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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非常戏剧化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看到18世纪90年代两种完全对立的美国革命观：一边是叛乱者，这些满腹冤屈的农民聚集在一起，相信国会征收的消费税和从前英国政府的征税一样，是不合法的；另一边则是华盛顿和他的联邦军队，这支新式的大陆军向西开进，执行宪法选举产生的声称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命令。这是“1776年精神”与“1789年精神”的对决，一部分人民与另一部分人民的历史性对垒的体现。而华盛顿又一次作为总司令跨上了马鞍，从前的副官汉密尔顿依然如影相随，穿过华盛顿当年曾竭力反对的福布斯路线。这也是现任美国总统亲自率领部队出战的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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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跟随大军一直前进，他在卡莱尔就止步了。在那时，闻知这支可怕的军队日益逼近，虚张声势的叛乱者早已一散而空。军队在汉密尔顿的带领下，好像一场胜利游行一样进入匹兹堡。汉密尔顿遵照华盛顿的命令，宣布大赦所有叛乱者，只要他们宣誓服从联邦政府的法律。回到费城后，华盛顿向国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护，认为“眼下这些自行创建的协会”实际上是威胁国家团结的颠覆性组织。他没有否认蒙受冤屈的公民有表达异见的权利，但他坚持认为异议不能采取对抗联邦权威的形式。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表示赞同，并祝贺他捍卫了宪法。只有麦迪逊一个人唱反调，发表了一个不着边际——也不像他一贯风格——的演说，担心此事会确立不好的先例。在蒙特切罗，刚刚退休的杰斐逊向麦迪逊坦陈，共和党人的事业遭受了重重的一击，马背上的华盛顿所向无敌。只有在仔细读过华盛顿致国会的演说后，杰斐逊才稍感宽慰，他写道，“因为演说充满着来自伊索寓言和大拇指汤姆[6]的措辞”，这说明稿子出自汉密尔顿之手，伟大的老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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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华盛顿总统生涯的最大危机还是围绕《杰伊条约》爆发的争吵。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条约曾引发过如此之多的外交、宪法和政治震荡；也没有哪个条约曾在当时如此不得人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被证明意义非凡，关系重大。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和《杰伊条约》分别是华盛顿的两届总统任期里激起最多人反对的行政决定。然而与汉密尔顿计划不同——它只需要总统在最后一刻签一下字，而《杰伊条约》在漫长而折磨人的每一个争论步骤中，都留下了华盛顿的独特痕迹。这份条约使他备受困扰，但也给他带来了最美妙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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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最重要的背景。到1794年，和英国爆发战争的前景已经几乎演变成一场危机。英军违反了《巴黎条约》，继续驻扎在西北边境，声称是对美国拒绝赔偿革命前欠下的债务的战略反应。（大部分债务都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欠下的。）英国人的军事存在也不断提醒着人们，以美国胜利告终的独立战争并没有真正完成。更重要的是，英军鼓励俄亥俄州的印第安部落反抗华盛顿的安置计划。英法交战更加剧了紧张的局势，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有明显的亲法情绪，部分原因是英国巡洋舰为了在加勒比海地区阻隔所有同法国的贸易往来，也无所顾忌地铲除了美国人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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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4月，华盛顿派遣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杰伊前往伦敦，希望与英国人进行谈判，换取英国人撤军、调整和英国的商业关系，从而避免战争。在华盛顿心目中，避免战争是最为关键的。无论在这两个从前的敌对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悬而未决的争端，华盛顿都相信，美国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或者用他的话说，“大约20年内”，决不能冒险再和英国陆军或者海军开战了。在这之前发生的战争都将造成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灾难，甚至很有可能将新生的国家毁灭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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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十分明智而有远见的目标（事实上，1812年的英美战争正好是按照华盛顿预想的时间表打响的），但在当时，和英国谈判的想法却还是极不得人心的。选择杰伊作为谈判人也激起了弗吉尼亚阵营的暴怒，因为众所周知，杰伊主张偿付长期拖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而弗吉尼亚人却在设法逃避。