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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他承认在过去11年中，芒特弗农一直亏损，而且很多原因都显示，亏损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次年，他声称一年的损失使他“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钱”。英国农场主詹姆斯·布洛克萨姆（James Bloxam）是1786年受雇于华盛顿来改进栽培技术的，他认为芒特弗农周围的贫瘠土地是改良的阻力之一，但懒散的工人是最大的不利因素：“将军有几位非常……（原件此处模糊不清）但态度很恶劣的工人，但他从不像我那样管教他们。将军对他们很好，他必须监管他们，而他们却缺乏教养。”（有些奴隶也很讨厌布洛克萨姆，于是威胁说，如果他继续留在芒特弗农庄园，就会被他们毒死。）华盛顿注意到，年纪最轻的奴隶很少会被分派任务，“因为我看到，他们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为借口，从一间屋子晃到另一间屋子”。战前的芒特弗农庄园主决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是战后，庄园的主人已经变得老成持重，他更平静地接受了眼前的事实：农场的大部分产品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它们会被黑人奴隶及其家人消费掉。一句话，既然无法将农产品售出，华盛顿宁愿首先考虑如何维持奴隶家庭的生计，而不是庄园的收益问题。这样做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姿态，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够使他那不安的良心得到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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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新兴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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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7月，华盛顿收到了一位匿名崇拜者的长信。这位匿名人士将美国革命的最初年月描述成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到处充满着崇高的美德，爱国者为了理想前仆后继，个人利益完全让位于公共理想，而华盛顿正是因此脱颖而出，体现了自我牺牲的“1776年精神”。但是当这段醉人的时光过去之后，写信人哀叹道，革命事业陡然走向了下坡路，就像人类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之后的堕落。“敲诈勒索者、投机倒把者、强买强卖者和开业律师们”在坑蒙拐骗、牟取暴利的过程中，已经将光荣的事业转变成了堕落的行径。货币兑换商实际上已经接管了教堂，只有救世主再次降临才能够挽救独立革命，恢复其最初的性质和进程。在写信人的心目中，“谁是美国救世主”的问题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我深信，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因此我感到自己有义务使您知道，您不仅是这世上最合适也恐怕是唯一的人选，您有真诚的愿望和正直的品格，也有足够的能力，能将国家从日益迫近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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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罗伯特·普莱曾茨关于邪恶奴隶制的说教置之不理那样，华盛顿也无需听一个陌生人就美国人的道德沦丧大肆说教。实际上，当华盛顿还在人手不够、给养缺乏、装备低劣的大陆军中担任总司令时，就一直在这样的处境中坚持下来的。哀叹道德缺失的人往往会认为道德改造（或者坚持不懈地施行前额叶白质切除术）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华盛顿则早在战争期间就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仅仅依赖有德行的公民，因为人性是不可靠的。与之相比，他更愿意劝说议会进行政治改革。战争结束以后，他告诉汉密尔顿：“美国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对改革现在的邦联有如此深切的认识。”以为在共和政府下自愿牺牲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早已被证明是一个浪漫的幻想。公民也好，主权国家也好，往往只有在强力的驱使下才会尽职尽责，也就是说，邦联政府需要扩大征税权，并从根本上控制财政政策。华盛顿相信，一旦缺少这些权力，“邦联在我看来就是一句空话，国会也毫无作用——如果它依然维持眼前的虚弱状况，将使公共信用遭到致命的打击，欧洲各国都将轻视我们”。在退休后的最初几年内，华盛顿并不掩饰他对邦联国会的轻蔑态度，他指责它“管理混乱”，还相信《邦联条例》“有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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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许十分稀松平常，然而在当时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因为美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以及多数人眼中的“1776年精神”的核心意义，都可以归结为对任何政治强权，尤其是来自外部地区、超出公民监督范围集权的本能厌恶。早在革命时代，这种心态就出现在有关共和政府形式的所有讨论中，而体现了《邦联条例》精神的邦联政府，其弱点恰好是革命理想的一种表达。某种意义上说，同样的心态也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的针对“关键的十年”（the critical decade）的对话中，历史学家们对那些要求以激进方式改革《邦联条例》的人们的动机进行了无休无止的争论：这些人到底是用心险恶，还是确为真知灼见？用于指代争论双方的名称——自由派和保守派、民主人士和贵族——都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令人误解的。更何况根据财富或可见的经济利益来划分不同的阵营也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仅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导致邦联政府无能的原因则简单而明确，也使我们看到了平常不曾注意过的历史阴暗面和血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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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认为，美国革命达到了两个目的：既实现了美国的独立，也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最终形成。