期望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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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因素——华盛顿的卓越地位、新生邦联政府的软弱无力，以及军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纠结在一起，终于导致了1783年3月在纽堡发生的一场阴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华盛顿的最后诱惑”[4]。就在军事生涯的顶峰时期，华盛顿证明了自己对独裁权力的诱惑完全免疫，就像他对天花拥有免疫力一样。而且，和他做出大部分戏剧性决定时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一行为的原因深深根植于他的性格中，因此他的行动好像完全是出于本能，根本无需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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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纽堡阴谋的学者们都赞同，它可能是由费城的一伙国会议员挑起的，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莫里斯希望利用军事集团的威胁作为政治武器，赢得税收法案（主要是关税）的通过，也许还希望由此使邦联国会的权力超过各州。华盛顿最先听到风声是在纽堡的军官们到处散发请愿书时。这些请愿书威胁说，如果军官们的津贴得不到保障，他们将采取行动反对国会。到1783年初，随着阴谋演变得越来越复杂，军官集团也出现了分裂：温和派由亨利·诺克斯带领，他们与国会内部的阴谋家联合，威胁发动一场政变；而激进派则在霍雷肖·盖茨的领导下，准备采取威逼行动，企图由军方接管政府。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军官集团发表的秘密言论永远不可能以历史档案的形式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只能从这场阴谋的派系争斗中做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我们能肯定的是，3月11日是危机酝酿成熟之时，反对政府的军官们准备在这一天召集会议、协调战略。华盛顿下令撤销这次集会，声称只有他才有权发布这样的命令，接着他决定在3月16日召开一次全体军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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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里，他亲自起草了他一生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演说稿。除了用词得体、韵律典雅外，这份演说稿还将他自己的荣誉和名声与美国革命的最终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传达的核心思想是，军方试图采取的任何阴谋都将是对他们为之而战的原则的否定，也是对他本人正直品格的攻击。克伦威尔以及后来的拿破仑都将自己视为革命的化身，以便为他们夺取独裁权力提供正当的理由；而华盛顿将自己视为美国革命的化身，目的却是宣称这一革命与独裁权力水火不容。这场演说就好像一位父亲向子女们宣讲这个全新的大家庭的意义。以下是最感人、最重要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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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我是最早投身于我们国家的事业的人之一；既然除了公职的需要把我召离你们身边外，我从没有一刻离开过你们；既然我一向是你们坚定的伙伴和你们的痛苦的见证人，而且是直到最后还感知并承认你们的功绩的人之一；既然我一直认为，我个人军事生涯的荣誉同大陆军的荣誉息息相关；既然在听到大陆军受到赞扬时，我感到欣喜若狂，而在有人诋毁它时，我又感到义愤填膺，那么就不能认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我对大陆军的利益漠不关心……我以我们共同祖国的名义请求你们，既然你们珍视自己神圣的荣誉，尊重人性的权利，尊重美国的军事和民族声望，就请你们向希望以任何貌似有理的借口破坏我们国家的自由，试图恶毒地打开内乱的洪水之闸，让我们正在崛起的国家淹没在血海中的人，表示你们最深的恐惧与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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