麦迪逊谴责杰伊的当选是一个魔鬼的决定，不过他也在私底下说，黑暗之中尚有一丝光芒，而那就是说，杰伊的恶名有可能转移到华盛顿身上，从而使这位无法征服的英雄变得易受攻击。贝奇的《北极光》也加入了批评大合唱，他甚至暗示说，杰伊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派遣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去伦敦，可以使弹劾华盛顿的程序变得不可能。这番话无疑是非常荒谬的，但它却像一个精确的气压表，反映出围绕这件事情出现的气氛有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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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争取到的谈判条件只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从积极的方面看，条约要求英国从西部边境撤军；在英国海军没收美国商船货物一事上，英国人同意把美国人的赔偿要求提交仲裁。但从其他方面看，条款有非常不利的地方。它在措辞上接受了英国人在经济上和海军上的霸权地位，使美国的中立态度向英国方面倾斜。批评者可以非常合理地争辩说——杰斐逊就是这样做的——条约使美国再次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支持者也许可以回应道，美国商人将是这项安排的最大受益者，这只是一个商业事实在外交上得到条约的确认而已：毕竟和英国的贸易是美国经济的生命线。然而，人们只是到后来才看清楚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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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报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每当条约中的条款被泄漏给《北极光》、并被公之于众，他们就极尽渲染之能事。杰伊甚至声称自己可以连夜走过整个东海岸地区，因为一路上抗议者都在焚烧他的画像，单是这些火光就能把道路照得通亮。亚当斯后来回忆，费城的总统府邸“被无数人包围，他们日复一日地喧嚷，要求对英国人作战，诅咒华盛顿，为法国爱国者的胜利和高尚的共和党而欢呼。华盛顿相信杰伊已经争取到了力所能及的最好条款。条约虽然没有实现他的全部希望，却避免了一场深得人心然而方向错误的战争，还维持住了美国同最主要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承认：“眼下，反对《杰伊条约》的势头就像反对一条疯狗一样；每个人似乎都想全力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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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签署这份条约吗？从战略上看，他认为条约明智地达成了与英国强权的妥协，为美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其能够逐渐发展成熟，登上世界舞台。然而从政治上看，条约却导致了内阁的分裂，美国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把条约描述为同英国魔鬼签下的契约。尽管华盛顿倾向于做出一个积极的决定，但最后促使他力排众议的还是内阁里爆发的一场戏剧性危机，这场危机使条约反对者的阴谋心态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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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杰斐逊之后任国务卿的埃德蒙·伦道夫是条约的反对者。1795年8月，华盛顿得到一份机密文件，揭露了伦道夫和即将卸任的法国公使约瑟夫·富歇（Joseph Fauchet）之间的一场秘密对话。尽管伦道夫不太可能以支持法国事业为由索取贿赂——像有些文件暗示的那样，但他整个谈话的调子还是给人一种印象，即华盛顿是一个昏庸不堪、高高在上的大家长，受着北方银行家和君权密谋派的愚弄，这些人为了他们的邪恶目的，正阴谋颠覆共和事业。按照伦道夫对行政部门的描述，只有他自己在华盛顿内阁中发挥爱国主义影响，才有可能挽救总统制于颓势之中。事实上，这正是杰斐逊的论调：狂热而戏剧性地渲染潜藏在华盛顿政府中的、早有预谋的邪恶势力，在弗吉尼亚的共和党大本营里，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弗吉尼亚阵营内的阴谋论散布得非常广泛，以致于伦道夫已经完全丧失了判断力，无法察觉在反对者眼中，这种论断显得有多么荒诞。华盛顿当场就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书，并于次日签署了《杰伊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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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杰斐逊不能相信一个如此不受欢迎的条约竟然成为法律，用他的话说，《杰伊条约》“只不过是英国人和美国国内亲英分子背着美国人民和立法机构签下的盟约”。尽管1787年宪法没有一处特别提到，杰斐逊却说服自己相信，“宪法的真正精神”给予众议院一切立法权，其中包括缔结条约的权力。麦迪逊更间接却也更精明的说法是，众议院享有通过所有财政立法的权力，这样它就可以拒绝批准《杰伊条约》必需的资金，以此来使它因为无力实施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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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春天，一场好戏在众议院上演了。在辩论中，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要求华盛顿公布与条约有关的所有文件，暗示此举将暴露出条约的幕后失当之处。华盛顿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企图使国会权力渗透进行政部门的“危险先例”，是对分权原则的侵犯。