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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春天，华盛顿在与几位内阁成员交谈时，称自己的精力正日益下降，对排在日程中的工作也不再充满劲头，他已经上了年岁，觉得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5月份，他召来麦迪逊，重申了自己的决定，要求他起草一个“告别演说”，请求美国人民不要再将他的名字列入秋季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麦迪逊表示了反对，但还是同意草拟一份3页篇幅的声明，计划以“告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的方式发布在当年9月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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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封信从没有发表过，而华盛顿也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这是他极不情愿的。随后几个月，他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连任的直接原因在谈话中表露无遗：他的行政大家庭已经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裂痕。华盛顿试图把这种冲突看作两个养子间的兄弟之争，但是他自己也很清楚，分歧的核心远非如此。事实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唯一能在表面上达成共识的只是华盛顿的不可或缺。除此以外，杰斐逊谴责汉密尔顿阴谋策划在华盛顿离职后独霸政府，和他的银行家同党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美国贵族制，称王称帝。而汉密尔顿指责杰斐逊一直在幕后活动，暗中破坏他的财政计划，通过使美法结盟而破坏华盛顿的中立政策，所有这些都是这位弗吉尼亚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妄图把联邦政府置于奴隶主们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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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之间的憎恶已经完全公开，甚至变成人身攻击。事实上，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压抑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华盛顿那家长式的权威，还会爆发得更早。汉密尔顿尽力收起了自己的怒火，然而一贯表现平静的杰斐逊最后却沉不住气了。他告诉华盛顿，他再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名声“被一个小人散布的流言所毁灭。这个小人——从历史屈尊注意到他的那个时刻起——就一直在施展一系列反对国家自由的阴谋诡计，凭借这些，他不仅攒下了面包衣食，还猎取了有头脑的好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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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实际上也没有一套词汇可以用来谈论或者思考它——政治党派就在这时孕育出现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分裂注定要催生出两党制，并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尽管迟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才出现成熟的政党，并拥有全国性的纲领、选举运动和代表大会，但是它们的雏形却首次出现在华盛顿任总统时。随着时间的推演，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两党制是对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因为两党制可以把广泛不同的政见分成两个阵营，使政治对话得以在一种有组织的常规争论下进行。回头来看，两党制已被视为美国建国一代留下的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遗产之一。然而，如今看来重大的贡献，在其创建者的眼里，却是巨大的祸根。对发明政党政治贡献最多那个人恰好表达了当时所有人都有的厌恶，因此他的话也最值得纪念。“如果不加入一个党派我就不能上天堂的话，”杰斐逊声称，“那我甘愿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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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春夏之交，促使共和党成型的最初动力在弗吉尼亚产生。首先，众议院里关于奴隶制的漫长辩论使大多数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感到惊恐，这些人的生计正开始从出售烟草和小麦转为出售多余的奴隶给卡罗来纳的新兴棉花种植园。联邦政府立法废除奴隶制的苗头稍一出现，控制弗吉尼亚政治的泰德沃特精英们已经是一片恐慌。其次，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尤其是偿债法案和国家银行，似乎标志着北方工商业（杰斐逊称之为“投机家的方阵”）对南方农业的胜利，弗吉尼亚也将失去它在联邦中的经济主导地位。弗吉尼亚人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新兴国家的最主要的公民——正如亚当斯的精妙评论，在弗吉尼亚，“所有的家鹅都是天鹅”——当发现联邦政府的发展妨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并超出了他们的政治控制时，弗吉尼亚人开始对1787——1788年的宪法产生了另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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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戏的关键角色和领导人物是麦迪逊，他开始转而用弗吉尼亚人的观点看待新国家，说明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他在国会里领导了反对联邦政府对奴隶制享有管辖权和反对汉密尔顿财政方案的斗争。杰斐逊很快加入进来，动员反对力量，宣称他先前支持偿债法案是“被汉密尔顿蒙骗”，“在我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所有错误里，这是最让我悔恨的一个”。