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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特殊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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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12月，华盛顿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快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上，与辛辛那提兄弟会比起来，这件事情对他一直以来的公众形象有更大的杀伤力。这封信是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s）写来的，这位弗吉尼亚贵格会教徒刚将他的80个奴隶全部解放，并且直言不讳地要华盛顿也照办：“在独立战争期间最热忱地宣扬革命的崇高理想的人，现在却依靠奴隶劳动过着轻松、放荡和奢侈的生活，任何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听说这一点，都会感到荒唐透顶！更重要的是，根据公认的自由权利，这些人同样拥有一样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现在他们却处于您的绝对控制之下……您剥夺了他们无价的幸福。”普莱曾茨甚至毫无根据地认为，华盛顿也许过于关注隐退后的生活细节，以至于无暇顾及“如此高尚而有趣的问题”，因为只要他仔细考虑，就会将它视同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揭示的自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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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尾，普莱曾茨特意写了一小段话，企图让坚不可摧的华盛顿遭受打击：假如趁着这一有利时刻，华盛顿释放他的奴隶，那么他的一生将画上圆满的句号，他在史册中的地位也会十分稳固。但如果他支吾推托，失去机会，他的声誉将因此受到玷污：“现在人民虽然对您感恩戴德、颂扬备至，但不久他们就会对您的所有行为进行公正的评判和不偏不倚的解释。”到时候，如果他们发现领导美国独立的伟大英雄、“专制和压迫制度的摧毁者”最后没能通过考验，而是“将许多像他一样拥有天赋人权的人占为奴隶”，那该会有多么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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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没有回信给普莱曾茨，他并不习惯被说教，尤其是这种说教来自一位充满道德优越感的陌生人；更何况它来自一名贵格会教徒，道德上的洁癖曾使他们在战争期间像旁观者一样置身事外。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将这封信全然视作一种挑衅而忽视掉，因为它在华盛顿最关心的问题——后世的评价——和他所意识到的革命年代核心矛盾之间建立了联系。值得说明的是，普莱曾茨以为华盛顿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奴隶制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要知道，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出没在宴会中的、人人皆知的幽灵，它公然违背了独立革命的所有原则，却没有人敢于公开地讨论它。如果人们敢于在桌边有礼貌地就此开始交换意见，最终则往往争得你死我活。尽管华盛顿有意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但很多证据表明，在退休后的那段时期内，他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考虑奴隶制问题。而盘旋在他脑海里、足以供我们提出来讨论的，至少有以下两套不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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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观念是由战时的紧急状况所引发的。1775年开始，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逐渐接受了自由黑人，在此后将近8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指挥着这支种族混合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一变化使他面临从前在芒特弗农庄园从未面对过的种族关系，但他对此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有迹象表明，华盛顿第一次发现独立战争宣扬的目标与奴隶制相抵触是在1779年，当时约翰·劳伦斯建议在南卡罗来纳武装3000名奴隶，为了回报他们的效忠，应该允诺在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他们。劳伦斯的建议显然是出于兵力需要而临时推行的战时政策，但它却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更多的奴隶有可能通过服兵役而获得解放。也许华盛顿只是为了迎合劳伦斯，但他毕竟赞同了这种观点，而且还加上了一条忠告：只解放部分的奴隶将会事与愿违，“使奴隶们对那些继续维持奴隶制的人心怀怨恨”，并承认“这个问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费尽思量”。不出华盛顿所料，南卡罗来纳议会否决了劳伦斯的建议，用华盛顿的话说，这表明虽然革命的火焰在先前的冲突中熊熊燃烧，现在却开始逐渐平息，“每个人的自私心理开始作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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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特甚至比劳伦斯更积极地劝说华盛顿，指出废除奴隶制是美国革命的必然结果。1783年，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拉法耶特曾进行过一场奴隶解放的尝试，一群弗吉尼亚奴隶被宣布解放，并作为契约农在该州西部一些无主的土地上重新定居。华盛顿毫无保留地支持了这一计划：“亲爱的侯爵，您提出这一建议是为了将这个国家的黑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您的仁慈通过此事彰显无疑。我很乐意参与这一值得赞美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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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法耶特的建议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结果。也许和对待劳伦斯的态度一样，华盛顿只是在迁就亲爱的友人。