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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却十分深刻。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华盛顿向世人表明，他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野心，并能够认识到通过交出权力，而不是扩大权力，他的历史地位才会上升。他有足够的自信，知道自己是谁、做了些什么，对任何无关痛痒的流言蜚语都能置之不理。而从理想的角度而言，他证明自己对共和主义的核心原则有着本能的理解力，即所有的合法权力都必须来自公众的赞同。（有趣的是，华盛顿很少用“共和国”这个词来描述新国家，虽然在其建立过程中，他比任何人做出的贡献都大。他更喜欢用“帝国”的称呼，而这个词却有帝王、君主的含义，实际上与拿破仑式的野心更相符。）华盛顿并不赞同共和主义，因为这种原则强调完全取消行政权力、反对强有力的政府，是对独立革命精神的扼制。但从根本上说，他却是一个共和派，他视自己为一场历史性实验的组织者，他所代表的是大于个人、大于他自身的政府；在这场实验中，所有的领袖，不管其作用多么不可小觑，最终都应当是可以替代的，这正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终极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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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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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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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进入纽堡的新大楼，这是一个由军队刚刚建成的大型礼堂，也被称为“圣堂”。听众席上有大约500名军官。霍雷肖·盖茨负责主持会议，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因为在华盛顿已经扑灭的那场军事政变中，他是最有可能的阴谋策划者。所有的发言都按照底稿宣读并经过精心排练。华盛顿的副官们在听众席中呈扇形落座，每当将军的发言到了关键内容时就带头鼓掌。华盛顿缓缓走到讲坛前，从短上衣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讲稿。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这个动作几乎肯定是有备而来的——从口袋里掏出费城科学家大卫·里滕豪斯（David Rittenhouse）刚寄给他的眼镜。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公开场合看到过华盛顿佩戴眼镜。他向济济一堂的军官们环视了一圈，扶了扶新眼镜，然后说道：“绅士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因为我不仅头发花白，而且几乎老眼昏花，无法再为国家效力了。”有几位军官开始哽咽。演讲本身十分冷静克制，人们所有关于军事政变的想法顷刻间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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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夏天和秋天，和平协议的临时条款公布出来，美国独立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了，然而华盛顿依然在训练大陆军，以防外交努力一旦失败，战争会再度爆发。他决不允许这种可能发生。（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大陆军为战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时，战争却不太可能爆发了。）他接二连三地向国会写信，替军队申请抚恤金，以保证军人受到公正待遇，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知道，不管国会通过怎样的法案，没有钱，政府的任何允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者而言，军队都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是权力和强制力的来源。它不仅帮助美国人赢得了战争，而且也挑战了革命信条，证明了权力和强制力不一定违抗自然秩序。可是现在应该解散军队，忘记军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赢得的成就，而且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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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胜利的结果越来越明显时，华盛顿表达了他对胜利的最终看法。如果说纽堡的演说是他最感人的演讲，那么他在1783年6月写给各州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则是他一生中最中肯的一封信，与那些平淡陈腐的官方通信相比（这类信件总共有好几万页之多），这封信显得热情洋溢。这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时刻，唤起了华盛顿所有的想象力：“美国公民身处最令人羡慕的环境中，他们是这片广袤大陆唯一的主人。这里拥有世界上各种土壤和气候，特产丰饶。现在，和平终于到来了，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将被视为在一个惹人注目的舞台上表演的演员，而这个舞台是上帝特意用来展示人类的伟大与福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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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战争赢得的伟大成果是一个大陆帝国的成立，包括他年轻时曾经开拓过的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土地。华盛顿相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的未来在西部的内陆地区，而不是东方的欧洲。当拉法耶特建议他去欧洲各国首都进行一场巡礼时，华盛顿表示了反对，他更希望在“新帝国”举行一场游行，从底特律出发，沿密西西比河而下，最后经佛罗里达和卡罗来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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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封公开信也回顾了美军最近的胜利，他将它描述为“上天带来的奇迹”，并采用了令人熟悉的“一系列机缘”的说法，不过这一次是从更高的层次：“我们的国家不是建立在无知、迷信的黑暗时代。在它建立的这个时代里，人权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的理解和清楚的界定。”接着他讨论了过去一个世纪（不久以后被称为“启蒙时期”）人类在社会和政府方面的知识结晶，指出当美国人开始他们独立建国的实验时，这些知识幸运地变成了现实。