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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每当牵扯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华盛顿都非常小心，尽力避免任何不得体的言行。例如，他谢绝了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薪俸，这表明了他的顽固信念：独立革命的目标是十分纯粹的，而他效忠于这一事业的动机也一样纯粹。1785年，当波托马克公司的其他理事赠予他50股公司股票作为回报时，为了找出委婉地谢绝这份好意，同时又不会显得不近人情的方法，他和朋友们备受煎熬。但在华盛顿的心里，与股票或现金相比，土地是完全不同的财产形式。土地促使华盛顿回忆起自己继承芒特弗农庄园和卡斯蒂斯家族遗产、崛起为贵族之前的时光，使他重新回到野心勃勃的年轻时代——只有强健的体魄和军事上的功勋伴随着他前进。那时候，对土地的渴望是他内心防御和自我控制的唯一薄弱环节，假如没有这种渴望，他一定会无懈可击。然而，为了保证他那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并从经济上保证这种地位名副其实，追求土地是唯一长期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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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9月，他对土地的迷恋表现出非常戏剧化的一面：他决定在自己的西部土地上巡游一番，并拜访那些在他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地产上定居的家庭。当这些定居者听说他们多年以来耕种的土地实际上属于别人，而这个人恰恰就是乔治·华盛顿时，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失望。当他们质疑华盛顿的所有权时，后者雇了一位律师：如果拒绝离开这片土地，或者不肯作为佃户向华盛顿缴纳地租，他们将遭到法律手段的驱逐。“我认为这些人都是顽固而别有用心的流氓，”他解释说，“在反复警告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摆明了是要对我不利。”他似乎将土地看作自己的延伸，占有他的土地就对他构成了人身侵犯。法庭将这个案子拖了两年而迟迟未决，于是华盛顿这位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被迫与一群穷苦而争强好胜的农民争执不休。最后华盛顿胜诉，但胜利只是助长了他“全力以赴捍卫一己私利”的名声。这段插曲还暴露了他对土地的永不知足造成的另一个异常结果。与杰斐逊那种独立的自耕农模式不同，华盛顿选择了租佃和控制所有权的费尔法克斯模式来经营土地，这几乎是为了有意减慢向西部的移民，因为没有一个定居者会情愿选择租佃而非自己占有土地。采用这种模式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华盛顿对自己在弗吉尼亚没有地产的少年时代一直难以释怀，另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等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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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缺乏的记忆和以土地评价社会地位的观念在他退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遭到了质疑：围绕着辛辛那提兄弟会成员（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的资格问题，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在大陆军解散之前，军官们组成了一个名为辛辛那提兄弟会的团体，并且推举华盛顿为首任会长。该会的名称表明，其本意并不想干涉政治，协会的章程也强调兄弟情谊和博爱目标，并公开声称是一个精英组织，旨在宣扬大陆军军官在福吉谷发扬的崇高美德和贵族精神。要命的是，会员资格是世袭的，只能由每一代的长子继承。这一条款恰恰意味着，华盛顿死后，他的家族成员将无法参加该组织，因为他没有直系继承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点颇具讽刺性。很快，兄弟会成为公众奚落的焦点，尤其是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议会指责它是欧洲贵族的颓废余孽，显然是要威胁美国革命已经牢固确立的共和价值观。而在大洋彼岸的巴黎，富兰克林则对这种世袭资格进行了莫大的嘲讽。他说，经历两个世纪的长子继承之后，爱国者的血统将变得微乎其微，所以辛辛那提兄弟会还不如改变继承原则——与其指定继承人，不如指定被继承人，与其选择父亲，不如选择母亲，后者在向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时，不是比其他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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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华盛顿对这些批评装聋作哑，因为他对辛辛那提兄弟会的成员怀有兄弟般的情谊，相信他们是有着良好品行的少数，他们对美国独立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美国革命也抱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情结。他相信革命摧毁了君主制和英国的宗主国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但他并不认为美国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必须摧毁特权、等级和服从关系，要知道战前的他正是凭借这些才攀升到上流社会的。对他而言，辛辛那提兄弟会没有违背美国革命的美好理想，而是恰好体现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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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从未改变对该团体的看法，他把它描述成“纯洁的组织”，认为它有着“高尚的意图”，但他开始有意识地不再让该组织利用自己的声望扩大影响。杰斐逊似乎是第一个提醒华盛顿小心的知己，他指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该组织的成员急欲成为美国的贵族，其世袭条件“违反了人类自然平等的权利”，继续参与其中将会对华盛顿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1784年3月，华盛顿赴费城参加该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大会时，终于发现自己必须辞去会长的职务，并废除该会的世袭原则。假如杰斐逊关于安纳波利斯对话的回忆可信的话，华盛顿当时甚至还建议，如果改革不彻底，不如将整个组织完全废除。“假如我们无法使人民相信，他们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他解释道，“我们就只能向他们让步，以免崇高的意图转变为糟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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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以为他的警告会引起军官们的注意，兄弟会很快就会自动消失。