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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在信中将“亲法分子”或“贝奇派”描述成具有严密组织的阴谋团体，它们决意使他花费了8年之久苦心建设起来的国家毁于一旦，并将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功劳一笔抹杀。他告诉拉法耶特：“在美国，有一群人出于各种目的而形成了一个党派，他们反对政府的所有政策，决意（这是他们的所有行为所表明的）使其瘫痪掉，并间接地改变其性质，颠覆宪法。”他声称，有些阴谋者企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回1787年，推翻来之不易的宪法。有些阴谋者则希望回到1776年，华盛顿认为，这就意味着拒绝建立任何形式的民族国家。更要命的是，至少在他看来，策划这场阴谋的人都没有任何原则或荣誉观念，除了对权力的赤裸欲望。通过《杰伊条约》，他们已经在美国民众中间唤起了亲法情绪，然而华盛顿声称，这些人还会利用任何机会“来摧毁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谓的对法亲善只是一个狡猾的阴谋，“因为他们看待这个国家就好像看待大特克岛[1]一样，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在《北极光》上安排了一大批走狗，肆意中伤他，两位领头的阴谋者（提起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名字会让他火冒三丈）知道，贝奇及其走狗正在损毁他在弗吉尼亚人的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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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和麦迪逊对于这些指控又有什么反应呢？当然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华盛顿描述的那种政客。或许他们也可以解释说，这些谴责正好证明了这位垂垂老矣的爱国者已经完全变成一个老糊涂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应付联邦党人的指控，根本无暇顾及敌对阵营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我们可以发现，杰斐逊和麦迪逊私底下反驳过华盛顿的谴责（在华盛顿就任第二届总统期间，共和党报纸对总统进行过攻击，令他至今仍耿耿于怀），但自从1791年开始，他们实际上将主要精力花在了筹划反对联邦党人的战役上。在《杰伊条约》引起广泛争议的时候，他们曾经利用外交政策来操控政治。他们也曾利用散布谣言的人来诋毁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他们甚至多次（例如在热内事件中支持门罗在巴黎的所作所为）参与阴谋活动，任何一个现代法庭都会将这些活动视作通敌叛国。无疑，杰斐逊能够通过测谎实验，拒不承认参与过任何幕后交易，并且会发表一通雄辩的演说，为那些指导着他和共和党的原则辩护。但华盛顿的反驳也将会为我们提供丰富而确凿的历史证据，将杰斐逊所说的“一连串恶意中伤”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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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原本难以理解的事实，以及华盛顿为什么做出了反常的举动：也就是说，他决定将自己的名誉和威望借给联邦党人去筹划阴谋——是否完全是一场阴谋还依然是一个谜——建立一支常备军，除了其他用途以外，主要用于威慑并最终镇压共和党人的反抗。1798年春天，亚当斯总统公布了一份被破译的加急信件，信中披露法国督政府要求得到5万英镑的贿赂金，作为与3位美国外交特使谈判的先决条件，而这3个人正是亚当斯派往巴黎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时下的危机的。这件事情很快被贴上了“XYZ事件”的标签——这三个字母正好是要求贿赂金的三位法国间谍姓名的首字母——公众对法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支持法国的美国人也遭到了敌视。阿比盖尔·亚当斯的7月4日祝酒词是这样的：“祝愿约翰·亚当斯像参孙一样，利用杰斐逊的游说将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放倒。”反杰斐逊的专栏将他描述成“国内法国人小党派”的秘密领袖和“美国督政府”的秘密头目。各地的报纸都开始报告说，法国已经准备了一支5万人的法军，也许要横渡大西洋来侵略美国，战争的恐慌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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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华盛顿对恐慌做出了完全符合其性格的反应。他认为，法国人入侵的可能性相当于零，这个看法与亚当斯不谋而合，只不过后者用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比喻：在美国看到法军就好比在酷暑中的费城看到雪球一样不可思议。确实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贝奇及其走狗在《北极光》中遭遇到了困境，因为他们建议美国应按法国的要求支付贿赂金以避免战争——此言一出，其他人立刻群起而攻之。更具有实际效果的是，他默许国会通过了联邦党人极端派提出的4个法案，它们合起来被称为“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目的是将外国出生、有亲法倾向的居民驱逐出境，并禁止发行“任何错误、诽谤和邪恶言论的报纸和反对美国政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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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亚当斯十分勉强地承认，签署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是他就任总统期间所犯下的最大错误。