历史学家所谓“伟大的合作”始于1791年的夏天，当时杰斐逊和麦迪逊沿康涅狄格河而上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植物学考察，真正目的是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寻求反对者的支持。尽管两人都是华盛顿行政大家庭中深受信任的成员，杰斐逊本人还是内阁要员，他们还是协同起来，对自己正在供职的政府展开了攻击。杰斐逊聘用了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这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在《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上撰写文章，抨击华盛顿的外交中立政策是美国人对法国人的卑劣背叛。麦迪逊也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匿名文章，概括了这个开始被人称为“共和党”的组织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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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是反复出现的一个词。麦迪逊将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描述为英国魔鬼的第二次降临。所有革命时代人们熟悉的曲调又开始弹奏起来：行政权力已经变成了一个王家宫廷；所谓的北方银行家不过是独裁者和股票投机商，这些人在宫廷里享有特权；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印花税法》的国内版本；联邦政府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对待各州像是无足轻重的殖民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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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概括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将本来植根于经济利益的地区冤情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号召，并且是1776年那套修辞的空洞回响。它尽管辞藻动人，但在华盛顿看来，却漏洞百出、稀奇古怪：漏洞百出是因为，与乔治三世和英国国会不同，华盛顿是经正式选举的，所有的议员也都是如此；稀奇古怪是因为，它几乎是有意地将强大的行政权力与王权混为一谈。当杰斐逊表示他深信汉密尔顿有建立君主制的意图时，华盛顿给予了反驳：“他相信在合众国里抱有这种想法且声名显赫的人绝不超过10个。”尽管汉密尔顿曾在制宪会议上对这个话题有过不适当的评论，却绝不属于那10个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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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杰斐逊和麦迪逊歪曲革命理想的反联邦言论影响不了华盛顿，因为早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他就见识过后果了。大陆军曾面临几乎被饿死的绝境，战争也曾久拖不决，几近失败，这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中央政府来征集税收、征募军队。在华盛顿看来，1776年精神的关键教训就是，国家独立需要一个全权的联邦政府，只有这样，他的总统一职才能被视为美国革命的成果。事实上，正如华盛顿所看到的那样，要是有人想讨论篡夺美国革命的果实，那么最大的祸首其实是那些弗吉尼亚人，他们大多数人在战争期间从未开过一枪，现在却要改写历史，以留住他们那日渐衰落的地位和狭隘的地方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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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争论可以暂且放在一边，眼前的事实是，华盛顿的核心圈子里深受信赖、极富才华的两个人正被报纸描述为即将出现的反对党的“将军和总司令”。在一些旁观者眼里，杰斐逊继续留在内阁明显不正常。“当心，”华盛顿的一个匿名支持者写信道，“要当心，您的怀里正养着一条大毒蛇，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置您于死地……他的虚荣使他相信自己会是您的继任者……不要相信他。他是个伪君子，他在欺骗您。”但是，华盛顿并没有把杰斐逊当成后花园里的毒蛇，而宁愿把他当作一个浪子，以为他最终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到大家庭中。出于对自己政治见解和个人力量的自信，华盛顿对有关杰斐逊两面三刀的传闻无动于衷。他继续在早餐时间和杰斐逊会面，讨论刚刚从巴黎或者伦敦收到的信件。在有关波托马克建设的各种恼人细节上，他继续依赖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的意见。这两个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在其他地方对政策做出的批评从来都没有传到华盛顿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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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心理上的小动作还是在现实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与杰斐逊和麦迪逊私下交谈时，华盛顿往往会袒露自己身体虚弱，精力也开始不济，最渴望的就是退休回到芒特弗农，每当这时，两人都会在事后留下谈话记录作为证据，以表明华盛顿在精神上已经慢慢无法胜任总统一职。实际上他们非常明白，这位老迈的家长其实并没有在真正掌权或负担全部政策责任，那些政策只不过是以他的名义被推行罢了。他们相信，在这幕后，邪恶而真正掌权的人是汉密尔顿。这样解释华盛顿的真实疲劳，某种程度上未免牵强，但它却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就个人而言，杰斐逊和麦迪逊可以因此宣称，他们并没有背叛尊敬的父亲，因为后者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公共而言，人们可以因此区分针对华盛顿政府的批评和针对华盛顿个人的批评，由此可以在政治上避免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即冒犯当时最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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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华盛顿都只是打着自己的算盘，希望能有机会回到芒特弗农。