就拉法耶特的浪漫气质而言，这一计划所具备的空想性毫不令人奇怪，华盛顿无所顾忌地答应了拉法耶特，只是因为他明白这一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无论如何，华盛顿在战争末期的公开表现与上面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在约克镇之战后，以及英军撤离纽约时，他都坚决主张英军收留的所有奴隶都应归还给各自的主人。（英国海军在纽约解放的3000名奴隶中，有4名属于华盛顿本人。）可是，刚退休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变得含糊不清，因为他开始意识到，美国的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异常现象。至于在战争以前，他对奴隶制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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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3年以后，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变得更加明朗了。1784——1785年期间，拉法耶特两次访问芒特弗农庄园，每一次都住了很久。在这以后他和华盛顿之间的通信，以及其他来访者的回忆都证实，拉法耶特劝说华盛顿对奴隶制采取更鲜明的立场。当时弗吉尼亚议会正在为是否应该捍卫自由奴隶的居留权争论不休，所以解放奴隶成了热门话题。1786年4月，华盛顿写信告诉罗伯特·莫里斯：“我只能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真心诚意地期望废除它（指奴隶制）——但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彻底而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通过议会的权威；而且，正如我的投票将会显示的那样，议会永远不会达成让人民失望的决议。”下一个月，他又写了类似的信给拉法耶特，表明他赞同渐进地解放奴隶。9月份，他写信给约翰·弗朗西斯·默瑟（John Francis Mercer），后者向他借了钱，希望以奴隶作为还款，华盛顿婉言谢绝：“我从未考虑过（除非为某些特殊的情况所迫）再购买更多的奴隶；我最希望实现的愿望之一，就是看到通过立法程序，这个国家的奴隶制会缓慢、确实而又不知不觉地被废除。”究竟是拉法耶特的深情劝说起了作用，还是普莱曾茨的说教警告发挥了影响，又或者是华盛顿的思想发生了自然改变，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同样，他的动机到底是纯粹道义上的，还是着眼于未来的声誉，又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我们也同样一无所知。但至少历史记载、哪怕只是在私底下，华盛顿是赞同废除奴隶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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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套观念的着眼点并非作为国家制度的奴隶制，而是芒特弗农庄园的奴隶制。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华盛顿曾推测，他的庄园会成为英军或保王党人攻击的对象。不可思议的是，直到1779年，芒特弗农依然没有遭到任何攻击，这时他开始考虑改变劳动力的问题。他告诉自己的管家伦德·华盛顿，假如战争胜利（要是战争失败，那一切计划就都没有意义了），他会放弃再使用奴隶。他对伦德说，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应该出售奴隶，而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售他们”。通货膨胀减少了一次性出售的可能性，而华盛顿也不愿意打散奴隶们的家庭。但他确实已经决定，芒特弗农庄园将以雇佣工人代替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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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冬天，华盛顿写信给劳伦斯，讨论解放服役的南卡罗来纳奴隶。因此，上文分析过的两套观念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不过，华盛顿在谈到芒特弗农的奴隶制时，并没有提到道德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完全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商业决定，根植于华盛顿的信念：即奴隶劳动比自由劳动效率更低、成本更大。而且他考虑的是将他们出售给其他奴隶主，而不是解放他们。他处理芒特弗农奴隶制的思路显然不是受意识形态的驱动，而是对赢利和损失的现实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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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芒特弗农庄园的战争期间，华盛顿写下了大量有关庄园管理的书信，其中不乏详细的指示：哪几头猪应该被屠宰掉，哪些地应该施肥和种上某种小麦，哪里应该开挖灌溉渠、种植洋槐树。然而对于管理整个庄园的总方针，他却很少提及。因为缺乏决定性的证据，我们只能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推测是，不再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决定，正是他早年主张放弃烟草作为经济作物、改种小麦的结果。自从他做出这一改变以后，芒特弗农庄园变得越来越像宾夕法尼亚多种经营的农场，而不再是泰德沃特或卡罗来纳地区的种植园风格。根据改变后的农业计划，华盛顿逐渐认识到，奴隶劳动的成本高得惊人。实际上，他拥有的奴隶数量已经超过了有效经营的限度，多余的奴隶正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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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坚持不懈地关注庄园管理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尽管如此，在战前收成最好的年份，芒特弗农庄园也只是稍有赢利，而在战争期间，它和大多数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一样，逐步滑向破产的边缘。因此，放弃奴隶制的决定表明，华盛顿敏锐地感到庄园发展正面临低谷期，并强烈希望庄园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他发现种植烟草行不通，就转向了小麦；他发现寄售制度使他被卡里公司那堆积如山的债务捆住了手脚，就中断了与该公司的联系；现在，他发现奴隶制与烟草或帝国的制度一样，也是麻烦的来源，所以他必须让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奴隶摆脱奴隶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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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越来越意识到，在弗吉尼亚种植园经济的基本现实中隐含着一个简单却影响广泛的特点，即奴隶制不仅与经济上的落后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道德上的落后联系在一起。