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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成为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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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最初以十分讽刺的眼光来看待总统一职：因为自己表现突出，反而得到了这一强制性的判决。如果我们赞同他的看法，那么第二届总统任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炼狱。而在那一年快要结束之前，事情仿佛还在向地狱滑去：在南方边境，麦吉利夫雷努力扩大影响，当地部落却被西班牙人的煽动和贿赂所惑，从肯塔基到佛罗里达，原住民和白人移民的暴力冲突不绝于耳；六族同盟试图控制俄亥俄河流域诸部，但以失败告终，当地的酋长们宣布对闯入所谓“我们的土地”的“任何白人”作战；法国大革命从“自由、平等、博爱”变成了“断头台”，拉法耶特虽然逃离了混乱，却被奥地利人俘获，关进地牢；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夫掀起大规模的抗议，反对对威士忌征收消费税，宣称这是要复活《印花税法》；在费城，一场黄热病扫荡了整座城市，联邦政府不得不临时在日耳曼敦因陋就简；而在内阁中，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争吵更加升级，直到年底杰斐逊回到蒙特切罗并宣告退休，这场争论才算暂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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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方面，华盛顿最喜爱的侄子此前一直负责料理芒特弗农庄园，如今却死于肺结核；他自己的右脸颊上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癌症的病斑，需要再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手术；最后，汉密尔顿依然是共和党报纸的首要打击对象，而与此同时，迟来的、对华盛顿本人的批评也终于出现了，弗瑞诺的《国家公报》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的《北极光》（Aurora）都开始瞄准他，认为在汉密尔顿建立美国君主制的阴谋中，他是从犯或心甘情愿的合谋者。华盛顿发现这些人身攻击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体面”，但还是决定默默地忍受。“恶毒的箭矢，”他说，“无论多么尖锐、瞄得多准，都无法触及我的薄弱环节。只要我还是一个象征符号，他们就会一直攻击下去。”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总统生涯中，他将一直扮演“象征符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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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受到一系列外交危机及由此引起的国内连锁反应的困扰。灾难性的事件出现在1793年4月，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议程。华盛顿立即意识到，两大欧洲国家已经持续一个世纪的冲突如今再次被点燃，将会产生极具威胁性的后果：这一次是法国挥舞着革命的口号，要在全球范围扩展他们的“自由帝国”。一收到消息，华盛顿就召集了内阁——此时杰斐逊还尚未离开——美国严守中立的政策获得了一致支持，一周后就以政府公告的形式通告全世界。然而，原文意欲做到明确且具决定性的公告，后来却成为一个不和谐的故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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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法国总理埃德蒙·热内（Edmond Genet）访问美国。公民热内——这个称呼表明当时法国人对平等醉心到何种程度——来到美国，满怀信心地说，当法国正在推进自由事业的时刻，不希望美国采取中立的态度。和杰斐逊谈过几次以后，他更加确信，连接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纽带比任何总统公告都更加强有力。《国家公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强化了这种印象，声称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联系早已由1778年的美法条约加以确认，不可能被任何行政决定所否认。热内接着无所顾忌地讲出了下面一番计划，他的使命因此注定无法完成：武装美国的私掠船、对抗英国人的海上控制；计划派遣远征军，以法美联盟为旗号，夺取西班牙人占领下的新奥尔良；最离谱的是，他宣布自己——公民热内，是在代表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说话，并催促国会下次开会时推翻华盛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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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就连杰斐逊也开始意识到，本来被视为无价盟友的热内，现在却成了共和党反对派的沉重负担。华盛顿对朋友说，根本没有必要对其做出任何正式答复，因为他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但是热内事件第一次暴露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和党派政治纠缠在一起。热内的行为非常不负责任，但在1793年，法国的革命理想也确实非常流行，大规模的示威开始出现，要求对英国宣战，活跃分子模仿以前的自由之子，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协会”等组织。