“在这个幸运的时代，”他谈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了，如果他的公民们不能完全拥有自由与幸福，那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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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与军队告别时，出现了两个戏剧性的场景。其一是1783年11月初在纽堡，来自巴黎的消息表明，和平协定已经签订。在一次令人动容的仪式庆典中，华盛顿向大陆军的普通士兵道别，称他们为“爱国的兄弟帮”。他表示，希望国会尽快兑现曾经允诺过的年金，以表彰他们的贡献，并劝勉所有的战士以美国公民而不是弗吉尼亚人或新英格兰人的身份回到家乡。稍后，在纽约的弗朗西斯酒馆，他又以个人身份与追随他7年之久的军官挥泪告别，当时在场的人都将这一高潮看作自己人生的重大时刻，也是创造美国历史的关键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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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道别发生在邦联会议临时所在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12月22日，一场向华盛顿“阁下”致敬的正式宴会和舞会在那里召开。华盛顿在宴会上的祝酒词使某些代表颇为不安——“祝愿国会得到足够的权力管理国家”——这显然是批评《邦联条例》规定的国会权力太过局限。在接下来的舞会上，华盛顿跳了每一支舞，因为女士们排成了长队，用当时一位在场者的话说，“每个人都想接近他”。在第二天的官方庆典仪式上，托马斯·米夫林担任了主持者，这也是最后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因为米夫林曾经策划了逼迫华盛顿辞职的阴谋活动。接着，庆祝美国胜利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我已经完成了派给我的任务，”华盛顿严肃地说，“现在将从伟大的事业中全身而退……我正式提出辞呈，告别愉快的公众生活。”这个人懂得坚持到底，也深谙如何结束。发表完这段演说以后，华盛顿缓缓走向早已候在大门外的马车，人们纷纷挤到门口向他挥手道别。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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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特林勋爵（Lord Stirling，1726——1783）：即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将领，曾在长岛战役中兵败被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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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卡尔布男爵（Baron de Kalb，1721——1780）：巴伐利亚出生的法军将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与乔治·华盛顿一起在福吉谷度过最艰难的冬天，在卡姆登战役（Battle of Camden，1780）中负伤牺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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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曼（Haman）：《圣经·以斯帖记》中记载的一位波斯宰相，因为阴谋杀尽犹太人而在五十肘高的木架上被吊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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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盛顿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Washington）的说法可能源自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1953年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小说1987年被改编成电影，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最后一刻摆脱了魔鬼的诱惑，圆满升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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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第五章 过渡时期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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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革命以前，华盛顿的声誉只是地方性的，并不为其他殖民地人所知晓。这种声誉依赖于——更准确地说，是产生于他的地产，而且其中一部分来自玛莎的嫁妆，还有一部分来自法印战争的回报。约克镇战役之后，他获得了全国性的荣誉，而且这种荣誉依赖于革命的考验和洗礼，并为后来的造神运动提供了永不枯竭的资源。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源泉，全部的革命活力都围绕着他产生，也正是这种活力支持着大陆军不顾一切地坚持了将近8年的战斗。然而，最终他却交出了这种无人能及的权力，在这神恩护佑的革命到达最后一刻时，他的举动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有一首赞美诗称他“将众心相连”，是美国的宙斯、摩西和辛辛纳图斯[1]。诗人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将他描述成“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人”，并称“他活在偶像的光辉中，像神一样被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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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拥有如此超凡的地位。而在以后200多年的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一位公众人物能够获得像他那么高的声誉，可谓乱世出英雄。华盛顿经过了一段时间才使自己适应了被视为美国世俗圣徒的角色。最初他选择沉默来逃避这一切，因为他知道，经历了繁忙的、总是“绷紧弦”的战时生活后，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节奏缓慢的乡村生活。几个月以后，他已经学会用一套标准的说法来应付纷至沓来的溢美之词：他并非神灵，只是受命运垂青，使他“历经崎岖坎坷，一路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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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自己时，华盛顿开始用第三人称，并对由此造成的滑稽效果感到十分好笑。