他从逻辑上和想象中将这一观点推到了极致，将弗吉尼亚看成以多种经营和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大西洋中部经济的南部前哨，而不是以单一经济作物和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腹地经济的北方出口。（如果这一想象变成现实，后来针对奴隶制的存废之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内战是否不可避免也值得怀疑——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弗吉尼亚将站在北部联邦这一边就可以了。）直到华盛顿退休时，他在这方面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至少他一直是从经济的原因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不过尽管如此，芒特弗农庄园那庞大的奴隶人口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此时已经有了超过2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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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知道，坚持不懈地将信念付诸实践是华盛顿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因此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他不将出售奴隶的决定付诸实施呢？很显然，一直到1784年8月，他还在考虑这件事，当时威廉·戈登为了研究独立战争史来到芒特弗农，他记下了华盛顿和拉法耶特之间的一次对话。“您希望将您所有的黑奴都处理掉”，戈登回忆道，“而侯爵先生则希望将整个黑人奴隶制废除掉”，这两套目标互为补充，并将“给奴隶制以最后的打击，使您的政治声誉更加无可指摘”。然而那时，对华盛顿而言，任何一次性出售奴隶的计划都变得不太可行了，因为他遇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互相纠结在一起，使他面临难以应付的困境：首先，从卡斯蒂斯家族那里继承过来的奴隶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他，因此他没有出售的权力；其次，年纪最老的一批奴隶是18世纪60年代他刚开始经营芒特弗农庄园时获得的，现在这些人已经过了壮年，几乎不可能卖得出去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芒特弗农庄园中的奴隶们已经组成了复杂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假如华盛顿想要一次性地将他们售出，则不可避免地会拆散家庭。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现他和他的奴隶们共同陷入一个相互依附的网络之中，并一步步滑向经济崩溃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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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使我们有可能洞察到摆脱这一深渊的唯一办法，这也是罗伯特·普莱曾茨当时竭力主张、并为后来的道德学家一再重复的观点：彻底废除奴隶制。我们不清楚华盛顿在18世纪80年代是否严肃考虑过这一可能性，因为缺乏确切的证据。（不过虽然没有证据，似乎正是从此时他开始考虑到了解放奴隶的可能性。）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他的态度十分模糊：他发誓再也不会购买更多的奴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毫无意义，因为他所拥有的“这类财产”已经太多了；他极不情愿地承认芒特弗农永远无法赢利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众多奴隶颐养天年或哺育儿孙的地方，而这些又是他不可推脱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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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他承认在过去11年中，芒特弗农一直亏损，而且很多原因都显示，亏损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次年，他声称一年的损失使他“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钱”。英国农场主詹姆斯·布洛克萨姆（James Bloxam）是1786年受雇于华盛顿来改进栽培技术的，他认为芒特弗农周围的贫瘠土地是改良的阻力之一，但懒散的工人是最大的不利因素：“将军有几位非常……（原件此处模糊不清）但态度很恶劣的工人，但他从不像我那样管教他们。将军对他们很好，他必须监管他们，而他们却缺乏教养。”（有些奴隶也很讨厌布洛克萨姆，于是威胁说，如果他继续留在芒特弗农庄园，就会被他们毒死。）华盛顿注意到，年纪最轻的奴隶很少会被分派任务，“因为我看到，他们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为借口，从一间屋子晃到另一间屋子”。战前的芒特弗农庄园主决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是战后，庄园的主人已经变得老成持重，他更平静地接受了眼前的事实：农场的大部分产品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它们会被黑人奴隶及其家人消费掉。一句话，既然无法将农产品售出，华盛顿宁愿首先考虑如何维持奴隶家庭的生计，而不是庄园的收益问题。这样做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姿态，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够使他那不安的良心得到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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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新兴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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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7月，华盛顿收到了一位匿名崇拜者的长信。这位匿名人士将美国革命的最初年月描述成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到处充满着崇高的美德，爱国者为了理想前仆后继，个人利益完全让位于公共理想，而华盛顿正是因此脱颖而出，体现了自我牺牲的“1776年精神”。