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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后世、波托马克公司和辛辛那提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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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次想到死亡，华盛顿开始越来越关心永生的问题。至少从传统基督教意义上而言，他从来不是一个有着深刻宗教情结的人，他将上帝看作遥远的、人力以外的力量，是他所说的天眷神恩的来源。是否存在来世？人的灵魂能否进入天堂？基督教神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笔墨和精力，试图解释这些深不可测的谜团，现在华盛顿也突然接触到这些问题。唯一能够永生的方法是活在后代的记忆中，这是一种世俗的、而非宗教形式上的永生，也是华盛顿决心追求的。如果可能，他希望自己能像控制大陆军一样牢牢控制住美国人的记忆。革命年代的大部分杰出领袖都认识到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因此小心翼翼地保存信件，并从子孙后代的判断立场来编写回忆录。但没有一个人，包括富兰克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等勤于撰写回忆录的人在内，会像华盛顿那样热切地希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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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就开始执行这个“向后代解释自己”的计划。1781年，华盛顿劝说罗伯特·莫里斯和大陆会议为一个秘书组拨款，该秘书组由年轻的军官理查德·瓦里克（Richard Varick）领导，主要任务是抄写华盛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信件。（在大陆军的将士们得不到足够给养、缺衣少食的情况之下，莫里斯愿意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这确实令人吃惊。）华盛顿十分细心地向瓦里克提出了很多指示，告诫他这项任务将比他想象的要费力得多。这一工作小组每天工作8小时，就这样在纽约的波基普希（Poughkeepsie）干了两年，最后终于将整整28卷的通信集编好了。在瓦里克准备用船把它们运输到芒特弗农时，华盛顿曾对他说：“无论是当代人还是以后的人们，都会认为在它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绝对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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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相信，在独立战争中打败英国人的壮举为他赢得了最大的美名。瓦里克的手稿成了一个丰富的宝藏，与独立战争有关的所有故事都依赖于它的记载；而且华盛顿自己也知道，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评价他的一生。他曾经解释说：“只要我还活着，假如有关我的任何回忆与独立战争的历史截然分开，都将伤害到我的情感，而不会令我感到荣耀。”他让无数的历史学家都去参考这些战时的官方通信，同时又竭力避免被问及自己的私生活，从而既保护了个人隐私，又免去自我推销的嫌疑。他曾用近乎自负的态度说：“追慕虚荣绝不是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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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获准使用瓦里克手稿的历史学家是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他是波士顿的一位牧师，在战争期间曾经与华盛顿有过信件往来。1784年8月，戈登访问了芒特弗农；4年以后，他出版了4卷本的独立战争史。（戈登的尝试虽然具有开拓性意义，却从未获得作者所期望的成就，原因来自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该书的风格过于浮夸。）为了让戈登的研究更加充分，华盛顿同意追忆手下军官的往事，他赞扬去世不久的劳伦斯充满爱国热情，对诺克斯和格林的坚韧不拔也表示钦佩。但他对自己的竞争对手盖茨和李所言甚少，宁愿让李和他的那些爱犬静静地长眠。戈登还提到1776年华盛顿堡的惨败，这场战役令华盛顿在当时备受非议。华盛顿很明智地回答道，对于这个难以防御的要塞，最终做出是否坚守的决定是当时在场的军官，即格林，“我并不是要通过责怪别人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不巧的是，就在华盛顿说了这番话的第二年，格林就去世了，也许这令华盛顿产生难以言表的痛苦，因为他将华盛顿堡一战的污点转移到了一个他非常敬重的战友身上：格林死时名誉扫地，还遭到债主们的追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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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一年以后，华盛顿发现自己也开始尝到早先种下的苦果，侵扰他的不是债主，而是记者。“很多人以为我退休以后非常轻松，他们完全错了。”他抱怨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包括我为公众服务的8年，像退休以来这样，不得不亲自回复如此多的信件。”（国会规定华盛顿收发的任何信件都免付邮费，这无意中更增添了他的烦恼。）在他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指挥部总是有许多年轻而聪明的副官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现在他决定如法炮制，将芒特弗农当成另一个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正在指挥另一场漫长的战役，战役的目标是保护一个公民的形象，因为这位公民代表了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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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5月，托拜厄斯·利尔（Tobias Lear）成为华盛顿的助手，他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又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不久以后，大卫·汉弗莱（David Humphreys）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这是一位颇有抱负的诗人，耶鲁大学的求学经历使他的文风多少有些文绉绉。