这些回响着1776年精神的强大情绪正是共和党人决定加以利用的，一则因为这是好的政治资源，一则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包括杰斐逊本人就热情地信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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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有绝对的把握确信——历史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严守中立、避免和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发生战争，最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他还相信，共和派反对者正在操纵公众对法国的舆论，并把这当作一件政治工具。“这不是他们所谓‘法国的事业’（而且我相信，也不是什么‘自由’），”他评论道，“因为，如果他们将把国家卷入战争（不管是和谁交战）和耻辱，所谓的事业就只是一场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头号闹剧。”然而，尽管华盛顿坚持对美国利益首先进行现实主义的考虑，法国人带来的流行风气还是给美国的报纸补充了新弹药，他被描述为一个专断的君主，而不再是一个有远见的领袖。或许是为反驳这种指控，在热内事件最高潮的时刻，他在日耳曼敦（因为费城黄热病流行）召集国会，将自己的权威交付议会审查。如此谦恭的姿态根本没有引起《国家公报》和《北极光》的注意，华盛顿已经取代汉密尔顿，成了它们攻击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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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情则唤起了他的怀旧之情，因为它发生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40年前，华盛顿正是在那里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事件肇因于1791年，国会为偿付汉密尔顿的清偿和承兑计划所产生的债务，决定对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西部种植谷物的农民立即对此发起了抗议，宣称这是在不合理地偏向酿酒商，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产品运往东部市场出售。尽管华盛顿下令法院惩治违法者，但抗议的声势还是一浪高过一浪，征税官不得不逃跑，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1794年8月，抗议运动达到最高潮，6000多人聚集在匹兹堡外的布拉道克战场——离当年发生莫农格希拉大屠杀的地方很近。他们竖立起了仿制的断头台，以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并且无所顾忌地畅饮心爱的威士忌酒，表示对紧随而来的联邦政府的蔑视。“假如有人想采取措施压制这些人，”一个目击者警告说，“恐怕问题就不再是他们是否会进军匹兹堡，而是是否会进军费城了。”就像大约十年前的谢司叛乱一样，叛乱者将自己视为反抗政府专横税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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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声称“这次叛乱是民主协会带来的第一个可怕的后果”，这就是说，动乱更多是被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美国革命煽动起来的，同时还受到了宾夕法尼亚共和党的鼓励。他以前只把军事镇压叛乱当作“最后的手段”，但到1794年9月，他断定叛乱分子的不妥协态度已经使他没有其他考虑的余地，他宣称这些“自行创建的协会”——这几个字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代表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他们仅剩下的一个革命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行动”。于是，华盛顿决定征召一支1.3万人的部队，亲自担任指挥官，粉碎这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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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非常戏剧化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看到18世纪90年代两种完全对立的美国革命观：一边是叛乱者，这些满腹冤屈的农民聚集在一起，相信国会征收的消费税和从前英国政府的征税一样，是不合法的；另一边则是华盛顿和他的联邦军队，这支新式的大陆军向西开进，执行宪法选举产生的声称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命令。这是“1776年精神”与“1789年精神”的对决，一部分人民与另一部分人民的历史性对垒的体现。而华盛顿又一次作为总司令跨上了马鞍，从前的副官汉密尔顿依然如影相随，穿过华盛顿当年曾竭力反对的福布斯路线。这也是现任美国总统亲自率领部队出战的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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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跟随大军一直前进，他在卡莱尔就止步了。在那时，闻知这支可怕的军队日益逼近，虚张声势的叛乱者早已一散而空。军队在汉密尔顿的带领下，好像一场胜利游行一样进入匹兹堡。汉密尔顿遵照华盛顿的命令，宣布大赦所有叛乱者，只要他们宣誓服从联邦政府的法律。回到费城后，华盛顿向国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护，认为“眼下这些自行创建的协会”实际上是威胁国家团结的颠覆性组织。他没有否认蒙受冤屈的公民有表达异见的权利，但他坚持认为异议不能采取对抗联邦权威的形式。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表示赞同，并祝贺他捍卫了宪法。只有麦迪逊一个人唱反调，发表了一个不着边际——也不像他一贯风格——的演说，担心此事会确立不好的先例。