然而，一些年轻军官和与会的法国军官却于5月份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协会的规章制度做了一些微小改动，却没有废除世袭制原则，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回应公众的批评。华盛顿参加了5月份的会议，并发表了一场演说，用最礼貌的口吻形容辛辛那提兄弟会，但在私下场合他却承认，“对于眼前的活动，我感到异常局促不安”。尽管他曾竭力希望与之保持谨慎的距离，但该组织不仅依然活动频繁，而且他本人又一次被选举为会长。1786年，杰斐逊从法国写信给华盛顿，报告说该组织面临的危险比他以前想象的还要大，它像癌细胞一样，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心脏中逐渐扩散，“只要这组织还存在一星半点，就会为贵族世袭制提供生长的温床，最终将把我们的政府从全世界最美好的模式变成全世界最糟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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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辛辛那提兄弟会变成了压在华盛顿身上的一个可爱而沉重的负担。可爱是因为华盛顿对该协会的杰出成员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与这个“兄弟帮”的成员曾经共同出生入死；它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它恰好象征了贵族的态度和价值观，当人们批判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时，它就成了一个靶子，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此十分担忧。华盛顿的新助手大卫·汉弗莱在1786年曾说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会争论不休，而您不仅一无所获，还将遭受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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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展望，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指责正是意识形态大战的预演，华盛顿就任第二届总统时将被卷入这场大战。而向前回溯，我们则会看到，这些指责又重复了当初大陆军遭到的非难：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革命的价值观，实际上却严重威胁了这些观念。华盛顿私下对朋友表示，针对辛辛那提兄弟会的指责完全是一种偏见：“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象出来的，他们希望用这些令人恐惧的想象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从那以后，他却以公务繁忙为由逐渐脱离了辛辛那提兄弟会，为了赢得子孙后代的好评而做出了让步。整个18世纪80年代，他选择了以沉默来面对各种批评，同时让自己与公共活动保持着有限的联系。最有意思的是，辛辛那提兄弟会遭到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意识到，美国革命已经使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察觉，而且以非常痛苦的方式才真正领悟，这同他自己对美国的看法很不相同：他以为国家应该充斥着杰出、恭顺、富有美德和荣誉感的人——总之，与他自己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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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特殊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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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12月，华盛顿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快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上，与辛辛那提兄弟会比起来，这件事情对他一直以来的公众形象有更大的杀伤力。这封信是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s）写来的，这位弗吉尼亚贵格会教徒刚将他的80个奴隶全部解放，并且直言不讳地要华盛顿也照办：“在独立战争期间最热忱地宣扬革命的崇高理想的人，现在却依靠奴隶劳动过着轻松、放荡和奢侈的生活，任何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听说这一点，都会感到荒唐透顶！更重要的是，根据公认的自由权利，这些人同样拥有一样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现在他们却处于您的绝对控制之下……您剥夺了他们无价的幸福。”普莱曾茨甚至毫无根据地认为，华盛顿也许过于关注隐退后的生活细节，以至于无暇顾及“如此高尚而有趣的问题”，因为只要他仔细考虑，就会将它视同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揭示的自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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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尾，普莱曾茨特意写了一小段话，企图让坚不可摧的华盛顿遭受打击：假如趁着这一有利时刻，华盛顿释放他的奴隶，那么他的一生将画上圆满的句号，他在史册中的地位也会十分稳固。但如果他支吾推托，失去机会，他的声誉将因此受到玷污：“现在人民虽然对您感恩戴德、颂扬备至，但不久他们就会对您的所有行为进行公正的评判和不偏不倚的解释。”到时候，如果他们发现领导美国独立的伟大英雄、“专制和压迫制度的摧毁者”最后没能通过考验，而是“将许多像他一样拥有天赋人权的人占为奴隶”，那该会有多么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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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没有回信给普莱曾茨，他并不习惯被说教，尤其是这种说教来自一位充满道德优越感的陌生人；更何况它来自一名贵格会教徒，道德上的洁癖曾使他们在战争期间像旁观者一样置身事外。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将这封信全然视作一种挑衅而忽视掉，因为它在华盛顿最关心的问题——后世的评价——和他所意识到的革命年代核心矛盾之间建立了联系。值得说明的是，普莱曾茨以为华盛顿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奴隶制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要知道，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出没在宴会中的、人人皆知的幽灵，它公然违背了独立革命的所有原则，却没有人敢于公开地讨论它。如果人们敢于在桌边有礼貌地就此开始交换意见，最终则往往争得你死我活。尽管华盛顿有意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但很多证据表明，在退休后的那段时期内，他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考虑奴隶制问题。