他相信，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大陆军中的大部分军官也有着类似的观点，因为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挫折：担负着打赢战争的压力，却缺乏一个可以像英国那样提供可靠后勤保障的中央政府。华盛顿并不担心邦联政府因为权力过大会继续英国议会那种独裁和专制政策，相反他更担心它过于软弱，会像战争期间的大陆会议一样无能。1785年，他向弗吉尼亚政治家、奋发有为的詹姆斯·麦迪逊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不组成统一的民族，就将面临四分五裂的结局。如果想要前者，就让我们处理任何共同事务时都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推动全民族的目标，支持民族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甘愿沦为后者，那就不要再装作统一而胡闹下去了。”实际上，华盛顿相信“合众国”必须成为一个单数、而非复数的名词，否则来之不易的美国独立将会非常短命，因为用他的话说，单纯的国家联合将“难免受（国外）强权的欺凌，而且必定遭到所有国家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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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看来，还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因素也同样与战争有关，只不过那场战争是更早的、同样为他所熟悉的法印战争。法印战争是三个强大势力——英国、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六族同盟——为夺取北美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华盛顿认为，美国革命将延续这场竞争，其中新独立的美国将取英国而代之，成为北美大陆上的一支强大力量。“不管现在人们认为美国多么微不足道，”他向拉法耶特预言，“这个国家有一天必定成为世界强国。”他还补充说，美国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了。华盛顿心目中的强国战略有着十分宏大的前景，地理上横跨整个北美大陆，时间上则延伸到下个世纪，并且政府必须获得足够的权力，以便在如此大规模的帝国计划中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因为担心政治权力集中带来的危险而裹足不前，就未免有点一叶障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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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仅深知美国的未来需要什么，而且确信任何改革《邦联条例》的运动都不会马上发生（事实上它是否会发生、怎样发生都是难以预见的），更何况华盛顿也不愿意做救世主领导改革运动。他第一次对上述信念进行反思可能是在1786年3月，当时负责邦联政府外交事宜的约翰·杰伊（John Jay）寄了一封信到芒特弗农庄园。信中披露了一些秘密对话，表明“主张召开大会、修改《邦联条例》的观点十分盛行”。“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敏感的境地，”杰伊承认，一场考虑不成熟、最后导致失败的改革比无所作为更糟糕，但假如事情确实朝那个方向发展，他又说道，“我敢肯定，您不会袖手旁观的。”华盛顿回信说，目前的境况确实十分敏感，但对召开大会的时机是否成熟表示了怀疑。除非财政继续恶化、出现一些未曾预料的危机，公众才会幡然醒悟、要求改革。至于说到他自己担任的角色，他则欣然写道，“我已经十分愉快地帮助大船驶入了港口，并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不应该再次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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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封谢绝信开启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劝说过程，并以华盛顿同意加入制宪会议而告终——当然他还担任了会议的主席，并被一致推选为美国首任总统。然而，在后人看来也许是预料之中的决定，当初却是经历了真正的痛苦挣扎才做出的。愤世嫉俗的人们也许会不无鄙夷地认为，华盛顿只不过是在扮演卖弄风情的女子，一边拒绝所有的追求者，一边笃信自己将献身于圣坛。然而，这些人错了。华盛顿的私人通信表明，他完全是一个退休的英雄，与其说他像一位年轻女子一样行事，倒不如说他俨然是一位已过盛年的迟暮英雄。他是美国的辛辛纳图斯，将退休当作对其英雄式地位的最后一次检验，希望自己的不朽名声源自于放弃权力而不是行使权力。在世俗看来明显是华盛顿人生巅峰的时刻，在他本人看来却更像一个饱受困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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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受到了某种暗示，他曾冀望发生的重大危机竟然很快出现在马萨诸塞州的西部。1786年秋天，邦克山大战和萨拉托加大捷中的老兵丹尼尔·谢司（Daniel Shays）鼓动2000名负债农民反对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增加税收的规定，威胁要夺取马萨诸塞西部的联邦军械库。这就是所谓的谢司起义。华盛顿最初听到的有关报道都是危言耸听、十分夸张的，据说“有1.2万或1.5万名绝望的无耻之徒”试图血洗整个新英格兰。实际上，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场“小叛乱”最令人警觉的是其宣扬的原则，可怕的是，它竟然与1776年的革命原则完全相同。这就意味着，民众对英国统治者所表达的不满，也同样可以针对马萨诸塞州乃至全国的民选官员。后来，华盛顿从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那里获得了对反叛更公允的评价，林肯是华盛顿在大陆军时的同僚，此时又亲自率领马萨诸塞民兵镇压了叛军。然而不管怎样，华盛顿都坚持将这场危机看作是未来无政府状态的先兆，英国人和其他欧洲观察家长期以来的预言似乎更加受到了肯定——新兴的美国注定将死在襁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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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描述的和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东部各州叛乱，既令人同情，又令人鄙视。