华盛顿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对自己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一点，他仍是十分介意的，这尤其体现在他的写作风格上：强健有余，文雅不足。有了利尔和汉弗莱的帮助，华盛顿的信件就有了十分得体的文风，并得以流传后世。他已经意识到，每一封信经他签名之后，都会像瓦里克手稿一样，被保存、复制和编目，最后成为华盛顿文集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华盛顿遗产。他可不只是写信给当时那些人，实际上，他是在写给后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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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早期华盛顿拒绝与任何试图了解他战争以外生活的传记作家合作，但他后来十分乐意与汉弗莱一起勾勒年轻时代的回忆录，将他在俄亥俄领地所经历的战争告诉给读者。在这本堪称“修正主义历史”的著作中，他删除了早年期望成为英国军官的雄心壮志，进行了轻微的改动，把围绕尼塞西蒂堡的投降而引起的争议掩藏起来，并为自己在福布斯战役中的抗命行为开脱，好让自己在成为英雄之前的形象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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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天性决定了他十分不愿意耗费时间接待画家，但他还是欣然接受罗伯特·埃奇·派因（Robert Edge Pine）的建议，整整三星期都摆出累人的造型。“我现在已经完全听命于画家了，”他承认，“我对他们唯命是从，极有耐性地任由他们刻画我的脸部线条……没有人像我这样更乐于听从画家的指挥。”1785年秋天，他接待了法国最杰出的雕塑家让——安东尼·乌敦，由于受到杰斐逊的邀请，乌敦千里迢迢地从巴黎来到美国，为华盛顿套取面部模型，用于制作标准胸像和雕塑。华盛顿向拉法耶特解释说，这些单调乏味的活动已经具有了类似军事任务的性质。乌敦之类的艺术家们是“先贤祠的看门人”，他们掌握着“大门的钥匙，只有通过他们，爱国者、贤人和英雄们才有可能永垂不朽”。要成为一个偶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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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相信，美国未来的人间天堂是在西部。他曾告诉一位朋友：“假如我是一个打算开创一番事业的年轻人，那么除了在那一地区的某处以外，我再也不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他几乎完全相信，是上天让流经芒特弗农的河流成为翻越阿勒格尼山脉的通道，并带领人们进入北美的内陆地区。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在芒特弗农庄园的东侧加盖了宏伟的露台，从这个绝佳的位置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的壮丽景色，这让他回想起探索俄亥俄领地的年轻时光和为建立大陆帝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在退休后的几年中，华盛顿花费了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努力将波托马克河的梦想变成现实。就像他的“后世计划”一样，这是一个老人在努力扩大自己对留给后代遗产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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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考虑既是十分浪漫的，又是十分现实的。从浪漫的角度而言，他依然坚持着由来已久的信念，只要波托马克河上游的航行条件得到改善，它就可以成为通往俄亥俄河流域的最佳途径，最终将切萨皮克湾与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使亚历山德里亚成为整个国家的商业中心。身为波托马克公司的主管人，他支持出版了《波托马克河杂志》（Potomac Magazine）等刊物，将波托马克河和阿纳卡斯蒂亚河（Anacostia）的交汇处形容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天然良港，“那里可以非常宽松地停泊下一万艘诺亚方舟”。他劝罗伯特·莫里斯也在公司中投入资金，声称为了波托马克河的未来，“我愿意将筹集到的所有资金都投进去”。（莫里斯拒绝了，但他受到其他人的误导，在别的土地上投机，最后终于破产了。）后来国家的首都被定在波托马克河边上，而讽刺的是，华盛顿对波托马克河以西地区的憧憬使他在1785年的邦联会议上反对将首都定在大西洋沿岸，声称“帝国的首府……留在东部的日子不长了”。他对波托马克河的迷恋还使他将美国想象成“全世界穷苦人民、受压迫者……的应许之地”，移民的滚滚大潮穿越大西洋，通过所谓的“前门”（即波托马克河），来到“西部肥沃的草原”，最后到达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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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马克河的梦想建立在一个错觉的基础上，但假如我们忽略这小小的错误，就会发现制造这一梦想的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未来。从实际情况看，波托马克河之梦也许弄错了“前门”的地理位置，但华盛顿却看到，至少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面向西部的移民活动将成为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18世纪80年代，他担心邦联会议的权力过于分散，利益都被各州所瓜分，从而无法统一有效地控制迁往西部的移民。他支持所谓的“渐进式开发”，意即层层推进、逐步占领边疆地区。（一句话，波托马克公司作为西部开发的私人模式，应该成为邦联政府公共政策的榜样。）华盛顿担心，假如国内不重视西进运动，随着人口的日益膨胀，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将沦为外国的势力范围，“短短几年之内就会与我们脱离关系，甚至比南美洲还要更疏远”。