（华盛顿还进一步要求众议院回答，根据何种依据，它宣称对条约拥有批准权。）麦迪逊并没有因此被吓退，他以议会领袖的气势推动着辩论，自信能在表决中赢得多数，而不再顾及严格的宪法程序。但当投票表决出来时，麦迪逊亲身经历了失败的屈辱：在这场他以为志在必得的政治较量中，所有华盛顿的反对者都败下阵来。4月的最后一天，条约以微弱多数（51票对48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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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蒙特切罗作壁上观的杰斐逊试图安慰麦迪逊，他指出，单是华盛顿的地位就决定了麦迪逊们的失败，因为他是一个“对人民的影响力压倒一切的人”。他引用了华盛顿最喜爱的戏剧——约瑟夫·阿狄森的《加图》中的著名台词来形容华盛顿本人：“他们本想诅咒他的美德，结果却颠覆了整个国家。”在杰斐逊看来，华盛顿依然是联邦党人那场预谋已久阴谋的前台人物，由于老迈昏聩，他那巨大的美名正被周围人用作叛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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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盛顿则把共和党人抵制《杰伊条约》的运动描述为一场喧闹的党派之争，尽管弗吉尼亚人将它伪装成一项高贵的事业，并用某种方式让自己信服，他们不仅是在谋取地方利益，也代表了全国的福祉：“考虑到将要导致的结果，考虑到它们不仅使宪法面临崩溃的边缘，还把合众国的幸福和繁荣引向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我已经无话可说。仁慈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是善意的；但怀疑却说，他们一定是邪恶的。现在，我该保持沉默了。”他向杰伊承认，一种新形式的政党政治已经出现，其中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蓄意的颠倒是非主宰了政治争论，这完全不对他的胃口：“这些事情，就跟你料想的那样，占满了我的头脑，让我很费心思。实际上，它们带来的麻烦和困惑加重了我过去几年的负担，使我心力交瘁。我必须放松一下，享受没有争吵的安静生活，这对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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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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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杰伊条约》引发的争论暴露了一直贯穿整个革命时代的重大分歧：分歧的一方希望把革命热情延续下来用于国家建设这个更大的目标，另一方则把国家建设视为对革命精神的背叛。华盛顿不想在《杰伊条约》的对立斗争中做一个骑墙派，也不想把斗争的前线指挥权交给别人。一如战争期间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那样，他主导着事态的进展。然而，英国的枪炮在战场上做不到的，共和党报纸却在政治斗争中做到了。华盛顿最为在意的一点遭受了重大的伤害，即他作为美国革命“非凡代表”、革命意义最高象征的美名。《杰伊条约》之争具有党派斗争的性质，它使得任何有关超然中立的声明都变得没有意义。面对这种新的政治斗争对他和他的政治遗产所造成的伤害，华盛顿既无法接受事实，也无法漠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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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76年夏天，人身攻击变得更加野蛮。作为对《杰伊条约》的反应，法国督政府宣布与美国商船展开商业战，美方的第一批牺牲品中就有一艘巡洋舰，名字恰好为“芒特弗农号”。《北极光》的编者们采取了一种在后来任何一场国际冲突中都会被视作叛国的立场：他们为法国人在公海上的战斗欢呼，嘲笑那艘与华盛顿声誉有关的战舰被俘。最后，贝奇对华盛顿的人格发动了直接攻击，他刊登了一些文件，意图证明在革命战争早期华盛顿曾经从英国人那里接受过贿赂，如此一来，华盛顿就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类人物一样，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了。这个离奇的指控源自战争时期英国人的伪造，目的是将华盛顿撵离大陆军司令的职位，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揭穿。对这场诽谤，华盛顿一笑了之，他认为贝奇“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了名了，因为他的厚颜无耻甚至超过了毁谤中伤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天下无敌的”。然而在当时高度紧张的气氛下，所有的政治攻击无论多么荒谬不堪，都似乎显得有案可稽。于是，华盛顿花了几天的时间检查国务院档案馆，确保有关英国伪造事件的文件都还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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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受到的另一个伤害来自杰斐逊的背叛。尽管杰斐逊早就在私人信件中把华盛顿描写得几近昏聩老迈，华盛顿却是从间接渠道得知这些非议的，他选择了不予相信。而且杰斐逊本人也十分谨慎，确保不在任何公众文件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实际上，当1793年末杰斐逊退出内阁时，华盛顿还特意赞扬了他的正直，并称尽管两人政见分歧，却始终保持了相互信任。从某些方面说，华盛顿完全知道杰斐逊正与共和党人策划一场推翻他总统地位的阴谋。