它遗憾地证实了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仇敌曾经做出的预言；更遗憾的是，它也许还证实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即人类不适合由自己的政府来管理自己。每当看到乌云遮住了这个国家拂晓的天空，我的痛苦和羞愧就难于言表……难以想象伟大的人民……竟会如此愚昧短视，正如他们看不到远处的阳光正透过厚重的乌云照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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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司叛乱与其说是导致召集制宪会议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一次契机，前一年春天杰伊曾经向华盛顿描述过的那些秘密谈话现在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当这些话题转变成一个正式计划，让各州代表于1787年5月聚集在费城时，华盛顿却抵制住舆论压力，并没有成为弗吉尼亚代表团的领袖。一直以来，华盛顿都在努力回避有关继续公共生涯的各种邀请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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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个理由来自辛辛那提兄弟会。为了使自己的决定与弥漫在该组织周围的贵族氛围保持谨慎的距离，华盛顿谢绝了邀请，没有出席该协会刚好定于5月在费城举行的年度大会。他对制宪会议解释说，他无法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席一场政治会议却不冒犯以前大陆军的那些军官，不过他依然由衷地支持弗吉尼亚的代表们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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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二个理由是弗吉尼亚代表团本身，因为他发现自己并不在代表名单中。这是一个空洞无力的借口：华盛顿没有被选为代表，是因为弗吉尼亚议会推测他不会出席会议。一旦华盛顿以此为借口，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就动用州长的权力，请求议会破例进行一次投票，结果人们一致同意这位“发起、推动和实现了美国革命”的人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此时的华盛顿在战略上已经寡不敌众，但他依然坚持说，他还是不可能去费城访问，因为他正遭受风湿病和其他一些病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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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只是用来临时掩盖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相信自己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辛辛纳图斯这一角色，就只能依照它所规定的情节行事了。1783年他曾允诺永远离开公共生活，因此，用他对朋友的话来说，假如再参加制宪会议，“人们会认为我公然违背誓言，而当时我可是在一生的重要时刻、以神圣的方式宣布不再参与公共事务的”；这项声明“不仅保留在国会的档案中，我相信还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上”。因而，这位辛辛纳图斯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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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华盛顿个人的保留意见，它与第一个原因直接相关，只不过所针对的问题更具有战略性。也就是说，他不能拿自己的名声冒险，去参与一场可能失败的政治投机活动。老战友亨利·诺克斯曾警告他说，各州的代表们已经分成了三个派别：温和派，只希望对法令进行温和的改良；保守派，拒绝接受任何改变；以及激进派，希望进行一场重大的改革，缔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除非有人能保证最后一个派别将会取胜，否则华盛顿就不值得拿自己的威望去冒险。诺克斯打了一个军事上的比喻，将参加大会的决定比作接受敌军挑战的决定，只有当战争结果十分肯定而且具有决定意义时，才值得做出这样的决定。华盛顿也指出，眼前的政府更“像一座失了火的房子”。假如参与大会的代表们确实有能力扑灭大火，他也愿意助一臂之力；倘若不然，那么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这座房子烧成灰烬，然后等待其他人来重建一座全新的房屋。为什么要拿名声做赌注呢？更何况“宁静舒适的退休生活如此符合我的愿望，以至于任何快乐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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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名声上的考虑（也是华盛顿花费心思更多的考虑）却可能导致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一方面，他必须谨慎地维护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称之为“我的特殊情况”，因为他作为美国最伟大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已经确立，将这笔无价的无形资产投资在一项并不确定的事业中，那将是十分轻率的；另一方面，假如制宪会议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体制、保证了革命的果实呢？诺克斯承认，这样的结果也能够保证华盛顿的地位，但华盛顿如果“任由房子化为灰烬”，那么他的地位将会下降：“而如果一个明智而富有活力的制度经您签署批准而建立，您在当代人和后世人中将享有盛誉，国家给予您的光荣称号——国父——将获得双重的保障。”华盛顿早已开始揣测，远离费城将使他的名声遭遇怎样的结果：“人们是否会因为我没有参加大会，而认为我已经被共和派抛弃？不仅如此，因为我没有在此事中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人们是否会猜测我有其他的（不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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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7年3月中旬开始，这些混乱的想法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迪逊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麦迪逊那样，在纷乱琐碎的细节中预见到政治斗争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他告诉华盛顿，经过对州代表团成员的深入研究，他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代表们对修改法令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彻底改革现存的政治制度。