而历史学家也几乎一致赞同，这些法案臭名昭著，因为它们象征着政府压制人民的丑行。但对当时的华盛顿而言，它们却并不象征着丑行，他深信——虽然是毫无理由的——共和党人正在发动一场将持续多年的战斗，旨在颠覆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回头来看，联邦党人实际上是在利用反法的恐慌，正如共和党人在争论《杰伊条约》时利用了亲法情绪一样。然而这一次，联邦党人也突破了他们在接受华盛顿领导时从未跨越的底线，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政治上的对手归于沉默。假如华盛顿一直担任总统，又或者费城被定为国家的首府，那么联邦党人是否还会做得过火、遭到致命打击呢？对这一点展开想象是十分有意思的，不过最后也不会有任何答案。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华盛顿曾以局外人的身份为运气不佳的联邦党人运动而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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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通过之前，阴谋就开始出现了。1798年5月，国会批准了创建10个新团的决定，这些团共有1万多名士兵。新团被称为临时军。这一名称也表明了他们所面临的军事任务有特定的性质，是为了随时对法军的入侵做出反应。附加的法案则规定，一旦法国舰队出现在美国沿海，就可以立即额外征兵20个团。就在这之后不久，华盛顿收到了汉密尔顿的一封信，告诉他，责任在召唤他再次放弃退休生活：“您必须认识到，亲爱的先生，假如我们与法国发生公开的冲突，公众的呼声将再次召唤您来指挥这个国家的军队。”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婉言谢绝。在他看来，法军横渡大西洋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法国正全力对付英国。而且即便战争爆发，美军也应该有一位更加年轻的司令，“一位更年富力强的人”。实际上，华盛顿认为他已经感受到了另一种召唤：“与我的祖先们在坟墓里相聚。”不过，他只是将大门虚掩起来，并没有完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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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夏天，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两位内阁成员——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和战争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都向华盛顿施加影响，希望他更加严肃地看待法国人的威胁。他们希望他做出两个决定：第一，同意担任临时军的总司令，即使只是临时性的，这意味着他不必立即上战场，除非战争爆发；第二，指派汉密尔顿作为他的继任者以及（用皮克林的话说）“您不在时的全权代表”。这时，华盛顿应该感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因为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远比战争的威胁更加紧迫。可惜的是，他并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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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麦克亨利出现在芒特弗农庄园，亲自请求华盛顿出山。华盛顿勉强表示了同意，但条件依然是“除非军队需要我在场，或者紧急情况提出了不可推托的要求”，他才会离开芒特弗农。就汉密尔顿的职位而言，华盛顿认为这样的承诺已经足够了，但他还需要将这个决定告诉亨利·诺克斯，因为在此前的战争中，诺克斯的军衔在汉密尔顿之上，假如在以后的战争中受汉密尔顿的领导，可能他会感到受了冒犯。诺克斯很快就答复了，他表示会服从指挥，并尖刻地使用了“出类拔萃的军事天才汉密尔顿上校”的称呼，表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接着，诺克斯对这种匆忙之间做出的决定表示困惑不解——既针对军队的创建，也针对让汉密尔顿升为他的上级。他私下里告诉朋友，他感到其中一定有某种肮脏的幕后交易，“在这个事件中，有许多您并不知情的内幕”。华盛顿回了一封伤感的信给诺克斯，为对方如此主观地看待此次任命而失望，并向他保证，“如果其中有任何内幕，那我一定也被蒙在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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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内幕确实存在，而且华盛顿也确实被蒙在鼓里了。汉密尔顿与亚当斯内阁中的不满者和背叛者勾结了起来，策划将临时军转变成一支常备军，并成为支持他在联邦党内扩大权力的工具。公正地说，汉密尔顿自己也相信，拿破仑的帝国主义魔爪已经延伸到了北美，这种观点看起来并非完全难以置信，而且只有他才能以无人能及的洞察力和精力抵抗这种威胁、将拿破仑阻挡在国门之外。汉密尔顿的庞大计划体现了他的典型风格：如果我们认为他写给其他联邦党人的信件都是可信的话，那么他甚至想过率领军队穿过弗吉尼亚，在聚集了共和党领袖的圣殿中胁迫共和党人，接着先发制人地搞一场入侵，就像对待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领地那样，授予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以公民权，允许他们在日益扩张的美洲帝国中居住，然后率军向南穿过墨西哥和中美洲。华盛顿很不明智地赞同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他坚持任命汉密尔顿作为接替他的第二任指挥，接着又拒绝在征兵之时出山。