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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秋天，汉密尔顿的计划遇到了障碍——亚当斯坚持认为，诺克斯应该接替华盛顿担任指挥。皮克林向华盛顿解释说：“总统对汉密尔顿上校十分厌恶——这完全是一种私人的反感——如果单纯按照他的感受和愿望，他可能连排长的军衔都不会授予汉密尔顿。”于是，华盛顿又一次接受请求，出来解救汉密尔顿。他再次担任了别人要求他扮演的角色，并被蒙在鼓里。皮克林和麦克亨利解释说，一旦华盛顿决定汉密尔顿为不二人选，那么亚当斯将被迫改变决定。华盛顿同意了，他在亚当斯面前帮汉密尔顿说话，却因此激起了亚当斯的雷霆之怒。实际上，华盛顿描述汉密尔顿的话也很适合某位老议员用来评价华盛顿本人：“有人认为他很有野心，因而也十分危险。我承认他确实雄心勃勃，但这种雄心壮志值得赞扬，因为它能促使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胜过常人。他富有进取心，观察力敏锐，有很强的直觉判断力，这些品质都是伟大的军事人物所必需的。因此我再说一遍，他一旦犯下过错，那将是不可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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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内阁成员正参与汉密尔顿的阴谋，但他无法不尊重这位美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的意见。而华盛顿强迫亚当斯接受汉密尔顿，实际上违反了所有的前总统都必须遵守的核心原则：永远不要干涉继任者的决定。（而亚当斯则相信，是否能够保持沉默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品性，因此，他永远无法在这件事情上原谅华盛顿。）最后甚至有传闻说，华盛顿与亚当斯内阁中的反对分子正进行秘密的商谈。“您一定能够想象，”华盛顿致信麦克亨利说，“哪怕是总统和我互相误解的谣言……也会造成非常令人不快的结果。”他请求麦克亨利将自己最近写的、提到过亚当斯的所有信件都销毁，警告说假如它们被散播出去，“亚当斯一定会相信，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而我也是参与者——虽然我丝毫未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华盛顿是多么的真诚，他的这种情绪都是十分天真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麦克亨利并没有听从华盛顿的请求，而是将所有的信件都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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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知道，法国人的入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而汉密尔顿正在利用这种妄想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对于正在策划中的阴谋，华盛顿为何采取了如此视而不见的态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远离权力中心，和费城的政治机构缺乏联系，他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而同时他又过于信任汉密尔顿的动机。实际上，这种解释把握住了大部分事实。像华盛顿这样一位富有先见之明的人，竟然会犯下大错，以至于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也令他自己晚节不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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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解释还忽略了一点——这颇具讽刺意味——那就是先前的经历导致了他误入迷途。1798年，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相信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双方也都透过美国革命的三棱镜来看待这场危机。在共和党人看来，临时军（现在已经被称为新军）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且永远会存在下去，这与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在殖民地派驻军队没有什么两样。联邦党人则将临时军看作大陆军的翻版，后者不仅在对付英帝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还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唯一可靠的保障，如果没有大陆军，新国家早就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混乱而崩溃了。华盛顿尤其容易接受联邦党人的解释，因为这种看法触动了他记忆中的爱国主义心弦，与他的公共生活经历联系了起来。而且，它尤其对华盛顿具有心理上的感召力，因为我们的老政治家在年轻时，曾扮演过国家的救星。而临时军受汉密尔顿喜爱的原因是，它使自己可以担任军队的总司令，接替华盛顿，继续扮演家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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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11月，华盛顿访问费城，这是他退休后离开芒特弗农的唯一一次长途旅行。借此契机，昔日关于革命的记忆转变成了生动的画面。他同意与汉密尔顿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新军将领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会面协商。这三位独立战争的老将用了整整6星期、每天工作10个小时来审查军官应征者的名单。很快，大陆军就俨然变成了新军效仿的榜样，以前是否在大陆军中服役成了能否担任新军军官的主要标准。有几位在战争中负过伤的老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而在独立革命中资历尚浅的年轻人们则没有赢得信任。华盛顿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简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这反映在他对60多位应征者的详细记载中：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一言一行仿佛又一次在华盛顿的眼皮底下重演。