这一明智的判断使华盛顿决心放手一搏。尽管他仍坚持“事先已公开表过态，所以不会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甚至还推诿说，即使参加大会，“国家事务的潮汐也会将我推回到退隐的沙滩上”。但明显地，麦迪逊的汇报已经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华盛顿看到，大会有可能触及根本问题，“无论最后是否达成共识，将不会采纳权宜之计，而是从根本上探明宪法的缺陷，并提出一些激进的治疗方案”。一旦确信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就决定付诸实践，将他自己、麦迪逊和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名声都押在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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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华盛顿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顾问团，其中包括许多美国最富有政治头脑的人士。华盛顿十分清楚，《邦联条例》必须被完全取代，而不只是被修改，新政府必须拥有足以为整个国家制定法律的权力。对于其他问题——更详细地说，建立在新基础上的政治框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他则承认自己还需要虚心学习。杰伊和麦迪逊主动要求教授他有关共和政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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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早已习惯通过倾听和分析众人的意见，最后形成自己的判断了。革命期间，他就主持过无数次军事会议；而在战争之前，乔治·梅森也曾帮助他学习反对议会征税的宪政理由。等到1787年，他已经能够牢固掌握眼前的基本力量，并十分明确应该将这些力量引导到哪个方向。现在他需要的帮助是掌握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同僚们所使用的理论词汇，学会通过思辨的方式达到他早已确定的目标。对于这些，他会虚心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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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充满了先见之明的信中，杰伊描述了费城大会最有可能的结果，那就是联邦政府包含三个独立的分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不应该像专制君主一样行事，但两者的差别又是微乎其微的。中央政府应该有权否决各州的法律，就像英王有权否决殖民地立法一样。关键的问题是主权——主权归于各州还是集中在联邦政府？恐怕只有将主权归结为所有权威的来源，即“人民”，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明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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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则同样敏锐地预见到了可能主宰费城大会的焦点问题。他预测，最大的争执将围绕立法机关的代表问题展开，即应该以州为单位还是依据各州人口比例来确定代表人数。如果前一种选择被采纳，则意味着新宪法的失败，因为只有一个能够反映人口总体情况的国会才能称之为国家制度。和杰伊一样，麦迪逊也主张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各州的法令。而在主权问题上，他开始考虑一种史无前例的办法，只有在主权十分明确且不可分割的前提下，这种方案才有可能实施：“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一旦实行，既能维护国家的最高权威，同时也不会限制地方权力在服从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发挥作用。”这里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为“联邦主义”的核心原则，即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实行主权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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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对制宪会议中将要争论的问题做出过比这更好的概括。而且，这一预测还是国家主义者做出的。华盛顿实际上也是国家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作为大会主席，他必须保持超然的态度——这也是他最拿手的角色。抵达费城以后，他立刻与远在巴黎的杰斐逊交换了意见：“有些人期望很多，而另一些人期望很少，只有少数人完全不抱期望。所有人都会同意，某种程度上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邦联政府（如果它还能被称为政府的话）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一句话，它行将就木，除非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很快就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1787年春天的形势是否与1775年春天一样绝望还有待讨论，然而，华盛顿却把它们联想到一起，毕竟它们都是美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而华盛顿来到费城的举动更将这两个时刻联系了起来，他第一次来是为了赢得美国独立，第二次来则是为了捍卫这种独立。他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再次开始扮演早已为他人所熟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前一次担当这种角色时，对他而言关乎身家性命，而这一次则关乎他的身后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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