但从另一方面说，杰斐逊仍然是华盛顿极为器重的晚生后辈之一，也许他是一个浪子——和浪漫的法国人打得太过火热，以致迷失了方向，并以弗吉尼亚人的狭隘视野理解美国的共和事业——但华盛顿依然对他珍爱有加。两个人都极力希望维持住表面的相互友善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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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7月，决裂的时刻来临了。也许是出于负罪感，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两面派作风已经彻底暴露，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保证自己没有直接领导最近媒体针对华盛顿人格的攻击。华盛顿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做出了答复，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弗吉尼亚绅士如何告诉另一位绅士，他已经冒犯了默认的准则：“既然您自己提到了这件事，我再隐瞒自己的想法就不是什么坦率、真诚或友好之举了，由于我一度认为您对我满怀善意，您现在的行为只能被视为有损我们的友谊。”接着他列出了《北极光》给他安上的各种名头，那些指控“甚至连用来指责臭名昭著的尼禄或是某个普通的扒手，都是很少见的”。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略带嘲讽的结论：尽管每个人都曾警告过他要小心杰斐逊，“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在我的心目中，杰斐逊先生从未有过什么行为足以使我怀疑到他的忠诚”。不过从这时起，杰斐逊知道华盛顿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接下来的一年中，两个人的通信往来反而更加密切，但话题都小心地集中在农业问题上，比如讨论各自种植的野豌豆等。最后，当杰斐逊又一封谴责华盛顿领导能力的、更为冒犯的私人信件出现在报纸上时——杰斐逊宣称那些话不全是他说的——蒙特切罗和芒特弗农之间的所有通信都中断了。历史学家总是试图确定政党政治何时开始取代以信任和两派合作为基础的政府，然而对于华盛顿来说，转变就发生在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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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盛顿已经吩咐另一个养子起草了一份后来被称为“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的演讲稿。汉密尔顿虽然已经离开内阁一年多了，但在《杰伊条约》签署并通过的混乱期间，他依然是华盛顿的首席顾问。在帮助华盛顿构思演说稿方面，他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富有经验。只不过这一次，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让人知道，对这份声明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演说稿，他想做的不只是签上大名而已。他把自己写的第一稿交给了汉密尔顿，并附上了麦迪逊的1792年“告别演说”，还就内容和风格做了详尽的指示。就最后这一点，他坚持要用一种特别“朴素的风格”，“要以真诚、不加修饰、简单的形式，传达给公众”。这一次，再没有什么特殊请求能改变他退休的念头，甚至连汉密尔顿都没有试图劝阻他一下。但是，这项声明在口气和用语上都必须让人感受到明显的共和主义风格。他自愿退出政治舞台的举动已经使那些指控他图谋君主制的谣言不攻自破，而演说的风格本身也应该反映出同样的反君主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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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将麦迪逊4年前准备的草稿也给汉密尔顿看，这本身就很有讽刺性，也很有意义：讽刺的是麦迪逊早就站到了敌方阵营，成为杰斐逊最重要的追随者；有意义的是华盛顿希望借此提醒所有人，他早在第一届总统任满时就计划过退休了。出示麦迪逊的稿子反驳了共和党报纸散布的流言，即他现在是被迫离职，假如再次竞选，就一定会被击败。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华盛顿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再次赢得选举，尽管不会是全票通过。现在，他铁了心要退休。重要的是，他的退休决定必须被看作自愿的行为，是辛辛纳图斯式地放弃权力，完成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次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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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交给汉密尔顿的草稿含有如下段落，但它们从未出现在告别演说的最后版本中（终稿是汉密尔顿负责完成的）。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瞥见华盛顿当时备受打击、精疲力竭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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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未希求你们将这一职位施惠与我……（现在可以证明）我只是为了报效国家，在民事或军事部门中度过了45年——生命的全部精华——留下的只有满头白发……（唯一的希望）是平静地走进坟墓。我的错误，无论犯过多少，如果还不算是罪恶的话，或许会被人们遗忘，就好像我自己马上就要隐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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