其中有一条记录是这样写的：“他无疑英勇过人、有很高的声望，但却是一个大赌棍，体重四五百磅，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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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还向费城的一位裁缝订制了一套军装，式样完全和他那件“米黄镶蓝色”的旧军装一样，甚至袖口、纽扣、绶带和刺绣的花纹等细节都丝毫不许走样。裁缝果然完全按照他的要求行事，唯一的例外是没有找到金线来绣花纹。接着，当运载这种丝线的船只从纽约抵达费城时，裁缝不得不告诉华盛顿，他无法找到一位刺绣工能将原来的设计纹样完全模仿出来，因此，新军装一直没有完工。这段小插曲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暗示着重建大陆军的宏伟计划也将不了了之。对昔日“兄弟帮”的回忆依然十分清晰，然而光荣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一切只能留存在回忆里了。实际上，新军注定会像华盛顿的新军装一样不了了之，只留存在幻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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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从未相信过法国人企图入侵美国，而且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侵略，他也更主张扩建海军，即他所说的“木墙”（wooden walls），因为海军才是英国史和欧洲史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常备军。对于汉密尔顿和内阁成员之间密谋的详情，亚当斯要很晚才能意识到，然而当建立新军的庞大计划浮出水面时，他已经开始有所警觉。而且，他对汉密尔顿本人十分厌恶，所以在华盛顿深信不疑的地方，他处处表示出怀疑。1799年2月，他决定再派出一个和平使团到法国去，令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都十分震惊。通过这一简单的举措，亚当斯消弭了战争的可能性，并由此推翻了新军存在的合法基础。虽然和平使团被派到巴黎已经是几个月以后了，然而汉密尔顿建立军功的梦想却随着亚当斯的决定而化为了泡影。（因此，至少这件事情表明，亚当斯是希望重新选举内阁的，因为他很快成了联邦党内部备受排挤的人物。不过，他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实际上还总是将它描述成就任总统及其最辉煌的时刻。）在此后的整整一年中，为了那个只存在于脑海中的虚幻军队，汉密尔顿依然狂热地奔走，为后勤方面和组织方面的细节问题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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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华盛顿却开始逐渐与这个错误的计划脱离关系。他怀疑亚当斯的决定是出于其他动机，却从未意识到正是亚当斯阻止了他铸下大错，并借助戒严令使国家摆脱了危险时刻。他依然不知道在促使他出面合作的过程中还掩藏着一些政治阴谋，直到麦克亨利不经意间袒露了亚当斯内阁成员的猖狂反动。“我顷刻间哑口无言，”他坦白了自己听到消息以后的感受，“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保持沉默比表达任何情感都更为合适。”他发誓永远不再就行政部门的问题插手任何决定：“我应该相信掌舵的人们，他们的责任就在于保持警惕——将船驶进安全的港口。”他还意识到，自己应该将剩余的精力用在日益扩大的芒特弗农庄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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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错综复杂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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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各不相同的问题：源源不断的来访者已经使芒特弗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旅馆，他本人则一直扮演着东道主的角色；有关联邦城建设计划和进程的商讨似乎永无止境；继孙（杰基的儿子）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斯蒂斯从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退学，此后就变得闷闷不乐、精神恍惚，虽然华盛顿尽了一切努力来教导他，这孩子还是像他父亲一样每况愈下；另一方面，穷亲戚们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又常常借口生计困难来寻求经济支援。华盛顿在退休末期所写的信件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忙得团团转的家庭顶梁柱形象，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将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各种事务，就像一个日程安排得满当当的行政首脑，只不过没有了秘书们来为他效命。原本堪称自我控制典范人物的华盛顿，如今却发现自己几乎完全被别人的日程安排所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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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表面现象有误导人的一面，因为华盛顿的信件都是应别人的要求而回，并不能完全可靠地反映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也无法利用这些信件来准确地推知他如何下决心把握住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华盛顿采用了委婉的说法——“那种形式的财产”——这只不过从反面说明，在退休生涯的最后几年中，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华盛顿。“我应该坦率地承认，”他向一位朋友吐露道，“我不喜欢想到它，更不愿意谈论它。”