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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遗嘱和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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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华盛顿是如何写下遗嘱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来源于玛莎给一位不知名收信人写的一封信，信中说，1799年9月的一个夜晚，华盛顿突然把她叫醒，并向她吐露了自己刚做的一个噩梦。在梦中，玛莎去世了，华盛顿认为这预示着他自己也时日无多，他似乎也应该开始着手安排后事了。因为华盛顿的遗嘱是他最具有历史意义、最体现个人性格的文献——甚至可以认为，它比告别演说还要发自内心——因此人们总是倾向于以戏剧化的方式解释它的起因，认为这是由于一场梦而促成的。然而事实却是，叙述了这个故事的信件本身几乎肯定是伪造的。即使这封信是真实的——要知道1799年秋天玛莎病得很严重——它也不能解释华盛顿起草遗嘱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遗嘱早在那年夏天就已经拟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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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既没有汉密尔顿，也没有利尔来帮他打草稿。从6月到7月，华盛顿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亲手写下了每一个字，在总共23页纸上都仔细签上了名字——但是由于疏忽，有一页被漏签了——以保证后人不会怀疑这份声明的准确性。虽然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但此时他并没有生病，因此无论有没有做梦，我们都找不到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原因，来解释他料理后事的动机。考察遗嘱的内容，我们可以对他过去5年内经营地产的计划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华盛顿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为了解放奴隶，他那积累财产的计划受到了阻碍，一直停滞不前。起草遗嘱是以某种方式保证，如果他生前不能实施计划，死后也能看着它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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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这样的准备，华盛顿对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全面的评估。通过这次评价，我们看到了一个私人帝国，包括肯塔基、马里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多处地产，亚历山德里亚和联邦城——他第一次称之为“华盛顿城”——的宅地，以及位于弗吉尼亚、在芒特弗农庄园以外的多片土地。然而，最主要的地产是位于俄亥俄河和大卡诺瓦河周围的大片土地，占他所拥有地产数量的一半以上。这些财产总值达53万美元，还不包括芒特弗农庄园的土地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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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数字中，有两个事实十分引人注目。首先，华盛顿并不像他自己经常（尤其是当朋友或家人向他寻求经济支援时）宣称的那样穷困。他确实面临着我们所谓的现金流问题，这就是说，他的财产被土地束缚住，而不是以某种可流动的财产形式存在。所以，他确实不得不拒绝借款的请求，因为没有多余的现金可以支配。但很多历史著作里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相信华盛顿在退休时已濒临破产的边缘，是完全不对的。实际上，华盛顿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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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所拥有的核心财富源自早年在法印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要知道，经过晚年的这段时光，他勤勉地保护和扩充了这份地产。人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他在独立战争中的胜利：至少是在私人的层面上，他成功保护了自己在俄亥俄河流域的财产，假如美国革命以失败告终，它们也不可能继续保存下来。然而，作为美国最杰出的战士和政治家获得的经济回报，却远远无法和年轻时代为英王效忠所得到的报偿相提并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后的美名也依赖于打败这样一位敌人——昔日的弗吉尼亚皇家总督，也是曾经将永久财产授予他的那个人。简而言之，老年华盛顿的富有主要是由于青年华盛顿对英帝国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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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所说的“财产清单”是一份列满了农场名字和奴隶名字的单子。这份单子表明，芒特弗农总共有317名奴隶，其中完全归华盛顿所有的为124人，另外还有40人是从邻居处租来的。