当邦联国会将他的辞职信——这是他作为辛辛纳图斯的纪念物——装在一个金盒子里送给他时，他说道，百年以后，后代人可能将它当作一件宗教信物那样崇拜。而当西班牙国王将一头公驴作为礼物运到芒特弗农庄园，希望改进美国骡子的品种时，华盛顿则声称那匹公驴过于孱弱而不适合配种，它一定已经在西班牙王室那里满足了性需求。随着无穷无尽的参观者不断地来芒特弗农“朝圣”，华盛顿被占据的时间越来越多，但他依然试图摆出富有人情味的态度，好挽回他那冷漠超然的名声。有一位完全陌生的客人整夜地咳嗽，后来华盛顿走到他的床边，递了一杯茶给他；另一个更早的访问者、擅长移植手术的法国牙医也评价了华盛顿的谦恭有礼，不过即使华盛顿本人也料想不到，200年以后，他的假牙和牙托会成为芒特弗农庄园吸引游客参观的主要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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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有生之年就被当成传奇人物，这对华盛顿来说并不陌生。实际上，早在战争刚刚开始的几周里人们称他为“阁下”那时起，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做出与这种称谓相匹配的姿态了。甚至更早时，当他在尼塞西蒂堡和莫农格希拉河大屠杀中奇迹般生存下来，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认为自己是受到上帝眷顾的。在独立战争中，当周围的士兵不断流血牺牲，而他却安然无恙时，这种感受更为强烈。1783年以后，他的神话地位被载入了新国家历史的第一页，永远为后代所铭记和颂扬。雕塑家、画家、历史学家，甚至毫不相干的旁观者都纷纷涌到芒特弗农，就好像来到美国的奥林匹斯山朝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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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盛顿越来越认识到，他在天堂的地位已经确定，而在尘世间的时日却不多了。战争期间，他过分专注于军队的日常事务，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过了命定的年限——50岁，这是华盛顿家族中的男性很少能活过的岁数，他称之为“人生的顶峰”。正如他在纽堡向军官们说的那样，在为国家效劳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的老人。他那曾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强健身躯，如今却松弛下垂；他那魁梧的身板曾令他在马背上、舞池中留下优雅的身姿，现在却染上了风湿病。一度在狩猎中充当领队的他，现在却选择在队伍中殿后。他在信件中开始严肃地谈到辞职的问题，透露出“昔日英雄风光不再”的强烈意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1784年，拉法耶特在芒特弗农庄园住了很久以后终于动身离开，道别的场面使华盛顿怀念起往昔岁月，并以淡泊的心情预想了日益迫近的黑暗。“我回忆起我的年轻时代，”后来他写信对拉法耶特说，“发现它们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52年来我一直在向上攀登，现在终于开始下山了——对我而言这已经十分幸运，因为我的家人都不长寿——也许不久，我就会被埋葬在父亲那阴冷的墓穴边了。想起这些事情当然使人心情黯淡……但我并不抱怨，我已经很走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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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年轻的部下和从前的战友先后死去，这使他的宿命情绪更为强烈。约翰·劳伦斯死于约克镇战役之后的一场无意义的小规模战斗中，这也是战争最后的几起伤亡事件之一。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另一位深受他信赖的副官，死于1786年的一场病毒感染。纳撒内尔·格林，他最为忠心、最珍视的部下，在同一年因为中暑而死去。他们都步了查尔斯·李的后尘——这位华盛顿昔日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于1782年辞世，与他心爱的猎狗，以及他所憎恶的人们葬在一起。（李生前的愿望是，必须葬在距离任何一个长老会或浸礼会教堂1英里以外的地方，并解释说：“我生前总是不得不与讨厌的人为伍，不愿意死后也这样。”结果人们还是违背了他的愿望。）虽然华盛顿已经十分习惯看着周围的人相继离去，但这些人的辞世还是令他忧伤，使他联想到自己白发迟暮、时日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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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盛顿在战后的芒特弗农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两个活跃期的过渡阶段；如果你愿意，可以像给牧歌命名那样，分别冠之以作为将军的“战时第一人”和作为总统的“和时第一人”。但华盛顿本人却将其看作尾声，而不是幕间休息。10年以后，当另外两位杰出的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隐退到各自的乡村生活中去时，约翰·亚当斯预言他们两人的政治雄心只是暂时蛰伏了，并称他们为“生长在幽暗处的政治植物”。然而华盛顿本人和其他人却都深信，华盛顿是真正归隐到了莳弄芒特弗农庄园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田园生活中去了。华盛顿坚定地认为，他的公共生涯已经结束，而他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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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应有的贡献，但并不认为美国革命也已结束。下一步“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欧几里德问题一样简单，和字母表一样明确”，那就是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使之能将人民日益壮大的活力和半块大陆的资源联合起来。他相信，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够捍卫美国革命赢得的果实，但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也许必须经历一场危机。“我相信最后一切都会步入正轨，”他十分乐观地说，“但就像一个年轻人过早地获得了一大笔遗产，我们将会陷入骚乱之中，甚至让我们的声誉走到毁灭的边缘。”实际上，在事态好转之前，必定会出现一个低谷；或者，用华盛顿的话来说，“人总是必须先有感受，之后才是更高层次的理解”。然而这需要时间。他希望用余下的时日处理私人文件以应付未来历史学家的详细审查，为画家和雕塑家摆好姿势，招待源源不断地来访的崇拜者，为庄园的宅邸进行最后的翻新以便让它像自己的事业一样完美。此刻，这位行动的巨人显得十分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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