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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艾琳在北京辞世，直到那时，我们夫妻的幸福生活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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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三章 重返中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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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传教和最大的障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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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上海迎接我们的时候，已经是1904年的12月底。12月31日，父母带着我们抵达杭州。这也使我们和墨菲特夫妇被迫分开，他们被教会派往了苏州，这也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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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杭州后，旧日心里对传教士职业的抵触又“死灰复燃”了，其原因是我看到父亲倾其一生的努力收获甚微，这么多年过去了，教堂里依旧还有一些成员一贫如洗。“跃进运动”这种过度理想主义的希望在我心里破灭了。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我的任务是学习中文而并非传教。对于所有学习者来说，中文是一种极具魅力的语言，它独特的格调引起了我的学习兴趣。我离开中国已经有18年了，小时候留下的中文基础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幸亏小时候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这让我在听力和发音上具有很大优势，对于成语和日常用语的学习并不需要浪费太多力气。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任何专业的语言培训机构或者学校，而我身边也没有中文熟练的“前辈”对我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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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个年轻人被教会派来做我的“老师”，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如何向人教授语言。在遇到我之前，他没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道听途说地认为我们会在茶中下药，而喝掉茶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茶他不敢喝（可后来这人却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段短暂的磨合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愉快。只要出了问题并意识到，他就会立即专注地解决问题，对此我获益良多。我能够熟练地运用很多常用的谚语和方言，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帮助。如果我能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杭州方言的老外，那一定是我长时间在杭州生活下去的结果。在中文的诸多方言中，杭州方言有着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于这座城市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首都。杭州方言巧妙地融合了官话和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方言）的许多特征，这让杭州方言听上去具有音乐一般的韵律感，这也让它比其他地区的方言在表达形式上更加丰满。当然，这样的赞美也是因为我——一个外国人的小小偏爱罢了。宁波是一些杭州人的老家，他们来自那里，其中有一部分迁徙者是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杭州与湖州之间的广大乡村区域是我传教的范围，这也让我熟悉了吴语的各种分支方言。其实，各类分支方言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在代词的用法上每种都有一些独特的方式。那几年在杭州及其周边的生活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的时间一部分用于和家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一起，另一部分则用在了和当地中国居民的交谈、往来上。我学习中文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居民习惯用自己的方言和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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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国”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教会中的中国牧师、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认为我可以轻松地理解他们的意图。他们对我比对教会中那些年长的传教士更加信赖。而我是老传教士的儿子这一身份，也让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兄弟或者一个小学徒来看待。中国人对于传教政策的思考、假设、惋惜和误解，我很快就能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去理解和洞察。我总是能得到中国同僚的信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这样的良好来自于他人，他们能够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认为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此我十分感激。这也体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生于中国，所以在观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汉语这种事情上，我比别人更有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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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年多的中文学习之后，我在杭州北部的乡下开始了我的传教工作，父母曾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一条“船房”带着我漂遍了乡下蜿蜒曲折的河道。它不仅仅是船，抵达城镇以后，这条船就成了我住的地方。能够同时管理多所教堂的程序是在父母的监督下逐渐掌握的，组织福音书布道会这种事情也越来越熟练。不仅如此，到中国人家中传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我能更加深刻地体验中国的生活，全部归功于这一时期的“乡间之旅”和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与城里人打交道的方式。我在后来的行政管理事业中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完全归功于这些珍贵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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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以外，旧时的传教方式是我重新开始评估的内容。请人们接纳一系列的教条，比如接受洗礼、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遵循福音书所宣传的规范——在道德和社交行为上，这些都是旧的传教方式。如果想要煽动中国人放弃对祖先的崇拜而信奉基督教，这些方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并且会得到不堪设想的结果。一些老传教士认为：“偶像崇拜”的主要内容就是祈祷，不需要采取任何壮观仪式、情感诉求和美学装饰。