这就意味着，虽然管理芒特弗农庄园的所有奴隶达40年之久，在法律上，华盛顿只对其中不到半数的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是华盛顿在遗嘱中用最富戏剧性的词语所形容的对象，我们有必要将全文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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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妻子死去，我希望我自己全权拥有的奴隶均获得自由……因此，我反对以任何借口将我所拥有的奴隶出售或运送到外国。并且我严肃而强烈地要求我的遗嘱执行人……明白，有关奴隶的这些条款，以及其后就此条款做出的任何严肃修改，都应该不遗余力地、毫无借口地、及时地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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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考虑到，奴隶即使获得了解放，也不能将他们弃之不顾。所有年老体弱的奴隶“生前都应该由我的继承人供养，过上舒适的生活”，幼年的奴隶也应该被抚养直至成年（25岁），并教会读写和“掌握某种有用的技能”。最后的指示是关于比利·李的，因为两腿残疾，过去10年来他一直在芒特弗农庄园附近一瘸一拐地生活。在华盛顿死后，他应该马上获得自由，并得到一小笔年金、一间小屋和膳食供养，“以表明我非常感激他一生追随着我，在革命战争中十分忠诚地为我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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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遗嘱明确地表明了华盛顿本人主张废除奴隶制。正如我们所见，他因为很多原因，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时间，最后才达到了这样的立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缓慢，但又比其他大多数弗吉尼亚奴隶主更加坚定。实际上，他是弗吉尼亚王朝中唯一一位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解放奴隶的名句付诸实施的杰出政治家。他花了超过5年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经济因素的牵制导致了他迟疑不决；但遗嘱的起草表明他终于承认，解放奴隶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获得自由。从良心上说，奴隶制显而易见的不道德使他感到不安，这当然在他的决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和大多数情况一样，华盛顿的动机不全是道义上的。因为他知道后世人都看着他，他对此事的表态将扫除重大的障碍，保证他在世人中永垂不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费尽心机，试图区分出华盛顿在哪些不同的层面上考虑这一棘手的问题。不过，华盛顿对自己的奴隶做出的正确决定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声誉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最后，他用十分强硬的语气要求遗嘱执行人执行他的命令，这表明他已经预见到会面临玛莎一方亲戚的抵制，也许在他死后，而玛莎依然活着并合法控制着他的奴隶时，这些人会违背遗嘱、出售他的奴隶。他必须确保堵住这样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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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的其他部分是关于处理其他财产的。例如，他的手稿都交给布什洛德·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这是他的侄子，最近刚得到最高法院的任命；富兰克林送给他的苹果木手杖送给他唯一的弟弟查尔斯，不幸的是，查尔斯没有活到继承手杖的那一天；他在波托马克公司拥有的股票用于实现他长期以来的心愿——在首都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而且，除了这些详细的规定之外，他为处理这些财产所规定的原则表明了一种个人的立场，这种立场和他释放奴隶的决定一样具有戏剧性：在23位继承人中平均地分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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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富有的家庭中，习惯上往往以不平等分割的方式来继承遗产，这样就能将最核心的财产保存下来，以便在几代以后，家族的财富和地位依然能够保持。华盛顿决定在很多继承人中间平均分割财产，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后代人利用父辈的名声维持弗吉尼亚王朝的可能性。他还决定将芒特弗农庄园分成5份独立的地产，这也体现了同一个原则，不过布什洛德获得了其中最大的一份。华盛顿显然希望作为新兴美利坚帝国的建国之父永远活在后世人的记忆中，但遗嘱条款却保证他不会变成美国著名家族的先祖。作为一个被人怀念的民族英雄，他希望永垂不朽。但作为祖先，他却希望自己消失。而且，平等地分配遗产意味着没有一位继承人会得到太多，没有一个人能够依赖现成的基业开始生活。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人会像杰基和杰基的儿子那样，为不劳而获的财产所累。每个继承人都必须依靠自己，就像华盛顿那样。