但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每一天，从清晨走出宅邸大门的那一刻起，直到正午巡视完农场回来，他都必须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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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上一次全力关注奴隶制问题是在18世纪80年代第一次退休时。在那一段较早时期的思考中，有三点突出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他一改以前的无动于衷，态度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这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指挥了黑人军队，而且遇到了战前弗吉尼亚从未有过的废奴情绪；其次，他感兴趣的是使自己摆脱与奴隶制的联系，“不再使用奴隶”，而不是解放他的奴隶，因为他依然将奴隶当作昂贵的私有财产，不愿意毫无代价地使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最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正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出售奴隶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他不愿意破坏奴隶的家庭，因为他的奴隶和玛莎名下的奴隶早已结成了姻亲关系。而在道德考虑和经济考虑之外还存在着私人的考虑，那就是后世的声誉问题。华盛顿知道，后代人对他的评价不仅取决于他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所做的各种决策，也同样取决于他是否对这种特殊财产处理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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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也就是离他退休还有3年时，上述想法首次出现了重大改变的征兆。他已经开始计划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并向托拜厄斯·利尔描述了尚未完全成形的想法：将西部的全部或大部分土地售出，这样他和玛莎就可以舒服地依靠这笔交易换得的利息生活了。接着他又说：“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促使我急于达成这个计划，它实际上比其余任何动机都更强有力，那就是让我所拥有的某种特殊财产获得自由，虽然这样做违背我自己的利益。”这是华盛顿第一次明确提到解放而不是出售他的奴隶：实际上，他不仅是要让奴隶们摆脱束缚，更是要让自己的良心也摆脱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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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上述计划才开始逐渐变成现实：他开始发布广告，出售俄亥俄河和大卡诺瓦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同时，芒特弗农庄园中除了宅邸所在的那片地要留给他和玛莎居住以外，其他农场一律出租。华盛顿曾向杰基遗孀的第二任丈夫、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吐露：“上次我在弗吉尼亚向您透露的计划，现在正逐渐变成现实。”这个计划的公开部分是，将所有的地产都转化为现金，以便有可能“依赖一种可靠的收入过上宁静的生活”——这是华盛顿的原话。而计划的私人部分、实际上也是秘而不宣的部分，则是一旦获得足够的收益来源，他就决定释放所有的奴隶。他请求斯图尔特不要将计划的秘密部分告诉别人，因为要完全实现该计划可能会花去很多年的时间；而且一旦实现，奴隶们将普遍面临巨大的痛苦，因为“玛莎名下的黑奴、我名下的黑奴，以及附近的黑奴都结成了非常复杂的联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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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计划所面临的问题是，解放奴隶的最终目标是一系列漫长的经济手续的最后一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道德原则要完全受制于变化无常的市场情况。关键的变数就是西部土地的出售。华盛顿确实将几片小面积的土地卖了出去。也有些人对更大块的地产表现出兴趣，其中包括大卡诺瓦河边的一片土地，价格已经商定在20万美元左右，相当可观。但所有的大笔交易最后都没有成功，芒特弗农庄园周围的农场经过多次尝试，最后也没有租出去。结果，在退休两年以后，华盛顿发现自己陷入了先前预料的境地：奴隶人口不断增加——根据他的统计，1786年为216名，1799年则变成了317名——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为他工作；西部的大片土地价值超过50万美元，但是没有人愿意用他希望的价格来购买；芒特弗农庄园每年都入不敷出；雇佣奴隶带来的道德阴影也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不过，经济上的考虑似乎比道德上的考虑起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最主要的道德考虑——破坏家庭——是行动的最大阻碍。“显而易见，”他哀叹道，“在这份地产上（指芒特弗农庄园），超过一半的奴隶在家内劳作，比真正耕种土地的奴隶还要多。这样下去，我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农场主了……我也不能将多余的奴隶卖出去，因为我自己就从原则上反对这种人口交易……那么还能做什么呢？必须有所作为，否则我就会破产，因为过去4年因出售土地而获得的、总额约5万美元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我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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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情况，道德危机似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有一次，华盛顿本人也将它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那么，为什么伟大的决定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变成现实呢？为什么奴隶的解放要取决于考虑得过于复杂的经济计划呢？