在蒙特切罗，刚刚退休的杰斐逊向麦迪逊坦陈，共和党人的事业遭受了重重的一击，马背上的华盛顿所向无敌。只有在仔细读过华盛顿致国会的演说后，杰斐逊才稍感宽慰，他写道，“因为演说充满着来自伊索寓言和大拇指汤姆[6]的措辞”，这说明稿子出自汉密尔顿之手，伟大的老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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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华盛顿总统生涯的最大危机还是围绕《杰伊条约》爆发的争吵。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条约曾引发过如此之多的外交、宪法和政治震荡；也没有哪个条约曾在当时如此不得人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被证明意义非凡，关系重大。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和《杰伊条约》分别是华盛顿的两届总统任期里激起最多人反对的行政决定。然而与汉密尔顿计划不同——它只需要总统在最后一刻签一下字，而《杰伊条约》在漫长而折磨人的每一个争论步骤中，都留下了华盛顿的独特痕迹。这份条约使他备受困扰，但也给他带来了最美妙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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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最重要的背景。到1794年，和英国爆发战争的前景已经几乎演变成一场危机。英军违反了《巴黎条约》，继续驻扎在西北边境，声称是对美国拒绝赔偿革命前欠下的债务的战略反应。（大部分债务都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欠下的。）英国人的军事存在也不断提醒着人们，以美国胜利告终的独立战争并没有真正完成。更重要的是，英军鼓励俄亥俄州的印第安部落反抗华盛顿的安置计划。英法交战更加剧了紧张的局势，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有明显的亲法情绪，部分原因是英国巡洋舰为了在加勒比海地区阻隔所有同法国的贸易往来，也无所顾忌地铲除了美国人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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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4月，华盛顿派遣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杰伊前往伦敦，希望与英国人进行谈判，换取英国人撤军、调整和英国的商业关系，从而避免战争。在华盛顿心目中，避免战争是最为关键的。无论在这两个从前的敌对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悬而未决的争端，华盛顿都相信，美国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或者用他的话说，“大约20年内”，决不能冒险再和英国陆军或者海军开战了。在这之前发生的战争都将造成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灾难，甚至很有可能将新生的国家毁灭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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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十分明智而有远见的目标（事实上，1812年的英美战争正好是按照华盛顿预想的时间表打响的），但在当时，和英国谈判的想法却还是极不得人心的。选择杰伊作为谈判人也激起了弗吉尼亚阵营的暴怒，因为众所周知，杰伊主张偿付长期拖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而弗吉尼亚人却在设法逃避。麦迪逊谴责杰伊的当选是一个魔鬼的决定，不过他也在私底下说，黑暗之中尚有一丝光芒，而那就是说，杰伊的恶名有可能转移到华盛顿身上，从而使这位无法征服的英雄变得易受攻击。贝奇的《北极光》也加入了批评大合唱，他甚至暗示说，杰伊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派遣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去伦敦，可以使弹劾华盛顿的程序变得不可能。这番话无疑是非常荒谬的，但它却像一个精确的气压表，反映出围绕这件事情出现的气氛有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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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争取到的谈判条件只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从积极的方面看，条约要求英国从西部边境撤军；在英国海军没收美国商船货物一事上，英国人同意把美国人的赔偿要求提交仲裁。但从其他方面看，条款有非常不利的地方。它在措辞上接受了英国人在经济上和海军上的霸权地位，使美国的中立态度向英国方面倾斜。批评者可以非常合理地争辩说——杰斐逊就是这样做的——条约使美国再次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支持者也许可以回应道，美国商人将是这项安排的最大受益者，这只是一个商业事实在外交上得到条约的确认而已：毕竟和英国的贸易是美国经济的生命线。然而，人们只是到后来才看清楚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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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报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每当条约中的条款被泄漏给《北极光》、并被公之于众，他们就极尽渲染之能事。杰伊甚至声称自己可以连夜走过整个东海岸地区，因为一路上抗议者都在焚烧他的画像，单是这些火光就能把道路照得通亮。亚当斯后来回忆，费城的总统府邸“被无数人包围，他们日复一日地喧嚷，要求对英国人作战，诅咒华盛顿，为法国爱国者的胜利和高尚的共和党而欢呼。华盛顿相信杰伊已经争取到了力所能及的最好条款。