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为汉密尔顿的夺权提供了许多便利。两年以后，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去世时曾经说过：“他对我是一个有用的盾牌。”无论如何，一旦摆脱了华盛顿的控制，汉密尔顿的危险天赋就逐渐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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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假如华盛顿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他一定会严厉谴责汉密尔顿的狂热计划。他确实相信应该建立一系列国家机关，例如首都、国立大学、国家银行、中央政府等，将广大美国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他也赞同稍微扩大正规军的规模，并建立军事院校，培养新的职业军官。然而，率领常备军四处招摇、耀武扬威，这正是共和党人一直挂在嘴边上所反对的“统一”危险。担任总统期间，华盛顿一直都在向人民保证，这种危险并不存在，而是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所捏造的无稽之谈。如今，汉密尔顿却将他的苦心经营一举打破。更糟糕的是，华盛顿还不由自主地成了这场阴谋的帮凶，授共和党人以口实：他这位德高望重的建国之父，现在被当成老眼昏花的傀儡，帮那些邪恶之人掩饰了幕后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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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秋天，汉密尔顿的计划遇到了障碍——亚当斯坚持认为，诺克斯应该接替华盛顿担任指挥。皮克林向华盛顿解释说：“总统对汉密尔顿上校十分厌恶——这完全是一种私人的反感——如果单纯按照他的感受和愿望，他可能连排长的军衔都不会授予汉密尔顿。”于是，华盛顿又一次接受请求，出来解救汉密尔顿。他再次担任了别人要求他扮演的角色，并被蒙在鼓里。皮克林和麦克亨利解释说，一旦华盛顿决定汉密尔顿为不二人选，那么亚当斯将被迫改变决定。华盛顿同意了，他在亚当斯面前帮汉密尔顿说话，却因此激起了亚当斯的雷霆之怒。实际上，华盛顿描述汉密尔顿的话也很适合某位老议员用来评价华盛顿本人：“有人认为他很有野心，因而也十分危险。我承认他确实雄心勃勃，但这种雄心壮志值得赞扬，因为它能促使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胜过常人。他富有进取心，观察力敏锐，有很强的直觉判断力，这些品质都是伟大的军事人物所必需的。因此我再说一遍，他一旦犯下过错，那将是不可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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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内阁成员正参与汉密尔顿的阴谋，但他无法不尊重这位美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的意见。而华盛顿强迫亚当斯接受汉密尔顿，实际上违反了所有的前总统都必须遵守的核心原则：永远不要干涉继任者的决定。（而亚当斯则相信，是否能够保持沉默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品性，因此，他永远无法在这件事情上原谅华盛顿。）最后甚至有传闻说，华盛顿与亚当斯内阁中的反对分子正进行秘密的商谈。“您一定能够想象，”华盛顿致信麦克亨利说，“哪怕是总统和我互相误解的谣言……也会造成非常令人不快的结果。”他请求麦克亨利将自己最近写的、提到过亚当斯的所有信件都销毁，警告说假如它们被散播出去，“亚当斯一定会相信，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而我也是参与者——虽然我丝毫未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华盛顿是多么的真诚，他的这种情绪都是十分天真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麦克亨利并没有听从华盛顿的请求，而是将所有的信件都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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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知道，法国人的入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而汉密尔顿正在利用这种妄想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对于正在策划中的阴谋，华盛顿为何采取了如此视而不见的态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远离权力中心，和费城的政治机构缺乏联系，他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而同时他又过于信任汉密尔顿的动机。实际上，这种解释把握住了大部分事实。像华盛顿这样一位富有先见之明的人，竟然会犯下大错，以至于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也令他自己晚节不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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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解释还忽略了一点——这颇具讽刺意味——那就是先前的经历导致了他误入迷途。1798年，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相信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双方也都透过美国革命的三棱镜来看待这场危机。