讽刺的是，正是杰斐逊十分坦率地告知华盛顿，弗吉尼亚人因为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已经引发了地区紧张，这使得辞职的希望变得不切实际。杰斐逊警告说：“只有您继续履行职责，北方和南方才会联系在一起。”尽管杰斐逊自己正计划要退休，但他却解释说华盛顿不可能有同样的奢侈之举：“有时候会出现某位具有杰出品质的人物，公众会特别要求他暂时搁置个人偏好……看来您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当华盛顿要求托拜厄斯·利尔仔细调查一下是否有其他人选时，利尔的回答是，“不曾考虑过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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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迟至11月，当大选临近时，华盛顿显然还幻想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选择权。至少，他曾告诉过费城杰出的社会名流伊丽莎白·威林·鲍威尔（Elizabeth Willing Powel），连任总统一职对他本人和玛莎都是不可想象的。鲍威尔重复了杰斐逊关于地区紧张的警告，指出华盛顿的离职将会被人用作“拆散合众国的借口”。随后，她对华盛顿的独特地位做出了当时最有洞察力的心理分析：“您要相信，您现在的声望是无数善行换来的。假如您完全听从个人喜好，嫉妒之人和恶意之人将会毁掉您的声望。您对人性十分了解，不可能相信自己没有敌人。当美德和正直归诸某个杰出人物时，他就一定会招来妒忌，就好像磁石吸引了铁针一样。”简而言之，华盛顿的钦佩者中也包括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他们的钦佩刚好能够掩盖对伟人的嫉恨。只要华盛顿还掌握着权力，他们就不敢暴露自己。然而他们会潜入幕后，悄悄破坏他的声誉，使他无法安宁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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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听了后沉默无语。又一次，他成了总统候选人，把麦迪逊草拟的“告别演说”塞进了抽屉。选举获得全票通过，而第二次就职演说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情绪。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最简短的一篇就职演说，仅有短短的两段，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带着谦恭而遗憾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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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成为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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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最初以十分讽刺的眼光来看待总统一职：因为自己表现突出，反而得到了这一强制性的判决。如果我们赞同他的看法，那么第二届总统任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炼狱。而在那一年快要结束之前，事情仿佛还在向地狱滑去：在南方边境，麦吉利夫雷努力扩大影响，当地部落却被西班牙人的煽动和贿赂所惑，从肯塔基到佛罗里达，原住民和白人移民的暴力冲突不绝于耳；六族同盟试图控制俄亥俄河流域诸部，但以失败告终，当地的酋长们宣布对闯入所谓“我们的土地”的“任何白人”作战；法国大革命从“自由、平等、博爱”变成了“断头台”，拉法耶特虽然逃离了混乱，却被奥地利人俘获，关进地牢；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夫掀起大规模的抗议，反对对威士忌征收消费税，宣称这是要复活《印花税法》；在费城，一场黄热病扫荡了整座城市，联邦政府不得不临时在日耳曼敦因陋就简；而在内阁中，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争吵更加升级，直到年底杰斐逊回到蒙特切罗并宣告退休，这场争论才算暂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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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方面，华盛顿最喜爱的侄子此前一直负责料理芒特弗农庄园，如今却死于肺结核；他自己的右脸颊上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癌症的病斑，需要再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手术；最后，汉密尔顿依然是共和党报纸的首要打击对象，而与此同时，迟来的、对华盛顿本人的批评也终于出现了，弗瑞诺的《国家公报》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的《北极光》（Aurora）都开始瞄准他，认为在汉密尔顿建立美国君主制的阴谋中，他是从犯或心甘情愿的合谋者。华盛顿发现这些人身攻击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体面”，但还是决定默默地忍受。“恶毒的箭矢，”他说，“无论多么尖锐、瞄得多准，都无法触及我的薄弱环节。只要我还是一个象征符号，他们就会一直攻击下去。”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总统生涯中，他将一直扮演“象征符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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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受到一系列外交危机及由此引起的国内连锁反应的困扰。灾难性的事件出现在1793年4月，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议程。华盛顿立即意识到，两大欧洲国家已经持续一个世纪的冲突如今再次被点燃，将会产生极具威胁性的后果：这一次是法国挥舞着革命的口号，要在全球范围扩展他们的“自由帝国”。一收到消息，华盛顿就召集了内阁——此时杰斐逊还尚未离开——美国严守中立的政策获得了一致支持，一周后就以政府公告的形式通告全世界。