然而这三点恰恰都是中国人祭祀的传统，它们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让人们接受一整套严格、压抑和程式化的教义是这些年传教事业的整体趋势，父辈们经营的教堂也有了这样的“成果”。不过在后来，许多教会都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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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和糟糕：有些传教士滥用幕后支持者的世俗权力，所谓的幕后支持者自然是各国政府。在当时的国际争端中西方国家是“强权”，教会往往会因为“强权”的强者姿态而遇到麻烦和非议。欧洲天主教由于拥有法国政府的支持，长期以来都被尊为正统，在中国他们拥有特权，其麾下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成员也可以得到法律保护。我并没有抨击天主教牧师们的传教动机，也没有质疑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挚爱，事实上，从虔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可这种特权造成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一些人假装信徒加入教会。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往往十分慎重，在这种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为了避免因宗教冲突而引起领土或者贸易上的争端。一些中国人委托他们在新教教会中工作的朋友，为其处理一些别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在教会中工作的中国人也非常乐意充当斡旋者的角色，他们的薪水微薄，刚好可以利用这些事情赚钱。在传教士的眼中，信徒日益增多就意味着民众皈依宗教、寻求救赎的意识已经觉醒，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假象所蒙蔽，不过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一些加入教会的人动机不纯，甚至有些肮脏。一些德高望重的牧师甚至也干起了蝇营狗苟的勾当，这才是最严重的。由于从小受到商业主义思维的熏陶，一些传教士——特别是美国的传教士更容易好大喜功，他们的注意力被增加入会人数、扩大教堂规模和组织新的集会所吸引。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场传教活动成了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传教士们追求的结果——也就是那些易于统计的“数字”，赞助者们更容易被这些所吸引，也正是这些才吸引到了他们的资金。中国人擅长察言观色，很快就认清了时局并从中获利。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教会中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传教士不努力去为人们展示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沉浸在“成果”中。他们让信或者不信基督教的人形成了一种误解，这真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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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先的印象进行记录后，借此机会我想赞扬一下传教士对于宗教使命的热爱，他们为此不知疲倦地努力着。尽管这一点我在很早就深有体会，可在中国经历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动笔写下这些文字之前，很多事情已经看开，过去因境而生的偏见也不再左右我的思维。就完成教会使命而言，拥有丰富宗教知识的传教士是最佳人选。人们难以想象他们的高素质。能够隶属于这一群体，我深感自豪。对于自己的任务和细节更加地感兴趣，是随着政策日渐成熟、组织不断壮大和对管理的深入认知而形成的。一个奇怪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快乐而成功的“标准福音书传教士”，我能不能做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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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描述的“高标准传教士”，也包括最早的一批中国基督徒。固然有一些人传教动机不纯，只盲目地追求教徒数量，但是，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中牺牲的殉道者人数和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仇视基督教的社会氛围荡漾在那几年里，可对于信仰还是有很多教徒坚定地追随，对于他们我深表敬意。也正是这样，在19世纪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家庭里，走出了许多今天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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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入金陵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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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和北方长老会（或合称为“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曾经合作创办过一些宗教机构，这都是在我抵达中国之后发生的，其中就有金陵神学院。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宗教组织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40年以后，终于在大洋彼岸“破冰”进行合作。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想要所有宗派的教会和睦相处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你对宗教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就可以抛弃那些情感和信仰上的障碍，从而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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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在金陵神学院成立后，到每个教堂借调了一位高级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加入，我也受邀成为其中一员。推辞再三后，我请同事们投票我是否应该去南京。最后的结果是，除却一票反对，其他人都赞成我去。弗兰克·普莱斯神父投了反对票，他从不赞成年轻人去神学院教书。然而多年以后，他却被我聘请到神学院教书。到1941年退休前，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可敬的教师和尽忠职守的牧师[14]。我抵达南京后不久，长老会麾下新添了：美国的北方卫理公会教派[15]、南方卫理公会教派和基督门徒会[16]、美国北方浸信会[17]。在我们的影响下，放弃了与南方浸信会（其教义比南方长老会更为严苛）在上海决裂的想法，并继续维持一个整体的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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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和金陵神学院的协议，我接管了“《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这让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领域。圣经在长老会的所有教义里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在神学院的课程里，圣经课程却少得可怜。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理论和宗教史组成了大部分课程，也许，学院方面认为学生应该对圣经很熟悉，所以开设了这门课程。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几乎胸无点墨，而这个领域又如此吸引人。所以，我开始努力学习《新约》，其文本、历史、哲学、宗教的含义是我努力研究的目标，我决心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让自己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教授这些课程，使中国学生对《新约》感兴趣，并且又不损害到他们过去的信念。