如果说，遗嘱中关于奴隶制的条款是关于自由的声明，那么分配遗产的条款则是关于权力平等的声明。杰斐逊用充满情感的语言写下了“土地属于居住其上的人”，而华盛顿则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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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799年7月9日华盛顿签署了遗嘱，这不只是意味着他安排好了自己的经济事务。遗嘱也是他最后一次将自己最真实的人类价值观公之于众。一次又一次，他表现得非常热衷上演退场的戏码，无论是在纽堡大陆军军官面前的戏剧性表演、在安纳波利斯交出佩剑、还是庄严而抑扬顿挫的告别演说。前面这些情景当然是经过事先演练的，他将脱离公众舞台的方式设计得很具有戏剧性，以便展现自我控制力、证明美德能够战胜权力。而遗嘱则是最后一次退场演说，完全以私人方式表达了放弃权力的愿望。就像他即将告别人生舞台一样，这一次也是他真正向权力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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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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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退休生活时，华盛顿曾经对伊丽莎白·鲍威尔开玩笑说，读贝奇在《北极光》中写的讽刺文章，使他能预见到人们在他死后会给他怎样的评价。他向鲍威尔保证，自己能比贝奇活得更久，一直到下一个世纪，除非出现“重大的意外”，否则不会违背这个誓言。他一语成谶，贝奇于1798年因感染黄热病而死去，而1799年秋，世纪末渐渐迫近时，华盛顿却依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玛莎于9月感染了致命的热病，这时华盛顿的弟弟查尔斯去世，这预示着他自己的死期也将很快临近：“在我父亲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中，我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什么时候我会被叫去与他们相聚，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当这个时刻到来时，我应该欣然面对。”然而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发表类似的宿命论了。看来没有理由怀疑，他对鲍威尔的允诺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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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证据表明，他开始回忆起自己的成长时期。他再次浏览了法印战争以来写下的手稿，又一次注意到，天意让他幸存下来继续为美国效命，因为在莫农格希拉战役中，他本有可能与布拉道克一起倒下的。11月份，他取出很早以前的测量仪，开始对位于贝尔沃的、以前属于费尔法克斯家族的小块土地进行丈量，也许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他决定将它买下。而1年多前，他曾写信给萨莉·费尔法克斯，这位年轻时代无法与他相恋的女子，现在成了一位老寡妇，正在英国度过她的余生。这封信中也夹着玛莎的信，显然表明华盛顿的那些亲切话语并非为了悔恨他曾做出的决定。给萨莉的信结尾处描述了她离去之后弗吉尼亚的自然风光，最富戏剧性的是在波托马克河边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他预言道：“如果这个国家一直能够保持统一的话（统一是其政策所向，也是其利益所在），一个世纪以后，在波托马克河边将会出现一个城市——虽然不会像伦敦那么大——只有少数欧洲城市能够与之匹敌。”他没有提到，这个城市将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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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往日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眼前。三三两两的客人不断来访，大部分人都称主人为“将军”而不是“总统”，有些人还采用了更老的尊称“阁下”。汉密尔顿继续写信给他，就新军征求建议，华盛顿则以一位老将军的口吻回信，警告说在西部边疆驻军有可能挑起与西班牙的战争，虽然这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想要的结果。一些联邦党人注意到共和党人在国会选举中占据了优势，就劝说华盛顿公开批评草案，因为杰斐逊很有可能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打败亚当斯。华盛顿拒绝了这些建议，反而严厉抨击了这种党派倾轧的风气，然后最后一次使自己摆脱了这些不名誉手段的牵连。杰斐逊的党羽于是更加抓住了把柄，指责华盛顿的老朽。“让那伙人结成党派吧，”华盛顿高呼，“把它叫作‘真正的自由之子’、‘民主党’，或其他任何符合他们意图的绰号，它将完全控制他们的投票！”他承认，政党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家政治的面貌，出现一些他看来与政治无关、甚至妨碍政治运作的因素。新的基本规则很快就会在新世纪中大行其道，但对他而言这些是陌生的、也是令人厌恶的，那个世界中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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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态度上，华盛顿摆出了一个有趣的姿态。他写了一封信，请求帕特里克·亨利重归弗吉尼亚政坛，以遏制共和党的势头，该党派正围绕在即将赢得总统选举的杰斐逊周围。