条约虽然没有实现他的全部希望，却避免了一场深得人心然而方向错误的战争，还维持住了美国同最主要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承认：“眼下，反对《杰伊条约》的势头就像反对一条疯狗一样；每个人似乎都想全力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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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签署这份条约吗？从战略上看，他认为条约明智地达成了与英国强权的妥协，为美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其能够逐渐发展成熟，登上世界舞台。然而从政治上看，条约却导致了内阁的分裂，美国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把条约描述为同英国魔鬼签下的契约。尽管华盛顿倾向于做出一个积极的决定，但最后促使他力排众议的还是内阁里爆发的一场戏剧性危机，这场危机使条约反对者的阴谋心态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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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杰斐逊之后任国务卿的埃德蒙·伦道夫是条约的反对者。1795年8月，华盛顿得到一份机密文件，揭露了伦道夫和即将卸任的法国公使约瑟夫·富歇（Joseph Fauchet）之间的一场秘密对话。尽管伦道夫不太可能以支持法国事业为由索取贿赂——像有些文件暗示的那样，但他整个谈话的调子还是给人一种印象，即华盛顿是一个昏庸不堪、高高在上的大家长，受着北方银行家和君权密谋派的愚弄，这些人为了他们的邪恶目的，正阴谋颠覆共和事业。按照伦道夫对行政部门的描述，只有他自己在华盛顿内阁中发挥爱国主义影响，才有可能挽救总统制于颓势之中。事实上，这正是杰斐逊的论调：狂热而戏剧性地渲染潜藏在华盛顿政府中的、早有预谋的邪恶势力，在弗吉尼亚的共和党大本营里，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弗吉尼亚阵营内的阴谋论散布得非常广泛，以致于伦道夫已经完全丧失了判断力，无法察觉在反对者眼中，这种论断显得有多么荒诞。华盛顿当场就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书，并于次日签署了《杰伊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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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杰斐逊不能相信一个如此不受欢迎的条约竟然成为法律，用他的话说，《杰伊条约》“只不过是英国人和美国国内亲英分子背着美国人民和立法机构签下的盟约”。尽管1787年宪法没有一处特别提到，杰斐逊却说服自己相信，“宪法的真正精神”给予众议院一切立法权，其中包括缔结条约的权力。麦迪逊更间接却也更精明的说法是，众议院享有通过所有财政立法的权力，这样它就可以拒绝批准《杰伊条约》必需的资金，以此来使它因为无力实施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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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春天，一场好戏在众议院上演了。在辩论中，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要求华盛顿公布与条约有关的所有文件，暗示此举将暴露出条约的幕后失当之处。华盛顿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企图使国会权力渗透进行政部门的“危险先例”，是对分权原则的侵犯。（华盛顿还进一步要求众议院回答，根据何种依据，它宣称对条约拥有批准权。）麦迪逊并没有因此被吓退，他以议会领袖的气势推动着辩论，自信能在表决中赢得多数，而不再顾及严格的宪法程序。但当投票表决出来时，麦迪逊亲身经历了失败的屈辱：在这场他以为志在必得的政治较量中，所有华盛顿的反对者都败下阵来。4月的最后一天，条约以微弱多数（51票对48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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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蒙特切罗作壁上观的杰斐逊试图安慰麦迪逊，他指出，单是华盛顿的地位就决定了麦迪逊们的失败，因为他是一个“对人民的影响力压倒一切的人”。他引用了华盛顿最喜爱的戏剧——约瑟夫·阿狄森的《加图》中的著名台词来形容华盛顿本人：“他们本想诅咒他的美德，结果却颠覆了整个国家。”在杰斐逊看来，华盛顿依然是联邦党人那场预谋已久阴谋的前台人物，由于老迈昏聩，他那巨大的美名正被周围人用作叛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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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盛顿则把共和党人抵制《杰伊条约》的运动描述为一场喧闹的党派之争，尽管弗吉尼亚人将它伪装成一项高贵的事业，并用某种方式让自己信服，他们不仅是在谋取地方利益，也代表了全国的福祉：“考虑到将要导致的结果，考虑到它们不仅使宪法面临崩溃的边缘，还把合众国的幸福和繁荣引向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我已经无话可说。仁慈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是善意的；但怀疑却说，他们一定是邪恶的。现在，我该保持沉默了。”他向杰伊承认，一种新形式的政党政治已经出现，其中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蓄意的颠倒是非主宰了政治争论，这完全不对他的胃口：“这些事情，就跟你料想的那样，占满了我的头脑，让我很费心思。实际上，它们带来的麻烦和困惑加重了我过去几年的负担，使我心力交瘁。我必须放松一下，享受没有争吵的安静生活，这对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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