在共和党人看来，临时军（现在已经被称为新军）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且永远会存在下去，这与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在殖民地派驻军队没有什么两样。联邦党人则将临时军看作大陆军的翻版，后者不仅在对付英帝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还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唯一可靠的保障，如果没有大陆军，新国家早就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混乱而崩溃了。华盛顿尤其容易接受联邦党人的解释，因为这种看法触动了他记忆中的爱国主义心弦，与他的公共生活经历联系了起来。而且，它尤其对华盛顿具有心理上的感召力，因为我们的老政治家在年轻时，曾扮演过国家的救星。而临时军受汉密尔顿喜爱的原因是，它使自己可以担任军队的总司令，接替华盛顿，继续扮演家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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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11月，华盛顿访问费城，这是他退休后离开芒特弗农的唯一一次长途旅行。借此契机，昔日关于革命的记忆转变成了生动的画面。他同意与汉密尔顿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新军将领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会面协商。这三位独立战争的老将用了整整6星期、每天工作10个小时来审查军官应征者的名单。很快，大陆军就俨然变成了新军效仿的榜样，以前是否在大陆军中服役成了能否担任新军军官的主要标准。有几位在战争中负过伤的老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而在独立革命中资历尚浅的年轻人们则没有赢得信任。华盛顿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简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这反映在他对60多位应征者的详细记载中：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一言一行仿佛又一次在华盛顿的眼皮底下重演。其中有一条记录是这样写的：“他无疑英勇过人、有很高的声望，但却是一个大赌棍，体重四五百磅，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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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还向费城的一位裁缝订制了一套军装，式样完全和他那件“米黄镶蓝色”的旧军装一样，甚至袖口、纽扣、绶带和刺绣的花纹等细节都丝毫不许走样。裁缝果然完全按照他的要求行事，唯一的例外是没有找到金线来绣花纹。接着，当运载这种丝线的船只从纽约抵达费城时，裁缝不得不告诉华盛顿，他无法找到一位刺绣工能将原来的设计纹样完全模仿出来，因此，新军装一直没有完工。这段小插曲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暗示着重建大陆军的宏伟计划也将不了了之。对昔日“兄弟帮”的回忆依然十分清晰，然而光荣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一切只能留存在回忆里了。实际上，新军注定会像华盛顿的新军装一样不了了之，只留存在幻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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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从未相信过法国人企图入侵美国，而且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侵略，他也更主张扩建海军，即他所说的“木墙”（wooden walls），因为海军才是英国史和欧洲史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常备军。对于汉密尔顿和内阁成员之间密谋的详情，亚当斯要很晚才能意识到，然而当建立新军的庞大计划浮出水面时，他已经开始有所警觉。而且，他对汉密尔顿本人十分厌恶，所以在华盛顿深信不疑的地方，他处处表示出怀疑。1799年2月，他决定再派出一个和平使团到法国去，令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都十分震惊。通过这一简单的举措，亚当斯消弭了战争的可能性，并由此推翻了新军存在的合法基础。虽然和平使团被派到巴黎已经是几个月以后了，然而汉密尔顿建立军功的梦想却随着亚当斯的决定而化为了泡影。（因此，至少这件事情表明，亚当斯是希望重新选举内阁的，因为他很快成了联邦党内部备受排挤的人物。不过，他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实际上还总是将它描述成就任总统及其最辉煌的时刻。）在此后的整整一年中，为了那个只存在于脑海中的虚幻军队，汉密尔顿依然狂热地奔走，为后勤方面和组织方面的细节问题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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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华盛顿却开始逐渐与这个错误的计划脱离关系。他怀疑亚当斯的决定是出于其他动机，却从未意识到正是亚当斯阻止了他铸下大错，并借助戒严令使国家摆脱了危险时刻。他依然不知道在促使他出面合作的过程中还掩藏着一些政治阴谋，直到麦克亨利不经意间袒露了亚当斯内阁成员的猖狂反动。“我顷刻间哑口无言，”他坦白了自己听到消息以后的感受，“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保持沉默比表达任何情感都更为合适。”他发誓永远不再就行政部门的问题插手任何决定：“我应该相信掌舵的人们，他们的责任就在于保持警惕——将船驶进安全的港口。”