他警告说，西部殖民地已经“危在旦夕——稍有不慎就会脱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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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梦魇中，西部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英军无视巴黎协定，依然驻扎在西部边境上，显然希望伺机挽回约克镇战役中的损失。西班牙是又一个企图控制美国西部的欧洲大国，但华盛顿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因为在他看来，西班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将保持长期落后的局面。1785年，他反对与西班牙就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进行外交谈判。他质问道：“当保持沉默对我们有利时，我们为什么还要过早地促成谈判呢？”实际上，他认为西班牙在北美的活动只是临时性的，注定要被美国殖民者的滚滚大潮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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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思考西部土地的命运时，强烈的个人愿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西部的关心直接根源于华盛顿的个人愿望：确保美国从英国手中赢得的领土——这是他的战利品——不要落入外人之手。不过，除了这份国家遗产以外，华盛顿自己还拥有240平方公里左右的西部土地，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西部谢南多厄河流域的小块土地，以及俄亥俄河和大卡诺瓦河边上的两片大面积的土地。随着芒特弗农庄园的日益衰落，西部的地产成了华盛顿家族收入（以地租的形式）的主要来源和净资产的基础。而这些土地的价值又严重依赖于西部地区的定居情况，这就需要邦联政府提供及时而审慎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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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每当牵扯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华盛顿都非常小心，尽力避免任何不得体的言行。例如，他谢绝了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薪俸，这表明了他的顽固信念：独立革命的目标是十分纯粹的，而他效忠于这一事业的动机也一样纯粹。1785年，当波托马克公司的其他理事赠予他50股公司股票作为回报时，为了找出委婉地谢绝这份好意，同时又不会显得不近人情的方法，他和朋友们备受煎熬。但在华盛顿的心里，与股票或现金相比，土地是完全不同的财产形式。土地促使华盛顿回忆起自己继承芒特弗农庄园和卡斯蒂斯家族遗产、崛起为贵族之前的时光，使他重新回到野心勃勃的年轻时代——只有强健的体魄和军事上的功勋伴随着他前进。那时候，对土地的渴望是他内心防御和自我控制的唯一薄弱环节，假如没有这种渴望，他一定会无懈可击。然而，为了保证他那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并从经济上保证这种地位名副其实，追求土地是唯一长期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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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9月，他对土地的迷恋表现出非常戏剧化的一面：他决定在自己的西部土地上巡游一番，并拜访那些在他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地产上定居的家庭。当这些定居者听说他们多年以来耕种的土地实际上属于别人，而这个人恰恰就是乔治·华盛顿时，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失望。当他们质疑华盛顿的所有权时，后者雇了一位律师：如果拒绝离开这片土地，或者不肯作为佃户向华盛顿缴纳地租，他们将遭到法律手段的驱逐。“我认为这些人都是顽固而别有用心的流氓，”他解释说，“在反复警告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摆明了是要对我不利。”他似乎将土地看作自己的延伸，占有他的土地就对他构成了人身侵犯。法庭将这个案子拖了两年而迟迟未决，于是华盛顿这位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被迫与一群穷苦而争强好胜的农民争执不休。最后华盛顿胜诉，但胜利只是助长了他“全力以赴捍卫一己私利”的名声。这段插曲还暴露了他对土地的永不知足造成的另一个异常结果。与杰斐逊那种独立的自耕农模式不同，华盛顿选择了租佃和控制所有权的费尔法克斯模式来经营土地，这几乎是为了有意减慢向西部的移民，因为没有一个定居者会情愿选择租佃而非自己占有土地。采用这种模式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华盛顿对自己在弗吉尼亚没有地产的少年时代一直难以释怀，另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等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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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缺乏的记忆和以土地评价社会地位的观念在他退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遭到了质疑：围绕着辛辛那提兄弟会成员（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的资格问题，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在大陆军解散之前，军官们组成了一个名为辛辛那提兄弟会的团体，并且推举华盛顿为首任会长。该会的名称表明，其本意并不想干涉政治，协会的章程也强调兄弟情谊和博爱目标，并公开声称是一个精英组织，旨在宣扬大陆军军官在福吉谷发扬的崇高美德和贵族精神。要命的是，会员资格是世袭的，只能由每一代的长子继承。这一条款恰恰意味着，华盛顿死后，他的家族成员将无法参加该组织，因为他没有直系继承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点颇具讽刺性。很快，兄弟会成为公众奚落的焦点，尤其是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议会指责它是欧洲贵族的颓废余孽，显然是要威胁美国革命已经牢固确立的共和价值观。而在大洋彼岸的巴黎，富兰克林则对这种世袭资格进行了莫大的嘲讽。