而盘旋在他脑海里、足以供我们提出来讨论的，至少有以下两套不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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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观念是由战时的紧急状况所引发的。1775年开始，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逐渐接受了自由黑人，在此后将近8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指挥着这支种族混合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一变化使他面临从前在芒特弗农庄园从未面对过的种族关系，但他对此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有迹象表明，华盛顿第一次发现独立战争宣扬的目标与奴隶制相抵触是在1779年，当时约翰·劳伦斯建议在南卡罗来纳武装3000名奴隶，为了回报他们的效忠，应该允诺在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他们。劳伦斯的建议显然是出于兵力需要而临时推行的战时政策，但它却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更多的奴隶有可能通过服兵役而获得解放。也许华盛顿只是为了迎合劳伦斯，但他毕竟赞同了这种观点，而且还加上了一条忠告：只解放部分的奴隶将会事与愿违，“使奴隶们对那些继续维持奴隶制的人心怀怨恨”，并承认“这个问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费尽思量”。不出华盛顿所料，南卡罗来纳议会否决了劳伦斯的建议，用华盛顿的话说，这表明虽然革命的火焰在先前的冲突中熊熊燃烧，现在却开始逐渐平息，“每个人的自私心理开始作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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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特甚至比劳伦斯更积极地劝说华盛顿，指出废除奴隶制是美国革命的必然结果。1783年，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拉法耶特曾进行过一场奴隶解放的尝试，一群弗吉尼亚奴隶被宣布解放，并作为契约农在该州西部一些无主的土地上重新定居。华盛顿毫无保留地支持了这一计划：“亲爱的侯爵，您提出这一建议是为了将这个国家的黑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您的仁慈通过此事彰显无疑。我很乐意参与这一值得赞美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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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法耶特的建议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结果。也许和对待劳伦斯的态度一样，华盛顿只是在迁就亲爱的友人。就拉法耶特的浪漫气质而言，这一计划所具备的空想性毫不令人奇怪，华盛顿无所顾忌地答应了拉法耶特，只是因为他明白这一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无论如何，华盛顿在战争末期的公开表现与上面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在约克镇之战后，以及英军撤离纽约时，他都坚决主张英军收留的所有奴隶都应归还给各自的主人。（英国海军在纽约解放的3000名奴隶中，有4名属于华盛顿本人。）可是，刚退休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变得含糊不清，因为他开始意识到，美国的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异常现象。至于在战争以前，他对奴隶制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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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3年以后，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变得更加明朗了。1784——1785年期间，拉法耶特两次访问芒特弗农庄园，每一次都住了很久。在这以后他和华盛顿之间的通信，以及其他来访者的回忆都证实，拉法耶特劝说华盛顿对奴隶制采取更鲜明的立场。当时弗吉尼亚议会正在为是否应该捍卫自由奴隶的居留权争论不休，所以解放奴隶成了热门话题。1786年4月，华盛顿写信告诉罗伯特·莫里斯：“我只能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真心诚意地期望废除它（指奴隶制）——但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彻底而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通过议会的权威；而且，正如我的投票将会显示的那样，议会永远不会达成让人民失望的决议。”下一个月，他又写了类似的信给拉法耶特，表明他赞同渐进地解放奴隶。9月份，他写信给约翰·弗朗西斯·默瑟（John Francis Mercer），后者向他借了钱，希望以奴隶作为还款，华盛顿婉言谢绝：“我从未考虑过（除非为某些特殊的情况所迫）再购买更多的奴隶；我最希望实现的愿望之一，就是看到通过立法程序，这个国家的奴隶制会缓慢、确实而又不知不觉地被废除。”究竟是拉法耶特的深情劝说起了作用，还是普莱曾茨的说教警告发挥了影响，又或者是华盛顿的思想发生了自然改变，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同样，他的动机到底是纯粹道义上的，还是着眼于未来的声誉，又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我们也同样一无所知。但至少历史记载、哪怕只是在私底下，华盛顿是赞同废除奴隶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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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套观念的着眼点并非作为国家制度的奴隶制，而是芒特弗农庄园的奴隶制。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华盛顿曾推测，他的庄园会成为英军或保王党人攻击的对象。不可思议的是，直到1779年，芒特弗农依然没有遭到任何攻击，这时他开始考虑改变劳动力的问题。他告诉自己的管家伦德·华盛顿，假如战争胜利（要是战争失败，那一切计划就都没有意义了），他会放弃再使用奴隶。他对伦德说，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应该出售奴隶，而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售他们”。通货膨胀减少了一次性出售的可能性，而华盛顿也不愿意打散奴隶们的家庭。但他确实已经决定，芒特弗农庄园将以雇佣工人代替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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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冬天，华盛顿写信给劳伦斯，讨论解放服役的南卡罗来纳奴隶。