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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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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还是自由，古板还是现代，是作为一名神学院教授的我常常需要思考的问题，过去的教育和接触的人群大多属于前者（保守、古板），可过去的批判研究和我的直觉意识上已形成了后者（自由、现代）的思维。弗吉尼亚的学生时代、赴华传教前为出国传教而奔波游说的时代，并没有使得两种思维方式造成尖锐的冲突，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于信仰的崇拜、前辈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将冲突化解了。我一直试图将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从宗教信念中分离。外部环境、传统观念、个人性情、阅读研究习惯都会影响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可人们低估了这样的影响。在我看来，一些非此即彼的争议冲突都可以在常识领域之内消失，感情因素的参与也使得人类意识中的宗教信条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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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教福音派教义的全盘接受是金陵神学院建立的基础，一些人之所以质疑它，是因为他们认为“完善”或者“保守”的神学教义更为诚恳。所谓的“南方长老会苏北布道会”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状况。江苏省的两个布道会分居长江南北，江北的那个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华中布道会的成员宗教信念统一、内部争端最少，而我正隶属于此。会内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过不可协调的观念矛盾和冲突事件，而争端对于苏北那个布道会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有个奇怪的现象，从人品性格上来说，苏北布道会中的成员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地点过于糟糕吧。贫穷落后、政令难及、交通不便，这些都是那里的特点，也许正是在这种恶劣的客观条件下他们才变得刻薄、顽固。在布道会内部事务上他们各持己见，与此颇为相似的是他们顽固不化的风格。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赛珍珠[22]在结婚前几乎不知道其他布道会的情况。她笔下的“战斗天使”也就是她的父亲，最初供职于我们的布道会，而后被调往苏北。他对各个布道会的看法或许可以从这些经历中获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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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院教员的“正统性”动不动就被苏北布道会的成员质疑，他们经常非议的对象就是我本人。就算是在神学上行事正派、无可指摘的人，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麻烦，这归功于我们神学院内部成员之间非常团结、彼此信赖。等以后我辞职去了北京，教会内部的倾轧与这件事并没有关系，我隐约意识到，如果这些在华布道会为了所谓的“正宗”，继续这样窝里斗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活靶子被人攻击，这场无畏的神学论争也会将金陵神学院牵扯进来，哪怕这些令人烦心的事并没有人愿意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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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保守派人士已经盯上了我，就在我准备离开南京的那段时间。直到多年后我才得知此事，这算是我神学研究生涯中唯一一笔被“质疑”的记录。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应邀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重要成员会议上做一系列的演讲，上帝、耶稣、圣灵、圣经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基督教信条是演讲的主要内容。一些能力卓越的青年宗教领袖是演讲的主要听众，我用很现代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一些基督教中最基本的概念。演讲完全是即兴发挥，我并没有事先准备演讲稿，而演讲的内容被对方安排的人速记了下来。事后，她们向我询问，我演讲的内容是否可以印刷出来，不公开出版仅做内部参考。当时我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下来，因为那时我的脑袋里装满了前往北京的调任令。事后想想，当时如果我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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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美国派来的人在那年稍晚的时候到来，他们在几处避暑胜地大张旗鼓地召开在华传教士的宗教会议，要知道这些仅仅是表面功夫，为清算在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而搜集证据才是他们来华的真正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位醉心于“正统”之争的人拿到了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上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发表了格里菲斯·托马斯博士以“中国的现代主义”为主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我的演讲内容被大量引用其中，并辅以一些书刊评论和其他相关内容。为了创办燕京大学，我回到美国筹款，随后我便收到了一封我们教会里一位上了些年纪的秘书长的信，他告诉我因为那篇文章，他们收到了很多投诉和质疑，他们希望我能够采取措施来消除影响。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在办理手续，我打算转调到一个中国长老会去，他们和我联系密切，那时候我只是名义上还归属以里士满为中心的东汉诺威长老会管辖。尽管如此，我依旧恳请旧东家允许我出席春季会议。身在底特律的我为了消除影响专门安排了参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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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我来说，无论长老会做出怎样的裁决都是无所谓的。而我身后的燕京大学也支持我。美国北部和全中国遍布着燕大的支持者，在他们中间我具有良好的口碑，就算我的“宗教观点的不正统性”被弗吉尼亚长老会投票定论，燕大的支持者也不会因此对我产生一丁点儿的偏见。尽管如此，可有些问题我还是很担心的，虽然我被那些保守的南方人所了解——我在他们中间长大，从小学到同僚，可就算这样我也没有搞明白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对宗教信念的严格恪守，还是对宗教进行学术上的阐释？