但是当这段醉人的时光过去之后，写信人哀叹道，革命事业陡然走向了下坡路，就像人类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之后的堕落。“敲诈勒索者、投机倒把者、强买强卖者和开业律师们”在坑蒙拐骗、牟取暴利的过程中，已经将光荣的事业转变成了堕落的行径。货币兑换商实际上已经接管了教堂，只有救世主再次降临才能够挽救独立革命，恢复其最初的性质和进程。在写信人的心目中，“谁是美国救世主”的问题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我深信，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因此我感到自己有义务使您知道，您不仅是这世上最合适也恐怕是唯一的人选，您有真诚的愿望和正直的品格，也有足够的能力，能将国家从日益迫近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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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罗伯特·普莱曾茨关于邪恶奴隶制的说教置之不理那样，华盛顿也无需听一个陌生人就美国人的道德沦丧大肆说教。实际上，当华盛顿还在人手不够、给养缺乏、装备低劣的大陆军中担任总司令时，就一直在这样的处境中坚持下来的。哀叹道德缺失的人往往会认为道德改造（或者坚持不懈地施行前额叶白质切除术）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华盛顿则早在战争期间就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仅仅依赖有德行的公民，因为人性是不可靠的。与之相比，他更愿意劝说议会进行政治改革。战争结束以后，他告诉汉密尔顿：“美国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对改革现在的邦联有如此深切的认识。”以为在共和政府下自愿牺牲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早已被证明是一个浪漫的幻想。公民也好，主权国家也好，往往只有在强力的驱使下才会尽职尽责，也就是说，邦联政府需要扩大征税权，并从根本上控制财政政策。华盛顿相信，一旦缺少这些权力，“邦联在我看来就是一句空话，国会也毫无作用——如果它依然维持眼前的虚弱状况，将使公共信用遭到致命的打击，欧洲各国都将轻视我们”。在退休后的最初几年内，华盛顿并不掩饰他对邦联国会的轻蔑态度，他指责它“管理混乱”，还相信《邦联条例》“有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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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许十分稀松平常，然而在当时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因为美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以及多数人眼中的“1776年精神”的核心意义，都可以归结为对任何政治强权，尤其是来自外部地区、超出公民监督范围集权的本能厌恶。早在革命时代，这种心态就出现在有关共和政府形式的所有讨论中，而体现了《邦联条例》精神的邦联政府，其弱点恰好是革命理想的一种表达。某种意义上说，同样的心态也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的针对“关键的十年”（the critical decade）的对话中，历史学家们对那些要求以激进方式改革《邦联条例》的人们的动机进行了无休无止的争论：这些人到底是用心险恶，还是确为真知灼见？用于指代争论双方的名称——自由派和保守派、民主人士和贵族——都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令人误解的。更何况根据财富或可见的经济利益来划分不同的阵营也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仅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导致邦联政府无能的原因则简单而明确，也使我们看到了平常不曾注意过的历史阴暗面和血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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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认为，美国革命达到了两个目的：既实现了美国的独立，也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最终形成。他相信，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大陆军中的大部分军官也有着类似的观点，因为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挫折：担负着打赢战争的压力，却缺乏一个可以像英国那样提供可靠后勤保障的中央政府。华盛顿并不担心邦联政府因为权力过大会继续英国议会那种独裁和专制政策，相反他更担心它过于软弱，会像战争期间的大陆会议一样无能。1785年，他向弗吉尼亚政治家、奋发有为的詹姆斯·麦迪逊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不组成统一的民族，就将面临四分五裂的结局。如果想要前者，就让我们处理任何共同事务时都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推动全民族的目标，支持民族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甘愿沦为后者，那就不要再装作统一而胡闹下去了。”实际上，华盛顿相信“合众国”必须成为一个单数、而非复数的名词，否则来之不易的美国独立将会非常短命，因为用他的话说，单纯的国家联合将“难免受（国外）强权的欺凌，而且必定遭到所有国家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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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看来，还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因素也同样与战争有关，只不过那场战争是更早的、同样为他所熟悉的法印战争。法印战争是三个强大势力——英国、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六族同盟——为夺取北美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华盛顿认为，美国革命将延续这场竞争，其中新独立的美国将取英国而代之，成为北美大陆上的一支强大力量。“不管现在人们认为美国多么微不足道，”他向拉法耶特预言，“这个国家有一天必定成为世界强国。”他还补充说，美国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了。华盛顿心目中的强国战略有着十分宏大的前景，地理上横跨整个北美大陆，时间上则延伸到下个世纪，并且政府必须获得足够的权力，以便在如此大规模的帝国计划中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因为担心政治权力集中带来的危险而裹足不前，就未免有点一叶障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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