他还意识到，自己应该将剩余的精力用在日益扩大的芒特弗农庄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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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错综复杂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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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各不相同的问题：源源不断的来访者已经使芒特弗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旅馆，他本人则一直扮演着东道主的角色；有关联邦城建设计划和进程的商讨似乎永无止境；继孙（杰基的儿子）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斯蒂斯从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退学，此后就变得闷闷不乐、精神恍惚，虽然华盛顿尽了一切努力来教导他，这孩子还是像他父亲一样每况愈下；另一方面，穷亲戚们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又常常借口生计困难来寻求经济支援。华盛顿在退休末期所写的信件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忙得团团转的家庭顶梁柱形象，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将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各种事务，就像一个日程安排得满当当的行政首脑，只不过没有了秘书们来为他效命。原本堪称自我控制典范人物的华盛顿，如今却发现自己几乎完全被别人的日程安排所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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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表面现象有误导人的一面，因为华盛顿的信件都是应别人的要求而回，并不能完全可靠地反映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也无法利用这些信件来准确地推知他如何下决心把握住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华盛顿采用了委婉的说法——“那种形式的财产”——这只不过从反面说明，在退休生涯的最后几年中，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华盛顿。“我应该坦率地承认，”他向一位朋友吐露道，“我不喜欢想到它，更不愿意谈论它。”但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每一天，从清晨走出宅邸大门的那一刻起，直到正午巡视完农场回来，他都必须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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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上一次全力关注奴隶制问题是在18世纪80年代第一次退休时。在那一段较早时期的思考中，有三点突出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他一改以前的无动于衷，态度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这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指挥了黑人军队，而且遇到了战前弗吉尼亚从未有过的废奴情绪；其次，他感兴趣的是使自己摆脱与奴隶制的联系，“不再使用奴隶”，而不是解放他的奴隶，因为他依然将奴隶当作昂贵的私有财产，不愿意毫无代价地使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最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正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出售奴隶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他不愿意破坏奴隶的家庭，因为他的奴隶和玛莎名下的奴隶早已结成了姻亲关系。而在道德考虑和经济考虑之外还存在着私人的考虑，那就是后世的声誉问题。华盛顿知道，后代人对他的评价不仅取决于他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所做的各种决策，也同样取决于他是否对这种特殊财产处理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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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也就是离他退休还有3年时，上述想法首次出现了重大改变的征兆。他已经开始计划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并向托拜厄斯·利尔描述了尚未完全成形的想法：将西部的全部或大部分土地售出，这样他和玛莎就可以舒服地依靠这笔交易换得的利息生活了。接着他又说：“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促使我急于达成这个计划，它实际上比其余任何动机都更强有力，那就是让我所拥有的某种特殊财产获得自由，虽然这样做违背我自己的利益。”这是华盛顿第一次明确提到解放而不是出售他的奴隶：实际上，他不仅是要让奴隶们摆脱束缚，更是要让自己的良心也摆脱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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