我接受他们的“审判”，当我走到他们的面前时，依旧在心里不断揣摩着他们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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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询问审判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需要对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演讲（那些醉心于“正宗之争”的人已经把其内容添油加醋地呈报给长老会了）事件成立个特别委员会，以此展开对我的调查，又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对此我不会有任何意见，但是我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在所有人面前陈述，对演讲中出现的四个基本信条[23]做出解释。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用他们熟悉的措辞对整件事的始末进行了解释。一个长老会成立的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咨询，在匿名的投票中，我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没有操守、违反教规，并且在背后打小报告，这是北方人对我提出的谴责。一个高个教友站起来为我鸣不平。他说，应该对北方人采取的不光彩手段进行不赞成投票，但是这一议案并没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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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调查结果，那两位当初告发我的人（他们一位来自费城，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很不满意。他们煽动南方长老会中的好事之徒，他们希望此案能够提送到弗吉尼亚州宗教大会，甚至在全国宗教大会中重审。事实上，依照规定，如果进行重审，州宗教大会只能询问我所属的地方长老会，而并不能直接对我进行。最终的结果是，大会拒绝了重审此案的提议，理由是他们对地方长老会的决策充分信任。至此，此事告一段落。在下一次回国并重返里士满时，我恳求长老会将该档案从中国调回美国，这样当下次有人对我提出类似的指控时，里士满的长老会就有权进行合法处理了。匿名投票通过了我的提议，因此，东方汉诺威长老会又多了我这样一个正直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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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9月26日的一个文件中，南方长老会是这样评价我的：“司徒雷登博士对神学如此谨慎的态度在长老会中是绝无仅有的，长老会坚信他对信仰的诚恳度。那些对于司徒雷登博士的指控，长老会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在这场公开化的冲突中，司徒雷登博士并没有让自己卷入，并且他全权委托长老会处理此事；他本人则在遥远的中国为伟大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崇高的基督教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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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定论”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就算每个宗教工作者都持有不同的神学信条，只要互相信赖和尊重，并努力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在一切人类关系中揭示耶稣基督精神，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平共处，并可以携手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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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四章 圆梦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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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校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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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年末，我受邀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创立一所联合大学，神学院的工作十分开心，我本欲将大学的事情一推了之。在神学院，我已经对课题有了真正的主导权，研究和教学也进入了新阶段，另外还在筹办几个文学项目，我并不想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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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大学堂（英文叫北京大学，隶属卫理公会）和坐落于北京通州郊区的华北协和大学（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是当时北京的宣教学院，它们想要联合起来。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双方采取行动，占领了一块位于城东南角的地，这块地一直通到老卫理公会学校背后。如果说这些分歧不能弥合，那就不可能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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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家里住着一位汇文大学堂的董事会成员，他是位退休的传教士，他是从北京回到南京的。他问我是否愿意出任大学校长，我对他说，我已经准备在中国传教一生，但是对学校没有管理经验，应该无法胜任，并且现在的工作十分舒服，还是请另寻高明吧。他马上说，这次回北京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希望有人能够带头，稳定双方的联盟，这个人需要起到领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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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以后，我收到邀请去北京大学[24]担任校长的正式聘书。对于这件事，身边的朋友都奉劝我尽量不要掺和，因为这样的差事容易费力不讨好，海瑞·卢斯[25]博士却警告我，一定要在应聘前了解、调查对方的经济情况。事实上，我并不是对方请的第一个人，在我之前他们也请过很多人，但是双方达成了一致原则：校长不能由外地人和局外人担任。对于这一原则，我的条件很符合。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多年前考虑是否做传教士时的困境，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我打算用同样的方法考虑。几周之后，双方督促我尽快做出决定。我只好答应他们先去北京做实地调查，尽管当时我并不是特别想去。虽然我曾试图推托让自己抽身，可最终还是以我北上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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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1月31日，我抵达了北京。那天寒冷的西北风几乎刺骨，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抵达了位于城北的长老会教会。才刚刚抵达，我就意识到我想象的有些乐观，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一个汇文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两所学校合并后，不管新学校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但是中文名字必须还是“汇文”，否则母校的地位将无法承认。