这是一个奇怪的请求，因为亨利与杰斐逊抱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尤其是亨利也反感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害怕它威胁弗吉尼亚州的内部事务。然而，华盛顿依然清晰地记得，亨利在战争的黑暗年代曾给他以政治支持。他相信，亨利和杰斐逊不同，不会允许共和党的信条凌驾于国家的历史之上。（也许他还知道，亨利和杰斐逊都极为憎恨对方。）然而，当亨利的顽疾最后恶化为致命的疾病时，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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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特弗农庄园依然让他欢喜又让他忧愁。他还在尽力而为，努力通过出租庄园土地的方式巩固原有的财产。他那最新的计划比战争期间制定的任何军事战略都更加谨慎、更加详细：决定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解雇忠实却无法胜任的管家詹姆斯·安德森，然后亲自管理其余的土地和工人。他显然在考虑，假如不能把过剩的奴隶租给当地人，还不如让他们去西部，在那些处女地上发挥更大的生产能力。虽然他在遗嘱中明确宣布去世后解放奴隶，却依然将经济上和道德上的考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道德必须不断地与残酷的现实进行斗争，而不只是简单地维持它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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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12月12日，残酷的现实终于发生在华盛顿自己身上。尽管下着大雪和冰雹，他依然像平常一样出去巡视，在暴风雪中驱马行走了5个小时，接着决定不换下湿透的衣服，因为回来时午饭已经准备好，他不希望客人因为他的迟到而受打扰。第二天，他嗓子哑了，却仍坚持冒着恶劣的天气出去，以便将几棵需要砍伐的树木标记出来。他知道自己着凉了，但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不去管它：“就让它怎么来怎么去吧。”这是他的原话。然而半夜里，他却叫醒了玛莎，说嗓子很痛，喘不上气来。拂晓时分，利尔和詹姆斯·克雷克（James Craik）被叫来了，后者是华盛顿40多年的私人医生和朋友。克雷克很快就诊断出，华盛顿的病情十分严重，也许是致命的，于是派人骑马请当地的两位大夫来芒特弗农，好确立周密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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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受到了当时医疗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治疗。不幸的是，医生的每一种努力都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他们给他放了4次血，抽出的血液多达5品脱；他们在他的颈部周围撑起支架，还给他做了几次通便——所有这些企图清除身体感染的努力都是错误的做法。假如当时有抗生素的话，华盛顿几乎肯定能够活下来，完成他对鲍威尔夫人许下的诺言。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喉咙的感染导致了无法治愈的致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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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专家的事后研究证明，华盛顿很有可能是会厌软骨（位于喉咙口的一块李子大小的软骨组织）受到了病毒的感染。死于这种病是非常痛苦、非常恐怖的，尤其是对于华盛顿这样非常注意自我控制的人。每当吞咽的时候，会厌软骨就关闭了气管，导致呼吸和吞咽都十分困难，最后甚至完全无法呼吸。病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正被体内的肌肉慢慢地扼死。华盛顿遭受的痛苦就更多了，因为他实际上同时还在遭受着医生们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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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命令医生们停止野蛮的治疗，让他一个人安静地待会儿。“大夫，我很痛苦，”他低声说，“但我不怕死。”接着，他对利尔做出了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的指示：“我要死了。葬礼办得庄重些，至少要在我死了两天之后，再把我放进墓穴……您能理解我吗？”华盛顿相信，有很多表面上已经死去的人，包括耶稣，实际上却是被活埋了，他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厄运。人们还注意到，他忽略了临终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房间里没有牧师，没有祈祷的声音，没有保证永生的基督教仪式。19世纪的艺术家们难免会将华盛顿的去世比作一种宗教式的象征，经常描绘他的肉身升上天堂，周围有天使在合唱。然而历史证据却表明，华盛顿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天堂或天使，他知道自己肉体唯一会去的地方是地下，而灵魂的最终归宿却依然未知。他死得与其说像一个基督教圣徒，不如说更像一个罗马的斯多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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