因此，上文分析过的两套观念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不过，华盛顿在谈到芒特弗农的奴隶制时，并没有提到道德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完全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商业决定，根植于华盛顿的信念：即奴隶劳动比自由劳动效率更低、成本更大。而且他考虑的是将他们出售给其他奴隶主，而不是解放他们。他处理芒特弗农奴隶制的思路显然不是受意识形态的驱动，而是对赢利和损失的现实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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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芒特弗农庄园的战争期间，华盛顿写下了大量有关庄园管理的书信，其中不乏详细的指示：哪几头猪应该被屠宰掉，哪些地应该施肥和种上某种小麦，哪里应该开挖灌溉渠、种植洋槐树。然而对于管理整个庄园的总方针，他却很少提及。因为缺乏决定性的证据，我们只能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推测是，不再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决定，正是他早年主张放弃烟草作为经济作物、改种小麦的结果。自从他做出这一改变以后，芒特弗农庄园变得越来越像宾夕法尼亚多种经营的农场，而不再是泰德沃特或卡罗来纳地区的种植园风格。根据改变后的农业计划，华盛顿逐渐认识到，奴隶劳动的成本高得惊人。实际上，他拥有的奴隶数量已经超过了有效经营的限度，多余的奴隶正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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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坚持不懈地关注庄园管理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尽管如此，在战前收成最好的年份，芒特弗农庄园也只是稍有赢利，而在战争期间，它和大多数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一样，逐步滑向破产的边缘。因此，放弃奴隶制的决定表明，华盛顿敏锐地感到庄园发展正面临低谷期，并强烈希望庄园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他发现种植烟草行不通，就转向了小麦；他发现寄售制度使他被卡里公司那堆积如山的债务捆住了手脚，就中断了与该公司的联系；现在，他发现奴隶制与烟草或帝国的制度一样，也是麻烦的来源，所以他必须让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奴隶摆脱奴隶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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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越来越意识到，在弗吉尼亚种植园经济的基本现实中隐含着一个简单却影响广泛的特点，即奴隶制不仅与经济上的落后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道德上的落后联系在一起。他从逻辑上和想象中将这一观点推到了极致，将弗吉尼亚看成以多种经营和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大西洋中部经济的南部前哨，而不是以单一经济作物和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腹地经济的北方出口。（如果这一想象变成现实，后来针对奴隶制的存废之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内战是否不可避免也值得怀疑——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弗吉尼亚将站在北部联邦这一边就可以了。）直到华盛顿退休时，他在这方面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至少他一直是从经济的原因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不过尽管如此，芒特弗农庄园那庞大的奴隶人口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此时已经有了超过2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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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知道，坚持不懈地将信念付诸实践是华盛顿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因此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他不将出售奴隶的决定付诸实施呢？很显然，一直到1784年8月，他还在考虑这件事，当时威廉·戈登为了研究独立战争史来到芒特弗农，他记下了华盛顿和拉法耶特之间的一次对话。“您希望将您所有的黑奴都处理掉”，戈登回忆道，“而侯爵先生则希望将整个黑人奴隶制废除掉”，这两套目标互为补充，并将“给奴隶制以最后的打击，使您的政治声誉更加无可指摘”。然而那时，对华盛顿而言，任何一次性出售奴隶的计划都变得不太可行了，因为他遇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互相纠结在一起，使他面临难以应付的困境：首先，从卡斯蒂斯家族那里继承过来的奴隶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他，因此他没有出售的权力；其次，年纪最老的一批奴隶是18世纪60年代他刚开始经营芒特弗农庄园时获得的，现在这些人已经过了壮年，几乎不可能卖得出去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芒特弗农庄园中的奴隶们已经组成了复杂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假如华盛顿想要一次性地将他们售出，则不可避免地会拆散家庭。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现他和他的奴隶们共同陷入一个相互依附的网络之中，并一步步滑向经济崩溃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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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使我们有可能洞察到摆脱这一深渊的唯一办法，这也是罗伯特·普莱曾茨当时竭力主张、并为后来的道德学家一再重复的观点：彻底废除奴隶制。我们不清楚华盛顿在18世纪80年代是否严肃考虑过这一可能性，因为缺乏确切的证据。（不过虽然没有证据，似乎正是从此时他开始考虑到了解放奴隶的可能性。）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他的态度十分模糊：他发誓再也不会购买更多的奴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毫无意义，因为他所拥有的“这类财产”已经太多了；他极不情愿地承认芒特弗农永远无法赢利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众多奴隶颐养天年或哺育儿孙的地方，而这些又是他不可推脱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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