对方一脸的严肃，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又跑去另一方那里征求意见。可结果却是，另一方要求只要不叫“汇文”其他任何名字都可以接受，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叫了“汇文”，那么不如将现在所有通州的毕业证都堆在篝火里烧掉，象征着从此他们的母校灰飞烟灭。两方均是校领导，又是有地位的传教士。我能在这些人的态度里看到高涨的反对联合的情绪，也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刘海澜[26]博士是当时将汇文定名为“北京大学”的人，他坚决不肯让步，一定要继承原来的名字，新大学的校址也与汇文接壤。而对方却死活不肯接受中文名字为“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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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另一所大学所吸引：清政府被推翻后，传教士正为了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所官方大学诞生了，并且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它的中文和英文名字都叫“北京大学”，在当时的中国，这所大学人人皆知，甚至扬名海外。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蔡元培，他曾位居翰林院庶吉士，并且曾经到欧洲留过学，北京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出类拔萃。众多学者慕名而来，他们大多都拥有西方教育的背景，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胡适博士。北大人以出版书籍报刊来宣传进步革新，这些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学子们虔诚拜读。当时的北大氛围可以用一部当时的刊物名称来形容，那就是“文化复兴”[27]。当时远在南京的我以极高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而那两个布道会在学校命名的问题上最初只是内部争吵，到了后来它们居然不自量力地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要知道它们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而已，这真是太荒谬了。“北京大学”这个名字只属于中国人，中国人正努力将它塑造成为国家知识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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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同我会面，我对他们说：“如果内部无法解决争论，我将无法决定去留。”他们知晓我的意思，并让每一方任命了10个人作为代表来共同协商，这些代表包括5个中国人和5个外国人。当然还需要一位中立人士，他们便要求我来做主席。命名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他们猛吵了三天，甚至顾不上吃午饭，还有一回吵到了半夜还不肯罢休。从始至终，我都在认真地聆听，并且清晰地意识到：双方虽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代表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的承诺，并且双方矛盾太多、存在党同伐异的心态，所以导致谈判举步维艰。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此刻一走了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并且再也无法打起精神走下去。事实上，我的脑海中也已经有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这所学校矗立在这座古老而迷人的城市里，它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推行新政策、自由地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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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猛然顿悟了。在犹太人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耶和华显灵了似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必须承担起和这个职位有关的责任，要知道这些人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我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他们争论的结点只是微观之处，并不至于无法解决，只不过是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并且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北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传教。终于，神回应了我的号召。在下一次与这些人的聚会中，我向他们主动提出，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意愿——让我来做领导。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本着不偏不倚的原则，拍板每一个所争论的问题，最终所有人都必须遵从通过的决定。他们听后欣然同意。就这样，会议的气氛轻松了下来，他们又像昔日那样成了好友和同事，终归那才是他们原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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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被中国人的妥协文化而影响，中国人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多让一些，并以此类推，这样的方式导致结果又陷入了原来那样的沼泽地。而当时的我已经回到了南京等候消息，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些电报，电报是那边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并不在那所大学工作的朋友发来的，电报的内容是敦促我尽快赶回北京，一刻都不要延误。那时是3月，回到北京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味道。想必，北京人也是如此吧，享受着初春明媚阳光的同时，却被沙漠戈壁吹来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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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同理事会的成员见面，看得出来他们十分沮丧。我告诉他们目前的问题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种，重新启动委员会方案，但是必须要绝对服从规矩；第二种，就此结束合作；第三种，为新学校的福祉考虑，双方放弃坚持，做出一定的牺牲。如果这次会议仍然不能将问题解决，那么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时，亲爱的刘海澜博士起身老泪纵横地说，他受够了无休止的争吵，可却又不能接受取消合并的计划。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是最顽固坚守的人，那么这一刻他却将自己所有的顾忌放在了桌面上，任由大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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