他说，经历两个世纪的长子继承之后，爱国者的血统将变得微乎其微，所以辛辛那提兄弟会还不如改变继承原则——与其指定继承人，不如指定被继承人，与其选择父亲，不如选择母亲，后者在向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时，不是比其他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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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华盛顿对这些批评装聋作哑，因为他对辛辛那提兄弟会的成员怀有兄弟般的情谊，相信他们是有着良好品行的少数，他们对美国独立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美国革命也抱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情结。他相信革命摧毁了君主制和英国的宗主国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但他并不认为美国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必须摧毁特权、等级和服从关系，要知道战前的他正是凭借这些才攀升到上流社会的。对他而言，辛辛那提兄弟会没有违背美国革命的美好理想，而是恰好体现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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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从未改变对该团体的看法，他把它描述成“纯洁的组织”，认为它有着“高尚的意图”，但他开始有意识地不再让该组织利用自己的声望扩大影响。杰斐逊似乎是第一个提醒华盛顿小心的知己，他指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该组织的成员急欲成为美国的贵族，其世袭条件“违反了人类自然平等的权利”，继续参与其中将会对华盛顿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1784年3月，华盛顿赴费城参加该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大会时，终于发现自己必须辞去会长的职务，并废除该会的世袭原则。假如杰斐逊关于安纳波利斯对话的回忆可信的话，华盛顿当时甚至还建议，如果改革不彻底，不如将整个组织完全废除。“假如我们无法使人民相信，他们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他解释道，“我们就只能向他们让步，以免崇高的意图转变为糟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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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以为他的警告会引起军官们的注意，兄弟会很快就会自动消失。然而，一些年轻军官和与会的法国军官却于5月份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协会的规章制度做了一些微小改动，却没有废除世袭制原则，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回应公众的批评。华盛顿参加了5月份的会议，并发表了一场演说，用最礼貌的口吻形容辛辛那提兄弟会，但在私下场合他却承认，“对于眼前的活动，我感到异常局促不安”。尽管他曾竭力希望与之保持谨慎的距离，但该组织不仅依然活动频繁，而且他本人又一次被选举为会长。1786年，杰斐逊从法国写信给华盛顿，报告说该组织面临的危险比他以前想象的还要大，它像癌细胞一样，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心脏中逐渐扩散，“只要这组织还存在一星半点，就会为贵族世袭制提供生长的温床，最终将把我们的政府从全世界最美好的模式变成全世界最糟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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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辛辛那提兄弟会变成了压在华盛顿身上的一个可爱而沉重的负担。可爱是因为华盛顿对该协会的杰出成员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与这个“兄弟帮”的成员曾经共同出生入死；它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它恰好象征了贵族的态度和价值观，当人们批判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时，它就成了一个靶子，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此十分担忧。华盛顿的新助手大卫·汉弗莱在1786年曾说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会争论不休，而您不仅一无所获，还将遭受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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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展望，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指责正是意识形态大战的预演，华盛顿就任第二届总统时将被卷入这场大战。而向前回溯，我们则会看到，这些指责又重复了当初大陆军遭到的非难：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革命的价值观，实际上却严重威胁了这些观念。华盛顿私下对朋友表示，针对辛辛那提兄弟会的指责完全是一种偏见：“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象出来的，他们希望用这些令人恐惧的想象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从那以后，他却以公务繁忙为由逐渐脱离了辛辛那提兄弟会，为了赢得子孙后代的好评而做出了让步。整个18世纪80年代，他选择了以沉默来面对各种批评，同时让自己与公共活动保持着有限的联系。最有意思的是，辛辛那提兄弟会遭到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意识到，美国革命已经使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察觉，而且以非常痛苦的方式才真正领悟，这同他自己对美国的看法很不相同：他以为国家应该充斥着杰出、恭顺、富有美德和荣誉感的人——总之，与他自己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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