我的学生里没有大学毕业生，新式高中毕业的人已经是他们之中最高的学历了，学历低的只受过一点私塾教育。孟子曾经说过要因材施教[18]，我只能尽量使我的课程和其他领域的知识联系到一起，让它们浅显易懂，并具有建设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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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将金陵神学院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课时间是4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备课和学习中文。既然来到南京，自然要学习当地的方言。但是南京话是中国最难的方言之一，它是官话的一种变体，和吴语有一些相似，但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混杂语，而不仅仅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官话。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很少和南京的百姓打交道，不过我需要用中文授课，还需要用中文参加祷告、做公开演讲、参加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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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搞过文学，《长老会周报》（这份报纸在教会内外都很有影响力）曾发表过我的一些劝人向善的文章，海斯汀《圣经词典》的编辑工作我也参加过。这本字典的中译工作正在进行中，有些地方经过了改编，有的地方辅以了评注。《国际宣教评论》（这是一本教会内部发行的关于传教活动的月刊）也发表过我用英文写的一些文章，金陵大学附近就是我的工作地点，我常常去那里布道、演讲，或者参与一些宗教团体的会面。我认为对于中国牧师来说，特别是不懂英文的（现在要想接受新式教育，不懂英文可不行了）牧师，如果能够读懂希腊语的《新约》，那将受益匪浅。要知道，希腊文《新约》的中文译本有很多歧义和误读（中文和希腊文两种语言几乎有天壤之别）。读希腊文更有亲密感和真实感，麦考利[19]曾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那就必须再掌握一门外语。而学习希腊语，也能为中国牧师带来些许的虚荣，虽然不懂英文，但是掌握了更加权威和经典的希腊文。因为这个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初级读本以及“希腊义—英文—中文”的词典。这项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发现阅读古典文献必须掌握的希腊语词形在《新约》中惨遭摒弃。正当我埋头撰写词典时，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现。有个地方出土的文物，上面显示《新约》是按照当时地中海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从“非作者论”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圣经语言版本和古代版本的区别，也使《新约》翻译成中文白话更加顺理成章。另一个由考古学带来的好处是，《新约》中的词汇更加丰富和明确，这就为许多段落注入了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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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我就在神学院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基督教会中人们普遍学历不高，大学生极为匮乏。我试着寻找原因，并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对这一状况不满意的几年后，神学院终于迎来了一位有大学学历的学生——李汉铎[20]——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生。而过了15年后，他成了金陵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在这之前，这里出现过一个效仿美国学生海湾传教志愿者运动的活动，我是这项活动的狂热分子。来自山东的丁立美神父担任秘书长一职，并在全国各地游说地方学生团队。后来，运动偏离了主题，从号召学生做传教士，变成了号召他们投入到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业中去。他们违背了初衷，走错了方向，最终败落了。不过，有一段时间运动风潮劲头很足，很多人投入了传教事业，这也让教会领导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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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督教青年会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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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半的杭州生活、11年的南京生活中，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另一组织，那就是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宗教、神学和组织戒律的环境让青年会自由发展，这都源于威拉德·利昂、弗莱彻·布若克曼等人精明的领导。在当时，许多有志西学、渴望进步的青年有所需求，而青年会刚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对于我来说，旧式传教方式所能达到的努力和效果都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蓬勃发展中看到，培训中国工作者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都到基督教青年会应聘。中美两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位都是平级的，没有孰高孰低，并且政策统一、资金来源共享，并不是“我花钱雇你、你听命于我”的简单关系。将基督教信条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生活中是基督教青年会所强调的，相关话题会进行公开讨论。运动会、科学报告会和各种社交团体活动也是青年会常常组织的，圣经的课程、宗教集会活动可以和这些活动结合起来。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往往是夏季会议的召开地，我常常应邀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经历使我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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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德施[21]主教的邂逅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夏季会议上，我们是很多场合中仅有的两张外国面孔。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快建立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在我传教士生涯中的朋友里他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我们的相识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而后来的交往也都处于非正式的场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穿得十分随意。后来，第一次见到他穿着正式的主教长袍时，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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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到南京的那几年，我认识了兰多夫·希尔兹，他当时在协和医学院（后来迁到济南去了，更名为“齐鲁医学院”）教书。他成为了我一生中的第三位好友，不过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居住，就连彼此的妻子也情同姐妹。我儿子的生日和他女儿的生日只相差一天，两个孩子时常在一起学习或玩耍。多年以后，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中杰出的领袖和学者这个行列里多了兰多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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