这就好比他在战争期间制定的某些令人费解的战斗方案，按照这种方案，军队反而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既然他自己也发觉，过剩的奴隶导致了很高的成本，那又为什么不释放他们，既达到了道德的目的，又能够节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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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华盛顿并不是单纯从道德角度看待奴隶制问题的。正如他自己的奴隶和妻子名下的奴隶互相联姻一样，在他的脑海中，良心上的诉求也和个人利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应该承认，他的思想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逐渐认识到对人的奴役是很不道德的。但当贵格会的批评家要求他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时，他却一直没有接受建议。当然了，贵格会在战争期间就一直是和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完全无视现实的复杂性，假如当初华盛顿追随了他们的指引，那么很有可能所有人到今天都依然是英帝国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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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考虑奴隶制时一直坚持现实主义角度，认为理想本身永远不应该出现在具体的议事日程中。实际上，他将理想主义的规划与感情用事的幻想联系在一起，相信它们就好比相信殖民地人依靠美德就足以战败英帝国，或者相信法国革命因为目标高尚而必定成功。毕竟，华盛顿最初操心奴隶制时，更多的是出于经济上、而非道德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劳动制度，很不适应18世纪60年代起芒特弗农庄园试行的多样化经营模式。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曾经接受了武装奴隶的建议，并允诺给服役至战争结束的奴隶以自由，但即使在这个时候，道德上的考虑也让位于更重要的需求：因为大陆军急需战士。同样地，就任总统期间，他私下里承认奴隶解放的道德正义性，却又反对联邦政府的逐步解放奴隶计划，因为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新生不久的国家出现分裂的局面。华盛顿并非对理想完全无动于衷，但他对任何超越现实力量之上的理想主义计划都保持着深深的怀疑。我们也许会为他在道德方面表现出的沉默感到遗憾，但必须承认，那正是他那同样顽固的现实主义立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总司令还是作为总统，这一品质都被证明是十分可贵的，实际上已经成了华盛顿的独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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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因素也提醒我们不要对华盛顿的废奴动机加以明确的道德解释。首先，华盛顿有强烈的控制欲，在这个例子中就表现为迟迟拖延奴隶的解放，直到他确信自己的经济独立已经获得了保障。华盛顿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获取巨大的地产，因此除非出于无奈，否则他非常不愿意放弃这些土地。举例而言，西部土地的出售必须符合他所期望的公平价格。解放奴隶的决定也必须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是在他发号施令以后才执行的。要让他放弃一生的积累并不容易，因为这就意味着要摆脱原有的社会等级观念，而那种观念曾经支持他登上了弗吉尼亚乃至整个国家的权力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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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回两个最有价值的奴隶：厨子赫拉克勒斯和玛莎的贴身女仆奥娜·贾奇（Ona Judge），他曾经不惜任何代价——这两个人都是在他临退休之前逃走的。赫拉克勒斯出走之后，他派出了猎奴人，并告诫说一定要悄悄行动，“因为如果赫拉克勒斯察觉到了一点风吹草动，他立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证明这个警告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赫拉克勒斯确实逃过了追捕，一直以自由人的身份活着，可能定居在费城。华盛顿还花去了3年的时间，试图将逃到新罕布什尔的奥娜·贾奇抓回。在那里发现了她以后，华盛顿曾劝说她主动回来，但后者坚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华盛顿同意他去世后让她获得自由，华盛顿则一口回绝。“与她达成这样的妥协……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断言，“原因显而易见。无论我多么支持渐进式解放或一次性解放（只要后者在眼下是更为现实的方案），它都不可能是一项权宜之计或是以不成熟的考虑来应付不忠者。”不过奥娜·贾奇逃过了追捕，一直在新罕布什尔过着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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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奴隶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阻碍因素是玛莎。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如果有的话，它们也随着华盛顿死后烧掉的那些信件而灰飞烟灭了——但有理由相信，玛莎并不像丈夫一样，对奴隶制有着原则上的憎恶，也并不同意他的解放奴隶计划。正如前面所说，该计划影响到了她所继承的奴隶，而她一直想要将这些奴隶作为自己遗产的一部分，传给卡斯蒂斯和丹德里奇家族依然健在的继承人。（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玛莎实际上并不拥有这些奴隶。它们是卡斯蒂斯地产的一部分，必须传给她的后代。）华盛顿不愿意以更加公开的方式讨论解放奴隶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是一个棘手的家庭内部问题，因为假如华盛顿去世，玛莎的地位及其对财产的控制权就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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