然而，原文意欲做到明确且具决定性的公告，后来却成为一个不和谐的故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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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法国总理埃德蒙·热内（Edmond Genet）访问美国。公民热内——这个称呼表明当时法国人对平等醉心到何种程度——来到美国，满怀信心地说，当法国正在推进自由事业的时刻，不希望美国采取中立的态度。和杰斐逊谈过几次以后，他更加确信，连接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纽带比任何总统公告都更加强有力。《国家公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强化了这种印象，声称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联系早已由1778年的美法条约加以确认，不可能被任何行政决定所否认。热内接着无所顾忌地讲出了下面一番计划，他的使命因此注定无法完成：武装美国的私掠船、对抗英国人的海上控制；计划派遣远征军，以法美联盟为旗号，夺取西班牙人占领下的新奥尔良；最离谱的是，他宣布自己——公民热内，是在代表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说话，并催促国会下次开会时推翻华盛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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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就连杰斐逊也开始意识到，本来被视为无价盟友的热内，现在却成了共和党反对派的沉重负担。华盛顿对朋友说，根本没有必要对其做出任何正式答复，因为他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但是热内事件第一次暴露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和党派政治纠缠在一起。热内的行为非常不负责任，但在1793年，法国的革命理想也确实非常流行，大规模的示威开始出现，要求对英国宣战，活跃分子模仿以前的自由之子，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协会”等组织。这些回响着1776年精神的强大情绪正是共和党人决定加以利用的，一则因为这是好的政治资源，一则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包括杰斐逊本人就热情地信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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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有绝对的把握确信——历史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严守中立、避免和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发生战争，最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他还相信，共和派反对者正在操纵公众对法国的舆论，并把这当作一件政治工具。“这不是他们所谓‘法国的事业’（而且我相信，也不是什么‘自由’），”他评论道，“因为，如果他们将把国家卷入战争（不管是和谁交战）和耻辱，所谓的事业就只是一场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头号闹剧。”然而，尽管华盛顿坚持对美国利益首先进行现实主义的考虑，法国人带来的流行风气还是给美国的报纸补充了新弹药，他被描述为一个专断的君主，而不再是一个有远见的领袖。或许是为反驳这种指控，在热内事件最高潮的时刻，他在日耳曼敦（因为费城黄热病流行）召集国会，将自己的权威交付议会审查。如此谦恭的姿态根本没有引起《国家公报》和《北极光》的注意，华盛顿已经取代汉密尔顿，成了它们攻击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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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情则唤起了他的怀旧之情，因为它发生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40年前，华盛顿正是在那里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事件肇因于1791年，国会为偿付汉密尔顿的清偿和承兑计划所产生的债务，决定对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西部种植谷物的农民立即对此发起了抗议，宣称这是在不合理地偏向酿酒商，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产品运往东部市场出售。尽管华盛顿下令法院惩治违法者，但抗议的声势还是一浪高过一浪，征税官不得不逃跑，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1794年8月，抗议运动达到最高潮，6000多人聚集在匹兹堡外的布拉道克战场——离当年发生莫农格希拉大屠杀的地方很近。他们竖立起了仿制的断头台，以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并且无所顾忌地畅饮心爱的威士忌酒，表示对紧随而来的联邦政府的蔑视。“假如有人想采取措施压制这些人，”一个目击者警告说，“恐怕问题就不再是他们是否会进军匹兹堡，而是是否会进军费城了。”就像大约十年前的谢司叛乱一样，叛乱者将自己视为反抗政府专横税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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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声称“这次叛乱是民主协会带来的第一个可怕的后果”，这就是说，动乱更多是被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美国革命煽动起来的，同时还受到了宾夕法尼亚共和党的鼓励。他以前只把军事镇压叛乱当作“最后的手段”，但到1794年9月，他断定叛乱分子的不妥协态度已经使他没有其他考虑的余地，他宣称这些“自行创建的协会”——这几个字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代表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他们仅剩下的一个革命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行动”。于是，华盛顿决定征召一支1.3万人的部队，亲自担任指挥官，粉碎这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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